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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9日，美国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茨在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以“预算受限条件下面向国防新战略的空军发展”为题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施瓦茨首先阐述了新战略在地缘、科技和安全方面的变化和对美国空军提出的要求，提出了空军必须具备的核心作战能力，除了一般提及的“制空权与制太空权，全球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全球范围内快速机动能力，全球打击能力”外，还提出空军应具备跨军兵种的战斗力整合能力。为了满足预算削减需求，施瓦茨还具体阐述了空军在装备、人员、兵力结构方面的调整举措，并警告，空军不能接受进一步的削减，否则将会对战斗力产生实质性损害，在回答提问中，施瓦茨还阐述了他对如何贯彻“空海一体战”的观点；介绍了焦点性项目，如F－22A F－35、新一代轰炸机的情况?由于文章较长，我们仅摘取其中有实质性内容的部分，以供读者参考。
面临未来越来越不确定的安全环境以及日渐紧张的预算压力，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应对这些挑战呢?过去6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内，国防部一直在全面评估我们的国家利益以及我们的军队在实现这些利益方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在新的国防战略规划中，我们认识到，除了一贯的国家安全利益之外，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还存在一些地缘、科技以及安全方面的利益需要我们去争取和维护。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美国正在将资源和关注焦点转向印度以及亚太地区，这一地区的经济和外交机遇与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休戚相关。当然，毫无疑问，我们将会在中东和南亚地区打击极端主义方面继续保持我们的存在，维护我们此前得来不易的成果；调整我们在欧洲的投入，继续加强我们之间的同盟关系，这一同盟关系在冷战时期避免了局势过于紧张而走向不可控状态，这在今天仍然是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伙伴关系。结构调整
为适应这一变化，我们空军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既要进行结构调整，又要进行规模上的改变。但是，无论怎么变化，我们优先考虑的仍然是保持我们军队的快速反应和有效应对能力，时刻保持我们的战备状态。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认为对装备和人员进行裁减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进行的裁减实质上是为了质量而牺牲规模。尽管规模上变小了，但我们仍具有机动性、灵活性，能够时刻保持战备水平，可以随时应对多种类型的冲突和威胁。简言之，就是要保持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令人畏惧的空军力量的地位。新战略同时要求我们调整我们的地面力量，从陆基部队为主转向更加注重更广泛意义上的海洋战略的部队。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覆盖陆地和海洋的是天空，因此，从战斗能力上来说，新国防战略强调将空军作为主要优先事务的基础。这些优先事务包括威慑和挫败侵略、在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情况下进行兵力投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进行空中和太空作战、保持我们国家的核力量战略威慑优势。
至于更广泛愿意上的跨军兵种联合作战，诸如“空海一体战”之类的倡议将能够确保我们国家的空军和海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战略协作。我们要确保在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地区的航海通行自山和行动自由，确保在那些至关重要的、不受任何国家管控权限之内的通信路线和运输路线上的使用权。在全球兵力投送能力方面，我们空军要确保我们国家的外交和发展机构的权利，同时我们还要保证其他非军事行动诸如人道主义灾难救援之类的行动能力。
空军在担负着全球性义务的同时，还要确保能够向我们的国家提供以下4种持久的核心战斗力：制空权与制太空权；全球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全球范围内快速机动能力；全球打击能力。除此之外，空军还要提供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力：跨军兵种的空中、太空以及网络系统的指挥控制能力，在作战时将各个层面的战斗力整合到一起。
借助于空军力量，我们能够再次实施诸如利比亚禁飞区之类的军事行动，但是未来的冲突并不一定都是同一个模式。不过这种模式确实保证了我们在利比亚进行了7个月的军事行动，而且这7个月只相当于在阿富汗一个星期的开支，并且没有联军人员牺牲。与此同时，我们还保持了和联军集结能力一样迅速的快速撤退能力。
我认为，这场战争以一种引人瞩目的方式展现了空军的全面性、快速反应能力以及可转变性，所有这些特质都是新国防战略规划中要求我们军队在未来应该具备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我们必须“勒紧裤腰带”的时刻，我们规模上变小，但仍然要保持我们空军一贯的卓越性，我们就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推行的是一种风险平衡战略，以适应新国防战略所提出的在一个地区打赢一场大规模战役、同时在另外一个地区有能力挫败机会主义侵略者的企图或者让敌人承担难以接受的代价的战略规划要求。
装备削减
为了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最大化地节约开支，空军将会在下个星期正式提交的2013年财政预算中提出在2013财年裁减200架飞机(包括战斗机、运输机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机)的决定，并确定在未来5年中裁减286架飞机。
总体上，我们更喜欢具有多功能用途的机型而非功能比较特殊而单一的机型，保留那些更有效率的多系统通用平台系统，例如C－5M改进型、升级过的C－17，F－22，F－15C，E系列，当然还包括F－16。
如果能够将同一类型的机群全部退役将会减少维护和训练费用，产生更大的效益。但是如果整个机群退役不可行或者不那么经济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应该裁减掉最落后的或者开支最高的飞机。我们估算整个裁减将能够为我们在下个五年规划中节省90亿美元。具体来说，这次裁减包括123架战斗机、102架A－10以及21架F－16，大概相当于7个飞行中队的规模。这样我们还将保留54个战斗机整编中队，在风险可按受情况下，保持必要的战斗能力和规模，一直到第五代战斗机F－35交付使用为止。
在运输机方面，我们计划裁减130架以适应新国防战略缩减地面武装力量的战略规划，主要包括退役27架C－5A，保留更先进的机型，包括223架C－17和52架C－5M，同时裁减38架C－27，保留性能更全面的C一130，但是准备退役65架旧的C－130以保持更高效的军事行动能力和－维护保养能力。 除了保留275架C－17以及C－5M，我们还有318架H型和J型C－130；我们的空中加油机编队在2013财政年度将退役20架KC－35，这样在2016财政年度KC－46空中加油机交付使用之前，还剩453架。
最后，我们将调整情报、监视与侦察编队，退役18架Block30 RQ－4“全球鹰”，保留已被证明更加成熟的U 2高空侦察机，这项动议将为我们在五年国防规划之内节省25亿美元。我们还要淘汰1 1架C／RC－26飞机以及1架损毁的E－8飞机。
为最大限度地保证目前及未来武器系统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我们的现代化战略将集中在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领域。例如，我们在某些最具优先权的计划方面不仅要将裁减做到最小化，甚至某些情况下还要增加投资，比如KC－46空中加油机，F－35联合战斗机，远程轰炸机系列，第三代GPS－R星系统，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远程控制无人机。为保证这些具有高度优先权计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在那些次重要优先权项目计划方面要放慢发展速度，有时候甚至要停止计划进度，比如C－130航空电子现代化计划以及国防气象卫星系统。
人员裁减
另外一项关键的兵力结构调整是人员的调整，人员的调整自然是根据飞机数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总共大约要裁减掉10000名空军人员，包括现役、空军国民警卫队以及预备役人员。难处并非单单是裁减多少人，而是怎样保持合理的现役与预备役人员构成比例。通过创造性地对现役、空军国民警卫队以及预备役人员的协同使用，我们能够在主要的空军任务区域综合性地发挥我们的团队战斗力。经过20年来对人员规模以及兵力结构的裁减，现役与预备役人员的比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预备役人员占空军总人数的25％，现在占35％。与此同时，预备役人员拥有飞机的数量则从25％上升到了28％。现役人员的数量已经不能再裁减了，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刚才讲过的战斗力，即战备状态、可持续性以及应对突发性以及经常性事件的能力，造成有害影响。另外，还有一些事情主要依靠现役人员来完成，例如招募、培训、传授并最终使这些新人有能力胜任日后的工作。就目前的现实以及将来的安全趋势而言，为保持我们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和效率，我们必须将现役与预备役比例关系恢复到一个合理的程度，并保持合适的平衡。
绝对不能再削减了
比兵力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战备水平。我们对武器系统、系统可持续活动以及现代化进行战略调整以避免空军“空心化”。在未来10年削减4870亿美元国防预算，国防部筹划已久，并已充分体现在了新国防战略规划中。但我同时也要强调一点，如果继续进行削减的话，恐怕就难以维持我们的战斗力了，尤其是假如裁减是在各个层面全面实施，并且根本没有考虑到刚刚发布的新国防战略的情况下，情况可能就会失控。正如国防部长帕内塔自就职以来一直反复强调的，如果在计划削减500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进行任何削减的话，都必将极大影响我们的兵力结构、战备水平，并最终影响战斗力。作为空军，我们的重点是要保持机动、灵活和有效的战斗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从伊拉克撤军了，并会继续减少我们驻阿富汗的兵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地面部队慢慢撤出该地区后，我们的空军，可能还有我们的海军，将继续保持在这一地区的武力存在。
从历史上看，当地面部队战斗任务完成以后，对空军的要求反而更高了。例如，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联军在取得重大的决定性胜利的几个星期或数月之后就回家了。但是，美国的空军在伊拉克北部观察区和南部观察区继续执行了十几年的飞行任务，一直保持着美国在伊拉克的立足点，直到2003年美国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执行“伊拉克自由”行动。2011年12月17日，这一天对于我们空军来说意义非凡，20多年来第一次美国空军没有在伊拉克上空执行飞行任务。尽管如此，我们的空军仍然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以满足当地的空军培训要求，并提供其他行动支持。
当我们进入新的时期、新的地缘战略环境，在对各领域内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保持足够警惕的同时，还要继续不断创新，善于调整，适应新的变化，能够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和措施维护过去10年空军行动中辛辛苦苦取得的利益和经验。所有这些都须在日渐紧张的财政预算压力和资源受限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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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能够更准确地解释一下空海一体战对空军来说意味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吗?
答：有三个层面的变化。
第一个层面：过去空军和海军的协作并非经常性的，而是临时性的，或者是在特别情况下。空海一体战则意味着空军和海军之间的协作与交流不再是一种特例，而是要建立并保持一种定期的，常态化、制度化的协作和交流机制。
第二个层面：即作战层面。在目前我们的编制情况下，空军和海军怎样才能起到互为对方杠杆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履行赋予我们的使命?大家都知道。在国防部有2种秘密行动平台，一种是B－2，另一种是潜艇舰队。有没有人曾经想过这两种秘密行动是否能够提高对方的战斗力这个问题呢?现在可能还有点异想天开。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和海军进行协作的话，这个问题不会受到任何关注。
第三个层面：即装备共享层面。很显然我们有很多机会在海军从事一些更经济的行动。在这方面，“全球鹰”与海军BAMS无人机之间的协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既然使用同一种无人机，为什么我们还要在空军和海军继续保留不同的基地，为什么还要使用2套不同的补给系统，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保留两套不同的培训手段，这些都是空海一体战装备层面的协作，都是具有实质性的合作前景的。
问：您有没有想过万一你们被要求做出另外的重大裁减的话，会怎么样呢?
答：很显然，我们在这项规划方案中所作的是削减规模，而非降低作战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虽然规模变小了，但我们军队的全面性并没有降低。非常清楚，假如我们再进一步裁减的话，我们不仅规模要变小，作战能力也要降低。我们所能完成的任务就非常有限了，而不仅仅是在同一时间能完成的任务非常有限。而且。假如我们被要求做出新的重大裁减的话，那么我们数月以来达成的新战略及其背后的逻辑思维都要推倒重来了。希望我们能够避免走到这一步。 问：您能否更详细的讲释一下我们将重心转向亚洲意味着什么，空军在亚洲和美国大陆要做出哪些改变，欧洲的兵力有何变化?
答：向亚太倾斜意味着我们要将重点转向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基地，我将这些基地称之为“睡莲叶子”，它们位于我们传统的盟国以及随着时间的发展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盟友的国家。最近我们将海军基地搬迁到澳大利亚就反映了这一趋势。海军正提议在新加坡建设一个母港，我们当然也正在高度关注我们在关岛、日本冲绳以及韩国的空军基地。
问：有很多问题是关于F－22和F－35的。关于F－22的问题主要是事故调查，目前状况以及部署情况，关于F－35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时候能够具有作战能力，关于这两方面，不知道您有没有最新的消息?
答：我们现有186架F－22，我们正在改进以增加多方面的战斗性能。过去几个月来，F－22出现了氧气系统方面的问题。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正在对此进行调查，现在调查已经结束，很快将发布调查报告。调查并没有发现具体工程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方法确保飞机在极高的海拔高度上飞行时能够有充足的氧气供应，这样就能够保护飞行员。至于国防部对F－22问题的调查也是正常的。他们要确保事故调查符合程序，并不是关于武器系统方面的问题。至于F－35，F－35是未来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海军的作战飞机，同时也是至少10个国际盟友的作战飞机。我们需要F－35，但并非是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希望，在目前预算紧缩情况下，飞机生产商能够降低价格。这样我们就能多买一些，否则，我们只能少买一些了。同时，我们希望生产商规范生产线，能够将我们进行飞行试验时发现的异常现象及时在生产线解决掉，并将这一时间大大降低到远低于2年的程度。
问：从伊拉克撤军后的问题以及面对来自伊朗的日新增加的挑战，我们怎样和海湾地区我们的盟友进行合作?
答：目前我们在伊拉克还有50名空军人员，负责为伊拉克空军进行培训并提供帮助。伊拉克空军已经开始与我们洽谈购买F－16 Block 50飞机。
伊朗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他们对核能力的追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战略关切，另外，他们有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做出不当行为也是我们另一个重要的战略关切。毫无疑问，一旦受到召唤，我们美国空军将有能力应对该地区出现的任何突发事情。
问；关于新的轰炸机，有没有时间表?
答：关于新的轰炸机问题主要是成本，应极力避免在研发上的过度设计。我们将会尽全力设计一种飞机，然后慢慢地进行改良提高。我们并不想设计一种过度奢侈的远远超过我们需要的飞机。我们计划在20年代中期制造并部署新型轰炸机，既具有情报、监视与侦察功能，同时又具有电子战能力以及网络连通互操作能力。我们不会再像研制采购B－2那样发展新型轰炸机L
问：有些问题是关于无人机的，我注意到无人机的增长数量和你们削减的战斗机的数量相等。
答：无人机是我们以后将要着重发展的一个机型。但是在近一段时间内，至少10年，也可能20年，或者更长时间内，无人机都不可能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变成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机型。我认为，虽然我们的天平正在向无人机方向倾斜，但是至少在接下来的30年内，有人控制飞机还将占有一席之地。
问：在目前这种预算环境中，在信息技术和太空系统方面有什么样的战略规划和优先项目?
答：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一直在发展中。刚成立的美国网络司令部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组织就体现了这一点。空军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网络技术，因此，防护好我们的网络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很多地区都在发展网络攻击技术，对于那些能够对传统空军任务构成支持的领域，我们也在发展这种网络攻击能力，这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太空方面，我们已经成功地将第一颗先进的极高频卫星送入了轨道。大家都知道，加速发动机失败了，9个多月以来。我们终于将这颗价值20亿美元的卫星送入了既定轨道，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问：新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跟我们的盟友加强协作，在这方面空军有哪些优先规划?
答：这种协作从战役层面一直覆盖到战略层面，包括作战系统，指导帮助、提供飞机等，还包括更宽泛的意义上的空军运作以及战场运作，以及空中交通控制、无人机安全等等。当然也包括空军联络、维护保养以及后勤补给等等。
问：还有一些关于A－10的问题。
答：如果一个军队的规模变小的话，那么那些功能更加全面的就变得更为重要、更有价值。因此，削减A－10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我们还有236架A－10，它们并没有消失。但我们更倾向于保留功能更全面的F－16。
问：国防部正在向国会建议扩大女性在战斗中的作用，这会对空军产生什么影响。
答：影响不大。因为我们99％的领域都对女性开放。那些对女性不开放的领域主要是战场上的近距离作战；不过，我们会对女性开放营级层面的空中联络工作。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能力问题，而非性别问题。
问：您觉得中国空军逐渐崛起会成为与我们实力相当的一个威胁吗?
答：中国正在追求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且用我们的空军战斗力对此做出回应。
面临未来越来越不确定的安全环境以及日渐紧张的预算压力，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应对这些挑战呢?过去6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内，国防部一直在全面评估我们的国家利益以及我们的军队在实现这些利益方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在新的国防战略规划中，我们认识到，除了一贯的国家安全利益之外，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还存在一些地缘、科技以及安全方面的利益需要我们去争取和维护。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美国正在将资源和关注焦点转向印度以及亚太地区，这一地区的经济和外交机遇与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休戚相关。当然，毫无疑问，我们将会在中东和南亚地区打击极端主义方面继续保持我们的存在，维护我们此前得来不易的成果；调整我们在欧洲的投入，继续加强我们之间的同盟关系，这一同盟关系在冷战时期避免了局势过于紧张而走向不可控状态，这在今天仍然是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伙伴关系。结构调整
为适应这一变化，我们空军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既要进行结构调整，又要进行规模上的改变。但是，无论怎么变化，我们优先考虑的仍然是保持我们军队的快速反应和有效应对能力，时刻保持我们的战备状态。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认为对装备和人员进行裁减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进行的裁减实质上是为了质量而牺牲规模。尽管规模上变小了，但我们仍具有机动性、灵活性，能够时刻保持战备水平，可以随时应对多种类型的冲突和威胁。简言之，就是要保持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令人畏惧的空军力量的地位。新战略同时要求我们调整我们的地面力量，从陆基部队为主转向更加注重更广泛意义上的海洋战略的部队。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忘记，覆盖陆地和海洋的是天空，因此，从战斗能力上来说，新国防战略强调将空军作为主要优先事务的基础。这些优先事务包括威慑和挫败侵略、在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情况下进行兵力投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进行空中和太空作战、保持我们国家的核力量战略威慑优势。
至于更广泛愿意上的跨军兵种联合作战，诸如“空海一体战”之类的倡议将能够确保我们国家的空军和海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战略协作。我们要确保在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地区的航海通行自山和行动自由，确保在那些至关重要的、不受任何国家管控权限之内的通信路线和运输路线上的使用权。在全球兵力投送能力方面，我们空军要确保我们国家的外交和发展机构的权利，同时我们还要保证其他非军事行动诸如人道主义灾难救援之类的行动能力。
空军在担负着全球性义务的同时，还要确保能够向我们的国家提供以下4种持久的核心战斗力：制空权与制太空权；全球情报搜集、监视与侦察；全球范围内快速机动能力；全球打击能力。除此之外，空军还要提供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力：跨军兵种的空中、太空以及网络系统的指挥控制能力，在作战时将各个层面的战斗力整合到一起。
借助于空军力量，我们能够再次实施诸如利比亚禁飞区之类的军事行动，但是未来的冲突并不一定都是同一个模式。不过这种模式确实保证了我们在利比亚进行了7个月的军事行动，而且这7个月只相当于在阿富汗一个星期的开支，并且没有联军人员牺牲。与此同时，我们还保持了和联军集结能力一样迅速的快速撤退能力。
我认为，这场战争以一种引人瞩目的方式展现了空军的全面性、快速反应能力以及可转变性，所有这些特质都是新国防战略规划中要求我们军队在未来应该具备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我们必须“勒紧裤腰带”的时刻，我们规模上变小，但仍然要保持我们空军一贯的卓越性，我们就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推行的是一种风险平衡战略，以适应新国防战略所提出的在一个地区打赢一场大规模战役、同时在另外一个地区有能力挫败机会主义侵略者的企图或者让敌人承担难以接受的代价的战略规划要求。
装备削减
为了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最大化地节约开支，空军将会在下个星期正式提交的2013年财政预算中提出在2013财年裁减200架飞机(包括战斗机、运输机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机)的决定，并确定在未来5年中裁减286架飞机。
总体上，我们更喜欢具有多功能用途的机型而非功能比较特殊而单一的机型，保留那些更有效率的多系统通用平台系统，例如C－5M改进型、升级过的C－17，F－22，F－15C，E系列，当然还包括F－16。
如果能够将同一类型的机群全部退役将会减少维护和训练费用，产生更大的效益。但是如果整个机群退役不可行或者不那么经济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应该裁减掉最落后的或者开支最高的飞机。我们估算整个裁减将能够为我们在下个五年规划中节省90亿美元。具体来说，这次裁减包括123架战斗机、102架A－10以及21架F－16，大概相当于7个飞行中队的规模。这样我们还将保留54个战斗机整编中队，在风险可按受情况下，保持必要的战斗能力和规模，一直到第五代战斗机F－35交付使用为止。
在运输机方面，我们计划裁减130架以适应新国防战略缩减地面武装力量的战略规划，主要包括退役27架C－5A，保留更先进的机型，包括223架C－17和52架C－5M，同时裁减38架C－27，保留性能更全面的C一130，但是准备退役65架旧的C－130以保持更高效的军事行动能力和－维护保养能力。 除了保留275架C－17以及C－5M，我们还有318架H型和J型C－130；我们的空中加油机编队在2013财政年度将退役20架KC－35，这样在2016财政年度KC－46空中加油机交付使用之前，还剩453架。
最后，我们将调整情报、监视与侦察编队，退役18架Block30 RQ－4“全球鹰”，保留已被证明更加成熟的U 2高空侦察机，这项动议将为我们在五年国防规划之内节省25亿美元。我们还要淘汰1 1架C／RC－26飞机以及1架损毁的E－8飞机。
为最大限度地保证目前及未来武器系统的全面性和有效性，我们的现代化战略将集中在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领域。例如，我们在某些最具优先权的计划方面不仅要将裁减做到最小化，甚至某些情况下还要增加投资，比如KC－46空中加油机，F－35联合战斗机，远程轰炸机系列，第三代GPS－R星系统，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远程控制无人机。为保证这些具有高度优先权计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在那些次重要优先权项目计划方面要放慢发展速度，有时候甚至要停止计划进度，比如C－130航空电子现代化计划以及国防气象卫星系统。
人员裁减
另外一项关键的兵力结构调整是人员的调整，人员的调整自然是根据飞机数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总共大约要裁减掉10000名空军人员，包括现役、空军国民警卫队以及预备役人员。难处并非单单是裁减多少人，而是怎样保持合理的现役与预备役人员构成比例。通过创造性地对现役、空军国民警卫队以及预备役人员的协同使用，我们能够在主要的空军任务区域综合性地发挥我们的团队战斗力。经过20年来对人员规模以及兵力结构的裁减，现役与预备役人员的比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预备役人员占空军总人数的25％，现在占35％。与此同时，预备役人员拥有飞机的数量则从25％上升到了28％。现役人员的数量已经不能再裁减了，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刚才讲过的战斗力，即战备状态、可持续性以及应对突发性以及经常性事件的能力，造成有害影响。另外，还有一些事情主要依靠现役人员来完成，例如招募、培训、传授并最终使这些新人有能力胜任日后的工作。就目前的现实以及将来的安全趋势而言，为保持我们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和效率，我们必须将现役与预备役比例关系恢复到一个合理的程度，并保持合适的平衡。
绝对不能再削减了
比兵力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战备水平。我们对武器系统、系统可持续活动以及现代化进行战略调整以避免空军“空心化”。在未来10年削减4870亿美元国防预算，国防部筹划已久，并已充分体现在了新国防战略规划中。但我同时也要强调一点，如果继续进行削减的话，恐怕就难以维持我们的战斗力了，尤其是假如裁减是在各个层面全面实施，并且根本没有考虑到刚刚发布的新国防战略的情况下，情况可能就会失控。正如国防部长帕内塔自就职以来一直反复强调的，如果在计划削减500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进行任何削减的话，都必将极大影响我们的兵力结构、战备水平，并最终影响战斗力。作为空军，我们的重点是要保持机动、灵活和有效的战斗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从伊拉克撤军了，并会继续减少我们驻阿富汗的兵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地面部队慢慢撤出该地区后，我们的空军，可能还有我们的海军，将继续保持在这一地区的武力存在。
从历史上看，当地面部队战斗任务完成以后，对空军的要求反而更高了。例如，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联军在取得重大的决定性胜利的几个星期或数月之后就回家了。但是，美国的空军在伊拉克北部观察区和南部观察区继续执行了十几年的飞行任务，一直保持着美国在伊拉克的立足点，直到2003年美国地面部队重返伊拉克执行“伊拉克自由”行动。2011年12月17日，这一天对于我们空军来说意义非凡，20多年来第一次美国空军没有在伊拉克上空执行飞行任务。尽管如此，我们的空军仍然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以满足当地的空军培训要求，并提供其他行动支持。
当我们进入新的时期、新的地缘战略环境，在对各领域内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保持足够警惕的同时，还要继续不断创新，善于调整，适应新的变化，能够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和措施维护过去10年空军行动中辛辛苦苦取得的利益和经验。所有这些都须在日渐紧张的财政预算压力和资源受限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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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能够更准确地解释一下空海一体战对空军来说意味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吗?
答：有三个层面的变化。
第一个层面：过去空军和海军的协作并非经常性的，而是临时性的，或者是在特别情况下。空海一体战则意味着空军和海军之间的协作与交流不再是一种特例，而是要建立并保持一种定期的，常态化、制度化的协作和交流机制。
第二个层面：即作战层面。在目前我们的编制情况下，空军和海军怎样才能起到互为对方杠杆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履行赋予我们的使命?大家都知道。在国防部有2种秘密行动平台，一种是B－2，另一种是潜艇舰队。有没有人曾经想过这两种秘密行动是否能够提高对方的战斗力这个问题呢?现在可能还有点异想天开。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和海军进行协作的话，这个问题不会受到任何关注。
第三个层面：即装备共享层面。很显然我们有很多机会在海军从事一些更经济的行动。在这方面，“全球鹰”与海军BAMS无人机之间的协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既然使用同一种无人机，为什么我们还要在空军和海军继续保留不同的基地，为什么还要使用2套不同的补给系统，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保留两套不同的培训手段，这些都是空海一体战装备层面的协作，都是具有实质性的合作前景的。
问：您有没有想过万一你们被要求做出另外的重大裁减的话，会怎么样呢?
答：很显然，我们在这项规划方案中所作的是削减规模，而非降低作战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虽然规模变小了，但我们军队的全面性并没有降低。非常清楚，假如我们再进一步裁减的话，我们不仅规模要变小，作战能力也要降低。我们所能完成的任务就非常有限了，而不仅仅是在同一时间能完成的任务非常有限。而且。假如我们被要求做出新的重大裁减的话，那么我们数月以来达成的新战略及其背后的逻辑思维都要推倒重来了。希望我们能够避免走到这一步。 问：您能否更详细的讲释一下我们将重心转向亚洲意味着什么，空军在亚洲和美国大陆要做出哪些改变，欧洲的兵力有何变化?
答：向亚太倾斜意味着我们要将重点转向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基地，我将这些基地称之为“睡莲叶子”，它们位于我们传统的盟国以及随着时间的发展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盟友的国家。最近我们将海军基地搬迁到澳大利亚就反映了这一趋势。海军正提议在新加坡建设一个母港，我们当然也正在高度关注我们在关岛、日本冲绳以及韩国的空军基地。
问：有很多问题是关于F－22和F－35的。关于F－22的问题主要是事故调查，目前状况以及部署情况，关于F－35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时候能够具有作战能力，关于这两方面，不知道您有没有最新的消息?
答：我们现有186架F－22，我们正在改进以增加多方面的战斗性能。过去几个月来，F－22出现了氧气系统方面的问题。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正在对此进行调查，现在调查已经结束，很快将发布调查报告。调查并没有发现具体工程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方法确保飞机在极高的海拔高度上飞行时能够有充足的氧气供应，这样就能够保护飞行员。至于国防部对F－22问题的调查也是正常的。他们要确保事故调查符合程序，并不是关于武器系统方面的问题。至于F－35，F－35是未来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海军的作战飞机，同时也是至少10个国际盟友的作战飞机。我们需要F－35，但并非是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希望，在目前预算紧缩情况下，飞机生产商能够降低价格。这样我们就能多买一些，否则，我们只能少买一些了。同时，我们希望生产商规范生产线，能够将我们进行飞行试验时发现的异常现象及时在生产线解决掉，并将这一时间大大降低到远低于2年的程度。
问：从伊拉克撤军后的问题以及面对来自伊朗的日新增加的挑战，我们怎样和海湾地区我们的盟友进行合作?
答：目前我们在伊拉克还有50名空军人员，负责为伊拉克空军进行培训并提供帮助。伊拉克空军已经开始与我们洽谈购买F－16 Block 50飞机。
伊朗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他们对核能力的追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战略关切，另外，他们有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做出不当行为也是我们另一个重要的战略关切。毫无疑问，一旦受到召唤，我们美国空军将有能力应对该地区出现的任何突发事情。
问；关于新的轰炸机，有没有时间表?
答：关于新的轰炸机问题主要是成本，应极力避免在研发上的过度设计。我们将会尽全力设计一种飞机，然后慢慢地进行改良提高。我们并不想设计一种过度奢侈的远远超过我们需要的飞机。我们计划在20年代中期制造并部署新型轰炸机，既具有情报、监视与侦察功能，同时又具有电子战能力以及网络连通互操作能力。我们不会再像研制采购B－2那样发展新型轰炸机L
问：有些问题是关于无人机的，我注意到无人机的增长数量和你们削减的战斗机的数量相等。
答：无人机是我们以后将要着重发展的一个机型。但是在近一段时间内，至少10年，也可能20年，或者更长时间内，无人机都不可能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变成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机型。我认为，虽然我们的天平正在向无人机方向倾斜，但是至少在接下来的30年内，有人控制飞机还将占有一席之地。
问：在目前这种预算环境中，在信息技术和太空系统方面有什么样的战略规划和优先项目?
答：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一直在发展中。刚成立的美国网络司令部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组织就体现了这一点。空军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网络技术，因此，防护好我们的网络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很多地区都在发展网络攻击技术，对于那些能够对传统空军任务构成支持的领域，我们也在发展这种网络攻击能力，这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太空方面，我们已经成功地将第一颗先进的极高频卫星送入了轨道。大家都知道，加速发动机失败了，9个多月以来。我们终于将这颗价值20亿美元的卫星送入了既定轨道，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问：新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跟我们的盟友加强协作，在这方面空军有哪些优先规划?
答：这种协作从战役层面一直覆盖到战略层面，包括作战系统，指导帮助、提供飞机等，还包括更宽泛的意义上的空军运作以及战场运作，以及空中交通控制、无人机安全等等。当然也包括空军联络、维护保养以及后勤补给等等。
问：还有一些关于A－10的问题。
答：如果一个军队的规模变小的话，那么那些功能更加全面的就变得更为重要、更有价值。因此，削减A－10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我们还有236架A－10，它们并没有消失。但我们更倾向于保留功能更全面的F－16。
问：国防部正在向国会建议扩大女性在战斗中的作用，这会对空军产生什么影响。
答：影响不大。因为我们99％的领域都对女性开放。那些对女性不开放的领域主要是战场上的近距离作战；不过，我们会对女性开放营级层面的空中联络工作。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能力问题，而非性别问题。
问：您觉得中国空军逐渐崛起会成为与我们实力相当的一个威胁吗?
答：中国正在追求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且用我们的空军战斗力对此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