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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神就在周围打转，可以说形影相随，但是我从来没去想过它，大家也从来不谈论死。死神总是在我们旁边绕来绕去，紧紧贴身，但又总是擦肩而过。
我想说……我要说话，统统说出来！总算有人愿意听听我们说话了，我们沉默了这么多年，即使在家中也不敢出声，都几十年了。从战场回来的第一年，我说啊说啊，可是没有人要听。于是我静默了……现在你来了真好。我一直在等着什么人，我知道有人会来，一定会来的。那时我还年轻，纯洁无瑕，真可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甚至记不得了……
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我和闺密谈到战争，我们都坚信不会打仗的。我和她去电影院，正片前放的新闻纪录片就是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互相握手，画外音解说深入我脑海中：德国是苏联的忠实朋友。
可是不到一个月，德国军队已经打到莫斯科城下了……
我们家有八个孩子，前面四个都是女孩，我是老大。有一天爸爸下班回来，他流着泪说：“我以前还为我头几个孩子是姑娘挺高兴呢，都是漂漂亮亮的未婚妻。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线，唯独咱家没有……我老了，人家不要我，你们都是丫头片子，儿子们又太小……”我们全家人都很为此而难过。
后来上面举办了护士训练班，父亲赶紧把我和一个妹妹送去。那年我十五岁，妹妹十四岁。爸爸逢人就说：“我是为胜利尽最大贡献了……献出我亲爱的女儿……”当时根本没有其他的想法。
一年后，我就上了前线……
— 纳塔利亚·伊万诺夫娜·谢尔盖耶娃（列兵，卫兵员）
我们大家都有个相同的愿望：上前线。害怕吗？当然有些怕……不过反正就那么回事……我们到了兵役委员会，可是那儿的人却对我们说：“再长长吧，姑娘……你们还嫩呢……”是啊，我们当时都只有十六七岁。不过我还是达到了目的，他们把我收下了。我本想和女友进狙击学校的，可是人家告诉我们：“你们只能当调配员，而且没工夫教你们打枪。”
我们要乘火车走了，妈妈一连好几天守候在车站上。看到我们要集合，她赶紧跑过来，把馅饼和十几个鸡蛋塞给我，然后就晕倒了……
— 达吉扬娜·叶菲莫夫娜·谢苗诺娃
（中士，调度员）
形势在急速变化……我还记得最初那些日子……妈妈每天黄昏就靠在窗边祈祷，我以前还不知道妈妈是信上帝的。她一遍又一遍对着天空祷告。
我原来是个医生，就入伍了。我是出于责任感而参军的。女儿上前线去保卫祖国，老爸很高兴。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员会，领取了我的入伍通知书，又专门赶大早返回来，就是想让全村人都知道，他女儿要上前线了……
— 叶夫罗西尼亚·格里戈利叶夫娜·勃柳思（大尉，医生）
我事先就请求妈妈，甚至是央求妈妈，到时候千万不要哭出来。当时虽然是白天，可是天色黑沉沉的，四下里一片哭声。我们的母亲们都在为自己的女儿送行，她们简直不是在哭，而是在号啕大叫了。我妈妈倒确实没有哭，她那么呆呆地站着，就像块石头。难道她真舍得我走吗？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是怕我也突然大哭出来。我是她最小的女儿，家里人都宠着我。而此时我的头发给剪得像个男孩，只剩下一小绺刘海儿。妈妈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线，但我那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上前线，上前线，上前线！就是今天挂在博物馆里的那些宣传画，像《祖国母亲在召唤！》啦，《你为前线做了些什么？》啦，当时举目皆是，对我影响可大了。当时有什么歌曲？唱的都是《起来，强大的国家……挺起身，殊死搏斗》这些歌。
我们出发时，惊讶地看到车窗外的站台上已经摆放了尸体。战争已经在进行……不过青年就是青年，我们还一路高歌，甚至还很高兴，纷纷说笑打趣。
战争接近结束时，我们全家都参战了。爸爸、妈妈和姐姐当了铁路员工，随着战线向前推进，修复铁路，我们家人都获得了胜利奖章：父母、姐姐、我……
— 叶夫盖尼亚·谢尔格叶芙娜·萨普洛诺娃（近卫军中士，航空机械员）
战前我就在军中做电话接线员。战争爆发后那几个星期，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鲍里索夫，通信站站长召集我们大家排好队。我们不是现役军人，不是士兵，是平民职工。
他对我们说：“残酷的战争已经开始，姑娘们，你们将会遭遇很多艰难、很多危险。趁现在还不算迟，如果谁想离开，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去。愿意留在前线的，请向前跨出一步……”
这时，全体姑娘就像一个人似的，“唰”地同时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一共二十个人，一致决心保卫祖国。战前我连打仗的连环画都不喜欢看，只喜欢读爱情小说。可是瞧瞧我现在呢？！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着。士兵们把饭盒送到电话总机旁，我们匆匆吃点东西，在总机旁打个盹儿，再戴上耳机继续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洗洗头发，我只好提出这样的请求：“姑娘们，把我的辫子剪去吧……”
— 加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扎波尔斯卡娅（电话接线员）
我在战争时期是个飞行员……
早在我读七年级时，我们家乡就第一次有飞机来过。您想吧，那还是1936年，在那些年头飞机是很稀奇的。那时有个口号说：“好姑娘和好小伙儿，我们都去开飞机！”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当然是要走在前列的，就立刻报名参加了飞行俱乐部。不过父亲却坚决反对。在此之前我们是冶金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高炉冶炼工作，爸爸认为冶金事业是适合女人的工作，而飞行员不是。飞行俱乐部的头儿知道了，就特批父亲和我一起坐上飞机，我带着父亲升到空中。打那天之后他不再吭声了，也喜欢上了飞机。我以优异成绩从航空俱乐部毕业，而且跳伞也很棒。我还在战争爆发之前嫁了人，生下一个女儿。
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起，我们飞行俱乐部就开始了重组：男人都当兵走了，我们女人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学员都由我们来教，从早忙到晚，工作很多。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线的，只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我俩双双站在飞机前，戴着飞行员头盔……这样一来，只有我和女儿相依为命，所有时间都住在营地里。怎样过日子？我每天凌晨四点钟要去飞行，早上出去就把女儿关在家里，给她留下熬好的粥。等到傍晚回家时，也不知道她是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她浑身上下都是粥。女儿甚至从来都不哭，只是瞪着眼睛看我。她长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像我的丈夫…… 1941年年底，我收到阵亡通知书：丈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了，他是飞行中队长。我很爱我的女儿，但还是把她送给丈夫的家人抚养，自己就申请上了前线……
上前线的前一晚……我在女儿的小床边上跪了一整夜……
—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
那是1941年的6月9日，我刚刚成年……满十八周岁就是成年人了。两个星期后，确切地说是十二天之后，开始了这场可恶的战争。我们被送去建设加格拉至苏呼米的铁路，征召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我还记得我们吃的是什么样的面包。几乎没有面粉，全都是汤汤水水而已。就是这种面包在桌子上，旁边放着小水盆，我们只能用舌头舔舔罢了。
到了1942年……我自愿报名到第三二○一疏散医院工作，这是一所非常庞大的前线医院，隶属于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前线和滨海独立军区。战斗十分惨烈，伤员越来越多。我被派去做食品分发，这是要昼夜值班的，上午要分发早餐，晚上要供应晚餐。几个月后我的左腿受了伤，就用右腿跳着走路，继续工作。后来又提拔我当了管理护士，也是全天候工作。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工作中。
1943年5月13日……正好是克拉斯诺达尔大轰炸那天。我跑下楼去，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把伤员从火车站送出去。两颗炸弹正好炸中一个弹药库，弹药箱就在我眼前飞到六层大楼那么高并发生爆炸，爆炸的巨浪把我甩出去撞到墙上，我失去了知觉……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我抬起头，试着掐掐手指，还能动弹，左眼感觉湿乎乎的，走到办公室，那里到处是血。我在走廊里看到我们的护士长，她一时都没认出我来，问道：“您是谁？从哪儿来的？”等走近一看是我，惊叫了起来：“柯赛尼亚，这么久，你去哪里了？伤员们都饿坏了，可你人影都不见了。”别人草草地给我包扎了头部和左臂的伤口，我马上就去打晚饭。我当时是双眼发黑，汗如雨下。刚开始分发晚餐，我就晕倒了。恍惚意识到别人把我抬了起来，还听到：“快点快点！”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有人在说：“快点快点！”
没过几天，我又要为重伤员输血了。很多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战争期间我变化太大了，以至于当我回到家时，妈妈都没认出我。别人指给我看她住的地方，我走到门前敲门。里面回应：“来啦来啦……”
我走进门先问了好，又说：“请允许我在这儿过一夜吧。”
妈妈把炉子通了通，我看到两个弟弟在地板上蜷缩在一堆稻草中，赤身裸体，什么都没有穿。妈妈还没认出是我，又说：“您看看吧，女公民，瞧我们是怎么活的？趁着天还没全黑，您还是继续上路吧。”
我又走上前一步，她还在说：“女公民，趁天还没黑下来，您继续赶您的路吧。”
我扑到她身上，紧紧抱住她大喊了一声：“妈妈，我的好妈妈！”
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一起扑向我，尖叫着抱住我……
现在我住在克里米亚……这座城市的人们都生活在花丛中，但我每天看着窗外的大海，依然在痛苦中煎熬，我到现在仍然不像一个女人。我经常哭，每一天都在呻吟。整天生活在回忆中……
— 柯赛尼亚·谢尔盖耶夫娜·奥萨德切娃（列兵，管理护士）
恐惧气氛和一提箱糖果
我上前线的那天，天气好极了。空气清新，细雨霏霏，多美丽的一天！我是早晨启程上路的，站在家门口我就想：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吧？再也看不到我们家的花园和家门口的街道了……妈妈一边哭着一边紧抓着我不放手。等我走远了，她又追上来，死死地抱住我不肯松开……
— 奥尔佳·米特罗芳诺夫娜·鲁申茨卡娅（护士）
说到死亡……我那时才不怕死呢。大概是年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吧……死神就在周围打转，可以说形影相随，但是我从来没去想过它，大家也从来不谈论死。死神总是在我们旁边绕来绕去，紧紧贴身，但又总是擦肩而过。有一天夜里，我们全连出动，到我们团的作战区域进行火力侦察。黎明时分，全连人员撤出时，在中立区传来一阵呻吟声，原来我们有个伤员落在那里了。战士们都不放我回去：“不要去，你会被打死的。你瞧，天已经亮了。”
我不听他们劝阻，坚持爬了回去。找到了那个伤员，我用皮带把他拴在我的胳膊上，花了八个小时硬是把他往回拖，活着拖了回来。连长知道后大怒，宣布以擅自离队的罪名将我拘捕了五天。可是副团长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她应该得到奖励。”
在十九岁那年，我得到了一枚勇敢奖章;在十九岁那年，我的头发就开始变白;也是在十九岁那年，我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穿了两肺，第二颗子弹从两个脊椎骨之间射过去。我的双腿一动都不能动……大家当时以为我被打死了……
那年我只有十九岁……可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孙女。瞧，这是她的照片，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还会有孩子！
当我从前线回到家时，妹妹给我看阵亡通知书……我已经被宣布阵亡……
— 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阿尼西莫娃（机枪连卫生员）
我那时候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我又怀孕了。但就在这时爆发了战争，我老公上了前线。我就去了我自己的父母家，做掉了……嗯，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做了流产……虽然那时流产是禁止的……但周围都是哭声和眼泪，叫我怎么生孩子……可恶的战争！在死亡中间怎样生育？
我结束密码专业培训后就被派往前线。我要为我失去的小宝贝去报仇，那是我的女儿……本来应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女儿……
我请求上前线，但是上级把我留在了司令部……
— 柳鲍芙·阿尔卡迪耶夫娜·恰尔娜雅（少尉，密码破译员）
我们离开了城市……大家全都出来了……那是1941年6月28日中午，我们斯摩棱斯克教育学院的学生聚集在印刷厂的院子中。会开了不长时间，我们就出城沿着老斯摩棱斯克大道赶往红光镇。我们一边观察警戒，一边分成小组前行。傍晚时分，暑热消退，双腿变得轻松起来，我们走得更快了，不能回头也不敢回头看……只有在停下来休息时，我们才转头向东方望去。整个地平线都被淹没在紫色光芒中，大约是四十公里开外，却好像映红了整个天空。很明显，那不是十几幢也不是一百幢房子在燃烧，是整个斯摩棱斯克都在燃烧……
我想说……我要说话，统统说出来！总算有人愿意听听我们说话了，我们沉默了这么多年，即使在家中也不敢出声，都几十年了。从战场回来的第一年，我说啊说啊，可是没有人要听。于是我静默了……现在你来了真好。我一直在等着什么人，我知道有人会来，一定会来的。那时我还年轻，纯洁无瑕，真可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甚至记不得了……
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我和闺密谈到战争，我们都坚信不会打仗的。我和她去电影院，正片前放的新闻纪录片就是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互相握手，画外音解说深入我脑海中：德国是苏联的忠实朋友。
可是不到一个月，德国军队已经打到莫斯科城下了……
我们家有八个孩子，前面四个都是女孩，我是老大。有一天爸爸下班回来，他流着泪说：“我以前还为我头几个孩子是姑娘挺高兴呢，都是漂漂亮亮的未婚妻。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线，唯独咱家没有……我老了，人家不要我，你们都是丫头片子，儿子们又太小……”我们全家人都很为此而难过。
后来上面举办了护士训练班，父亲赶紧把我和一个妹妹送去。那年我十五岁，妹妹十四岁。爸爸逢人就说：“我是为胜利尽最大贡献了……献出我亲爱的女儿……”当时根本没有其他的想法。
一年后，我就上了前线……
— 纳塔利亚·伊万诺夫娜·谢尔盖耶娃（列兵，卫兵员）
我们大家都有个相同的愿望：上前线。害怕吗？当然有些怕……不过反正就那么回事……我们到了兵役委员会，可是那儿的人却对我们说：“再长长吧，姑娘……你们还嫩呢……”是啊，我们当时都只有十六七岁。不过我还是达到了目的，他们把我收下了。我本想和女友进狙击学校的，可是人家告诉我们：“你们只能当调配员，而且没工夫教你们打枪。”
我们要乘火车走了，妈妈一连好几天守候在车站上。看到我们要集合，她赶紧跑过来，把馅饼和十几个鸡蛋塞给我，然后就晕倒了……
— 达吉扬娜·叶菲莫夫娜·谢苗诺娃
（中士，调度员）
形势在急速变化……我还记得最初那些日子……妈妈每天黄昏就靠在窗边祈祷，我以前还不知道妈妈是信上帝的。她一遍又一遍对着天空祷告。
我原来是个医生，就入伍了。我是出于责任感而参军的。女儿上前线去保卫祖国，老爸很高兴。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员会，领取了我的入伍通知书，又专门赶大早返回来，就是想让全村人都知道，他女儿要上前线了……
— 叶夫罗西尼亚·格里戈利叶夫娜·勃柳思（大尉，医生）
我事先就请求妈妈，甚至是央求妈妈，到时候千万不要哭出来。当时虽然是白天，可是天色黑沉沉的，四下里一片哭声。我们的母亲们都在为自己的女儿送行，她们简直不是在哭，而是在号啕大叫了。我妈妈倒确实没有哭，她那么呆呆地站着，就像块石头。难道她真舍得我走吗？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是怕我也突然大哭出来。我是她最小的女儿，家里人都宠着我。而此时我的头发给剪得像个男孩，只剩下一小绺刘海儿。妈妈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线，但我那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上前线，上前线，上前线！就是今天挂在博物馆里的那些宣传画，像《祖国母亲在召唤！》啦，《你为前线做了些什么？》啦，当时举目皆是，对我影响可大了。当时有什么歌曲？唱的都是《起来，强大的国家……挺起身，殊死搏斗》这些歌。
我们出发时，惊讶地看到车窗外的站台上已经摆放了尸体。战争已经在进行……不过青年就是青年，我们还一路高歌，甚至还很高兴，纷纷说笑打趣。
战争接近结束时，我们全家都参战了。爸爸、妈妈和姐姐当了铁路员工，随着战线向前推进，修复铁路，我们家人都获得了胜利奖章：父母、姐姐、我……
— 叶夫盖尼亚·谢尔格叶芙娜·萨普洛诺娃（近卫军中士，航空机械员）
战前我就在军中做电话接线员。战争爆发后那几个星期，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鲍里索夫，通信站站长召集我们大家排好队。我们不是现役军人，不是士兵，是平民职工。
他对我们说：“残酷的战争已经开始，姑娘们，你们将会遭遇很多艰难、很多危险。趁现在还不算迟，如果谁想离开，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去。愿意留在前线的，请向前跨出一步……”
这时，全体姑娘就像一个人似的，“唰”地同时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一共二十个人，一致决心保卫祖国。战前我连打仗的连环画都不喜欢看，只喜欢读爱情小说。可是瞧瞧我现在呢？！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着。士兵们把饭盒送到电话总机旁，我们匆匆吃点东西，在总机旁打个盹儿，再戴上耳机继续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洗洗头发，我只好提出这样的请求：“姑娘们，把我的辫子剪去吧……”
— 加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扎波尔斯卡娅（电话接线员）
我在战争时期是个飞行员……
早在我读七年级时，我们家乡就第一次有飞机来过。您想吧，那还是1936年，在那些年头飞机是很稀奇的。那时有个口号说：“好姑娘和好小伙儿，我们都去开飞机！”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当然是要走在前列的，就立刻报名参加了飞行俱乐部。不过父亲却坚决反对。在此之前我们是冶金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高炉冶炼工作，爸爸认为冶金事业是适合女人的工作，而飞行员不是。飞行俱乐部的头儿知道了，就特批父亲和我一起坐上飞机，我带着父亲升到空中。打那天之后他不再吭声了，也喜欢上了飞机。我以优异成绩从航空俱乐部毕业，而且跳伞也很棒。我还在战争爆发之前嫁了人，生下一个女儿。
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起，我们飞行俱乐部就开始了重组：男人都当兵走了，我们女人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学员都由我们来教，从早忙到晚，工作很多。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线的，只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我俩双双站在飞机前，戴着飞行员头盔……这样一来，只有我和女儿相依为命，所有时间都住在营地里。怎样过日子？我每天凌晨四点钟要去飞行，早上出去就把女儿关在家里，给她留下熬好的粥。等到傍晚回家时，也不知道她是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她浑身上下都是粥。女儿甚至从来都不哭，只是瞪着眼睛看我。她长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像我的丈夫…… 1941年年底，我收到阵亡通知书：丈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了，他是飞行中队长。我很爱我的女儿，但还是把她送给丈夫的家人抚养，自己就申请上了前线……
上前线的前一晚……我在女儿的小床边上跪了一整夜……
—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
那是1941年的6月9日，我刚刚成年……满十八周岁就是成年人了。两个星期后，确切地说是十二天之后，开始了这场可恶的战争。我们被送去建设加格拉至苏呼米的铁路，征召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我还记得我们吃的是什么样的面包。几乎没有面粉，全都是汤汤水水而已。就是这种面包在桌子上，旁边放着小水盆，我们只能用舌头舔舔罢了。
到了1942年……我自愿报名到第三二○一疏散医院工作，这是一所非常庞大的前线医院，隶属于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前线和滨海独立军区。战斗十分惨烈，伤员越来越多。我被派去做食品分发，这是要昼夜值班的，上午要分发早餐，晚上要供应晚餐。几个月后我的左腿受了伤，就用右腿跳着走路，继续工作。后来又提拔我当了管理护士，也是全天候工作。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工作中。
1943年5月13日……正好是克拉斯诺达尔大轰炸那天。我跑下楼去，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把伤员从火车站送出去。两颗炸弹正好炸中一个弹药库，弹药箱就在我眼前飞到六层大楼那么高并发生爆炸，爆炸的巨浪把我甩出去撞到墙上，我失去了知觉……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我抬起头，试着掐掐手指，还能动弹，左眼感觉湿乎乎的，走到办公室，那里到处是血。我在走廊里看到我们的护士长，她一时都没认出我来，问道：“您是谁？从哪儿来的？”等走近一看是我，惊叫了起来：“柯赛尼亚，这么久，你去哪里了？伤员们都饿坏了，可你人影都不见了。”别人草草地给我包扎了头部和左臂的伤口，我马上就去打晚饭。我当时是双眼发黑，汗如雨下。刚开始分发晚餐，我就晕倒了。恍惚意识到别人把我抬了起来，还听到：“快点快点！”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有人在说：“快点快点！”
没过几天，我又要为重伤员输血了。很多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战争期间我变化太大了，以至于当我回到家时，妈妈都没认出我。别人指给我看她住的地方，我走到门前敲门。里面回应：“来啦来啦……”
我走进门先问了好，又说：“请允许我在这儿过一夜吧。”
妈妈把炉子通了通，我看到两个弟弟在地板上蜷缩在一堆稻草中，赤身裸体，什么都没有穿。妈妈还没认出是我，又说：“您看看吧，女公民，瞧我们是怎么活的？趁着天还没全黑，您还是继续上路吧。”
我又走上前一步，她还在说：“女公民，趁天还没黑下来，您继续赶您的路吧。”
我扑到她身上，紧紧抱住她大喊了一声：“妈妈，我的好妈妈！”
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一起扑向我，尖叫着抱住我……
现在我住在克里米亚……这座城市的人们都生活在花丛中，但我每天看着窗外的大海，依然在痛苦中煎熬，我到现在仍然不像一个女人。我经常哭，每一天都在呻吟。整天生活在回忆中……
— 柯赛尼亚·谢尔盖耶夫娜·奥萨德切娃（列兵，管理护士）
恐惧气氛和一提箱糖果
我上前线的那天，天气好极了。空气清新，细雨霏霏，多美丽的一天！我是早晨启程上路的，站在家门口我就想：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吧？再也看不到我们家的花园和家门口的街道了……妈妈一边哭着一边紧抓着我不放手。等我走远了，她又追上来，死死地抱住我不肯松开……
— 奥尔佳·米特罗芳诺夫娜·鲁申茨卡娅（护士）
说到死亡……我那时才不怕死呢。大概是年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吧……死神就在周围打转，可以说形影相随，但是我从来没去想过它，大家也从来不谈论死。死神总是在我们旁边绕来绕去，紧紧贴身，但又总是擦肩而过。有一天夜里，我们全连出动，到我们团的作战区域进行火力侦察。黎明时分，全连人员撤出时，在中立区传来一阵呻吟声，原来我们有个伤员落在那里了。战士们都不放我回去：“不要去，你会被打死的。你瞧，天已经亮了。”
我不听他们劝阻，坚持爬了回去。找到了那个伤员，我用皮带把他拴在我的胳膊上，花了八个小时硬是把他往回拖，活着拖了回来。连长知道后大怒，宣布以擅自离队的罪名将我拘捕了五天。可是副团长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她应该得到奖励。”
在十九岁那年，我得到了一枚勇敢奖章;在十九岁那年，我的头发就开始变白;也是在十九岁那年，我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穿了两肺，第二颗子弹从两个脊椎骨之间射过去。我的双腿一动都不能动……大家当时以为我被打死了……
那年我只有十九岁……可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孙女。瞧，这是她的照片，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还会有孩子！
当我从前线回到家时，妹妹给我看阵亡通知书……我已经被宣布阵亡……
— 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阿尼西莫娃（机枪连卫生员）
我那时候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我又怀孕了。但就在这时爆发了战争，我老公上了前线。我就去了我自己的父母家，做掉了……嗯，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做了流产……虽然那时流产是禁止的……但周围都是哭声和眼泪，叫我怎么生孩子……可恶的战争！在死亡中间怎样生育？
我结束密码专业培训后就被派往前线。我要为我失去的小宝贝去报仇，那是我的女儿……本来应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女儿……
我请求上前线，但是上级把我留在了司令部……
— 柳鲍芙·阿尔卡迪耶夫娜·恰尔娜雅（少尉，密码破译员）
我们离开了城市……大家全都出来了……那是1941年6月28日中午，我们斯摩棱斯克教育学院的学生聚集在印刷厂的院子中。会开了不长时间，我们就出城沿着老斯摩棱斯克大道赶往红光镇。我们一边观察警戒，一边分成小组前行。傍晚时分，暑热消退，双腿变得轻松起来，我们走得更快了，不能回头也不敢回头看……只有在停下来休息时，我们才转头向东方望去。整个地平线都被淹没在紫色光芒中，大约是四十公里开外，却好像映红了整个天空。很明显，那不是十几幢也不是一百幢房子在燃烧，是整个斯摩棱斯克都在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