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都雍（长安）都洛之争由来已久，从周代开始就有此种争论，西汉、东汉建立之初都有都雍都洛的论争。至唐代宗广德元年这一问题又成了当时一件大事，对于迁都洛阳之议，文人与官僚间有明显的差别，由此管窥官僚之思与文人之思的不同点：官僚将帅们多品尝过事功之不易和仕宦之险恶，提出的政策建议基于自身位势和现实可行性；而文人们凭借书生意气、怀揣道德理想，站在道义制高点对事情进行判断，其勇气可赏，但所说行之于世多乖谬不类。
关键词：唐代宗；迁都问题；杜甫；郭子仪
一、广德元年前都雍与都洛之议
中国历史上选定都城或迁移多出现于朝代更迭之际和他族入侵之时，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对历史现实的判断向皇帝（君主）提出不同的定都意见。届此首先回顾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雍洛之议。秦汉之际的农民战争中刘邦一系胜出，初都洛阳，这便引出都关中还是都洛阳的争论。娄敬等人的议论颇有见地，据《资治通鉴》载：齐人娄敬戍陇西，过洛阳，脱挽辂，衣羊裘，因齐人虞将军求见上。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见，问之。娄敬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上即日车驾西，都长安。由娄敬、群臣和张良的论议可知，西汉都长安主要看重其地理位置险要，易守难攻，且沃野千里食粮充足，退可守、进可王天下。在公元3世纪的冷兵器时代，地利确实对战争有很大影响，娄敬张良的意见很具代表性，他们是当时颇有识见的谋士，而群臣所论只知道洛阳有险可恃，不知其后方纵深之狭，于当时刚刚兴起的政权统御天下不利。刘邦从娄敬之议，定都长安。
二、文人对迁都洛阳之看法
本文所谓文人指比较纯粹的文学家，他们以文行世，如杜甫、李白等。官僚将帅指以战功和政绩显赫于世的将军和政治家（政客），如郭子仪、程元振等。诗人杜甫于广德元年（763）写《有感五首》组诗，其三是针对当时争论定都问题而发，身在蜀地的杜甫可谓一饭不忘君、无时不忧国忧民，先以诗切入：有感五首（其三）洛下舟车入，天中贡赋均。日闻红粟腐，寒待翠华春。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题为《有感》显然是感于时事而作，内容正是议论当年朝廷的迁都洛阳之事，安史乱后，长安受到安史军劫掠毁坏，每年需从关外输入大量粮食，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进逼长安，进而攻陷此地，宦官程元振建议皇帝都于洛阳，而大将郭子仪以为洛阳之险不可恃。仍要都长安。文人杜甫虽一介布衣，对此事比较上心，他认为不应都洛阳。此诗首联叙写都洛优越的地理位置，次联提到洛阳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祈盼着皇帝来给洛阳带来春天般的温暖，使当地人民安乐生活。刘学锴说：“话说得很委婉。实际上杜甫是反对迁都洛阳的，但他一则旁敲侧击，说”天中“只不过提供了苛敛之便；一则反话正说，明言百姓所待以见百姓所怨。”颈联尾联道出了为政之本不在依恃地势的险峻，重在“行俭德”，使宇宙焕然一新。
三、官僚对迁都洛阳之看法
据《旧唐书·郭子仪传》所述，广德元年（763）吐蕃进逼西京，代宗仓皇逃至陕，当时朝廷谏官把责任归咎于程元振，程元振害怕，又因郭子仪收回西京立了大功，不想让皇帝回京，便劝皇帝都洛以避寇。而身经百战的郭子仪闻讯后立即上表，深不以为然，郭氏论奏：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探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此用武之国，非诸夏所同……近因吐蕃凌逼，銮驾东巡。盖以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务挂虚名，苟避征赋，及驱以就战，百无一堪。亦有潜输货财，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荡不安，退居陕服。斯盖关于委任失所，岂可谓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谓陛下已有成命，将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见其利。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站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狭厄，才数百里间，东有成皋，南有二室，险不足恃，适为战场。陛下奈何弃久安之势，从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计，生天下之心。臣虽至愚，窃为陛下不取。郭子仪首先分析关中地理形势，指出其古之天府且易守难攻，次述历史，西汉建都于此享国久长，唐代起事亦都关中，又举出安史军败反例加以论证。分析现实形势以为吐蕃攻陷西京关乎人事而非西京不可都，而洛阳之险不足恃，且久为战场，丘墟荒凉，土地狭厄，纵深不够。又举出都洛政权不易守护、迅速灭亡，末尾祈皇帝回西京。通篇文字洋洋洒洒，反复举例论证，指出都洛之不可。文体分别各有所善，作为将军的郭子仪引述历史、考量现实，以唐朝社稷着想结合自己处境认为都洛不可取。程元振则专权自恣，为一己之私挟皇帝之忧恐请求都洛。他们都以务实态度看问题，不管出于私欲或者公忠体国，皆身处高位经历宦海沉浮，鲜少以浪漫情愫陈述政事，所为皆实实在在可执行之政策。
四、文人之思与官僚之思
文人作为一个以创作成就流传后世的群体，在唐代“言必称封侯”的梦想氛围中通过读书习文获取令名、致身高位、建立功勋，是他们自我设想的人生道路，但现实常常不帮助希望，这帮文人大多一生坎壈、沉沦下僚。高适虽然封侯，但细看其平生政绩亦乏善可陈。盖事非经过不知难，理想固然可嘉，务实更为重要。对于代宗广德元年（763）的迁都洛阳之议，文人表现出书生意气，杜甫的《有感五首》（其三）便简明地宣布自己的观点，没有记载表明他这首诗在当时流传到北方，当然就不能对皇帝产生些许影响，只是后人览之与郭子仪等议颇合，遂联类及之，宣扬其见地之卓越，见识是一回事，措施又是一回事。见识高远未必能办善事好事。
概之，对于迁都洛阳的不同意见，文人与官僚间的不同点：亲历战争和宦海沉浮的官僚将帅们多品尝过做事之不易和仕宦之险恶，提出的政策建议基于自身位势和现实可行性；而文人们凭借书生意气、怀揣道德理想，站在道义制高点对事情进行判断，其勇气可赏，但所说行之于世多乖谬不类。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資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班固.班兰台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萧涤非.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关键词：唐代宗；迁都问题；杜甫；郭子仪
一、广德元年前都雍与都洛之议
中国历史上选定都城或迁移多出现于朝代更迭之际和他族入侵之时，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对历史现实的判断向皇帝（君主）提出不同的定都意见。届此首先回顾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雍洛之议。秦汉之际的农民战争中刘邦一系胜出，初都洛阳，这便引出都关中还是都洛阳的争论。娄敬等人的议论颇有见地，据《资治通鉴》载：齐人娄敬戍陇西，过洛阳，脱挽辂，衣羊裘，因齐人虞将军求见上。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见，问之。娄敬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上即日车驾西，都长安。由娄敬、群臣和张良的论议可知，西汉都长安主要看重其地理位置险要，易守难攻，且沃野千里食粮充足，退可守、进可王天下。在公元3世纪的冷兵器时代，地利确实对战争有很大影响，娄敬张良的意见很具代表性，他们是当时颇有识见的谋士，而群臣所论只知道洛阳有险可恃，不知其后方纵深之狭，于当时刚刚兴起的政权统御天下不利。刘邦从娄敬之议，定都长安。
二、文人对迁都洛阳之看法
本文所谓文人指比较纯粹的文学家，他们以文行世，如杜甫、李白等。官僚将帅指以战功和政绩显赫于世的将军和政治家（政客），如郭子仪、程元振等。诗人杜甫于广德元年（763）写《有感五首》组诗，其三是针对当时争论定都问题而发，身在蜀地的杜甫可谓一饭不忘君、无时不忧国忧民，先以诗切入：有感五首（其三）洛下舟车入，天中贡赋均。日闻红粟腐，寒待翠华春。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题为《有感》显然是感于时事而作，内容正是议论当年朝廷的迁都洛阳之事，安史乱后，长安受到安史军劫掠毁坏，每年需从关外输入大量粮食，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进逼长安，进而攻陷此地，宦官程元振建议皇帝都于洛阳，而大将郭子仪以为洛阳之险不可恃。仍要都长安。文人杜甫虽一介布衣，对此事比较上心，他认为不应都洛阳。此诗首联叙写都洛优越的地理位置，次联提到洛阳仓库里堆满了粮食，老百姓祈盼着皇帝来给洛阳带来春天般的温暖，使当地人民安乐生活。刘学锴说：“话说得很委婉。实际上杜甫是反对迁都洛阳的，但他一则旁敲侧击，说”天中“只不过提供了苛敛之便；一则反话正说，明言百姓所待以见百姓所怨。”颈联尾联道出了为政之本不在依恃地势的险峻，重在“行俭德”，使宇宙焕然一新。
三、官僚对迁都洛阳之看法
据《旧唐书·郭子仪传》所述，广德元年（763）吐蕃进逼西京，代宗仓皇逃至陕，当时朝廷谏官把责任归咎于程元振，程元振害怕，又因郭子仪收回西京立了大功，不想让皇帝回京，便劝皇帝都洛以避寇。而身经百战的郭子仪闻讯后立即上表，深不以为然，郭氏论奏：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探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此用武之国，非诸夏所同……近因吐蕃凌逼，銮驾东巡。盖以六军之兵，素非精练，皆市肆屠沽之人，务挂虚名，苟避征赋，及驱以就战，百无一堪。亦有潜输货财，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荡不安，退居陕服。斯盖关于委任失所，岂可谓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谓陛下已有成命，将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见其利。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站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狭厄，才数百里间，东有成皋，南有二室，险不足恃，适为战场。陛下奈何弃久安之势，从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计，生天下之心。臣虽至愚，窃为陛下不取。郭子仪首先分析关中地理形势，指出其古之天府且易守难攻，次述历史，西汉建都于此享国久长，唐代起事亦都关中，又举出安史军败反例加以论证。分析现实形势以为吐蕃攻陷西京关乎人事而非西京不可都，而洛阳之险不足恃，且久为战场，丘墟荒凉，土地狭厄，纵深不够。又举出都洛政权不易守护、迅速灭亡，末尾祈皇帝回西京。通篇文字洋洋洒洒，反复举例论证，指出都洛之不可。文体分别各有所善，作为将军的郭子仪引述历史、考量现实，以唐朝社稷着想结合自己处境认为都洛不可取。程元振则专权自恣，为一己之私挟皇帝之忧恐请求都洛。他们都以务实态度看问题，不管出于私欲或者公忠体国，皆身处高位经历宦海沉浮，鲜少以浪漫情愫陈述政事，所为皆实实在在可执行之政策。
四、文人之思与官僚之思
文人作为一个以创作成就流传后世的群体，在唐代“言必称封侯”的梦想氛围中通过读书习文获取令名、致身高位、建立功勋，是他们自我设想的人生道路，但现实常常不帮助希望，这帮文人大多一生坎壈、沉沦下僚。高适虽然封侯，但细看其平生政绩亦乏善可陈。盖事非经过不知难，理想固然可嘉，务实更为重要。对于代宗广德元年（763）的迁都洛阳之议，文人表现出书生意气，杜甫的《有感五首》（其三）便简明地宣布自己的观点，没有记载表明他这首诗在当时流传到北方，当然就不能对皇帝产生些许影响，只是后人览之与郭子仪等议颇合，遂联类及之，宣扬其见地之卓越，见识是一回事，措施又是一回事。见识高远未必能办善事好事。
概之，对于迁都洛阳的不同意见，文人与官僚间的不同点：亲历战争和宦海沉浮的官僚将帅们多品尝过做事之不易和仕宦之险恶，提出的政策建议基于自身位势和现实可行性；而文人们凭借书生意气、怀揣道德理想，站在道义制高点对事情进行判断，其勇气可赏，但所说行之于世多乖谬不类。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資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班固.班兰台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萧涤非.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