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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王”本名张永光，北京人，1962年出生，属虎。他是家中的老小，行三，小名“虎三”。练鼓后，他喜欢叫自己“鼓三”。
“鼓王”这一称号是摇滚圈对他的尊称。乐评人张晓舟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鼓手。如果说崔健是中国摇滚乐的鼻祖，那他就是中国摇滚鼓手的鼻祖。”
2014年12月23日23时，“鼓王”在他北京顺义的家中自杀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那天夜里，他将自己挂在了没有阳光的地下室里，像一支鼓槌，也像是一个大大的叹号。那里是他的鼓房。半地下的窗户早已被封死，墙面贴着暗红色隔音板，几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架子鼓、谱架、音箱，剩下的就只有一盏小台灯了……
“鼓王”的由来
“鼓王”本名张永光，北京人，1962年出生，属虎。他是家中的老小，行三，小名“虎三”。练鼓后，他喜欢叫自己“鼓三”。
“鼓王”这一称号是摇滚圈对他的尊称。乐评人张晓舟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鼓手。如果说崔健是中国摇滚乐的鼻祖，那他就是中国摇滚鼓手的鼻祖。”
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1992年12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那场名叫“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演唱会。那天，崔健站在舞台的正中，台下是三千名挥舞着手电筒或打火机的观众，鼓三就坐在舞台后部的阴影中……
开场曲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鼓声一响，灯光一下子照亮了舞台。人们看到坐在架子鼓后面的鼓三，戴眼镜、梳背头、面容消瘦、中等个头，黑T恤、黑裤子、黑皮鞋，手表也是黑颜色的。演唱会的最后，当崔健唱至“你这就跟我走”时，鼓三伸开双臂，快速地击打着鼓面，随着幅度的增大，他仰起头，张大嘴，像是在呐喊，但真正呐喊的是他面前的鼓。“他是个有情绪渲染力的鼓手，演奏时他的情绪是外露的，要跟人分享。”崔健如是评价他说。
演出结束了，久久不愿退场的观众们近乎疯狂地呼喊着两个名字，“崔健，我们同样一无所有！”“三儿，再来一段！三大爷，再来一段！”
正是这场演出，成就了崔健，也成就了鼓三。它是中国摇滚乐的一次爆发，也是鼓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演出。也就是从这场演出之后，鼓三的“鼓王”之名就不胫而走了。
当天的演出，鼓三是作为ADO乐队的一员参演的，这个乐队除了他之外，还有吉他手马达加斯加人艾迪、萨克斯手刘元和贝斯手匈牙利人巴拉什，ADO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北京阵容最豪华的摇滚乐队了。
当民乐人爱上摇滚
鼓三的童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当时，学校都不怎么正经上课了，在中央歌舞团工作的父亲怕他在外面不学好，就找人教他练起了唢呐。
在学了四年唢呐之后，他考进了北京卫成区文工团。退伍后，他又子承父业，进了中央歌舞团。1983年，他还获得了全国民族器乐比赛的一等奖。
1983年的苏州，演奏江南十番锣鼓的“顾家班”中有位老艺人用一只小堂鼓即兴打出的鼓曲，让鼓三佩服得不得了。现在看来，这应该就是他爱上打鼓的原因。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在一些涉外场所，已会举办一些外国乐队的摇滚乐、爵士乐音乐会。每次消息都传得飞快。为了看演出，鼓三、刘元他们没少动心思，要么跟着人群往里混，或是干脆装成外国人直接往里闯。刚开始看人家外国乐队什么都新鲜，慢慢的心态就变了：我们要是也有他们手里的那些好乐器，也能弹出和他们一样的效果。
但在当时，架子鼓稀缺而昂贵。鼓三的第一面鼓是用变压器的绝缘筒制成的，他还拜了中央乐团打击乐演奏家方国庆为师……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某个深夜，鼓三和兵马俑乐队的二涛开着车，行驶在寂静的马路上，鼓三问：“你看那些路灯像不像飞机跑道？”二涛说：“像！开快点儿，然后咱们两边一起使劲儿开车门，保不准儿就能飞起来！”
经典之作没能出现经典年代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89年版的磁带上写着的是“崔健与ADO”，但在1999年再版时，磁带上已看不到ADO的名字了。
ADO乐队成立于1986年，ADO是这个乐队的吉他手艾迪的家乡马达加斯加的方言，意思是“兄弟”。
1987年，崔健在离开北京交响乐团后，就开始了和ADO的合作，内地首张原创摇滚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也应该是崔健和ADO共同创作完成的。但在专辑出版后，ADO与崔健却在收入分配上产生了分歧：ADO觉得应该在扣除崔健的创作费后，大家平分；而崔健却认为应该按照雇佣关系向ADO支付酬劳。这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分手。
再后来，ADO乐队虽在，但由于艾迪和巴拉什都暂时回了国，刘元也去美国学习爵士乐了，只有鼓三还留在国内，这在音乐家梁和平看来，相当于不宣而散。
家人还记得那年的夏天，鼓三几乎不曾离开中央歌舞团大院，整天闷在屋子里练鼓。ADO唯一的乐队专辑《我不能随便说》是在1996年出版的。那时，中国摇滚乐已日渐失色，这张专辑更像是对十年岁月的一个交代。专辑出版后，ADO就正式解散了。
随后，鼓三又加盟了“天场”乐队。当年，这个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乐队的首张专辑就登上了香港爵士乐销量榜的榜首，鼓三也终于制作出了他想要的富有民族特色又能被世界所理解的音乐，然而在内地，爵士乐比摇滚乐更加小众。和ADO乐队的情况相类似，经典之作没有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经典年代。
做新人不容易
1998年，中央歌舞团大院要盖新楼，鼓三家被临时安置到一间地下室。一天，他突然在家里晕倒了，家人发现他时，只见他用手捂着头，血从指缝间渗出，家人急忙将他送进了鼓楼医院。不得不说，那个时候，他已有了很多年的吸毒史，为了找回从前的自己，当时正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戒毒，因为随着毒瘾的加深，他已经记不住乐谱了……
1998年和1999年，鼓三曾在朋友的帮助下，两次前往澳大利亚治疗。2000年，他又去广州接受了最后一次治疗，出院后，他剃了头、刮了脸、洗了澡、换了新衣，还买了副特贵的墨镜。他曾这样对人说：“我又沉淀了一次。我又是个新人了。” 鼓三还对自己的妻子、歌手姜听说过：“没想到，我还可以有第二次生命，还可以结婚，还有自己的音乐。”
然而，要做新人也很不容易。有几年，鼓三一直在北京三里屯做酒吧乐手。“那个时候，他也明白，自己就是来挣钱的。”当年，三里屯“九宵”俱乐部的老板张有待心里也很清楚：酒吧乐手与鼓王是完全无法画等号的。
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鼓三录制了“中国鼓王教你架子鼓”的教学VCD。视频中坐在架子鼓前的鼓三，穿着黑色的裤子和外套，里面是白T恤。“可能每个人对三连音的观点和质量的要求，对不起，我所说的质量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三连音的要求，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这段话，他说得磕磕绊绊，而在十年前，他曾用无比坚定的语气说过：“三连音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往事并非全然无光，2006年，崔健在北京开过一场小型不插电演唱会。戴着墨镜、光着膀子的鼓三和崔健乐队的新鼓手贝贝一左一右，双鼓打得神采飞扬，打到尽兴处，他还是习惯性地张开了嘴……
鼓王之死，我想要走在老路上
原先，摇滚人都爱说自己是“玩摇滚”的，“玩”在这里不只是个动词，而是一种状态。那时候，摇滚乐所能带来的现实利益十分有限，但对摇滚人来说，却是一段十分美好的时光，但是后来“摇滚乐火了，有商演了，人就变了，变了以后，就什么都是利益了”（音乐制作人祝小民语），大家都是一起玩出来的，可是唱片公司却只想做歌手，不想签乐队。汪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0年他签约华纳时，就不得不放弃了鲍家街43号乐队。因为参加《中国好歌曲》重回大众视野的鼓手赵牧阳曾录过上百张专辑，拿的都是一次性费用，从未分到过版税。
受人之托，2014年，鼓三也参加了一档选秀节目，他仍按照自己的习惯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电视台，像准备演唱会一样调整架子鼓。几期节目录下来，鼓三在现场发了脾气，觉得他们对音乐太不认真了。有媒体尝称选秀节目火爆多金，吸引了不少有分量的音乐人，这个活儿也确实是个好拿钱的活儿：一台节目，几十个选手，不同风格的曲目，选手按照流程演，乐手按照谱子弹，但这只是生意，与创作无关。但对于鼓三来说，音乐才是他生命的支点。
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鼓三在跟家人通话时，总要说好多次“谢谢”。他还给很多朋友发过短信，就以往的言行道歉……。
10月2日，成都，鼓三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演出回来后，他去看了因车祸导致高位截瘫的老友梁和平，回家后他哭了很久……
鼓三也跟妻子姜昕商量过想要一个孩子，可是人已到中年，难度不小。他们也有过领养一个孤儿的想法，鼓三想把自己一身的鼓艺尽数传授给他，不留遗憾，但最终还是没能实现。
10月18日，鼓三第一次自杀，幸得绳子断裂了，在北京清河急救中心，他躺在病床上，姐姐拉着他的手说：“三儿，你如果走了，姐姐还活吗？”他说：“姐，你都当姥姥了。”随后就松开了手，将头转向了别处……
转到安定医院治疗后，鼓三被确诊为抑郁症。生活中的诸多情节被他反复回忆、分析，甚至异化，如同梦魇。
11月，鼓三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妈妈，我怎么这么想你啊！下次我回家时，给我熬点小米粥喝吧。”在他最后一次回到位于中央歌舞团大院的父母家时，喝到了母亲熬的小米粥。
一个月后，鼓三终于还是走了，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这似乎正应了他在ADO时参与创作的那首《我不能随便说》——你不知道我有过幻想/这幻想不是歌唱/我不能随便说/
你不知道我有个希望这希望不是衣裳/我不知怎么说……
而立之年的鼓三曾经说过：“节奏代表生命，如果节奏没了，生命就停止了。没有节奏，我觉得活着毫无意义。”可能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鼓三成了节奏大师。而在生活中，他却越来越找不到自己该有的节奏了。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要同生活和解，可是他却不忍和自己和解。正如《花房姑娘》唱的：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噢……姑娘！
今年1月9日，鼓三的追思会在愚公移山酒吧举行。崔健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你对现实的敏感大于你对我们的亲和。你的敏感是默默的，还没有来得及与我们分享，直到你无法承受。”
张宁据《看天下》朱信明/文
“鼓王”这一称号是摇滚圈对他的尊称。乐评人张晓舟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鼓手。如果说崔健是中国摇滚乐的鼻祖，那他就是中国摇滚鼓手的鼻祖。”
2014年12月23日23时，“鼓王”在他北京顺义的家中自杀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那天夜里，他将自己挂在了没有阳光的地下室里，像一支鼓槌，也像是一个大大的叹号。那里是他的鼓房。半地下的窗户早已被封死，墙面贴着暗红色隔音板，几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架子鼓、谱架、音箱，剩下的就只有一盏小台灯了……
“鼓王”的由来
“鼓王”本名张永光，北京人，1962年出生，属虎。他是家中的老小，行三，小名“虎三”。练鼓后，他喜欢叫自己“鼓三”。
“鼓王”这一称号是摇滚圈对他的尊称。乐评人张晓舟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鼓手。如果说崔健是中国摇滚乐的鼻祖，那他就是中国摇滚鼓手的鼻祖。”
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1992年12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那场名叫“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演唱会。那天，崔健站在舞台的正中，台下是三千名挥舞着手电筒或打火机的观众，鼓三就坐在舞台后部的阴影中……
开场曲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鼓声一响，灯光一下子照亮了舞台。人们看到坐在架子鼓后面的鼓三，戴眼镜、梳背头、面容消瘦、中等个头，黑T恤、黑裤子、黑皮鞋，手表也是黑颜色的。演唱会的最后，当崔健唱至“你这就跟我走”时，鼓三伸开双臂，快速地击打着鼓面，随着幅度的增大，他仰起头，张大嘴，像是在呐喊，但真正呐喊的是他面前的鼓。“他是个有情绪渲染力的鼓手，演奏时他的情绪是外露的，要跟人分享。”崔健如是评价他说。
演出结束了，久久不愿退场的观众们近乎疯狂地呼喊着两个名字，“崔健，我们同样一无所有！”“三儿，再来一段！三大爷，再来一段！”
正是这场演出，成就了崔健，也成就了鼓三。它是中国摇滚乐的一次爆发，也是鼓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演出。也就是从这场演出之后，鼓三的“鼓王”之名就不胫而走了。
当天的演出，鼓三是作为ADO乐队的一员参演的，这个乐队除了他之外，还有吉他手马达加斯加人艾迪、萨克斯手刘元和贝斯手匈牙利人巴拉什，ADO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北京阵容最豪华的摇滚乐队了。
当民乐人爱上摇滚
鼓三的童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当时，学校都不怎么正经上课了，在中央歌舞团工作的父亲怕他在外面不学好，就找人教他练起了唢呐。
在学了四年唢呐之后，他考进了北京卫成区文工团。退伍后，他又子承父业，进了中央歌舞团。1983年，他还获得了全国民族器乐比赛的一等奖。
1983年的苏州，演奏江南十番锣鼓的“顾家班”中有位老艺人用一只小堂鼓即兴打出的鼓曲，让鼓三佩服得不得了。现在看来，这应该就是他爱上打鼓的原因。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在一些涉外场所，已会举办一些外国乐队的摇滚乐、爵士乐音乐会。每次消息都传得飞快。为了看演出，鼓三、刘元他们没少动心思，要么跟着人群往里混，或是干脆装成外国人直接往里闯。刚开始看人家外国乐队什么都新鲜，慢慢的心态就变了：我们要是也有他们手里的那些好乐器，也能弹出和他们一样的效果。
但在当时，架子鼓稀缺而昂贵。鼓三的第一面鼓是用变压器的绝缘筒制成的，他还拜了中央乐团打击乐演奏家方国庆为师……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某个深夜，鼓三和兵马俑乐队的二涛开着车，行驶在寂静的马路上，鼓三问：“你看那些路灯像不像飞机跑道？”二涛说：“像！开快点儿，然后咱们两边一起使劲儿开车门，保不准儿就能飞起来！”
经典之作没能出现经典年代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89年版的磁带上写着的是“崔健与ADO”，但在1999年再版时，磁带上已看不到ADO的名字了。
ADO乐队成立于1986年，ADO是这个乐队的吉他手艾迪的家乡马达加斯加的方言，意思是“兄弟”。
1987年，崔健在离开北京交响乐团后，就开始了和ADO的合作，内地首张原创摇滚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也应该是崔健和ADO共同创作完成的。但在专辑出版后，ADO与崔健却在收入分配上产生了分歧：ADO觉得应该在扣除崔健的创作费后，大家平分；而崔健却认为应该按照雇佣关系向ADO支付酬劳。这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分手。
再后来，ADO乐队虽在，但由于艾迪和巴拉什都暂时回了国，刘元也去美国学习爵士乐了，只有鼓三还留在国内，这在音乐家梁和平看来，相当于不宣而散。
家人还记得那年的夏天，鼓三几乎不曾离开中央歌舞团大院，整天闷在屋子里练鼓。ADO唯一的乐队专辑《我不能随便说》是在1996年出版的。那时，中国摇滚乐已日渐失色，这张专辑更像是对十年岁月的一个交代。专辑出版后，ADO就正式解散了。
随后，鼓三又加盟了“天场”乐队。当年，这个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乐队的首张专辑就登上了香港爵士乐销量榜的榜首，鼓三也终于制作出了他想要的富有民族特色又能被世界所理解的音乐，然而在内地，爵士乐比摇滚乐更加小众。和ADO乐队的情况相类似，经典之作没有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经典年代。
做新人不容易
1998年，中央歌舞团大院要盖新楼，鼓三家被临时安置到一间地下室。一天，他突然在家里晕倒了，家人发现他时，只见他用手捂着头，血从指缝间渗出，家人急忙将他送进了鼓楼医院。不得不说，那个时候，他已有了很多年的吸毒史，为了找回从前的自己，当时正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戒毒，因为随着毒瘾的加深，他已经记不住乐谱了……
1998年和1999年，鼓三曾在朋友的帮助下，两次前往澳大利亚治疗。2000年，他又去广州接受了最后一次治疗，出院后，他剃了头、刮了脸、洗了澡、换了新衣，还买了副特贵的墨镜。他曾这样对人说：“我又沉淀了一次。我又是个新人了。” 鼓三还对自己的妻子、歌手姜听说过：“没想到，我还可以有第二次生命，还可以结婚，还有自己的音乐。”
然而，要做新人也很不容易。有几年，鼓三一直在北京三里屯做酒吧乐手。“那个时候，他也明白，自己就是来挣钱的。”当年，三里屯“九宵”俱乐部的老板张有待心里也很清楚：酒吧乐手与鼓王是完全无法画等号的。
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鼓三录制了“中国鼓王教你架子鼓”的教学VCD。视频中坐在架子鼓前的鼓三，穿着黑色的裤子和外套，里面是白T恤。“可能每个人对三连音的观点和质量的要求，对不起，我所说的质量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三连音的要求，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这段话，他说得磕磕绊绊，而在十年前，他曾用无比坚定的语气说过：“三连音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往事并非全然无光，2006年，崔健在北京开过一场小型不插电演唱会。戴着墨镜、光着膀子的鼓三和崔健乐队的新鼓手贝贝一左一右，双鼓打得神采飞扬，打到尽兴处，他还是习惯性地张开了嘴……
鼓王之死，我想要走在老路上
原先，摇滚人都爱说自己是“玩摇滚”的，“玩”在这里不只是个动词，而是一种状态。那时候，摇滚乐所能带来的现实利益十分有限，但对摇滚人来说，却是一段十分美好的时光，但是后来“摇滚乐火了，有商演了，人就变了，变了以后，就什么都是利益了”（音乐制作人祝小民语），大家都是一起玩出来的，可是唱片公司却只想做歌手，不想签乐队。汪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0年他签约华纳时，就不得不放弃了鲍家街43号乐队。因为参加《中国好歌曲》重回大众视野的鼓手赵牧阳曾录过上百张专辑，拿的都是一次性费用，从未分到过版税。
受人之托，2014年，鼓三也参加了一档选秀节目，他仍按照自己的习惯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电视台，像准备演唱会一样调整架子鼓。几期节目录下来，鼓三在现场发了脾气，觉得他们对音乐太不认真了。有媒体尝称选秀节目火爆多金，吸引了不少有分量的音乐人，这个活儿也确实是个好拿钱的活儿：一台节目，几十个选手，不同风格的曲目，选手按照流程演，乐手按照谱子弹，但这只是生意，与创作无关。但对于鼓三来说，音乐才是他生命的支点。
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鼓三在跟家人通话时，总要说好多次“谢谢”。他还给很多朋友发过短信，就以往的言行道歉……。
10月2日，成都，鼓三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演出回来后，他去看了因车祸导致高位截瘫的老友梁和平，回家后他哭了很久……
鼓三也跟妻子姜昕商量过想要一个孩子，可是人已到中年，难度不小。他们也有过领养一个孤儿的想法，鼓三想把自己一身的鼓艺尽数传授给他，不留遗憾，但最终还是没能实现。
10月18日，鼓三第一次自杀，幸得绳子断裂了，在北京清河急救中心，他躺在病床上，姐姐拉着他的手说：“三儿，你如果走了，姐姐还活吗？”他说：“姐，你都当姥姥了。”随后就松开了手，将头转向了别处……
转到安定医院治疗后，鼓三被确诊为抑郁症。生活中的诸多情节被他反复回忆、分析，甚至异化，如同梦魇。
11月，鼓三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妈妈，我怎么这么想你啊！下次我回家时，给我熬点小米粥喝吧。”在他最后一次回到位于中央歌舞团大院的父母家时，喝到了母亲熬的小米粥。
一个月后，鼓三终于还是走了，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这似乎正应了他在ADO时参与创作的那首《我不能随便说》——你不知道我有过幻想/这幻想不是歌唱/我不能随便说/
你不知道我有个希望这希望不是衣裳/我不知怎么说……
而立之年的鼓三曾经说过：“节奏代表生命，如果节奏没了，生命就停止了。没有节奏，我觉得活着毫无意义。”可能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鼓三成了节奏大师。而在生活中，他却越来越找不到自己该有的节奏了。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要同生活和解，可是他却不忍和自己和解。正如《花房姑娘》唱的：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噢……姑娘！
今年1月9日，鼓三的追思会在愚公移山酒吧举行。崔健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你对现实的敏感大于你对我们的亲和。你的敏感是默默的，还没有来得及与我们分享，直到你无法承受。”
张宁据《看天下》朱信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