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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二00八年七月二十日—“我可以带本书去吗？”
来逮捕我的人可能都觉得好笑，我竟然自以为不等读完一本书就能出狱。不过他还是点点头，以示默许。
除了地上的一条毯子和一部《古兰经》，单人牢房里空空如也，但是我被准许带进来一本书和一副眼镜。我裹着毯子，抬头看到荧光灯的亮光透过厚重的金属门上的小铁窗射进来，于是我对准一缕光线，翻开书读起来。
有时，我难以入眠。灯泡高悬在上，总是亮着，发着微弱的光，也不知道到底是白天，还是夜晚。我只得放慢阅读的速度，尽量拉长眼下的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和家人的唯一联系。这本书给我带来安慰，同时也勾起了一阵阵的酸楚，因为我带入狱中的是哈兰德·胡塞因的《追风筝的人》，书中讲述的那个令人伤心、痛苦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生活的世界的那个角落。其实，我真希望能快快卒读，把书放到一旁。
当我意识到自己在德黑兰的埃万监狱来日方长时，一阵恐慌渐渐袭上心头，因为我实在难以想象，一旦读完手头这本书，我该如何打发日子。想到眼前空茫而又无边无际的时光，我感到惧怕。在这间与世隔绝的监房内，个人活動的空间缩小了，而时间却被拉长了，长得让人可怕。想象力如同野马脱缰—希望、恐慌、乐观、畏惧、屈从和宁静等感觉，轮番在心头奔驰，翻来覆去，相互冲撞。
此外，我还做些别的事儿来分心。一天几次，我站在浴室喷头下，奔流的水柱浇灌着全身，我闭上双眼，强劲的水势冲到脑壳，我的思绪在轰鸣回响声中消隐。就那几件换洗衣服，洗干净了后，我再清理脚下粗糙的地毯。我还不停地来回走动，尽量以此使自己疲惫不堪。我还使出全身力气去打蚊子。这番运动使我感到稍稍坚强些、平静些。可是，当坚强、平静的感觉过去后，狱内依旧，只有四壁和我自己。
我试图按曾学过的方法来静坐、冥想，尽量倾空思绪。但是在这种格外伤感、脆弱的时候，静想冥思中出现的是沉静的圣者被焚于柱子上的形象，袅袅烟雾中难以辨认。我努力了一阵子后心想：“这简直是浪费时间！我不能就这么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即便这方法能奏效，我也不愿倾空自己的思绪。恰恰相反，我要有所思、有所想！” 我很快就明白过来：能集中心思和情绪的最好办法就是阅读和思考。
手头的笔和纸是给我准备审讯时用的，可现在我用来做笔记，还列了一个书单，写上我想读的书。我跟看守们纠缠了两三个月后，终于能趁我妻子巴哈尔一周一次来看我的时机，把列好的书单递给她。之后，她每次来看我时就送来四五本书—有历史著作、传记、随笔等文学作品，也有小说，大多数是英文的。这些书原本散乱地放在家中办公室里，现在巴哈尔挑几本给我拿来。不过，她拿来的所有的书先得经过一番审查，然后只有一部分能传到我手中。我竟然拿到手一本题为《新政权》的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书。
不久，我还让巴哈尔上亚马逊网购，把书寄到巴黎的表哥那里。受经济制裁，亚马逊的零售商是不能直接把书邮寄到伊朗的。书到了巴黎后，表哥再把书寄到巴哈尔那里，然后巴哈尔再通过监狱把书转到我手中。
渐渐地，我把攒的书在地上码成了一排，沿着三米长的墙角边排整齐（监房只有两米宽、三米长）。这些书大小不一，颜色多样，主题各异，就这么静静地被安顿在这个酷似书架的空间上了，于是我期待着，期待着下一本新书的到来。
注目我狱中的小图书馆，我开始感受到自己的时间观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小图书馆的藏书越多，眼前的光阴越发呈现出一种伸手可触、能心领神悟的质地。这彻底扭转了原有的狱中时光无涯的恐慌感：我不再觉得时间多得无以打发，反而感到自己拥有的时间变得少而又少。原来漫无边际、茫茫无度的时间开始收缩。
待读的书排成的行越长，我越发觉得每一天、每分钟都变得如此短暂。以往最难受的时刻是清晨醒来之时，可现在我对阅读的渴望抹去了每天睁开眼那一刻的失落。巴哈尔来探监时，我又要了十来本书，她忍不住问：“你在这儿到底还要待多久？这些书，你真的都能读完？”虽然我也想到，所有这些书，也许我怎么都读不完，然而我深知它们对我意味深长：监房里的小图书馆放的等待我去读的书越多，我就越有信心去克服眼前的无助感，越能把握如何度过往后每一天。
我逐渐体会到，身在狱中并不最适合读小说。读小说时，读者需要让心思放松，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来享受翩翩联想。而这往往会使幽禁中的狱人产生惧怕之念。
书籍也为我的监房打开了通向外面的世界的门户。想到世界各地的书商连成的网络，想到他们互动才得以把一本本书传到我手中，我为之兴奋，也倍感安慰。
我订了一本多年前曾在纽约新学院见过的一位法国作家的书。读着他的书，我感到自己又和老同事取得了联系。在一条脚注中，我看到了我认识的一位波兰知识分子的名字，这再一次把我和外面世界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一位朋友多年前给我的一本书中留有铅笔注的眉批，现在翻开又看到他的手迹，我不禁回想起我俩上次在巴基斯坦一座清凉的山间小镇见面的场景。我正想着这些朋友，想来他们也许也正在惦念着我呢。在我的小牢房内，等我去读的书排得越来越多，仅能做到这一点就足以让监房内的空间扩展、时间缩短。
那我在狱中都读了些什么书呢？朋友们给我寄来了西默农、黑塞、卡赞扎基斯和莎士比亚的著作，还有安·拉德克利夫的《乌多夫堡秘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格雷厄姆·格林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和《人性的因素》，还有约翰·勒卡雷的书。另外，维克兰姆·塞思的《合适郎君》在我家中的书架上放了好多年了，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把它读完了。这本小说叙述了印度独立以后那种散漫而又简朴的生活基调，作者笔下的伊斯兰女子生活的后宫，“虽然是一个深受禁锢的小场所，却影射了整个世界”。这几乎是我经历的监禁生活的一个隐喻。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的确，我也读了《古兰经》，但起码可以说，读《古兰经》并非易事，尤其是要一气读完。另外，鲁霍拉·霍梅尼长达四十年里写的文章和演讲让我大开眼界。改革派成员认为，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许诺的民主理想中途被强硬派劫持了，随后他们中不少人遭到监禁。不过，从霍梅尼的书中我了解到，事实与这些改革派者声称的相反，霍梅尼毕生坚定不移地忠于他坚信的伊斯兰共和国的正统观念。
来逮捕我的人可能都觉得好笑，我竟然自以为不等读完一本书就能出狱。不过他还是点点头，以示默许。
除了地上的一条毯子和一部《古兰经》，单人牢房里空空如也，但是我被准许带进来一本书和一副眼镜。我裹着毯子，抬头看到荧光灯的亮光透过厚重的金属门上的小铁窗射进来，于是我对准一缕光线，翻开书读起来。
有时，我难以入眠。灯泡高悬在上，总是亮着，发着微弱的光，也不知道到底是白天，还是夜晚。我只得放慢阅读的速度，尽量拉长眼下的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和家人的唯一联系。这本书给我带来安慰，同时也勾起了一阵阵的酸楚，因为我带入狱中的是哈兰德·胡塞因的《追风筝的人》，书中讲述的那个令人伤心、痛苦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生活的世界的那个角落。其实，我真希望能快快卒读，把书放到一旁。
当我意识到自己在德黑兰的埃万监狱来日方长时，一阵恐慌渐渐袭上心头，因为我实在难以想象，一旦读完手头这本书，我该如何打发日子。想到眼前空茫而又无边无际的时光，我感到惧怕。在这间与世隔绝的监房内，个人活動的空间缩小了，而时间却被拉长了，长得让人可怕。想象力如同野马脱缰—希望、恐慌、乐观、畏惧、屈从和宁静等感觉，轮番在心头奔驰，翻来覆去，相互冲撞。
此外，我还做些别的事儿来分心。一天几次，我站在浴室喷头下，奔流的水柱浇灌着全身，我闭上双眼，强劲的水势冲到脑壳，我的思绪在轰鸣回响声中消隐。就那几件换洗衣服，洗干净了后，我再清理脚下粗糙的地毯。我还不停地来回走动，尽量以此使自己疲惫不堪。我还使出全身力气去打蚊子。这番运动使我感到稍稍坚强些、平静些。可是，当坚强、平静的感觉过去后，狱内依旧，只有四壁和我自己。
我试图按曾学过的方法来静坐、冥想，尽量倾空思绪。但是在这种格外伤感、脆弱的时候，静想冥思中出现的是沉静的圣者被焚于柱子上的形象，袅袅烟雾中难以辨认。我努力了一阵子后心想：“这简直是浪费时间！我不能就这么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即便这方法能奏效，我也不愿倾空自己的思绪。恰恰相反，我要有所思、有所想！” 我很快就明白过来：能集中心思和情绪的最好办法就是阅读和思考。
手头的笔和纸是给我准备审讯时用的，可现在我用来做笔记，还列了一个书单，写上我想读的书。我跟看守们纠缠了两三个月后，终于能趁我妻子巴哈尔一周一次来看我的时机，把列好的书单递给她。之后，她每次来看我时就送来四五本书—有历史著作、传记、随笔等文学作品，也有小说，大多数是英文的。这些书原本散乱地放在家中办公室里，现在巴哈尔挑几本给我拿来。不过，她拿来的所有的书先得经过一番审查，然后只有一部分能传到我手中。我竟然拿到手一本题为《新政权》的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书。
不久，我还让巴哈尔上亚马逊网购，把书寄到巴黎的表哥那里。受经济制裁，亚马逊的零售商是不能直接把书邮寄到伊朗的。书到了巴黎后，表哥再把书寄到巴哈尔那里，然后巴哈尔再通过监狱把书转到我手中。
渐渐地，我把攒的书在地上码成了一排，沿着三米长的墙角边排整齐（监房只有两米宽、三米长）。这些书大小不一，颜色多样，主题各异，就这么静静地被安顿在这个酷似书架的空间上了，于是我期待着，期待着下一本新书的到来。
注目我狱中的小图书馆，我开始感受到自己的时间观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小图书馆的藏书越多，眼前的光阴越发呈现出一种伸手可触、能心领神悟的质地。这彻底扭转了原有的狱中时光无涯的恐慌感：我不再觉得时间多得无以打发，反而感到自己拥有的时间变得少而又少。原来漫无边际、茫茫无度的时间开始收缩。
待读的书排成的行越长，我越发觉得每一天、每分钟都变得如此短暂。以往最难受的时刻是清晨醒来之时，可现在我对阅读的渴望抹去了每天睁开眼那一刻的失落。巴哈尔来探监时，我又要了十来本书，她忍不住问：“你在这儿到底还要待多久？这些书，你真的都能读完？”虽然我也想到，所有这些书，也许我怎么都读不完，然而我深知它们对我意味深长：监房里的小图书馆放的等待我去读的书越多，我就越有信心去克服眼前的无助感，越能把握如何度过往后每一天。
我逐渐体会到，身在狱中并不最适合读小说。读小说时，读者需要让心思放松，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来享受翩翩联想。而这往往会使幽禁中的狱人产生惧怕之念。
书籍也为我的监房打开了通向外面的世界的门户。想到世界各地的书商连成的网络，想到他们互动才得以把一本本书传到我手中，我为之兴奋，也倍感安慰。
我订了一本多年前曾在纽约新学院见过的一位法国作家的书。读着他的书，我感到自己又和老同事取得了联系。在一条脚注中，我看到了我认识的一位波兰知识分子的名字，这再一次把我和外面世界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一位朋友多年前给我的一本书中留有铅笔注的眉批，现在翻开又看到他的手迹，我不禁回想起我俩上次在巴基斯坦一座清凉的山间小镇见面的场景。我正想着这些朋友，想来他们也许也正在惦念着我呢。在我的小牢房内，等我去读的书排得越来越多，仅能做到这一点就足以让监房内的空间扩展、时间缩短。
那我在狱中都读了些什么书呢？朋友们给我寄来了西默农、黑塞、卡赞扎基斯和莎士比亚的著作，还有安·拉德克利夫的《乌多夫堡秘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格雷厄姆·格林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和《人性的因素》，还有约翰·勒卡雷的书。另外，维克兰姆·塞思的《合适郎君》在我家中的书架上放了好多年了，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把它读完了。这本小说叙述了印度独立以后那种散漫而又简朴的生活基调，作者笔下的伊斯兰女子生活的后宫，“虽然是一个深受禁锢的小场所，却影射了整个世界”。这几乎是我经历的监禁生活的一个隐喻。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的确，我也读了《古兰经》，但起码可以说，读《古兰经》并非易事，尤其是要一气读完。另外，鲁霍拉·霍梅尼长达四十年里写的文章和演讲让我大开眼界。改革派成员认为，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许诺的民主理想中途被强硬派劫持了，随后他们中不少人遭到监禁。不过，从霍梅尼的书中我了解到，事实与这些改革派者声称的相反，霍梅尼毕生坚定不移地忠于他坚信的伊斯兰共和国的正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