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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凯军：1961年出生。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新闻系。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星星》诗刊、《青年文学》《当代中国》《草原》等各级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六百余首（篇），并多次获奖。已出版个人诗集《西拉沐沦神》《纯情部落》。现为赤峰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赤峰市青年诗人协会副会长、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协会员。
袁凯军是作为“60后”诗人在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是当年内蒙古崛起的诗群中的重要诗人。《纯情部落》是他有代表性的诗集，其中的诗性感悟、抒写方式，尤其民族性特点都值得记取。
虽然他是蒙古族，但以汉文书写而并非以第一母语。其成名作也是代表作《西拉沐伦神》组诗就发表在《草原·北中国诗卷》第三卷（1987年第2期），其它也发在汉文报刊;同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文版《内蒙古诗选》也选了他的诗。而“北中国诗卷”的原创办者之一、曾任《草原》文学月刊主编的作家、诗人尚贵荣在2015年接受访谈时回忆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由于受到全国诗歌创作热潮的影响，内蒙古诗歌创作也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繁荣的时期，一大批青年诗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为了顺应这一形势，《草原》的诗歌版面不断扩大，到1986年，则每年辟出2-4个整刊来发表诗歌作品，并贯之以‘北中国诗卷’的名称。‘北中国诗卷’的出现，吸引了中国诗坛几乎所有诗人的关注。……而在内蒙古，巴·布林贝赫、安谧……等老一代诗人继续领路，张廓、赵健雄两位则成为内蒙古中青年诗人的领军人物。这一时期出现的中青年诗人更是风起云涌……整个八十年代，‘北中国诗卷’与内蒙古另一个影响巨大的诗歌杂志《诗选刊》，成为《诗刊》《诗歌报》之外的又一个诗歌中心……影响还波及港台、东南亚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姜红伟《草原·北中国诗卷》创办档案（1986-1990），《草原》2016年09期）
至于1989年，袁凯军作为副会长与同人发起成立的“赤峰青年诗人协会”和出刊的《北中国诗报》，则是以赤峰市为中心与全国诗歌的对接。
从他出版的几部诗集都是汉文版来看，他与以第一母语写作的蒙古族诗人不同，袁凯军是介于朦胧诗与“第三代”（确切说应是“第五代”）诗之间的诗人。而就其有代表性的诗集《纯情部落》而言，袁凯军的诗风格应该与骆耕野、高伐林等为代表的“新时期传统”诗关联更密切。再就其诗思进行考察，重心也比较明确，与当时新疆杨牧等关注大西北，马丽华等感受西藏，张晓波等体验城市，伊蕾等感悟女性大体相当。说到底，我以为，袁凯军与那时较有影响的同代诗人如白涛、成子等可以划入同一类型，即在跨民族的诗意书写的同时，有向少数民族题材与少数民族精神的自觉倾斜等特点。这部《纯情部落》共收入67首诗，由三辑构成（分别为24、13、30首）。其中前两辑大多抒写蒙古族情怀或从蒙古族视角切入，第三辑的诗思则大多是跨民族的。
那么袁凯军的独有符号是什么？可以说，他的跨民族诗歌抒写与当时大多数的同代诗人一样，从时代与日常中捕捉个人化感受，通过诗意语言与意象勾连，显示出与建国三十年风格有别的品格，对此勿需赘述。我着重介绍并阐释诗集中带有袁凯军印痕的几个亮点，而诗的民族性问题在当时几乎被“朦胧”“现代”及是否反传统，“大我与小我”等遮蔽了，回顾算是必要的找补。
首先，就诗中的民族书写而言，袁凯军已然生成了蒙古族民族情结，这由民族生活、民族性格、民族体验与文化心理等构成。还可以说，他虽生活在城市，但其故园由该城市管辖，不必像同样的蒙古族诗人如席慕蓉、白涛那样，因原乡失落而在诗中尋找;也不必如成子的诗那样，为最后的鄂温克族因放弃使鹿与狩猎生活方式乃至脱离民族根脉而迷惘。袁凯军能够零距离对原乡草原的自身民族进行观照与诗意提升。
其次，他是比较典型的抒情诗人，不过其民族书写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抒情诗，如诗集开篇的《西拉沐沦神》《潢水源》《百岔川岩画》《道古钦的月夜》等等;另一种是叙事性更明显的抒情诗，如《夕阳》《人之魂》《猎人的儿子》《牧马的女人》等等。
前一种如《西拉沐沦神》将蒙古族特质在“新层面”展现出来，不仅把握到“神韵”并提升到“神明”高度，甚至在建构新“神话”。全诗围绕西拉沐伦这条蒙古族重要的母亲河及河岸子民展开，抒写地地道道的蒙古人生活方式、习惯、体验，还有男女两性性情，围拢篝火唱牧歌、安黛舞，近似于古铜色的狂欢……这些特点似乎人人皆知，由此展现生活快乐幸福，进而表达赞美时代都水到渠成。而其诗的“新层面”在于，全诗以独特的意象及其组织，并与“永永远远西拉沐沦之神不死”对应，深入到生命体验，甚至指向生命意识。
杨守森在《生命意识与文艺创作》（《文史哲》2014年06期）中认为，生命意识可分为原初生命意识与文化生命意识两个层级，前者主要体现为生命体验，后者主要体现为生命思考、生命策略与生命关爱。我以为，能体会到生与死（即活着/死后）是生命意识的基本，具体可辐射到诸如自身理想的生与死（包括永生/不死;长寿/老死;适逢其时/死得其所，等等），幸福观（如物质/精神;为自己/为他人，等等），还有生命质量与价值观（如能否垂千古/遭唾骂等;按马斯洛的五种层次需求，应以衣食住行性与自由自如为前提），进而是人格品位、精神境界等方面。此外还关涉到生活环境（社会、自然）的平等、公平、和谐，甚至生态观、宇宙观，以及生与死中理想的传承（如血脉、社会关系）等等。那么，在该诗中，生命体验无可非议，而生命关爱、生命思考至少已体现在作者的理念中。
再如《潢水源》对西拉沐伦源头与蒙古民族的缘源关系的感悟，包括人类的繁衍生息;《百岔川岩画》体验先民的艺术与生命存在的关系等，都抵达生命意识等较复杂的层面。
后一种诗如《夕阳》，描述母亲面对唯一的儿子离开草原而进入城市“干别的事”，她不能阻拦，因为儿子长大了。她只能盼归并忧心忡忡“蒙古人走出草原还是蒙古人么？”由此揭示出少数民族在新科技文明改变生活方式，以及在民族融合发展中是否被同化的问题;进而，随着地球村的形成，各国之间会不会演变成同样的结果？作者当时自觉关注到这个难题，后来“农（牧）民工”、城市化愈演愈烈，目前来看，这个问题越来越难预料了。
该诗具体以母亲为叙事线索，首先写她守候、孤单;继而追叙她送儿子;之后天天思念、盼望，正因为孤单与牵挂，才萌生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质疑，进而从全知视角叙述“她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心事”;最终写她面对回家的儿子，一改忧虑心情而变为鼓励。作者将叙事诗化的方法是，把外在经历内心化，选取过程中的片段并将其细节化，最终通过意象关系将语言陌生化完成，可谓驾轻就熟。例如“她把目光搓成绳/紧紧拴住儿子远去的背影”，“拴马桩孤零零/如她孤独的影子”等，此类诗句比比皆是，而结尾“她告诉儿子/明天的太阳一定很温暖”，即使她是“走路很像男人的”母亲，也能避免让读者质疑“母亲”的境界，而且形象诗意含蓄并且有意味。
《猎人的儿子》思考的是人与动物的生态关系及人类问题，《人之魂》触及到社会道德在内心深处的纠结，等等，不仅都是深度而严峻的主题，其叙事性也各有千秋。
此外，袁凯军诗的语言、意象及其关联与处理，在当时也都可圈可点，恕不展开。赤峰另一位诗人好友独桥木说，袁凯军的诗“纯情与厚重交织”，同时有“侠骨与柔情”“机智与幽默”，也有道理。
袁凯军是作为“60后”诗人在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是当年内蒙古崛起的诗群中的重要诗人。《纯情部落》是他有代表性的诗集，其中的诗性感悟、抒写方式，尤其民族性特点都值得记取。
虽然他是蒙古族，但以汉文书写而并非以第一母语。其成名作也是代表作《西拉沐伦神》组诗就发表在《草原·北中国诗卷》第三卷（1987年第2期），其它也发在汉文报刊;同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文版《内蒙古诗选》也选了他的诗。而“北中国诗卷”的原创办者之一、曾任《草原》文学月刊主编的作家、诗人尚贵荣在2015年接受访谈时回忆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由于受到全国诗歌创作热潮的影响，内蒙古诗歌创作也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繁荣的时期，一大批青年诗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为了顺应这一形势，《草原》的诗歌版面不断扩大，到1986年，则每年辟出2-4个整刊来发表诗歌作品，并贯之以‘北中国诗卷’的名称。‘北中国诗卷’的出现，吸引了中国诗坛几乎所有诗人的关注。……而在内蒙古，巴·布林贝赫、安谧……等老一代诗人继续领路，张廓、赵健雄两位则成为内蒙古中青年诗人的领军人物。这一时期出现的中青年诗人更是风起云涌……整个八十年代，‘北中国诗卷’与内蒙古另一个影响巨大的诗歌杂志《诗选刊》，成为《诗刊》《诗歌报》之外的又一个诗歌中心……影响还波及港台、东南亚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姜红伟《草原·北中国诗卷》创办档案（1986-1990），《草原》2016年09期）
至于1989年，袁凯军作为副会长与同人发起成立的“赤峰青年诗人协会”和出刊的《北中国诗报》，则是以赤峰市为中心与全国诗歌的对接。
从他出版的几部诗集都是汉文版来看，他与以第一母语写作的蒙古族诗人不同，袁凯军是介于朦胧诗与“第三代”（确切说应是“第五代”）诗之间的诗人。而就其有代表性的诗集《纯情部落》而言，袁凯军的诗风格应该与骆耕野、高伐林等为代表的“新时期传统”诗关联更密切。再就其诗思进行考察，重心也比较明确，与当时新疆杨牧等关注大西北，马丽华等感受西藏，张晓波等体验城市，伊蕾等感悟女性大体相当。说到底，我以为，袁凯军与那时较有影响的同代诗人如白涛、成子等可以划入同一类型，即在跨民族的诗意书写的同时，有向少数民族题材与少数民族精神的自觉倾斜等特点。这部《纯情部落》共收入67首诗，由三辑构成（分别为24、13、30首）。其中前两辑大多抒写蒙古族情怀或从蒙古族视角切入，第三辑的诗思则大多是跨民族的。
那么袁凯军的独有符号是什么？可以说，他的跨民族诗歌抒写与当时大多数的同代诗人一样，从时代与日常中捕捉个人化感受，通过诗意语言与意象勾连，显示出与建国三十年风格有别的品格，对此勿需赘述。我着重介绍并阐释诗集中带有袁凯军印痕的几个亮点，而诗的民族性问题在当时几乎被“朦胧”“现代”及是否反传统，“大我与小我”等遮蔽了，回顾算是必要的找补。
首先，就诗中的民族书写而言，袁凯军已然生成了蒙古族民族情结，这由民族生活、民族性格、民族体验与文化心理等构成。还可以说，他虽生活在城市，但其故园由该城市管辖，不必像同样的蒙古族诗人如席慕蓉、白涛那样，因原乡失落而在诗中尋找;也不必如成子的诗那样，为最后的鄂温克族因放弃使鹿与狩猎生活方式乃至脱离民族根脉而迷惘。袁凯军能够零距离对原乡草原的自身民族进行观照与诗意提升。
其次，他是比较典型的抒情诗人，不过其民族书写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抒情诗，如诗集开篇的《西拉沐沦神》《潢水源》《百岔川岩画》《道古钦的月夜》等等;另一种是叙事性更明显的抒情诗，如《夕阳》《人之魂》《猎人的儿子》《牧马的女人》等等。
前一种如《西拉沐沦神》将蒙古族特质在“新层面”展现出来，不仅把握到“神韵”并提升到“神明”高度，甚至在建构新“神话”。全诗围绕西拉沐伦这条蒙古族重要的母亲河及河岸子民展开，抒写地地道道的蒙古人生活方式、习惯、体验，还有男女两性性情，围拢篝火唱牧歌、安黛舞，近似于古铜色的狂欢……这些特点似乎人人皆知，由此展现生活快乐幸福，进而表达赞美时代都水到渠成。而其诗的“新层面”在于，全诗以独特的意象及其组织，并与“永永远远西拉沐沦之神不死”对应，深入到生命体验，甚至指向生命意识。
杨守森在《生命意识与文艺创作》（《文史哲》2014年06期）中认为，生命意识可分为原初生命意识与文化生命意识两个层级，前者主要体现为生命体验，后者主要体现为生命思考、生命策略与生命关爱。我以为，能体会到生与死（即活着/死后）是生命意识的基本，具体可辐射到诸如自身理想的生与死（包括永生/不死;长寿/老死;适逢其时/死得其所，等等），幸福观（如物质/精神;为自己/为他人，等等），还有生命质量与价值观（如能否垂千古/遭唾骂等;按马斯洛的五种层次需求，应以衣食住行性与自由自如为前提），进而是人格品位、精神境界等方面。此外还关涉到生活环境（社会、自然）的平等、公平、和谐，甚至生态观、宇宙观，以及生与死中理想的传承（如血脉、社会关系）等等。那么，在该诗中，生命体验无可非议，而生命关爱、生命思考至少已体现在作者的理念中。
再如《潢水源》对西拉沐伦源头与蒙古民族的缘源关系的感悟，包括人类的繁衍生息;《百岔川岩画》体验先民的艺术与生命存在的关系等，都抵达生命意识等较复杂的层面。
后一种诗如《夕阳》，描述母亲面对唯一的儿子离开草原而进入城市“干别的事”，她不能阻拦，因为儿子长大了。她只能盼归并忧心忡忡“蒙古人走出草原还是蒙古人么？”由此揭示出少数民族在新科技文明改变生活方式，以及在民族融合发展中是否被同化的问题;进而，随着地球村的形成，各国之间会不会演变成同样的结果？作者当时自觉关注到这个难题，后来“农（牧）民工”、城市化愈演愈烈，目前来看，这个问题越来越难预料了。
该诗具体以母亲为叙事线索，首先写她守候、孤单;继而追叙她送儿子;之后天天思念、盼望，正因为孤单与牵挂，才萌生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质疑，进而从全知视角叙述“她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心事”;最终写她面对回家的儿子，一改忧虑心情而变为鼓励。作者将叙事诗化的方法是，把外在经历内心化，选取过程中的片段并将其细节化，最终通过意象关系将语言陌生化完成，可谓驾轻就熟。例如“她把目光搓成绳/紧紧拴住儿子远去的背影”，“拴马桩孤零零/如她孤独的影子”等，此类诗句比比皆是，而结尾“她告诉儿子/明天的太阳一定很温暖”，即使她是“走路很像男人的”母亲，也能避免让读者质疑“母亲”的境界，而且形象诗意含蓄并且有意味。
《猎人的儿子》思考的是人与动物的生态关系及人类问题，《人之魂》触及到社会道德在内心深处的纠结，等等，不仅都是深度而严峻的主题，其叙事性也各有千秋。
此外，袁凯军诗的语言、意象及其关联与处理，在当时也都可圈可点，恕不展开。赤峰另一位诗人好友独桥木说，袁凯军的诗“纯情与厚重交织”，同时有“侠骨与柔情”“机智与幽默”，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