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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师通常是侧重疏通文本内容，强调文言知识如词类活用、通假字、一词多义、特殊句式等。诚然，这些都是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点，但是教学不能局限于此。教师须站在更高的角度解读课文，挖掘教材隐藏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勇于质疑、善于思辨。在经典文言文《石钟山记》的教学中，笔者在落实文本内容和相应的语法知识点之后，为了引导学生进一步解读课文，布置了让学生对课文进行质疑的作业。学生从多个方面对课文进行了质疑，并在课堂上开展讨论。在讨论中，学生的思维被激活，解读文本更加深入。现把学生的质疑内容整理归纳如下：
一、质疑课文的注释
“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一句，课文把其中的“识”字体解释为“知道”，读shí。对此，有学生质疑：根据之前我们学过的，这个“识”可以通“志”，读zhì，解释为“记得，记住”更好。经过讨论，大家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认为，这句话解释为“你还记得那些典故吗？”更合理。
二、质疑苏轼的推理过程
我们先要明确一下这篇文章的推理思路。
首先，苏轼读郦道元的《水经注》（郦道元认为风水相吞吐如钟声），心生疑问，并以假设论证，来强调他的观点。再读李渤的《辨石钟山记》（李渤认为击石得钟声），更是疑窦丛生。
接着，苏轼进行实地考察。寺僧派小童向作者演示了石钟山得名的传统说法，即李渤的“击石得钟声”说。苏轼表示“余固笑而不信也”，否定了李渤的说法。接着，苏轼夜泊绝壁，实地考察，对照典故，“因笑谓迈曰”，“古之人不余欺也”，肯定并且丰富了郦道元之说。
最后，苏轼指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并进一步强调写此文的目的：“叹郦元之简”，“笑李渤之陋”。
整篇文章在结构安排上采用了双线并进之法：一是“人常疑之的郦道元之说”，二是“余尤疑之的李渤之说”。全文围绕这两点，逐步分析，丝丝入扣， 脉络清晰，结构严谨。
学生在上述推理过程中，提出了如下三个疑问：
一是质疑第一段中的假设论证。针对郦道元“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之说，苏轼举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对此，学生认为，把钟磬放到水里，大风浪不能让它发出声音，不能证明水面上的石头跟水浪相拍打，不能发出钟声，所以这一现象不能佐证郦道元“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之说的对错。
二是质疑苏轼关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判断。苏轼听到“噌吰”之声和“窾坎镗鞳”之声，然后就很得意地笑问苏迈，是否还记得那两个典故：周景王的无射钟，魏庄子的歌钟。学生认为，这种理解取决于苏轼个人的文化修养、知识储备，是非常主观的，其他人未必都知道这两个典故。所以，他就此得出“古之人不余欺也”的结论，是不是也太草率了？
三是质疑文章的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因为前文的郦道元也好，李渤也好，甚至还有后面的寺僧，他们自以为得其实，也都是基于实地考察的，确实也是目见耳闻的。他们没有找到石钟山得名的原因，在作者看来，是因为他们运用的方法简单、幼稚，而石钟山一带的“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即渔夫船工这些人因其学识浅陋，只能意会而不能用文字记载下来。由上述石钟山得名原因不传的事例中推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应该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注重调查研究，要讲究一定的方法，不可简单化，还要有个人相关的知识储备。所以，苏轼文中内容和论点的关系是脱节的。
三、质疑课文中心句
课文的中心句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事情没有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就不能主观断定它是否存在。学生对这句话有很大的疑问。
一是事情不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也是可以断定它是否存在的。如果凡事都必须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才能判断它的有和无，那岂不是要取消间接经验在人的认识中的重要性？一个人的时间和生命是有限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很多情况下是通过间接经验获得的。
二是即使事情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也有可能不是真相。很多事物，如果不能透过其表象看到本质，也是会被蒙蔽的。耳闻目见未必就是真相，所以耳闻目见了，也不一定就能主观断定结论了。
三是不同的人，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同一事物，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譬如文中的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而苏轼有他的文化储备，听出了钟声，并且能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审美能力、辨别能力、判断能力都是不同的，所以人不同，面对同样的事物也会有不同的见解。
四、質疑文本的意义
晚清学者俞樾到石钟山后，经过周密考察，认为其命名的原因是从形的角度来考虑的，“全山皆空，如钟覆地”。今人也多认为，石钟山的命名兼有“形”与“声”的因素。据此，有学生对文本的思想价值、意义等提出质疑。
其实，《石钟山记》不是科学论文，而是散文，它的写作意图主要不是石钟山到底因何命名，而是要说明要讲的道理。再说，即使弄错了命名的原因，苏轼的那种敢于大胆怀疑、不囿于前人的态度，以及躬身考察、重视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也是令人称道的。
林语堂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苏东坡传·原序》）。苏轼在《石钟山记》里的“二疑”“三笑”“一悟”，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睿智、幽默、可爱的苏轼。虽然我们对他的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也有质疑，但是在苏轼那个时代，他的善于生疑、敢于探索的求真向善之心是令我们敬佩的。
明代杨慎这样评价《石钟山记》：“通篇讨山水之幽胜，而中较李渤、寺僧、郦元之简陋， 又辨出周景王、魏献子之钟音，其转折处，以人之疑起己之疑，至见中流大石，始释己之疑，故此记遂为绝调。”杨慎之语证明了苏轼的魅力所在，《石钟山记》实乃名副其实的“坡公第一首记文”。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针对这样的名篇鼓励学生质疑，非但不会降低名篇的价值，反而会让学生更好地走近作者，深入理解文本。这样一堂充满质疑的课，不仅让学生变得主动投入，而且使学生的思维品质得以提升、审美情趣和鉴赏品味得以提高。
一、质疑课文的注释
“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一句，课文把其中的“识”字体解释为“知道”，读shí。对此，有学生质疑：根据之前我们学过的，这个“识”可以通“志”，读zhì，解释为“记得，记住”更好。经过讨论，大家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认为，这句话解释为“你还记得那些典故吗？”更合理。
二、质疑苏轼的推理过程
我们先要明确一下这篇文章的推理思路。
首先，苏轼读郦道元的《水经注》（郦道元认为风水相吞吐如钟声），心生疑问，并以假设论证，来强调他的观点。再读李渤的《辨石钟山记》（李渤认为击石得钟声），更是疑窦丛生。
接着，苏轼进行实地考察。寺僧派小童向作者演示了石钟山得名的传统说法，即李渤的“击石得钟声”说。苏轼表示“余固笑而不信也”，否定了李渤的说法。接着，苏轼夜泊绝壁，实地考察，对照典故，“因笑谓迈曰”，“古之人不余欺也”，肯定并且丰富了郦道元之说。
最后，苏轼指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并进一步强调写此文的目的：“叹郦元之简”，“笑李渤之陋”。
整篇文章在结构安排上采用了双线并进之法：一是“人常疑之的郦道元之说”，二是“余尤疑之的李渤之说”。全文围绕这两点，逐步分析，丝丝入扣， 脉络清晰，结构严谨。
学生在上述推理过程中，提出了如下三个疑问：
一是质疑第一段中的假设论证。针对郦道元“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之说，苏轼举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对此，学生认为，把钟磬放到水里，大风浪不能让它发出声音，不能证明水面上的石头跟水浪相拍打，不能发出钟声，所以这一现象不能佐证郦道元“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之说的对错。
二是质疑苏轼关于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判断。苏轼听到“噌吰”之声和“窾坎镗鞳”之声，然后就很得意地笑问苏迈，是否还记得那两个典故：周景王的无射钟，魏庄子的歌钟。学生认为，这种理解取决于苏轼个人的文化修养、知识储备，是非常主观的，其他人未必都知道这两个典故。所以，他就此得出“古之人不余欺也”的结论，是不是也太草率了？
三是质疑文章的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因为前文的郦道元也好，李渤也好，甚至还有后面的寺僧，他们自以为得其实，也都是基于实地考察的，确实也是目见耳闻的。他们没有找到石钟山得名的原因，在作者看来，是因为他们运用的方法简单、幼稚，而石钟山一带的“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即渔夫船工这些人因其学识浅陋，只能意会而不能用文字记载下来。由上述石钟山得名原因不传的事例中推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应该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注重调查研究，要讲究一定的方法，不可简单化，还要有个人相关的知识储备。所以，苏轼文中内容和论点的关系是脱节的。
三、质疑课文中心句
课文的中心句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事情没有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就不能主观断定它是否存在。学生对这句话有很大的疑问。
一是事情不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也是可以断定它是否存在的。如果凡事都必须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才能判断它的有和无，那岂不是要取消间接经验在人的认识中的重要性？一个人的时间和生命是有限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很多情况下是通过间接经验获得的。
二是即使事情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也有可能不是真相。很多事物，如果不能透过其表象看到本质，也是会被蒙蔽的。耳闻目见未必就是真相，所以耳闻目见了，也不一定就能主观断定结论了。
三是不同的人，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同一事物，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譬如文中的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而苏轼有他的文化储备，听出了钟声，并且能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审美能力、辨别能力、判断能力都是不同的，所以人不同，面对同样的事物也会有不同的见解。
四、質疑文本的意义
晚清学者俞樾到石钟山后，经过周密考察，认为其命名的原因是从形的角度来考虑的，“全山皆空，如钟覆地”。今人也多认为，石钟山的命名兼有“形”与“声”的因素。据此，有学生对文本的思想价值、意义等提出质疑。
其实，《石钟山记》不是科学论文，而是散文，它的写作意图主要不是石钟山到底因何命名，而是要说明要讲的道理。再说，即使弄错了命名的原因，苏轼的那种敢于大胆怀疑、不囿于前人的态度，以及躬身考察、重视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也是令人称道的。
林语堂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苏东坡传·原序》）。苏轼在《石钟山记》里的“二疑”“三笑”“一悟”，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睿智、幽默、可爱的苏轼。虽然我们对他的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也有质疑，但是在苏轼那个时代，他的善于生疑、敢于探索的求真向善之心是令我们敬佩的。
明代杨慎这样评价《石钟山记》：“通篇讨山水之幽胜，而中较李渤、寺僧、郦元之简陋， 又辨出周景王、魏献子之钟音，其转折处，以人之疑起己之疑，至见中流大石，始释己之疑，故此记遂为绝调。”杨慎之语证明了苏轼的魅力所在，《石钟山记》实乃名副其实的“坡公第一首记文”。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针对这样的名篇鼓励学生质疑，非但不会降低名篇的价值，反而会让学生更好地走近作者，深入理解文本。这样一堂充满质疑的课，不仅让学生变得主动投入，而且使学生的思维品质得以提升、审美情趣和鉴赏品味得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