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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曾于2008年9月12日第六版刊发了陈琳教授的《让“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愿望完满实现》一文，叙述了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做的关于我国外语教育应建立“一条龙”模式的指示。改革开放40年来，在教育部的领导和全国外语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进行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可以说标志着周总理当年愿望的实现。现将陈琳教授有关此项工程近期发展情况的文章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20世纪60年代伊始，我有幸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小范围的外语教育工作研讨会。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幸福时刻，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亲近敬爱的周总理。
记得我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许国璋先生一起到达会场时，看见吕叔湘、王力、李赋宁、李廷乡和张志公几位同志已经就座。我就在许先生后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不久，周总理在陈毅同志的陪同下走进会场，向大家招手，说：“都坐，都坐。不要站起来。”大家坐定后，周总理拿起旁边茶几上放着的一张纸，边看边说：“用不着名单，都是大专家、老熟人了。啊，这里还有一位陈琳讲师，我不太熟悉。”我连忙站起身来。周总理看了我一眼，说：“看起来你在这里要算晚辈了。不过你也要坐到前面来，这里还空着一个沙发。”我迟疑间，身边坐着的教育部普教司（即现在的基教司）副司长肖敬若同志一把推着我坐到前面空着的一张沙发上。我虽有些惶恐，但感到离总理更近了些，心中很温暖。
会议开始，周总理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苏联又将援华专家撤走。在此形势下，我们有必要改变50年代以来学校外语课程几乎全部是俄语的状况。周总理提出，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总的指导方针就是“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他用“一条龙”三个字通俗而形象地概括了他所希望看到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连贯的系列外语课程体制，并明确地提出外语教学要从娃娃抓起。
周总理说，“一条龙”既有龙头、龙身和龙尾的不同阶段，又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教育部要对小学、初高中到大学的外语教学目标进行统筹规划。周总理指出，在当前的世界，英语是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不仅在外交活动中如此，在科技研究、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是如此。当然，俄语还是要学的，抗战时期敌占区民众抵制的日语也要学。我清楚地记得，这时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同志插话道，至少联合国使用的六种官方语言都要有人学，除英语、俄语外，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
记得那次会议时间不长，大约只有两个小时。周总理对主持会议的蒋南翔同志说，希望教育部研究如何落实这次会议的意见，也拜托各位学者在外语教学界传达、宣讲会议精神。我记得周总理对与会的王力、吕叔湘和张志公几位同志说：“当然，我们在重视外语教学的同时，不能忽略对祖国语言的学习。你们各位是学贯中西的语言学家，也要协助把汉语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做好。”他亲切地请各位与会的前辈专家们发表意见，并向大家询问了大学院校和中学英语教育的情况。
关于这次研讨会还有一件事是我至今记忆犹新且终生难忘的，那就是周总理对广大外语教师的关怀。正当蒋南翔同志准备宣布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忽然站起身来说（当然大家也都站起来了）：“我还要拜托你们大家一件事，就是替我转达对全国外语老师们的问候和歉意。我说‘歉意’是因为，大家一定还记得，解放之初，我们一下子就要全国的学校开展俄语教学。这可苦坏了我们的英语老师们。大家都没学过俄语，可是书还是要教。大家只好‘现炒现卖’，把头一天自己学会的在第二天教给学生。这可真让人心疼。可是现在，我们又要他们重拾生疏了的英语，重新讲英语课，也真难为他们了。不过大家原来有基础，重新拾起来还不太难。但总之，一定请诸位代为转达我对大家的感激之情。”
这就是我们的总理！
按照教育部当时的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负责主持六种中小学外语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我有幸被指定主持这项工作。我按照学院领导的意见，分别成立了六个语种的教材编写组，聘请各系的领衔教师担任组长，如西班牙语系的岑楚兰和法语系的司徒双等（有兩三个语种均是由系主任亲自挂帅），着手编写各语种由字母学起的系列教材。那时，人心振奋，大家都力争上游，全力投入这项工作。而我自己出于对周总理的敬爱，自那时起就决心在大学教学工作之余，以实现他的“一条龙”外语教育理念作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
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起，全国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运动，教育和经济建设均受到干扰。到1966年中，“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停课闹革命”使全国教育陷入停顿状态，而英语则更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语言”而成为“违禁品”。
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尤其是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后，我国的教育事业，包括外语教育事业，才开始随着意识形态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而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阶段。
我们倘将1978年到20世纪末划为一个时期的话，可以说，这是我国外语教育取得很大发展并实现许多重要改革的时期。广大的外语教育工作者重温周总理关于“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的外语教育改革的教导，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做到三个“面向”理念的鼓舞下，探索新一轮的外语教育改革。
第一，在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外语教学在理念上打破过去闭关自守的局面，开始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外语教学理论。在教学途径上，交际教学法的引进冲击了长期统治着我国英语课堂教学的语法翻译法。课堂教学也开始由主要用汉语讲授语法知识、学生被动“听讲”的局面，逐渐转变为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自主进行语言实践。
第二，在教材编写途径上，我国改变了过去闭关自守、完全由国人自行编写教材的做法，开始进行中外合作。这样就在机制上为在教材编写中引进国外先进理念创造了条件，使教材编写伴随着交际教学法的推介而改变了过去完全“以语法为纲”的编写途径，开始尝试使用语法与功能相结合的教材编写框架。 第三，国家开始从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两个方面重视对听说能力的训练，加大课堂听说活动量，开始改变“聋子英语”和“哑巴英语”的状况。
进入21世纪，我国迎来了外语教育发展进程中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在当时分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的领导下，基础教育阶段全面的课程改革开始了。如今，这一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就外语教育来说，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或大事件中。
首先，教育部于2001年颁布《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规定全国县级以上的城市自小学三年级起逐步开设英语课程。由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需要，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及部分城乡结合部的小学很快就先后开设了英语课程。我必须欣慰地指出，这一决定实现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外语教学要从娃娃抓起的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教育部以极大的魄力和决心，组织人力研制中小学共17个学科的课程标准，其中包括以英语为主的英、俄、日三个外语课程标准。经过两年的努力，《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于2001年编就，并在全国试行。其后，教育部又于2003年4月单独编制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这两个文件将从小学三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十年英语课程作了总体安排，分为九个级别，建立了基础教育阶段连贯的、系列的课程框架。这样就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实现了当年周总理所提出的“一条龙”式的英语教育。
其后，教育部在2004年颁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这实际上是大学英语（即过去所称的“公共英语”）的课程标准。经修订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于2007年正式颁布并实施。在制定这一教学要求的过程中，教育部充分参考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标准，使二者在教学目标上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龙”模式。
至此，通过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标准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制定和实施，从小学直至大学的国家普通英语教育就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周总理当年提出的“一条龙”格局。这是我国在进入21世纪后开展的英语课程改革的重要体现。十余年来，由于这一格局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大、中、小学各层次学生的英语水平有了普遍而显著的提高。
2013年，教育部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趋势，启动了普通高中英語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目前，全国已在推行《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并将使用新修订的教材，这也将引导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和教材的修订。最近教育部已启动英、俄、日三个语种的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修订工作，这又将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一次新的重大改革。
周总理在五十多年前提出的“一条龙”的外语教育模式到今天已经不再局限于自小学到大学的外语课程体制安排，而是扩展到整个外语教育体系的各个方面，在外语教育理论、教学方法、教材编写和评价方式等各方面都以“一以贯之，与时俱进”的精神体现了系统的“一条龙”模式。
我们可以说，今天周总理的愿望已经实现了。那么，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说他的愿望已经得到完满落实呢？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我要真诚地说，我国广大外语教师的水平在教改的十多年中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还不能认真、彻底地执行课程标准，还未能切实按照课程标准中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来开展教学，还在墨守成规，“换汤”却没有“换药”。近年来，教育部投入巨额资金推行“国培计划”，旨在帮助教师成长。在今后的一大段时间内，我们仍然要以“国培计划”为主，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内，以不同形式的培训落实教师成长计划，使全体教师都能在各级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指导下，真正转变思想，改进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满地落实周总理提出的“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的愿望。
就我个人而言，自五十多年前聆听了周总理关于外语教育“一条龙”的指示后，出于对这一理念的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自己对周总理的敬爱和感佩之心，几十年来，我始终以“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为自己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虽其间由于形势的发展时断时续，但我始终未忘初心。“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和一些外语教育同仁申报了2011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研究”，并已于2017年结题，完成研究报告。我们将以这一研究课题的初步完成作为对始终关心外语教育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
今天， 我国外语教学体制改革的嘱托和愿望已经初步实现了。让我们扬起风帆，为周总理这一愿望的完满落实作出更大的努力，为在教育战线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乘风破浪，奋勇向前！
20世纪60年代伊始，我有幸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小范围的外语教育工作研讨会。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幸福时刻，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亲近敬爱的周总理。
记得我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许国璋先生一起到达会场时，看见吕叔湘、王力、李赋宁、李廷乡和张志公几位同志已经就座。我就在许先生后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不久，周总理在陈毅同志的陪同下走进会场，向大家招手，说：“都坐，都坐。不要站起来。”大家坐定后，周总理拿起旁边茶几上放着的一张纸，边看边说：“用不着名单，都是大专家、老熟人了。啊，这里还有一位陈琳讲师，我不太熟悉。”我连忙站起身来。周总理看了我一眼，说：“看起来你在这里要算晚辈了。不过你也要坐到前面来，这里还空着一个沙发。”我迟疑间，身边坐着的教育部普教司（即现在的基教司）副司长肖敬若同志一把推着我坐到前面空着的一张沙发上。我虽有些惶恐，但感到离总理更近了些，心中很温暖。
会议开始，周总理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苏联又将援华专家撤走。在此形势下，我们有必要改变50年代以来学校外语课程几乎全部是俄语的状况。周总理提出，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总的指导方针就是“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他用“一条龙”三个字通俗而形象地概括了他所希望看到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连贯的系列外语课程体制，并明确地提出外语教学要从娃娃抓起。
周总理说，“一条龙”既有龙头、龙身和龙尾的不同阶段，又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教育部要对小学、初高中到大学的外语教学目标进行统筹规划。周总理指出，在当前的世界，英语是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不仅在外交活动中如此，在科技研究、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是如此。当然，俄语还是要学的，抗战时期敌占区民众抵制的日语也要学。我清楚地记得，这时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同志插话道，至少联合国使用的六种官方语言都要有人学，除英语、俄语外，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
记得那次会议时间不长，大约只有两个小时。周总理对主持会议的蒋南翔同志说，希望教育部研究如何落实这次会议的意见，也拜托各位学者在外语教学界传达、宣讲会议精神。我记得周总理对与会的王力、吕叔湘和张志公几位同志说：“当然，我们在重视外语教学的同时，不能忽略对祖国语言的学习。你们各位是学贯中西的语言学家，也要协助把汉语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做好。”他亲切地请各位与会的前辈专家们发表意见，并向大家询问了大学院校和中学英语教育的情况。
关于这次研讨会还有一件事是我至今记忆犹新且终生难忘的，那就是周总理对广大外语教师的关怀。正当蒋南翔同志准备宣布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忽然站起身来说（当然大家也都站起来了）：“我还要拜托你们大家一件事，就是替我转达对全国外语老师们的问候和歉意。我说‘歉意’是因为，大家一定还记得，解放之初，我们一下子就要全国的学校开展俄语教学。这可苦坏了我们的英语老师们。大家都没学过俄语，可是书还是要教。大家只好‘现炒现卖’，把头一天自己学会的在第二天教给学生。这可真让人心疼。可是现在，我们又要他们重拾生疏了的英语，重新讲英语课，也真难为他们了。不过大家原来有基础，重新拾起来还不太难。但总之，一定请诸位代为转达我对大家的感激之情。”
这就是我们的总理！
按照教育部当时的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负责主持六种中小学外语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我有幸被指定主持这项工作。我按照学院领导的意见，分别成立了六个语种的教材编写组，聘请各系的领衔教师担任组长，如西班牙语系的岑楚兰和法语系的司徒双等（有兩三个语种均是由系主任亲自挂帅），着手编写各语种由字母学起的系列教材。那时，人心振奋，大家都力争上游，全力投入这项工作。而我自己出于对周总理的敬爱，自那时起就决心在大学教学工作之余，以实现他的“一条龙”外语教育理念作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
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起，全国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运动，教育和经济建设均受到干扰。到1966年中，“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停课闹革命”使全国教育陷入停顿状态，而英语则更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语言”而成为“违禁品”。
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尤其是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后，我国的教育事业，包括外语教育事业，才开始随着意识形态上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而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阶段。
我们倘将1978年到20世纪末划为一个时期的话，可以说，这是我国外语教育取得很大发展并实现许多重要改革的时期。广大的外语教育工作者重温周总理关于“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的外语教育改革的教导，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做到三个“面向”理念的鼓舞下，探索新一轮的外语教育改革。
第一，在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外语教学在理念上打破过去闭关自守的局面，开始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外语教学理论。在教学途径上，交际教学法的引进冲击了长期统治着我国英语课堂教学的语法翻译法。课堂教学也开始由主要用汉语讲授语法知识、学生被动“听讲”的局面，逐渐转变为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自主进行语言实践。
第二，在教材编写途径上，我国改变了过去闭关自守、完全由国人自行编写教材的做法，开始进行中外合作。这样就在机制上为在教材编写中引进国外先进理念创造了条件，使教材编写伴随着交际教学法的推介而改变了过去完全“以语法为纲”的编写途径，开始尝试使用语法与功能相结合的教材编写框架。 第三，国家开始从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两个方面重视对听说能力的训练，加大课堂听说活动量，开始改变“聋子英语”和“哑巴英语”的状况。
进入21世纪，我国迎来了外语教育发展进程中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在当时分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的领导下，基础教育阶段全面的课程改革开始了。如今，这一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就外语教育来说，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或大事件中。
首先，教育部于2001年颁布《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规定全国县级以上的城市自小学三年级起逐步开设英语课程。由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需要，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及部分城乡结合部的小学很快就先后开设了英语课程。我必须欣慰地指出，这一决定实现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外语教学要从娃娃抓起的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教育部以极大的魄力和决心，组织人力研制中小学共17个学科的课程标准，其中包括以英语为主的英、俄、日三个外语课程标准。经过两年的努力，《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实验）》于2001年编就，并在全国试行。其后，教育部又于2003年4月单独编制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这两个文件将从小学三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十年英语课程作了总体安排，分为九个级别，建立了基础教育阶段连贯的、系列的课程框架。这样就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实现了当年周总理所提出的“一条龙”式的英语教育。
其后，教育部在2004年颁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这实际上是大学英语（即过去所称的“公共英语”）的课程标准。经修订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于2007年正式颁布并实施。在制定这一教学要求的过程中，教育部充分参考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标准，使二者在教学目标上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龙”模式。
至此，通过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标准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制定和实施，从小学直至大学的国家普通英语教育就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周总理当年提出的“一条龙”格局。这是我国在进入21世纪后开展的英语课程改革的重要体现。十余年来，由于这一格局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大、中、小学各层次学生的英语水平有了普遍而显著的提高。
2013年，教育部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趋势，启动了普通高中英語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目前，全国已在推行《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并将使用新修订的教材，这也将引导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和教材的修订。最近教育部已启动英、俄、日三个语种的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修订工作，这又将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一次新的重大改革。
周总理在五十多年前提出的“一条龙”的外语教育模式到今天已经不再局限于自小学到大学的外语课程体制安排，而是扩展到整个外语教育体系的各个方面，在外语教育理论、教学方法、教材编写和评价方式等各方面都以“一以贯之，与时俱进”的精神体现了系统的“一条龙”模式。
我们可以说，今天周总理的愿望已经实现了。那么，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说他的愿望已经得到完满落实呢？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我要真诚地说，我国广大外语教师的水平在教改的十多年中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还不能认真、彻底地执行课程标准，还未能切实按照课程标准中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来开展教学，还在墨守成规，“换汤”却没有“换药”。近年来，教育部投入巨额资金推行“国培计划”，旨在帮助教师成长。在今后的一大段时间内，我们仍然要以“国培计划”为主，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内，以不同形式的培训落实教师成长计划，使全体教师都能在各级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指导下，真正转变思想，改进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满地落实周总理提出的“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的愿望。
就我个人而言，自五十多年前聆听了周总理关于外语教育“一条龙”的指示后，出于对这一理念的重要性的认识，尤其是自己对周总理的敬爱和感佩之心，几十年来，我始终以“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为自己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虽其间由于形势的发展时断时续，但我始终未忘初心。“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和一些外语教育同仁申报了2011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一条龙外语教育模式研究”，并已于2017年结题，完成研究报告。我们将以这一研究课题的初步完成作为对始终关心外语教育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
今天， 我国外语教学体制改革的嘱托和愿望已经初步实现了。让我们扬起风帆，为周总理这一愿望的完满落实作出更大的努力，为在教育战线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乘风破浪，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