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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人去理解一个通博哲者的心，岂不是如一个孩子看着湖面的影子去理解湖水一样”。
初读陈之藩先生的文字，是那篇《雕不出来》。
说的是熊秉明先生要为杨振宁雕一尊像。而且要把他们“从几岁开始就在一块儿的感情全雕进去”，杨先生很是期许这座像能雕出来。可最终这像还是没雕出来。陈先生想熊秉明一定非常努力地雕过，可要把他们俩从七八岁到七八十岁的感情都雕进去，是什么意思呢?是儿时一同戏耍的心情，还是日后听闻好友荣获诺贝尔奖的心情?怎么把七十多年的交情都雕进去，而看来又像千载呢?
“不知操过多少次刀，也许弯过多少次铁杆，也许人像都已成形了，但自己左看右看，均不满意”，于是熊秉明告诉杨振宁。“我雕不出来，也决意不雕了”。是的，不雕了，是的，雕不出来。但那无关手艺无关时间。因为不论是艺术，还是科学，“最珍贵的也许均不可求”。
是的，“最珍贵的也许均不可求”，淡淡一语，寄托遥深，我只记得读到此，自己好像一下子给洗净了，呆呆愣在那里好久。我的阅历无法让我完全领会熊秉明最终歇手的幽微心事，所知的恰如陈先生所写，最深的感情感觉总难言明，甚至愈是雕不出来的感情愈是珍贵。
从此开始留意陈之藩先生的文字，但也随缘，不会挖空心思去搜觅。说来奇怪，以我的癖性，但凡遇到佳文字，总会费心找齐。独独于陈先生不会。我更愿随缘，好比明朝的张岱写《四书遇》，间有不能强解者，贮之胸中，或读他书，或听他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而有悟，盖“遇”之云者，谓不于其家，不于其寓，直于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他人的文章于我是寻是觅，陈先生的则是相遇是邂逅。
盖为遇，故有意外有惊喜。
意外的是，陈先生的本业是电机工程。天津大学电机系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斯顿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等。堂堂正正理科科班出身的陈先生，成就不仅让学理科的服气，一手好文章又该让多少写字人敛手啊!
惊喜的是，陈先生的文字缘真是好。1948年，他在雷海宗所编的《周论》上发表长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金岳霖、冯友兰、沈从文激赏不已，日后成为《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书的代序。
同年大学毕业，被派到台湾制碱有限公司任实习工程师，修理马达。因为整天修马达无聊，李书田就叫他去国立编译馆自然科学组担任编审，编译一些科学小书。因文笔清丽受到馆长粱实秋的赏识，特批加一倍薪水。陈先生还和同好办了《学生》杂志，自任科学栏主编，亦在文艺栏翻译英国诗歌，日后结集为《蔚蓝的天》。1954年，胡适从美国回台时鼓励陈之藩赴美留学，知道他经济拮据，回美后就寄了一张两千四百美元的支票给他。翌年，陈之藩赴美留学。等到他有能力还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留美其间，聂华苓在《自由中国》任编辑与文艺栏主编，向其邀稿，此时文章即为《旅美小简》。1957年硕士毕业，赴孟菲斯的大学任教，又再动笔，此时文章则为《在春风里》。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后，陈之藩含泪写了九篇纪念文章，“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
是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这话既是陈先生对胡适所言，也是我想对陈先生说的。我没有陈先生能与胡适作忘年交的好福气，但作为他的读者，也像他当年一样，“一个年轻人去理解一个通博哲者的心，岂不是如一个孩子看着湖面的影子去理解湖水一样”。
我愿说陈先生清明幽深的文字不仅广大美备，融汇求真的精神与求美的诗心。我更愿说，它们都是一个寂寞的人在一个寂寞的环境中寂寞地写就的。当年求学的陈先生与同学几乎无话可谈，于是爱给胡适写信，因为总有的谈。胡适之后，日后成功成名的陈先生还有谈得来的朋友吗?我想是有的，但绝不会多。幸好不多。因为作育文学的往往是寂寞，唯其寂寞，所以孤高，唯其寂寞，所以至美。
初读陈之藩先生的文字，是那篇《雕不出来》。
说的是熊秉明先生要为杨振宁雕一尊像。而且要把他们“从几岁开始就在一块儿的感情全雕进去”，杨先生很是期许这座像能雕出来。可最终这像还是没雕出来。陈先生想熊秉明一定非常努力地雕过，可要把他们俩从七八岁到七八十岁的感情都雕进去，是什么意思呢?是儿时一同戏耍的心情，还是日后听闻好友荣获诺贝尔奖的心情?怎么把七十多年的交情都雕进去，而看来又像千载呢?
“不知操过多少次刀，也许弯过多少次铁杆，也许人像都已成形了，但自己左看右看，均不满意”，于是熊秉明告诉杨振宁。“我雕不出来，也决意不雕了”。是的，不雕了，是的，雕不出来。但那无关手艺无关时间。因为不论是艺术，还是科学，“最珍贵的也许均不可求”。
是的，“最珍贵的也许均不可求”，淡淡一语，寄托遥深，我只记得读到此，自己好像一下子给洗净了，呆呆愣在那里好久。我的阅历无法让我完全领会熊秉明最终歇手的幽微心事，所知的恰如陈先生所写，最深的感情感觉总难言明，甚至愈是雕不出来的感情愈是珍贵。
从此开始留意陈之藩先生的文字，但也随缘，不会挖空心思去搜觅。说来奇怪，以我的癖性，但凡遇到佳文字，总会费心找齐。独独于陈先生不会。我更愿随缘，好比明朝的张岱写《四书遇》，间有不能强解者，贮之胸中，或读他书，或听他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而有悟，盖“遇”之云者，谓不于其家，不于其寓，直于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他人的文章于我是寻是觅，陈先生的则是相遇是邂逅。
盖为遇，故有意外有惊喜。
意外的是，陈先生的本业是电机工程。天津大学电机系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斯顿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等。堂堂正正理科科班出身的陈先生，成就不仅让学理科的服气，一手好文章又该让多少写字人敛手啊!
惊喜的是，陈先生的文字缘真是好。1948年，他在雷海宗所编的《周论》上发表长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金岳霖、冯友兰、沈从文激赏不已，日后成为《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书的代序。
同年大学毕业，被派到台湾制碱有限公司任实习工程师，修理马达。因为整天修马达无聊，李书田就叫他去国立编译馆自然科学组担任编审，编译一些科学小书。因文笔清丽受到馆长粱实秋的赏识，特批加一倍薪水。陈先生还和同好办了《学生》杂志，自任科学栏主编，亦在文艺栏翻译英国诗歌，日后结集为《蔚蓝的天》。1954年，胡适从美国回台时鼓励陈之藩赴美留学，知道他经济拮据，回美后就寄了一张两千四百美元的支票给他。翌年，陈之藩赴美留学。等到他有能力还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留美其间，聂华苓在《自由中国》任编辑与文艺栏主编，向其邀稿，此时文章即为《旅美小简》。1957年硕士毕业，赴孟菲斯的大学任教，又再动笔，此时文章则为《在春风里》。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后，陈之藩含泪写了九篇纪念文章，“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
是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这话既是陈先生对胡适所言，也是我想对陈先生说的。我没有陈先生能与胡适作忘年交的好福气，但作为他的读者，也像他当年一样，“一个年轻人去理解一个通博哲者的心，岂不是如一个孩子看着湖面的影子去理解湖水一样”。
我愿说陈先生清明幽深的文字不仅广大美备，融汇求真的精神与求美的诗心。我更愿说，它们都是一个寂寞的人在一个寂寞的环境中寂寞地写就的。当年求学的陈先生与同学几乎无话可谈，于是爱给胡适写信，因为总有的谈。胡适之后，日后成功成名的陈先生还有谈得来的朋友吗?我想是有的，但绝不会多。幸好不多。因为作育文学的往往是寂寞，唯其寂寞，所以孤高，唯其寂寞，所以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