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是北京胡同常见的慵懒下午，周景泰不得不遮挡住阳光，才能从摄影师的相机里看清刚刚拍摄的照片。照片里他姿态有些僵硬，眉眼间仍能看出香港人的痕迹，却也没有与老胡同格格不入之感。
胡同对面。便是他开的韩餐馆，一片天地里，融合了港式精致与胡同文化。推开后门，一个中国式的露天庭院呈现在眼前，依墙生长的竹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院中氤氲着淡淡的爵士乐，那是周景泰自己挑选的。从香港来到北京，除生活必需品以外，他只带了一台不错的音响和他收藏的黑胶唱片。用他的话来说，他不是一个追求物质的人，也正因为此，才会离开香港。
“香港无法满足你除了工作以外的价值。”周景泰大学毕业后，在香港一家法国超市做负责品质管理的经理。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加班。“没有时间花钱，除了买东西以外，也没有其他消费的方式。”宝贵的工作休假。他就去旅游，几乎跑遍了内地的城市。远至西藏拉萨、新疆喀什，近到广州、深圳。对于周景泰来说，内地是一处“很近，同时又很远”的地方，香港与内地隔海相望，但150多年的殖民史竖起了文化的壁垒。也许是在内地城市间的漫游让他对这里产生了情感，当2004年自己第一个女儿降生的时候，面对在香港强大的工作压力和紧张的居住空间，周景泰终于决定从香港举家搬至内地。
现在北京已经成为他和太太的第二故乡，大女儿在北京念书。2008年，他们又有了一个小女儿。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成为北京的一部分：讲的是普通话。平日和胡同里小孩儿打成一片，看动画片也会选择普通话的版本。一家四口生活在胡同的一间平房里，屋门前是一大片露天院落，这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是寻觅不到的。他们在院子里吃早饭、喝茶，过得和普通北京人无异。他们的韩餐馆也开在胡同中。胡同对于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心目中的北京就是从鼓楼到北新桥。”在他眼中，这片胡同保留最多的地区囊括了北京最迷人之处，他喜欢带着相机去胡同里逛逛。而从2005年定居北京至今。周景泰和他的餐馆一起，见证了南锣鼓巷的发展，“从南锣鼓巷只是一条寂寂无名的胡同到现在，我有幸陪着它一起成长，我对胡同有着很深的情感。”
即便如此，文化的差异依旧不可避免。周景泰指着店里用中英双语写的“严禁吸烟”的指示牌说：“香港人对于规矩非常重视，所以香港人会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了这块牌子，人们还会在店里吸烟。”当然，这并不是令周景泰最为头疼的问题。在开餐馆办理执照手续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内地文化，周景泰选择自己着手，“我跑了好些部门，但同一个问题，每一个人给我的答案都会不一样，有时候会让我觉得非常困扰。”周景泰又拿银行做类比，“在内地的银行，如果这个职员很有能力，他会给你很大的帮助。但如果碰上一个不太好的职员。那么你今天就算倒霉了。而在香港。你问每一个职员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几乎都是一致的答案。”在他看来，这源于内地培训制度的不规范，政府灰色地带太多。同香港重视法制相比。内地更像是一个人情社会。
当然。这样的人情社会也有优点，北京人的友善给周景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胡同邻居互相串门、老大爷遛弯儿问一句“吃了吗”。这些家长里短的市井景象在香港并不多见。“香港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怕自己会妨碍他人。”另一个让周景泰印象深刻的特点是内地人都很善于说话。兴头上来后满嘴“跑火车”，却没什么有用的信息。久了周景泰明白过来，谈的内容并不重要。聊天本身便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在北京呆了六年，周景泰自认已经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怎样适应文化的差异?他的答案是尊重对方的文化，并用开放的头脑去接受。这个喜欢称呼对方为“您”的香港人颇为恳切地说，“我们(指香港与内地)分开了那么多年，的确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应该更多地看相同之处，我们都是中国人，其实最需要的是团结。内地人和香港人能够互相欣赏、互相喜欢，这是我的愿望。”
胡同对面。便是他开的韩餐馆，一片天地里，融合了港式精致与胡同文化。推开后门，一个中国式的露天庭院呈现在眼前，依墙生长的竹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院中氤氲着淡淡的爵士乐，那是周景泰自己挑选的。从香港来到北京，除生活必需品以外，他只带了一台不错的音响和他收藏的黑胶唱片。用他的话来说，他不是一个追求物质的人，也正因为此，才会离开香港。
“香港无法满足你除了工作以外的价值。”周景泰大学毕业后，在香港一家法国超市做负责品质管理的经理。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加班。“没有时间花钱，除了买东西以外，也没有其他消费的方式。”宝贵的工作休假。他就去旅游，几乎跑遍了内地的城市。远至西藏拉萨、新疆喀什，近到广州、深圳。对于周景泰来说，内地是一处“很近，同时又很远”的地方，香港与内地隔海相望，但150多年的殖民史竖起了文化的壁垒。也许是在内地城市间的漫游让他对这里产生了情感，当2004年自己第一个女儿降生的时候，面对在香港强大的工作压力和紧张的居住空间，周景泰终于决定从香港举家搬至内地。
现在北京已经成为他和太太的第二故乡，大女儿在北京念书。2008年，他们又有了一个小女儿。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成为北京的一部分：讲的是普通话。平日和胡同里小孩儿打成一片，看动画片也会选择普通话的版本。一家四口生活在胡同的一间平房里，屋门前是一大片露天院落，这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是寻觅不到的。他们在院子里吃早饭、喝茶，过得和普通北京人无异。他们的韩餐馆也开在胡同中。胡同对于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心目中的北京就是从鼓楼到北新桥。”在他眼中，这片胡同保留最多的地区囊括了北京最迷人之处，他喜欢带着相机去胡同里逛逛。而从2005年定居北京至今。周景泰和他的餐馆一起，见证了南锣鼓巷的发展，“从南锣鼓巷只是一条寂寂无名的胡同到现在，我有幸陪着它一起成长，我对胡同有着很深的情感。”
即便如此，文化的差异依旧不可避免。周景泰指着店里用中英双语写的“严禁吸烟”的指示牌说：“香港人对于规矩非常重视，所以香港人会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了这块牌子，人们还会在店里吸烟。”当然，这并不是令周景泰最为头疼的问题。在开餐馆办理执照手续时，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内地文化，周景泰选择自己着手，“我跑了好些部门，但同一个问题，每一个人给我的答案都会不一样，有时候会让我觉得非常困扰。”周景泰又拿银行做类比，“在内地的银行，如果这个职员很有能力，他会给你很大的帮助。但如果碰上一个不太好的职员。那么你今天就算倒霉了。而在香港。你问每一个职员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几乎都是一致的答案。”在他看来，这源于内地培训制度的不规范，政府灰色地带太多。同香港重视法制相比。内地更像是一个人情社会。
当然。这样的人情社会也有优点，北京人的友善给周景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胡同邻居互相串门、老大爷遛弯儿问一句“吃了吗”。这些家长里短的市井景象在香港并不多见。“香港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怕自己会妨碍他人。”另一个让周景泰印象深刻的特点是内地人都很善于说话。兴头上来后满嘴“跑火车”，却没什么有用的信息。久了周景泰明白过来，谈的内容并不重要。聊天本身便是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
在北京呆了六年，周景泰自认已经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怎样适应文化的差异?他的答案是尊重对方的文化，并用开放的头脑去接受。这个喜欢称呼对方为“您”的香港人颇为恳切地说，“我们(指香港与内地)分开了那么多年，的确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应该更多地看相同之处，我们都是中国人，其实最需要的是团结。内地人和香港人能够互相欣赏、互相喜欢，这是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