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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就业收入与其所接受的教育文化程度和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息息相关。利用对广东、福建、上海等9省（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与农民工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培训与其就业收入影响都是成正比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相则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参加了培训则相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为此，提出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加强农民工培训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收入水平；影响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151-03
一、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偏向城市的二元结构政策和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城乡发展差距和中西部与东部发展的差异不断拉大，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呈现由农村向城市、由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的沿海城市迁移，形成一支庞大的农民工大军。农民工，这一在中国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时至今日，中国现有农民工总数为2.52亿，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这个群体结构也在改变，出现农民工代际交替 [1]。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新生代农民工”即主要指农民工中的“80后”、“90后”，他们占到农民工外出打工总人数的60% [2]。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农业、农村、土地的认同度不高，传统农业技术不是那么熟悉，更加渴望进入并融入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大约在18～25岁之间，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3]。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所以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城市需要更多高素质的农民工参加城市建设，实现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与城市青年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只能进入低层次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业，入职薪酬普遍不高且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因此难以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和社会。
所以不断积累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量和质，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因此，重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认为，教育、经验、培训等因素对职业获得、工资待遇、晋升等具有积极作用。任远、陈春林（2010）研究认为，人力资本中教育回报率和工龄回报率对农民工收入的提高显著，并讨论了建立更加完善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来加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4]。钱雪飞（2004）分析认为进城农民工收入随职业、文化教育程度等因素有较大分化 [5]。罗锋、黄丽（2011）的研究也指出，培训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很大，工作经验的平方与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解释了农村对基础教育不重视的原因[6]。彭惠青（2011）的研究结论是教育程度与技能水平与就业选择正相关，而职业培训的影响不是很明显[7]。
为此，通过实证调研数据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因素对其就业及其收入的影响，对于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收入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为完善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民工培训等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西农业大学《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课题问卷调查。调查数据为本课题组于2011年6—9月期间组织人员分别对广东、福建、上海、江西、湖南、黑龙江、江苏、河南等9省市的农民工输入地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收回有效问卷802份，有效样本率为80.2%。
调查内容主要有：（1）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及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联系的朋友、话费；（2）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特征：打工的领域、打工的月工资收入、目前岗位的持续时间、关注工作的途径；（3）对现有各项制度的满意程度等。
三、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经济生产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越来越需要用人力资本来替代劳动力数量，用人力资本来替代自然资源消耗以及用人力资本来替代物质资本[4]，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国内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继续性的学历教育和规范的职业培训两种形式。所谓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就是体现在人的身上，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和熟练程度等，综合起来，表现为人的素质[8]。
（一）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农民工在转移劳动力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质量和结构的要求不断增加，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术工人。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原因，其大多数却很难接受到较高文化程度的教育。文化程度不仅影响农民工的择业能力，更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较大影响（见表1）。
由表1中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使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得到较大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得到了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中文盲的比例只占到受调查人数的1.4%；文化程度为小学的比例为8.4%，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则达到了48%，这表明中国农村的基础教育普及度较高。但也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教育程度的比例只有28.1%，文化程度为“专科及以上”的比例则只有14.1%，这说明受到较高文化教育程度的农民工仍是少数。从调查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随着收入的增加，高中和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在4 000元以上收入的人群中高中和专科及以上的比例超过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特别是在5 000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中，专科及以上较高文化程度所占比例达到66.7%。可以看出文化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收入影响是成正比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相则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所以，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程度就成为提高其就业收入的重要措施之一。 （二）培训对收入的影响
据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接受过培训人数所占比例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在2 000元以下的低收入水平中没有接受过培训的人数比例高于接受过培训的人数比例；相反从收入为2 000元以上开始，被调查者中接受过培训的比例高于没有接受过培训的比例，并且在 3 001元～4 000元时，接受过培训的人数比例突破了60%；而在5 000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中，接受过培训的比例已经高达了72.2%，远远超过未接受过培训的人数。但就总体来说，调查中接受过培训和未接受过培训的人数都各自约占到50%，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和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多聚集在第二、第三产业。而从行业分布来看，74.9%的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在制造业。可以看出，其大多数所从事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率以及增加其收入的重要途径。
与学历教育相比较，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就显得更为急迫。新生代农民工一旦陷入了“低技能—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则很难依靠其自身所具备的能量来冲破这个怪圈。而造成部分农民工和企业对技能培训的不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则是由于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不高。
对农民工实施职业技能培训不仅可以使农民工在学好技术、增长本领，实现稳定就业增加收入的同时，还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工作积累的工作经验较少，所以通过在干中学，逐渐提高技能熟练程度则是实现农民工技能增长的另外一种途径。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教育程度、培训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收入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得到提高，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主要措施有：一是增加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办学设施；二是增加农村教师的数量，提高师资水平。通过农村基础教育条件的改善，使农村学生能受到较好的教育。对于目前已经就业的学历层次较低的农民工，应政策鼓励其在城市中接受学历提高的继续教育，从而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第二，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提高外出务工择业能力。对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免费为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融入城市的综合能力 [9]。将进城农民工培训及时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例如，在农民工集中的产业区或工业园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职业培训中心，为当地的企业提供人才培训，从而为中国大规模的农民工队伍中培养出合格的现代产业工人，为企业的竞争力的提升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第三，搭建新生代农民工交流平台，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心理素质也是影响农民工择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积极参加各类健康有益的社会活动，注重与不同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的群体进行交流，发展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提高认知水平[10]。因此，政府和用工单位应该为农民工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力和向心力。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1年中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R].2012-04-27.
[2] 唐仁健.目前中“新生代农民工”大约有1亿人[EB/OL].中国新闻网，2010-02-01.
[3] 王正中.“民工荒”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J].理论旬刊，2006，（9）：77-78.
[4] 任 远，陈春林.农民工收入的人力资本回报与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研究[J].复旦学报，2010，（6）：114-121.
[5] 钱雪飞.进城农民工收入的实证分析[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1）：46-50.
[6] 罗 锋，黄丽.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2011，（1）：10-19.
[7] 彭惠青，邹松，周振.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民工持续就业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1）：82-85.
[8] 葛玉辉，陈悦明.人力资本原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8.
[9] 陈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J].中国劳动，2010，（8）：8-12.
[10] 林竹.农民工就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协同[J].农村经济，2011，（12）：125-129.
[责任编辑 陈凤雪]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收入水平；影响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151-03
一、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偏向城市的二元结构政策和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城乡发展差距和中西部与东部发展的差异不断拉大，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呈现由农村向城市、由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的沿海城市迁移，形成一支庞大的农民工大军。农民工，这一在中国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转型。时至今日，中国现有农民工总数为2.52亿，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这个群体结构也在改变，出现农民工代际交替 [1]。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新生代农民工”即主要指农民工中的“80后”、“90后”，他们占到农民工外出打工总人数的60% [2]。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农业、农村、土地的认同度不高，传统农业技术不是那么熟悉，更加渴望进入并融入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大约在18～25岁之间，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3]。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所以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城市需要更多高素质的农民工参加城市建设，实现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与城市青年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只能进入低层次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业，入职薪酬普遍不高且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因此难以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和社会。
所以不断积累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量和质，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因此，重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认为，教育、经验、培训等因素对职业获得、工资待遇、晋升等具有积极作用。任远、陈春林（2010）研究认为，人力资本中教育回报率和工龄回报率对农民工收入的提高显著，并讨论了建立更加完善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来加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4]。钱雪飞（2004）分析认为进城农民工收入随职业、文化教育程度等因素有较大分化 [5]。罗锋、黄丽（2011）的研究也指出，培训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很大，工作经验的平方与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解释了农村对基础教育不重视的原因[6]。彭惠青（2011）的研究结论是教育程度与技能水平与就业选择正相关，而职业培训的影响不是很明显[7]。
为此，通过实证调研数据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因素对其就业及其收入的影响，对于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收入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为完善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民工培训等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西农业大学《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课题问卷调查。调查数据为本课题组于2011年6—9月期间组织人员分别对广东、福建、上海、江西、湖南、黑龙江、江苏、河南等9省市的农民工输入地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收回有效问卷802份，有效样本率为80.2%。
调查内容主要有：（1）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及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联系的朋友、话费；（2）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特征：打工的领域、打工的月工资收入、目前岗位的持续时间、关注工作的途径；（3）对现有各项制度的满意程度等。
三、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经济生产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越来越需要用人力资本来替代劳动力数量，用人力资本来替代自然资源消耗以及用人力资本来替代物质资本[4]，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国内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继续性的学历教育和规范的职业培训两种形式。所谓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就是体现在人的身上，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和熟练程度等，综合起来，表现为人的素质[8]。
（一）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农民工在转移劳动力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质量和结构的要求不断增加，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术工人。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原因，其大多数却很难接受到较高文化程度的教育。文化程度不仅影响农民工的择业能力，更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较大影响（见表1）。
由表1中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使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得到较大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得到了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中文盲的比例只占到受调查人数的1.4%；文化程度为小学的比例为8.4%，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则达到了48%，这表明中国农村的基础教育普及度较高。但也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教育程度的比例只有28.1%，文化程度为“专科及以上”的比例则只有14.1%，这说明受到较高文化教育程度的农民工仍是少数。从调查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随着收入的增加，高中和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在4 000元以上收入的人群中高中和专科及以上的比例超过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特别是在5 000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中，专科及以上较高文化程度所占比例达到66.7%。可以看出文化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收入影响是成正比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相则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所以，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程度就成为提高其就业收入的重要措施之一。 （二）培训对收入的影响
据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接受过培训人数所占比例呈现明显递增趋势。在2 000元以下的低收入水平中没有接受过培训的人数比例高于接受过培训的人数比例；相反从收入为2 000元以上开始，被调查者中接受过培训的比例高于没有接受过培训的比例，并且在 3 001元～4 000元时，接受过培训的人数比例突破了60%；而在5 000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中，接受过培训的比例已经高达了72.2%，远远超过未接受过培训的人数。但就总体来说，调查中接受过培训和未接受过培训的人数都各自约占到50%，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和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多聚集在第二、第三产业。而从行业分布来看，74.9%的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在制造业。可以看出，其大多数所从事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率以及增加其收入的重要途径。
与学历教育相比较，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就显得更为急迫。新生代农民工一旦陷入了“低技能—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则很难依靠其自身所具备的能量来冲破这个怪圈。而造成部分农民工和企业对技能培训的不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则是由于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不高。
对农民工实施职业技能培训不仅可以使农民工在学好技术、增长本领，实现稳定就业增加收入的同时，还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工作积累的工作经验较少，所以通过在干中学，逐渐提高技能熟练程度则是实现农民工技能增长的另外一种途径。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教育程度、培训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收入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得到提高，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主要措施有：一是增加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办学设施；二是增加农村教师的数量，提高师资水平。通过农村基础教育条件的改善，使农村学生能受到较好的教育。对于目前已经就业的学历层次较低的农民工，应政策鼓励其在城市中接受学历提高的继续教育，从而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第二，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提高外出务工择业能力。对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免费为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融入城市的综合能力 [9]。将进城农民工培训及时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例如，在农民工集中的产业区或工业园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的职业培训中心，为当地的企业提供人才培训，从而为中国大规模的农民工队伍中培养出合格的现代产业工人，为企业的竞争力的提升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第三，搭建新生代农民工交流平台，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心理素质也是影响农民工择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积极参加各类健康有益的社会活动，注重与不同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的群体进行交流，发展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提高认知水平[10]。因此，政府和用工单位应该为农民工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鼓励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力和向心力。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1年中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R].2012-04-27.
[2] 唐仁健.目前中“新生代农民工”大约有1亿人[EB/OL].中国新闻网，2010-02-01.
[3] 王正中.“民工荒”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J].理论旬刊，2006，（9）：77-78.
[4] 任 远，陈春林.农民工收入的人力资本回报与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研究[J].复旦学报，2010，（6）：114-121.
[5] 钱雪飞.进城农民工收入的实证分析[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1）：46-50.
[6] 罗 锋，黄丽.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2011，（1）：10-19.
[7] 彭惠青，邹松，周振.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民工持续就业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1）：82-85.
[8] 葛玉辉，陈悦明.人力资本原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8.
[9] 陈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J].中国劳动，2010，（8）：8-12.
[10] 林竹.农民工就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的协同[J].农村经济，2011，（12）：125-129.
[责任编辑 陈凤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