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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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汪曾祺的“新编古代戏”为研究对象，将汪曾祺完成其“新编古代戏”的改编过程理解为一次历史重塑，其作品中的历史主体及其主体意识通过生成、补偿、抑制、置换、投射等一系列能动关系项的变动完成了一次再生产，本文依据这一逻辑将作者处于新的历史语境之下完成的“新编古代戏”与改编前的原作进行对照，以人物分析为线索挖掘这一系列能动关系项的变动，及其背后的深层结构，并完成了全文框架的构筑。 第一章主要写相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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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汪曾祺的“新编古代戏”为研究对象，将汪曾祺完成其“新编古代戏”的改编过程理解为一次历史重塑，其作品中的历史主体及其主体意识通过生成、补偿、抑制、置换、投射等一系列能动关系项的变动完成了一次再生产，本文依据这一逻辑将作者处于新的历史语境之下完成的“新编古代戏”与改编前的原作进行对照，以人物分析为线索挖掘这一系列能动关系项的变动，及其背后的深层结构，并完成了全文框架的构筑。
第一章主要写相较于改编前的原作，汪曾祺增加了能够表达作者主体声音的第三视角“看戏人”和配角，并且丰富人物心理、深入人物底层，同时发掘其背后独特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其在特殊时代语境下的特殊性。第二章主要写相较于改编前的原作，汪曾祺对封建式人物与教化式人物进行革除与抑制，对“历史大人物”的严肃形象进行解构，然而对待这类问题式人物，汪曾祺始终保持着温和的姿态，并在日常生活细节的表达中体现出积极的入世哲学。汪曾祺在对旧“人”的抑制过程中，逐渐使其与现代生活实际接轨，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形态，在同一创作时期，这表现出了与新写实主义某种程度的契合，然而却并不完全一致。第三章主要写相较于改编前的原作，汪曾祺对戏曲中的人物进行了现代思想意识的置换，这主要体现在以超现实人物、女性形象及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物的现代性转换，以及以婚恋关系和代际关系为重点的人物关系的现代性转换，在这背后体现了一个老者“衰年变法”的革新精神与追求“阵痛”之下的“青年身份”。
从“旧人”到“新人”，汪曾祺意在打破传统戏曲难以自变的僵局，实现戏曲变革的一次新的尝试，也由此生成了他独特的个人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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