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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人把清儒崔述（1740-1816）抬高到一个空前的地位，由此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古史辨”学派。其实，在崔述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学人受时代和个人条件的影响曾经对崔述给予不同的学术定位，其过程大致如此:崔述生前籍籍无名，死后著作由弟子陈履和刊印而得以流传;汪廷珍、张维屏、李元度三人对崔述的认识前后相袭，均认为其“考据详明如汉儒，辨析精微如宋儒”;到了张之洞主持编修《书目答问》时，亦留意到崔述其人其书，并从汉宋家法的角度将崔述定性为“汉宋兼采经学家”，知其人者始众;相反，邻国日本在进入20世纪后对崔述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那珂通世等人十分看重崔述的疑占思想，并由此在该国掀起了一股疑古思潮;此举反过来又刺激了部分中国学人，他们为扭转其时国内的学术风气，有意识地重新提倡崔述;至于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三人，在宣称“重新发现”崔述的同时，亦对以上学人的相关学术定位均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三人的“新”则体珧在借崔述来鼓吹疑占辨伪，基于此目的，三人对崔述的学术定位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偏差，不仅如此，他们对崔述的提倡，背后也牵连甚广。以上由不同学人对崔述的学术定位所折射出的近代中国学术评判标准之转变，十分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