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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香港和内地之间发生了几件呈连锁反应的不愉快的事情。起初是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里吃泡面，被一名香港男子用粤语骂：“不要跟他们说，他们这些大陆人就是这样的!”这段争吵的视频被摆上网络之后引起轩然大波，部分内地网民认为受到奇耻大辱。随后，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便在某节目中对香港呛声，称部分香港人是“狗”。香港传媒对此事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香港网民群情激奋。接下来，一些激进的香港人走上街头对尖沙嘴的内地游客唱“蝗虫歌”泄愤。网上的骂战就更不用说了，完全陷入非理性的怪圈。我在台北书展的讲座上跟台湾读者讲述“中潜矛盾”时说，到后来已经变成孩童般无聊的谩骂：你才是狗，你才是狗，你才是狗，你才是狗……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事情后来的良洼发展。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挺身为内地游客、新移民说话，直言他们不是“蝗虫”；香港作家陈冠中责怪港人太容易被煽动；就连“港铁进食事件”中骂人的男子，后来亦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承认当时言论过激，希望港人理性处理，相互体谅，不要再唱“蝗虫歌”……就像对待很多“热潮”一样，今天的中国人太急于思考，太急于表达。而没有耐心去了解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可这正应了孔子的那句话：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思而不学”是比“学而不思”更加危险的。
很多人觉得今年关于两地的所有争论，都源于孔庆东的一番偏激话语，实际上这把问题看得太过简单化了。内地与香港的矛盾，绝不是孔庆东就能挑起的，其积怨日久，早已到爆发的边缘。而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两地人均缺乏对彼此的了解。因此你会发现真正会促发矛盾的不会是广东人与香港人。因粤港两地的相互认识比较透彻，两地在文化上的差异也较小；往往越是来自北方的内地游客，越容易跟香港格格不入。而类似“孔庆东式”的思维在内地也十分盛行：香港已经回归，是中国的地方，所以就应该如何如何。倘若香港人能够随着“回归”那一夜就完全“中国化”，我也觉得太美好了。
类似的情况，我想到今天内地的城市化。内地的城市化已经超过50％。这几乎是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内完成的。在30年时间里，不计其数的非城市人口，一夜之间变成城市人口。但问题在于，城市人真的可以用拿到“城市户口”来衡量计算吗?当然不是，一个人或许需要很长时间来适应怎样做个城市人。相同的道理，香港人也需要时间来学习怎样做个中国人。融合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可能经历很多阻力，有些香港人可能会因为遇见阻力而萌生自卫心理，相反变得更加保守，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更多^，有包容的心。
我曾采访过一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们跟我讲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时候，香港人也并不觉得自己是英国人。香港人几乎从来看不到代表自己的旗(有多少人知道港英政府有旗?蓝色底，左上角是英国国旗，右边是个龙与狮子簇拥的徽章)，也几乎听不到英国国歌(只有在每天电视节目停播前，会播放一段国歌，并出现英国女王的头像)。英国人很“聪明”，他们不让香港人觉得自己是英国人，因为他们害怕香港回归中国时有几百万香港人涌进英国；同时，他们也不强调香港人是中国人，因为过强的中国意识会让香港人不服从英国人的统治。所以香港人只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对国籍的认识十分模糊是事出有因的。是不是应该给香港人空间，允许香港人只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呢?
我经常向香港读者介绍内地是怎样的社会，也看到粱文道、马家辉、欧阳应霁这样的香港文化人游走内地，向香港读者传递他们的所见所闻。但是，却似乎很少看到内地文化人写在香港的见闻。就连大骂香港的孔庆东，也承认自己只是开会时来过几次香港。言辞中流露出一股对香港的不屑，觉得“弹丸之地”的香港并没有多少研究的价值——甚至认为到香港没有义务说广东话。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内地的研究机构。我经常拿台湾跟香港做对比，内地最大的台湾研究机构，是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院；而内地最大的香港研究机构，则是中山大学的珠三角及港澳研究中心。且不说二者之间有“院”与“中心”之间的差别，台湾是独立的研究对象，而香港只能作为珠三角中的一员被研究。台湾研究院对台湾进行研究，从经济、政治、法律，到历史、文学、社会，巨细无遗；但珠三角及港澳研究中心对香港的研究，只集中于香港的经济、政治、法律，对历史、文学等“软件”几乎没有涉及。香港没有历史和文学吗?当然不是。内地有很多人知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却很少有人知道香港的“六七暴动”。西西、董桥、董启章等香港作家，是华语文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却很少出现在内地的文学史中。说实在的，不是香港没有价值，而是她太容易被忽略。
因此我们或许就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内地对香港有诸多傲慢与偏见。例如，像亚洲金融风暴时香港是凭借中央力量才挺过难关的“地摊文学故事”在内地如此盛行。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香港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其实靠的是自身充足的外汇储备，得以赶走索罗斯。另外，内地“特供”香港的说法也比比皆是。我经常跟内地朋友说，香港从内地进口的食物比较优质，不是因为内地故意将好的东西供给香港，而是香港的标准较高，低质的食物根本进不了香港，在海关就会被拦下。那么内地供给香港的食水呢?其实也是香港花了高价购买来的。80年代，出售食水、食物给香港。成为广东重要的外汇来源；香港商人北上投资设厂也为广东经济建设做了重要贡献。所以了解清楚香港的历史后，我想任何人都不敢再轻易断言香港是靠内地而活，香港和内地是互有依存的关系。
理性的内地朋友告诉我，如果香港突然取消内地游客赴港自由行，想哭的不仅是香港人，也包括内地人，因为内地游客将失去一个便利的购物去处，那些有钱人想购买名牌包包将变得更加困难。没错，但我觉得内地游客失去的不仅是名牌包包，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轻而易举可以体验国际大都市氛围的机会。所以，我坚信只有相互理解，并且勇于承认自己不足的心态才能真正化解“中港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又需要太多太多“双视野人”发挥桥梁作用。
“双视野人”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粱元生在《晚清上海》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晚清的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引领全中国的城市，就是因为有一大批兼具“中”“西”、“古”“今”视野的“双视野人”。他们看问题是全面的，既不孤芳自赏，也不妄自菲薄。今日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太缺少“双视野人”。而今日对“双视野人”的要求，不仅限于“中”“西”、“古”“今”，还要加入“左”“右”、“中”“港”、“广东话”“普通话”、“都市”“乡村”、“保守”“开放”一系列看似矛盾、实则需要寻找中庸之道的概念。
我不认为没深入过香港社会的内地人能够客观评价香港，就好像我不认为没在内地长住过的香港人能够中肯评价内地一样。过去比较多游走于两地之间的是生意人，走动得多了，两地的经济都有所受益。相信今后游走于两地之间的文化人多了。对两地的文化也会有促进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中港双方皆应放下傲慢与偏见，融合的同时尊重香港的本土性，切莫总寄望通过改变香港达到中港融和。两地融合与保存香港本土性之间是并不矛盾的。香港人去到北京，要学会喝北京的豆汁；北京人来到香港，也要学会喝香港的早茶。倘若有一天早茶消失了，那才真叫悲哀。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事情后来的良洼发展。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挺身为内地游客、新移民说话，直言他们不是“蝗虫”；香港作家陈冠中责怪港人太容易被煽动；就连“港铁进食事件”中骂人的男子，后来亦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承认当时言论过激，希望港人理性处理，相互体谅，不要再唱“蝗虫歌”……就像对待很多“热潮”一样，今天的中国人太急于思考，太急于表达。而没有耐心去了解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可这正应了孔子的那句话：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思而不学”是比“学而不思”更加危险的。
很多人觉得今年关于两地的所有争论，都源于孔庆东的一番偏激话语，实际上这把问题看得太过简单化了。内地与香港的矛盾，绝不是孔庆东就能挑起的，其积怨日久，早已到爆发的边缘。而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两地人均缺乏对彼此的了解。因此你会发现真正会促发矛盾的不会是广东人与香港人。因粤港两地的相互认识比较透彻，两地在文化上的差异也较小；往往越是来自北方的内地游客，越容易跟香港格格不入。而类似“孔庆东式”的思维在内地也十分盛行：香港已经回归，是中国的地方，所以就应该如何如何。倘若香港人能够随着“回归”那一夜就完全“中国化”，我也觉得太美好了。
类似的情况，我想到今天内地的城市化。内地的城市化已经超过50％。这几乎是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内完成的。在30年时间里，不计其数的非城市人口，一夜之间变成城市人口。但问题在于，城市人真的可以用拿到“城市户口”来衡量计算吗?当然不是，一个人或许需要很长时间来适应怎样做个城市人。相同的道理，香港人也需要时间来学习怎样做个中国人。融合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可能经历很多阻力，有些香港人可能会因为遇见阻力而萌生自卫心理，相反变得更加保守，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更多^，有包容的心。
我曾采访过一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们跟我讲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时候，香港人也并不觉得自己是英国人。香港人几乎从来看不到代表自己的旗(有多少人知道港英政府有旗?蓝色底，左上角是英国国旗，右边是个龙与狮子簇拥的徽章)，也几乎听不到英国国歌(只有在每天电视节目停播前，会播放一段国歌，并出现英国女王的头像)。英国人很“聪明”，他们不让香港人觉得自己是英国人，因为他们害怕香港回归中国时有几百万香港人涌进英国；同时，他们也不强调香港人是中国人，因为过强的中国意识会让香港人不服从英国人的统治。所以香港人只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对国籍的认识十分模糊是事出有因的。是不是应该给香港人空间，允许香港人只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呢?
我经常向香港读者介绍内地是怎样的社会，也看到粱文道、马家辉、欧阳应霁这样的香港文化人游走内地，向香港读者传递他们的所见所闻。但是，却似乎很少看到内地文化人写在香港的见闻。就连大骂香港的孔庆东，也承认自己只是开会时来过几次香港。言辞中流露出一股对香港的不屑，觉得“弹丸之地”的香港并没有多少研究的价值——甚至认为到香港没有义务说广东话。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内地的研究机构。我经常拿台湾跟香港做对比，内地最大的台湾研究机构，是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院；而内地最大的香港研究机构，则是中山大学的珠三角及港澳研究中心。且不说二者之间有“院”与“中心”之间的差别，台湾是独立的研究对象，而香港只能作为珠三角中的一员被研究。台湾研究院对台湾进行研究，从经济、政治、法律，到历史、文学、社会，巨细无遗；但珠三角及港澳研究中心对香港的研究，只集中于香港的经济、政治、法律，对历史、文学等“软件”几乎没有涉及。香港没有历史和文学吗?当然不是。内地有很多人知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却很少有人知道香港的“六七暴动”。西西、董桥、董启章等香港作家，是华语文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却很少出现在内地的文学史中。说实在的，不是香港没有价值，而是她太容易被忽略。
因此我们或许就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内地对香港有诸多傲慢与偏见。例如，像亚洲金融风暴时香港是凭借中央力量才挺过难关的“地摊文学故事”在内地如此盛行。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香港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其实靠的是自身充足的外汇储备，得以赶走索罗斯。另外，内地“特供”香港的说法也比比皆是。我经常跟内地朋友说，香港从内地进口的食物比较优质，不是因为内地故意将好的东西供给香港，而是香港的标准较高，低质的食物根本进不了香港，在海关就会被拦下。那么内地供给香港的食水呢?其实也是香港花了高价购买来的。80年代，出售食水、食物给香港。成为广东重要的外汇来源；香港商人北上投资设厂也为广东经济建设做了重要贡献。所以了解清楚香港的历史后，我想任何人都不敢再轻易断言香港是靠内地而活，香港和内地是互有依存的关系。
理性的内地朋友告诉我，如果香港突然取消内地游客赴港自由行，想哭的不仅是香港人，也包括内地人，因为内地游客将失去一个便利的购物去处，那些有钱人想购买名牌包包将变得更加困难。没错，但我觉得内地游客失去的不仅是名牌包包，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轻而易举可以体验国际大都市氛围的机会。所以，我坚信只有相互理解，并且勇于承认自己不足的心态才能真正化解“中港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又需要太多太多“双视野人”发挥桥梁作用。
“双视野人”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粱元生在《晚清上海》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晚清的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引领全中国的城市，就是因为有一大批兼具“中”“西”、“古”“今”视野的“双视野人”。他们看问题是全面的，既不孤芳自赏，也不妄自菲薄。今日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太缺少“双视野人”。而今日对“双视野人”的要求，不仅限于“中”“西”、“古”“今”，还要加入“左”“右”、“中”“港”、“广东话”“普通话”、“都市”“乡村”、“保守”“开放”一系列看似矛盾、实则需要寻找中庸之道的概念。
我不认为没深入过香港社会的内地人能够客观评价香港，就好像我不认为没在内地长住过的香港人能够中肯评价内地一样。过去比较多游走于两地之间的是生意人，走动得多了，两地的经济都有所受益。相信今后游走于两地之间的文化人多了。对两地的文化也会有促进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中港双方皆应放下傲慢与偏见，融合的同时尊重香港的本土性，切莫总寄望通过改变香港达到中港融和。两地融合与保存香港本土性之间是并不矛盾的。香港人去到北京，要学会喝北京的豆汁；北京人来到香港，也要学会喝香港的早茶。倘若有一天早茶消失了，那才真叫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