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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鄘风》是《诗经》十五国风之一，《鄘风》中的诗歌既有商朝的文化遗存，又有周代的文化痕迹，同时还有春秋礼崩乐坏的印记，是那个时代社会历史风貌的真实反映。由于对文学功能的认知不同、对“风诗”产生的背景和地域理解不一，以及时代的局限等原因，历代学者对《鄘风》诗旨的解读众说纷纭，难以统一，这也为后来者留下了继续研究的空间。本文以《鄘风》为研究对象，对其十首诗旨进行再探究。
绪论部分：简述《鄘》的疆域、历史以及文化特点，为后文诗旨的分析奠定基础；分阶段梳理了历代《鄘风》诗旨研究的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结合结构主义整体和部件的关系理论，将《鄘风》十首重新归类排序为讽刺诗、颂赞诗及婚恋诗三个部分，并以此构成论文的三章主体框架。
第一章探究其讽刺诗。本章将《鹑之贲贲》《君子偕老》《墙有茨》《相鼠》四篇归为讽刺诗。通过对字词的考辨，认为《鹑之奔奔》是讽刺卫国国君宣公的作品，列为讽刺诗首篇进行探析；结合文献考证《君子偕老》一诗是讽刺宣姜所作，宣姜乃诸侯之妻，列讽刺诗的第二篇；《墙有茨》则讽刺了卫国宫廷的淫乱无荡，无特定的讽刺对象，列讽刺诗的第三篇；根据当时的礼乐文化对《相鼠》进行辨析，认为此诗是讽刺无礼之人，列为讽刺诗的最后一篇。
第二章探究其颂赞诗。本章将《干旄》一诗置于首篇，由于此诗争论较多，通过字义以及出土文献辨析，认为此诗是一首赞美品德高尚的贤良士人的诗篇。《定之方中》与《载驰》两首诗旨争议虽不多，但结合历史文献重新解读《定之方中》，认识到此诗是写卫文公重建卫国的伟大功绩；对《载驰》的现代研究，争议主要在于此诗何时所作，本文结合当时的礼乐制度认为许穆夫人写作此诗时并未归国，诗中抒发了许穆夫人爱国却伤感不得救国之心。
第三章探究其婚恋诗。历来学者对《蝃蝀》一诗的争论颇多，从字词本义以及历史史实认为此诗与《邶风·新台》一诗所写一事，而《蝃蝀》是以宣姜口吻言其内心凄苦，由于所述对象为卫国国母，因此列为婚恋诗首篇；《柏舟》诗旨自《序》以来多被解释为共姜自誓，但根据《左传》等书所记，此诗应是赞美已婚丧夫的妇人从一而终。《柏舟》中赞美了对感情坚守的美德，列为婚恋诗的第二篇；《桑中》一诗在古代学者看来是一首讽刺淫奔之诗，但是从字词的本义并结合社会习俗来探究可以得出此诗讲述了青年男女相会相悦的美好画面，列此章末篇。
结语部分：总述本文研究《鄘风》诗旨的得失体会，坦陈由于文献缺乏、学识有限，对《鄘风》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仍未能解决，如毛诗本《鄘风》十首排序的原因难以探索，而这一问题对于本文依据结构主义整体与部分理论为《鄘风》十首重新归类排序却十分重要；另外在文献上由于条件限制，对于港台及国外汉学家研究《鄘风》的成果尚未涉及，这些都是本文所感到遗憾的，有待于以后有机会再做努力。
绪论部分：简述《鄘》的疆域、历史以及文化特点，为后文诗旨的分析奠定基础；分阶段梳理了历代《鄘风》诗旨研究的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结合结构主义整体和部件的关系理论，将《鄘风》十首重新归类排序为讽刺诗、颂赞诗及婚恋诗三个部分，并以此构成论文的三章主体框架。
第一章探究其讽刺诗。本章将《鹑之贲贲》《君子偕老》《墙有茨》《相鼠》四篇归为讽刺诗。通过对字词的考辨，认为《鹑之奔奔》是讽刺卫国国君宣公的作品，列为讽刺诗首篇进行探析；结合文献考证《君子偕老》一诗是讽刺宣姜所作，宣姜乃诸侯之妻，列讽刺诗的第二篇；《墙有茨》则讽刺了卫国宫廷的淫乱无荡，无特定的讽刺对象，列讽刺诗的第三篇；根据当时的礼乐文化对《相鼠》进行辨析，认为此诗是讽刺无礼之人，列为讽刺诗的最后一篇。
第二章探究其颂赞诗。本章将《干旄》一诗置于首篇，由于此诗争论较多，通过字义以及出土文献辨析，认为此诗是一首赞美品德高尚的贤良士人的诗篇。《定之方中》与《载驰》两首诗旨争议虽不多，但结合历史文献重新解读《定之方中》，认识到此诗是写卫文公重建卫国的伟大功绩；对《载驰》的现代研究，争议主要在于此诗何时所作，本文结合当时的礼乐制度认为许穆夫人写作此诗时并未归国，诗中抒发了许穆夫人爱国却伤感不得救国之心。
第三章探究其婚恋诗。历来学者对《蝃蝀》一诗的争论颇多，从字词本义以及历史史实认为此诗与《邶风·新台》一诗所写一事，而《蝃蝀》是以宣姜口吻言其内心凄苦，由于所述对象为卫国国母，因此列为婚恋诗首篇；《柏舟》诗旨自《序》以来多被解释为共姜自誓，但根据《左传》等书所记，此诗应是赞美已婚丧夫的妇人从一而终。《柏舟》中赞美了对感情坚守的美德，列为婚恋诗的第二篇；《桑中》一诗在古代学者看来是一首讽刺淫奔之诗，但是从字词的本义并结合社会习俗来探究可以得出此诗讲述了青年男女相会相悦的美好画面，列此章末篇。
结语部分：总述本文研究《鄘风》诗旨的得失体会，坦陈由于文献缺乏、学识有限，对《鄘风》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仍未能解决，如毛诗本《鄘风》十首排序的原因难以探索，而这一问题对于本文依据结构主义整体与部分理论为《鄘风》十首重新归类排序却十分重要；另外在文献上由于条件限制，对于港台及国外汉学家研究《鄘风》的成果尚未涉及，这些都是本文所感到遗憾的，有待于以后有机会再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