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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威：雪弟老师您好，我们很久没有细致深入地聊聊惠州的文学了。今天刚好有这么个机会，也是挺难得的。2019年，国务院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伴随着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大湾区文学”这一概念也随即应运而生。惠州作为大湾区的一员，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产生了哪些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未来可能的突破路径在何处等等，都是我们今天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2009年初，您从江西东华理工大学调入到惠州学院工作，至今也有十余年了。而且，您和惠州的许多写作者都相当熟悉。据您这么些年的观察与思考，您觉得惠州文学的整体风貌如何？
雪弟：如你所说，因各种机缘，我与惠州的很多写作者都比较熟悉。但说实话，这种熟悉多是印象式的，熟悉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不过，由于十余年浸淫其中，我對惠州文学的整体风貌还算了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它具有浓郁的地域性特点。具体点说，就是惠州的地方元素非常突出，无论是惠州的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均在文学创作中被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表现。如陈雪的以“东征”为主题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苗理洁、毛锦钦的以惠州风物为主题的散文创作，王启鹏、周后运的以惠州名人为主题的人物传记创作，李华生、白雪、刘明霞、邓仕勇以惠州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创作等。若从文体上说，惠州文学成绩最大的，我认为是小小说、长篇小说和诗歌创作。小小说创作方面，涌现出了以申平为代表的小小说作家群，惠州还被授予“中国小小说创作基地”“中国小小说之乡”等称号;长篇小说创作方面，苏方桂的历史传奇小说，吴振尧的农村改革小说，张道华、肖荣凯、唐丽萍的刑侦小说，陈雪的革命历史小说，魏晓霞的家庭婚恋小说，曾志平的创业励志小说，钟逸仁、肖荣凯的官场小说等，均在国内或省内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诗歌创作方面，以阿樱、江湖海、仲诗文为代表的惠州诗歌群已声名鹊起，为人瞩目。
徐威：惠州的小小说创作确实是惠州文学的一张闪亮名片。我刚到惠州求学时，也写过一段时间的小小说作品。从小小说入手进行文学练笔，是一个挺不错的方式。这与小小说的文体特点有很重要的关系。但小小说易写而难精，写的人很多，但写得好的少。在惠州的小小说创作中，申平一直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数十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小小说作品，取得了相当的成绩。2009年，他获得了小小说领域的最高奖—“金麻雀奖”。在您看来，他创作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雪弟：我在上面说，惠州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化特征。但对申平来说，则是个例外。他创作上最大的特点，是对草原的书写，进一步说，是对草原上动物的书写，经由动物指向人和人类。如在《头羊》中，作品通过一只“忠于职守”、“勇猛无比”的羊被瘸羊倌算计害死的故事，由羊及人，曲折表达了“头人”的悲剧性结局;又如在《恩仇记（三题）》中，作品通过武刚子与“花花”的两代恩怨情仇，对特殊年代背景下人类的荒唐行为—仇虎、杀虎进行了反思，进而传达出“人类必须与动物和谐相处，才能共生共荣”的生态和谐观。文章结尾“爷爷骑着大老虎回家”的想象，就是对未来这一生态和谐观的美好图景描绘。
徐威：其实，他也不算例外。地域对于写作者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是内蒙古人，源于草原深处的记忆肯定会伴随他一生。若从他老家的角度看，这也属于地域化写作嘛。刚才我说申平在惠州的小小说创作中一直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他不仅自己写，还带出了一批小小说作家走出惠州，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影响。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比如肖建国、海华、陈树龙、陈凤群、阿社、胡玲、吴小军等。您如何看待这些人的创作？
雪弟：应该说，他们的创作各有特色，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写作路径。如肖建国对单纯、明净的人物内心的书写和意境营造，海华显明或隐秘的机关叙事，陈树龙幽默和荒诞的现实描摹，陈凤群对底层小人物的关注，阿社的系列化写作，胡玲的女性写作等。恰当的路径，自然会产生好作品。肖建国的《那年大雪》、海华的《最佳人选》、陈树龙的《藏》、陈凤群的《找个地方完婚》、阿社的《晚包装时代》、胡玲的《大青衣》等，放在全国范围内，都丝毫不逊色。我想重点谈一下《那年大雪》。这篇作品以村里四个人杀一只羊为叙事脉络，通过四个人杀羊时迥异—海子、狗儿、山子的拙笨和梁子的老练—的动作和细节，层层铺垫，形象地展示了人性中的冷漠和残忍。当然，作品的深刻之处不在于它描叙出了人性中的冷漠和残忍，更重要的，是它写出了这种冷漠和残忍对人的影响。本来，海子娘、狗儿妈、“我”（山子）母亲希望梁子能把“我们”三人带出去，跟着他见见世面，但经过这次杀羊事件后，“梁子走了，是一个人”。也就是说，海子娘、狗儿妈、“我”（山子）母亲等人在面对人性中的冷漠和残忍时，她们没有向利益（见见世面）屈服，而是选择了抵制和对抗。这种抵制和对抗，回归于人性的本真和善良，让作品充具人性的光辉，直抵人的内心最深处。
徐威：阿社的“疾病系列小小说”给我印象特别深，每一篇都讲述了一个人患“病”的故事，同时这“病”也是这个社会的病症之一种;“包装时代系列小小说”也写得很有意思，它以夸张和反讽见长，在瞠目结舌中带来荒谬之感。确实如您所说，这些人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但都具有相当的实力，共同生成了惠州小小说的群体现象。这也是“中国小小说创作基地”“中国小小说之乡”等落户惠州的重要原因吧。
雪弟：是的。当然，这也离不开惠州市“建设文化惠州”的大环境，以及企业家（如广东百业投资集团）的大力支持。
徐威：小小说因字数受限，很多波澜壮阔的时代场面难以细致刻画。这是长篇小说的优势。您刚才说，惠州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并列举了多种小说类型。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类型化。用这个词来概括惠州的长篇小说，您觉得是否恰当？而且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惠州长篇小说创作上的类型化，是源于惠州作家偏爱在岭南本土文化中挖掘写作对象。正是由于岭南肥沃的文化土壤，才产生了老作家苏方桂的《罗浮侠女传》《五羊恩仇》《羊城丐王》等历史传奇小说，产生了陈雪的《东征！东征！》等革命历史小说，产生了吴振尧的《人日》《南风薰》等农村改革小说。 雪弟：我很认同你的概括。你的感受也没错。惠州作家的确偏爱在岭南本土文化中挖掘写作对象，这就是一个作家与土地的关系。另外，惠州作家还特别擅长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来挖掘写作对象，这也是惠州长篇小说类型化的重要原因。如曾干过惠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张道华和现任职于惠州铁路公安处的唐丽萍分别写过《夜幕较量》《非常绑票》《资本谎言》《惊天隐情》《肝胆昆仑》和《暗香》《血罂粟》多部刑侦题材长篇小说，曾做过地方官员的钟逸仁、肖荣凯分别写过《县委书记和他的秘书》和《一条大河波浪宽》等官场小说，企业家曾志平写过《六如轩》《六如台》《六如亭》等创业励志三部曲。
徐威：类型小说相对而言具有更强的可读性，也容易进行影视改编。惠州有挺多长篇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等。我记得1994年，苏方桂的《姊妹風尘记》被改编成电影《女人花》，袁立有参与演出;陈雪的《东征风云》被改编成电影《浴血东征》;魏晓霞的《婚姻保卫战》被拍成33集同名电视剧，由赵宝刚和王迎执导，佟大为、马伊琍、黄磊、袁立等主演，非常火爆。
雪弟：从这个角度上讲，惠州的长篇小说创作是成功的。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惠州很少有作家的长篇小说发表在国家级文学大刊上，在全国尚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徐威：这确实是现实一种。不仅是长篇，在我的印象中，惠州的中短篇作品也很少出现在国家级的文学大刊物上。在这一点上，惠州是比不上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城市，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刊发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钟山》等大刊上。而且，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比如王威廉、陈崇正、陈再见、彤子、王哲珠等，也成为了中坚力量，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惠州的中短篇小说写作中，青年作家似乎也没有冒出头来。这挺令人遗憾和困惑的。
雪弟：其实，惠州作家中一直有写中短篇小说的，老一辈如吴振尧、张道华、李勤、申平、苗理洁，年轻一代如肖建国、杨玉霜、林艺燕、张燕华、浏沄、陈凤群、胡玲、蒲建知、黄仁胜、阿社等，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中短篇问世。《作品》2009年3月号下半月刊，曾刊登了惠州六位作家的中短篇，均可圈可点。其中，杨玉霜的《苦藤咖啡的盲人钢琴师》和秦蓝的《鹭鸟齐下的村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没有复杂多变的情节，它们强调的多是对个人经验的书写和对“小我”世界的描绘;在表达上，往往回避线性的叙事方式，而是任由作者的思绪随意流淌;在语言上，多呈现出唯美、诗性的一面。我觉得，这两个作者很有写中短篇的天赋，但可惜的是，后来很少看到她们的作品了。现在，真正能拿得出去的只有肖建国，他在省级刊物发过几十个中短篇，短篇小说《我本善良》被《小说月报》转载过。
徐威：肖建国的写作有比较宽的面向，他一手写公文报告，一手写中短篇、小小说。我其实很期待有更多的人进行中短篇创作，期待更多的作家生成自己的独特文本，打出惠州的影响力来。
雪弟：我一直认为，中短篇创作最考验作家的功力，它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我能理解你的焦虑，但独特的中短篇文本绝不是一朝一夕能生成的。不过，在惠州中短篇创作的作者中，我倒是觉得，有几个人可能近几年会冒出来，如黄仁胜、胡玲、阿社和龚小花等。去年，我编过阿社的一个短篇，叫《张本的证件生涯》。这篇作品以张本制作假证为故事核心，展现了一个人的命运遭际。作品来源于现实，但同时又有些荒诞，初步显现了一个作家的功力。
徐威：所以我们还是能够有所期待的。相比中短篇创作而言，惠州的诗歌创作成绩更显著一些。惠州的诗人作品我相对读得多一些，阿樱、江湖海等人持续创作了数十年，创作力茂盛且持久。尤其是江湖海，每月保持上百首的创作量，这是相当惊人的。缪佩轩、正午的猫、仲诗文、李小惠等人的作品也多次刊登在《诗刊》等刊物，在各类年选与选本上也常见他们的身影。游天杰、吴子璇、贺燕珍等青年诗人的出现也让惠州诗歌呈现出较好的传承性。
雪弟：自2016年始，我也写点诗歌，这样就与惠州诗人有了更多的接触。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惠州诗人的整体创作水平较为整齐。除了你提到的诗人外，吴晓、肖红、南木、田铁流、程向阳、汪诚、邹雄彬、王宝娟、肖伟、那子溪、任旭东、王屹、雁鸣、木子红、陌上花、张兹旭、桑塔、茗芝等基本上都有作品发在国家级刊物上。惠州诗歌的繁荣，除了诗人自身的努力外，我觉得还与四个人有关，他们是江湖海、仲诗文、汪诚、吴晓。你刚才提到了江湖海惊人的创作量，他还有一个惊人的能力，那就是化缘办诗会。正是在他的热心组织，甚至慷慨解囊下，很多诗会得以在惠州举办。我认为，这对惠州的诗人非常重要。它打开了惠州诗人的视野和心胸，也为惠州诗人提供了一些平台。另外，仲诗文、汪诚和吴晓创办的“诗同仁”聚集了全国众多实力诗人，如西娃、张二棍、康雪、呆呆、宾歌、霜白、宋朝等，其中自然也包括惠州一些诗人，他们谈诗、论诗、比诗，这无疑推动了惠州诗人的快速成长。
徐威：平台确实很重要。一方面，平台给大家带来了交流、讨论的空间，另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平台提供了一种诗歌的氛围。弥漫着浓郁文学气息的氛围，甚至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的创作。我还记得初到惠州的时候，2008年前后，李勤、南木、林金璇、陈树龙、陈树茂、阿社、柯默默等人依托“朴璞文学论坛”（最开始好像是叫惠州文学论坛）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文学团体。他们每日在论坛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并互相点评，有固定的线下聚会时间。这种氛围不仅使得他们当中的年轻作家迅速成长，也吸引了一批文学爱好者加入其中。热烈而真挚的探讨，其实是十分有利于写作者的成长的。那种纯粹的文学氛围，同样能给人以鼓励和安慰。文学创作从本质上说是个人性的事业，相互抱团很是难得。“诗同仁”的面向则又更广一些，包含了全国各地的诗人。“诗同仁”也好，江湖海策划的各类诗歌活动也好，其实都开阔了惠州诗歌创作的视野。毕竟，闭门造车是不行的。说到这，想起一件挺有趣的事情，诗人似乎比小说家、散文家更爱凑在一起相互讨论。 雪弟：小说家中的小小说家可能是个例外，他们也爱凑在一起相互讨论。就惠州来说，自2016年开始，“惠州小小说大课堂”每月一课，已开讲44课。或邀请作家、评论家、编辑授课，或外出采风，或就作品展开讨论，可以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现在回到诗歌上来，你刚才提到游天杰、吴子璇、贺燕珍等青年诗人，他们确实是惠州诗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惠州诗歌继续前行的重要力量。谈到青年诗人，请你聊一聊惠州学院的风辰诗社吧，那里可谓青年诗人的摇篮。
徐威：我对风辰诗社是比较有感情的，2008年诗社成立，2009年我担任了诗社的第三任主编。十年之后，我再回到惠州学院，又成了诗社的指导教师。在这十余年中，诗社培养了一批青年诗人。像柯默默、郑块金、谢仕亮、黄国焕、钟艳榴、贺燕珍、董济东、黄佳玫、陈月山等人，都有走向全国的实力与可能。他们的身份从诗歌爱好者变成了诗歌写作者，他们的作品从《风辰诗刊》走向了《中国诗歌》《诗刊》。作为一个地方院校的兴趣社团，风辰诗社取得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雪弟：作为惠州学院的老师，我是见证了你说的这些青年诗人的成长的。只不过，那时我不写诗。但惠州学院一直有写诗的老师。如你任主编时的南木老师、杨子怡老师，近几年调入惠州学院的代廷杰老师、章朋老师，现在你又回到了惠州学院。我相信，风辰诗社一定会培养更多的青年诗人。据我所知，近些年从惠州学院毕业后留在惠州工作仍在写作的有黎桂良、曹杰、陈凤、游天杰、吴子璇、贺燕珍等。黎桂良、陈凤主要在写小小说，曹杰主要写古体诗、小小说和长篇小说，游天杰、吴子璇、贺燕珍主要写现代诗。应该说，他们均在各自的领域有所收获。如果非要分出一个高下的话，我愿意把票投给吴子璇。我觉得，吴子璇的诗日趋成熟，远远超出了她的年龄。吴子璇是你的师妹，你与她比较熟，请你谈谈她的诗歌吧。
徐威：我确实很欣赏吴子璇的诗歌作品，也曾为她的作品写过短评。吴子璇近几年在惠州诗歌写作中比较显眼，成就也比较高。她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诗歌，入选了《2016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出版了诗集《玫瑰语法》，还获得了东荡子诗歌奖·广东高校奖。在吴子璇身上，青春、爱情、自我、秘密等带有个体隐秘性的因素最终化为了一句句情感饱满而又意味深长的诗行。正如她自己在诗歌中所写：“我的身体是被一行行诗句搭建的。”情至深处，自溢为诗。抱歉，似乎对青年写作谈得比较多，这可能跟我近些年一直在关注“90后文学”有关系。要不，接下来咱们谈谈散文和报告文学？
雪弟：在谈散文和报告文学之前，我觉得还得再谈一个人。因为你刚才谈吴子璇时，这个人一直在我脑子里闪现。我觉得她们非常相似，都有写诗的天赋，也都非常勤奋。她就是茗芝。如果说吴子璇是惠州90后诗人的代表，茗芝则是惠州00后诗人的代表。茗芝出生于2007年，现读初一。已在国内各文学报刊发表诗歌300余首，出版诗集《茗芝童谣》《茗芝诗歌》。有人说，茗芝的诗歌是父亲江湖海改出来的，我不大相信。在我看来，茗芝的诗是妙然天成，大人是无法下笔改动的。这里关涉孩子对世界的理解，也关涉孩子对世界理解的角度。其实，人长大了，就无法回到过去，回到孩子的真正狀态。所以，一旦大人去改动孩子的诗歌，很可能就会把诗破坏掉。我相信，江湖海是不会做这样的傻事的。当然，帮茗芝投稿发表，肯定是江湖海做的。这是一个父亲的责任嘛。
徐威：茗芝的诗我也在江湖海的朋友圈里读过不少，确实有才华。不过有一点我需要再说明一下，茗芝作为00后诗人的代表，可不单单是惠州00后的代表，她已经走得更远了。至于这个“代笔”与“改动”，我的看法和你差不多。事实上，要成年人强行写童诗是很困难的。另外，00后事实上也已经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姜二嫚在七岁时候写的《灯》：“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短短两行，仅仅九字，语言简洁而有张力，想象力绝佳，画面感极强。后来，因为写诗，茗芝和姜二嫚也成为了好朋友。这样的童年，真是令人羡慕。现在，咱们可以谈谈散文和报告文学了吧。
雪弟：好像是一种普遍情况，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中，散文总是占有最大的比例。惠州也是这样，写过散文的应该有数百人，经常写散文的估计也有百余人。如此庞大的创作队伍，题材、风格自然是形态各异。不过，有一种题材，好像很多人都特别偏爱它。那就是对惠州风物和历史人物的书写。罗浮山、西湖、红花湖、东江、合江楼、望江楼、汤泉、木棉花、苏东坡、王朝云等，这些带有鲜明的惠州元素的风物和人物，成了惠州散文创作者取之不尽的资源。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我认为是苗理洁。苗理洁写散文，也写小说，包括中短篇和小小说，还出版过小小说集《旗袍》。但写得最好的，还是散文，散文中写得最好的，还是风物散文。苗理洁是惠州本土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家，可以说她对惠州的风物极为熟悉，这样，她在写惠州风物时，既能抓住惠州风物的特点，又能深入到惠州风物的纹理，加之朴素、简洁的文字，就把惠州风物写得非常生动、具体和充分。目前，她已出版《水城故事》《逝水留痕》《水韵鹅城》三部散文集，其中，《水城故事》获得惠州第四届“五个一工程奖”和惠州首届“六如轩”文学奖。
徐威：我们之前谈到惠州文学的整体风貌之一就是作家善于立足惠州本土资源、不遗余力地“向内挖”。无数的文学作品都已经证明，挖掘自己熟悉的、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可行的。比如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笔下的商州、陈忠实和路遥笔下的黄土高坡、陈应松带有浓郁巫楚气息的神农架系列小说、迟子建的东北……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书写？又挖掘出何物？你刚才说到苗理洁的散文，在文风上我感觉偏向于细腻。这是书写方式之一，记录惠州的种种日常风貌。我倒是想起了陈雪的散文。陈雪写小说，但写得更多的是散文。这两种体裁的写作，都集中在本土历史与文化上了。目前，陈雪散文在《人民日报》《散文选刊》等刊发，2014、2015、2016年连续入选当年的《中国散文排行榜》，已经出版了多部散文集，其中《时光印格》还获得了第八届冰心散文奖。陈雪的散文，尤其是惠州本土文化散文，与苗理洁散文相比，又是另一种书写方式了。它时常穿梭于历史与现实，在古今对话与遐想中传递个体感悟。《走过苏轼生命历程的三位女人》《周庄与佗城》《文笔塔与丰湖书院》《陈炯明在香港的最后时日》《七女湖起义与象头山》等散文可谓是这一类型的代表。 雪弟：苗理洁和陈雪可称得上惠州散文的代表。除他们两位外，散文创作成绩比较突出的还有牟国志、毛锦钦、王向荣、周小娅、秦蓝、曾平、杨彩霞、彭琼香、邓仕勇、王伟民和刘明霞等。周小娅在多家报纸开过专栏，其小女人散文曾在全国轰动一时;杨彩霞的散文，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宏大的叙事，无论是写人、记事，都如一股清泉在山间流淌，在人内心激起一阵阵涟漪;刘明霞的散文选材独特，多写得摇曳多姿，顾盼生情;王伟民的散文，多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但往往令人落泪。
徐威：散文这一文体，谁都能写谁都能读，这既是好事，也不是好事。边界的模糊，使得散文文体在现在的文坛格局中也显得有些尴尬。您刚才谈到邓仕勇，我倒想起了他原先也写小说、散文，后来却主攻报告文学了。他和吴红霞（白雪）合著的《触摸一座城市的温度》以惠城区的拆迁为中心，记录城市改造与拆迁的艰难博弈。书籍出版之后，在省作协开了研讨会，还荣获惠州“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邓仕勇、吴红霞（白雪）都写了不少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同样可以归类于对惠州本土的记录之中—如果说苗理洁是惠州风物记录，陈雪是惠州古今书写，那么邓仕勇、吴红霞（白雪）的报告文学则是现场记录。谈到这，我愈发地觉得，惠州的作家是真爱惠州本土资源—无论是本土的作家，还是从外省到惠州的作家，都深深地被惠州这片土地所吸引。比如湖南常德的李华生，1993年到了惠州之后，写下了众多记录惠州时代变迁的报告文学作品：《开放的南国》《又见艳阳天》《纪实惠州》《罗浮山下国医魂》等等。
雪弟：来自江苏的刘明霞也是如此。她的不少散文，如《我与下角》《用时尚解开水东街情结》，也是对惠州本土的记录与思考。她的长篇报告文学《乌禽嶂下的中国好人》以获得“广东好人”殊荣，后又获“中国好人”殊荣的乡村教师古槐基为对象，展示了一个乡村教师独守深山37年教书育人的事迹。著名作家邱华栋曾评价它“是一部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直面生活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作品中奔涌的感情，时时撞击着读者的心扉，值得重视和关注”。这篇报告文学曾获得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
徐威：所以，我此刻心情比较复杂。这么多人热爱惠州，应该感到高兴。但同时，我又感到焦虑：惠州的文学，在一个劲儿地“向内挖”的同时，也应当努力地“往外走”。這或许是惠州文学创作所面临的困境之一种：满腔激情与热血，奈何无人知。从更宏大的愿望来说，我们也希望惠州能出现更具影响力与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如此，当我们说起惠州文学的时候，底气能够更加充足，能够更加骄傲与自豪。
雪弟：为何“满腔激情与热血，奈何无人知”？我觉得，惠州的作家，尤其是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的作家，要好好地思考这个问题。据我的观察，惠州一些作家在创作上缺少韧劲，具体点说，就是吃不得苦，沉不下心，受日常事务影响较大。这样，如何能创作出厚实、精致的作品？2018年，报告文学作家白雪的表现让我看到了希望。她的近五万字的《当你老了》刊发在《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8年4月号上。这篇历时五年才完成，涤荡着“满腔激情与热血”的中篇报告文学，不仅不是“无人知”，而且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往外走”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在《四十年报告文学：最先最自觉最热情地感知并汇入时代大潮》一文中，也肯定了这篇作品。我期待着惠州出现更多这样的文学作品。
徐威：文学向来是一个孤寂的事业，是一个人的战斗。马尔克斯说写作就是孤军奋战，我很是认同。支撑这场漫长战役的力量一定得是来自于内心的热爱与追求。但现在，能沉心阅读与创作，能守住冷板凳的人，并不多了。这是一个方面，是普遍性的一种状况。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惠州作家钟爱本土题材，努力“向内挖”，这是好事。问题在于，如何挖？挖出了什么？又如何呈现你所挖掘的东西？我想，这应当是惠州作家所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当然，在我看来，路径绝不仅仅只有这么一条，我们也不必局囿于此。最后，在“向内挖”的同时，惠州的作家也更应该努力“往外走”—让自己的作品更多地出现在大刊、名刊上，引发更多的关注。这同样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需要天分，需要热忱，甚至需要运气，但更需要苦功夫。
说到这，我们似乎已经简单地把惠州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都提及了一下。当然，因为我们的视野有限，文章篇幅也有限，还有很多作家我们无法一一提及。我想，我们这次对谈，作为一个简单的梳理，虽然无法面面俱到，却也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比如说我们去年刚成立了“惠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今年也打算做一些惠州文艺发展的梳理与批评。这一次对谈，似乎就可以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