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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韦君宜不过六十五岁左右，并不怎样显老，可是她有一个官称韦老太，有些人更直接地称她老太太。我也随着大家这样叫。当然，若是在当面，那是不能造次的，还是得规规矩矩地称呼她“君宜同志”。
那时我对韦老太的经历不太了解，只知道她曾是富家女，早年背叛家庭参加革命，一二·九运动中是清华大学的活跃分子，后来入了党，到了延安。解放后，一直是新闻界和文艺界一些单位的领导人，自己也写作，成了知名作家。我读过她的小说《洗礼》，知道她的艺术造诣很高。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和她熟悉起来，以便接受她的指导。
专注于工作的女强人
她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一位干练、爽快、做事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她永远梳着齐耳短发，戴一副白边眼镜，身穿蓝色或灰色的干部制服。她从不刻意打扮自己。当然，如果遇到重要场合，她也会穿一身旗袍，显示出知识女性特有的品位。她后来写的回忆中，谈到曾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因为着装马虎而受到妇联领导人康克清的批评。她其实是一个专注于工作的人，不拘小节。女儿杨团说，她是工作狂。
我记忆中自己几次到韦老太屋里汇报工作，她都是边看稿子边和我们谈事情。她手里永远有看不完的稿子，而且她居然可以一心二用。一九八三年年底，文化部出版局组织了一次青年工作会议，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派去。我开了三天会回来，要向党委汇报。那天是韦老太主持党委会。我做了认真准备，讲了半个多小时，其他党委委员都在听，只有韦老太手里捧着一部长篇小说稿件，在一页一页地看，头也不抬一下。我以为她根本没把我的汇报当回事。然而她最后做会议总结，却讲得头头是道，把我传达的几点上级精神都概括进去了。我觉得这老太太真是有点神奇。
但她对我来说没有亲切感。我曾经两次和同事一起到过她的家里。就在她家的饭桌前，大家把事情一说，韦老太当场拍板定案，然后会议结束，大家起身告辞。一切都像在办公室一样，韦老太连一杯水都没有给我们倒过。她的这种“不拘礼”让我有些不适应，同去的编辑室负责人毛承志是她多年的老部下，他告诉我老太太历来如此。
她的“冷”使我无法接近她。其实，我虽然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但我的家庭还算是和这个出版社有一点渊源。我父亲在清华大学教外语，上世纪50年代就曾经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过两本俄国文艺理论作品。出版社外文部的蒋路、徐磊然、孙绳武等老编辑都知道这件事，所以对我都很亲切。而韦老太，我父亲和她还另有一层关系，他们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我进了出版社后，父亲常常提起这事，想让我告诉韦老太。但是，我看到韦老太永远公事公办的样子，几次话到嘴边，也没有说出口。
当编辑不要想当官
我到出版社后听到的第一堂编辑课是韦老太亲自讲授的。她开宗明义地讲当编辑不要想当官。她说，这不是她个人的观点。当年在延安编刊物，她是小编辑，胡乔木是总编辑。胡对她说，如果你想当官，可以先当编辑部主任，然后当总编辑，这就算到头了，再想当官就不是编辑了。韦老太说，今天她把这句话说给我们听，如果谁不认同这句话，现在就可以调走。她说自己如果早早选择当官，也许今天不是这个样子，官可以当得大些，但是她不后悔。她希望我们都是不后悔的人，把编辑当成一生的事业。
她这堂课，对我是有醍醐灌顶的意义的。我这几十年中有过多次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但是每到关口，都想起这句话，便排除杂念，“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样坚持下来，也颇有收获，自觉并未虚度此生。
当编辑不能怕得罪人
韦老太讲座中还有一些观点，让我有振聋发聩之感。比如她说当编辑不能怕得罪人，不但要不怕得罪小作者，而且要不怕得罪名家。为了保证书稿质量，对名家也要一视同仁，该改的稿子，就得要求作家改。如果作家不接受意见，把稿子交给别家出版，韦老太说，这也没有什么，“不是我们的损失，而是作家自己的损失”。讲话中透出一种自信，令人叹服。我当时就觉得，当编辑当到这份儿上，真牛。
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组流行一句话，“好稿子是折腾出来的”。韦老太就是一位帮助作者折腾书稿的高手。她看稿极快，可以用“神速”两个字形容。我观察过她看稿的场景。那时很少有打印稿，一般小说作者都是手写，用四百字一页的标准稿纸，一部小说总是厚厚的一大摞。韦老太一页一页地翻看，频率极高，大概平均每页十几秒钟，一部长篇两三个小时搞定。看完就和作者谈意见，通常会谈得非常具体，比如哪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写得不充分，或者哪一段情节不符合人物性格逻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增加情景描写，什么地方缺少细节之类。因为她本人也有创作经验，能够设身处地地进入作者的构思，所以她的意见，作者听了一般都会心服口服。
有胆有识 敢作敢为
由于常年身体力行亲自审稿提意见，韦老太指导和扶植青年作者的故事实在太多，但她作为总编辑，最令人称赏的不在这方面，而在于她有胆识、肯担当。当然，韦老太在编辑课上并没有讲这些，可能是她碍于出版社领导的身份，有些话不合时宜，甚或引起误解。但是她的做法，却显示出她的超乎一般人的魄力和勇气，这一条是整个文艺界都为之钦佩的。
经历过改革开放年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文艺界开始的，小说充当了急先锋。自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创了“伤痕文学”以后，大批文学创作冲破思想禁区，通过揭示现实的阴暗面，给社会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对于这样的作品，是出还是不出？
韦老太是敢作敢为的。她拿到莫应丰的《将军吟》书稿，那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是一部较为完整地描写军内“文革”的历史悲剧，它的思想倾向当然是彻底否定“文革”。作者在“文革”结束前隐身于湖南，冒死写出了这本书。在那样的时代，作品描写这样的内容，上面没有指示，一般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但韦老太毅然自己拍板出版。出版后大获好评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评奖时又遇到麻烦，各种观点争论不休，有些打棍子的观点足以置人于死地。韦老太这时用上了她“通天”的一招。她找了胡乔木，取得了尚方宝剑，使评奖中的争论得以平息，作品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青年女作家竹林写了一个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题为《生活之路》，因为创作在中央给知青运动定调之前，且作品涉及知青生活的种种真实情况，写了几个知青在农村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写到一个女知青被逼自杀。这种故事在“政治上”不符合当时的口径，几家出版社都退了稿。书稿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作者单位盖着公章的函件也紧跟着到达。那函件证明作者有“政治品质问题”，要求出版社不要接受她的书稿。当时，在出版社内部也有激烈争论，有的编辑甚至认为，这是“一株大毒草”，“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韦老太是主张写真实的。但是她也担心压不住不同意见。于是她让责任编辑写了一个故事梗概，她亲自拿去给茅盾先生看。茅公看了梗概，说了一句“希望看到作品早日问世”，于是韦老太将这部作品推出，使之成为知青发自内心的“第一声呐喊”。
更有戏剧性的例子，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的出版。这是一本反映工业领域改革中的困难和矛盾的长篇小说。作者直面现实，揭示改革以“沉重的翅膀”起飞之不易。韦老太觉得这样的作品，无疑对于推动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坚决支持出版。然而出版以后，上级主管部门通知出版社停止发行。韦老太又仔细看了一遍书稿，她觉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有些内容的确可以修改，但是绝不需要全部化作纸浆。她亲自写了四页纸的修改意见，供张洁参考。张洁据此修改了一稿。重印出版时，韦老太又一次“勇闯中南海”，去请求胡乔木支持。获得首肯后，这本书再次出版，而且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不断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谈论她的这些故事。我觉得做编辑就得这样做，才过瘾，才精彩。
索洁据《炎黄春秋》整理
那时我对韦老太的经历不太了解，只知道她曾是富家女，早年背叛家庭参加革命，一二·九运动中是清华大学的活跃分子，后来入了党，到了延安。解放后，一直是新闻界和文艺界一些单位的领导人，自己也写作，成了知名作家。我读过她的小说《洗礼》，知道她的艺术造诣很高。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和她熟悉起来，以便接受她的指导。
专注于工作的女强人
她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一位干练、爽快、做事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她永远梳着齐耳短发，戴一副白边眼镜，身穿蓝色或灰色的干部制服。她从不刻意打扮自己。当然，如果遇到重要场合，她也会穿一身旗袍，显示出知识女性特有的品位。她后来写的回忆中，谈到曾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因为着装马虎而受到妇联领导人康克清的批评。她其实是一个专注于工作的人，不拘小节。女儿杨团说，她是工作狂。
我记忆中自己几次到韦老太屋里汇报工作，她都是边看稿子边和我们谈事情。她手里永远有看不完的稿子，而且她居然可以一心二用。一九八三年年底，文化部出版局组织了一次青年工作会议，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派去。我开了三天会回来，要向党委汇报。那天是韦老太主持党委会。我做了认真准备，讲了半个多小时，其他党委委员都在听，只有韦老太手里捧着一部长篇小说稿件，在一页一页地看，头也不抬一下。我以为她根本没把我的汇报当回事。然而她最后做会议总结，却讲得头头是道，把我传达的几点上级精神都概括进去了。我觉得这老太太真是有点神奇。
但她对我来说没有亲切感。我曾经两次和同事一起到过她的家里。就在她家的饭桌前，大家把事情一说，韦老太当场拍板定案，然后会议结束，大家起身告辞。一切都像在办公室一样，韦老太连一杯水都没有给我们倒过。她的这种“不拘礼”让我有些不适应，同去的编辑室负责人毛承志是她多年的老部下，他告诉我老太太历来如此。
她的“冷”使我无法接近她。其实，我虽然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但我的家庭还算是和这个出版社有一点渊源。我父亲在清华大学教外语，上世纪50年代就曾经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过两本俄国文艺理论作品。出版社外文部的蒋路、徐磊然、孙绳武等老编辑都知道这件事，所以对我都很亲切。而韦老太，我父亲和她还另有一层关系，他们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我进了出版社后，父亲常常提起这事，想让我告诉韦老太。但是，我看到韦老太永远公事公办的样子，几次话到嘴边，也没有说出口。
当编辑不要想当官
我到出版社后听到的第一堂编辑课是韦老太亲自讲授的。她开宗明义地讲当编辑不要想当官。她说，这不是她个人的观点。当年在延安编刊物，她是小编辑，胡乔木是总编辑。胡对她说，如果你想当官，可以先当编辑部主任，然后当总编辑，这就算到头了，再想当官就不是编辑了。韦老太说，今天她把这句话说给我们听，如果谁不认同这句话，现在就可以调走。她说自己如果早早选择当官，也许今天不是这个样子，官可以当得大些，但是她不后悔。她希望我们都是不后悔的人，把编辑当成一生的事业。
她这堂课，对我是有醍醐灌顶的意义的。我这几十年中有过多次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但是每到关口，都想起这句话，便排除杂念，“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样坚持下来，也颇有收获，自觉并未虚度此生。
当编辑不能怕得罪人
韦老太讲座中还有一些观点，让我有振聋发聩之感。比如她说当编辑不能怕得罪人，不但要不怕得罪小作者，而且要不怕得罪名家。为了保证书稿质量，对名家也要一视同仁，该改的稿子，就得要求作家改。如果作家不接受意见，把稿子交给别家出版，韦老太说，这也没有什么，“不是我们的损失，而是作家自己的损失”。讲话中透出一种自信，令人叹服。我当时就觉得，当编辑当到这份儿上，真牛。
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组流行一句话，“好稿子是折腾出来的”。韦老太就是一位帮助作者折腾书稿的高手。她看稿极快，可以用“神速”两个字形容。我观察过她看稿的场景。那时很少有打印稿，一般小说作者都是手写，用四百字一页的标准稿纸，一部小说总是厚厚的一大摞。韦老太一页一页地翻看，频率极高，大概平均每页十几秒钟，一部长篇两三个小时搞定。看完就和作者谈意见，通常会谈得非常具体，比如哪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写得不充分，或者哪一段情节不符合人物性格逻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增加情景描写，什么地方缺少细节之类。因为她本人也有创作经验，能够设身处地地进入作者的构思，所以她的意见，作者听了一般都会心服口服。
有胆有识 敢作敢为
由于常年身体力行亲自审稿提意见，韦老太指导和扶植青年作者的故事实在太多，但她作为总编辑，最令人称赏的不在这方面，而在于她有胆识、肯担当。当然，韦老太在编辑课上并没有讲这些，可能是她碍于出版社领导的身份，有些话不合时宜，甚或引起误解。但是她的做法，却显示出她的超乎一般人的魄力和勇气，这一条是整个文艺界都为之钦佩的。
经历过改革开放年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文艺界开始的，小说充当了急先锋。自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创了“伤痕文学”以后，大批文学创作冲破思想禁区，通过揭示现实的阴暗面，给社会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对于这样的作品，是出还是不出？
韦老太是敢作敢为的。她拿到莫应丰的《将军吟》书稿，那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是一部较为完整地描写军内“文革”的历史悲剧，它的思想倾向当然是彻底否定“文革”。作者在“文革”结束前隐身于湖南，冒死写出了这本书。在那样的时代，作品描写这样的内容，上面没有指示，一般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但韦老太毅然自己拍板出版。出版后大获好评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评奖时又遇到麻烦，各种观点争论不休，有些打棍子的观点足以置人于死地。韦老太这时用上了她“通天”的一招。她找了胡乔木，取得了尚方宝剑，使评奖中的争论得以平息，作品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青年女作家竹林写了一个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题为《生活之路》，因为创作在中央给知青运动定调之前，且作品涉及知青生活的种种真实情况，写了几个知青在农村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写到一个女知青被逼自杀。这种故事在“政治上”不符合当时的口径，几家出版社都退了稿。书稿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作者单位盖着公章的函件也紧跟着到达。那函件证明作者有“政治品质问题”，要求出版社不要接受她的书稿。当时，在出版社内部也有激烈争论，有的编辑甚至认为，这是“一株大毒草”，“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韦老太是主张写真实的。但是她也担心压不住不同意见。于是她让责任编辑写了一个故事梗概，她亲自拿去给茅盾先生看。茅公看了梗概，说了一句“希望看到作品早日问世”，于是韦老太将这部作品推出，使之成为知青发自内心的“第一声呐喊”。
更有戏剧性的例子，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的出版。这是一本反映工业领域改革中的困难和矛盾的长篇小说。作者直面现实，揭示改革以“沉重的翅膀”起飞之不易。韦老太觉得这样的作品，无疑对于推动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坚决支持出版。然而出版以后，上级主管部门通知出版社停止发行。韦老太又仔细看了一遍书稿，她觉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有些内容的确可以修改，但是绝不需要全部化作纸浆。她亲自写了四页纸的修改意见，供张洁参考。张洁据此修改了一稿。重印出版时，韦老太又一次“勇闯中南海”，去请求胡乔木支持。获得首肯后，这本书再次出版，而且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不断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谈论她的这些故事。我觉得做编辑就得这样做，才过瘾，才精彩。
索洁据《炎黄春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