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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可以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也可以是一种犯罪共谋。
美国《时代周刊》2017年度人物的殊荣被授予那些敢于“打破沉默”揭露性骚扰和性虐待的女性。就在之前一个星期，美国NBC電视台“Today”早晨节目皇牌主持人麦特·劳尔被女同事指控有“不当性行为”，NBC接获投诉后将劳尔解雇。令人诧异的是，对劳尔性骚扰的公开指控虽是头一次，但这位在NBC供职长达20年的大牌主持人有“追女人”的癖好，却是圈内人所共知，为什么直到现在才“东窗事发”呢？
这是因为，名人、要人的性骚扰行为，以前只被认为是男人的风流小事，而如今正在成为美国广大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被视为是严重错误，甚至犯罪行为。先前对劳尔“追女人”保持沉默的人，也许是给他面子，如今不再沉默，是对错误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行为也就发生了改变。
人们在不同事情上保持沉默，造成的伤害后果是不同的，沉默者和当事人的感受也完全不同。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里，伊万·伊里奇快要死了，“最折磨他的是欺骗，是谎言。不知为什么，他周围的人都同样认为，他只不过是病了，不会死的。所以，他只需保持安静，接受治疗，然后好事就会发生了。但他知道，照他们说的去做，不会有什么结果，到头来是受更痛苦的罪，然后死掉。这种欺骗折磨着伊万·伊里奇——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和他都知道的事情，而是要对他的病情说谎，并且希望和强迫他参与这个谎言。”
沉默的共谋有其社会作用，就是在坏事发生时，人们仍可保持一团和气，避免出现令人难以应对的尴尬和窘迫。但是，看似无害的共同沉默，与犯罪的恶性共谋，有相同的社会心理机制：出于某种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因，对有些事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这种默契是一种集体性的自我欺骗。
这种沉默在职业人士中尤其常见——他们都是有涵养和“拎得清”的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大嘴巴。美国医生的毒瘾问题就是一个职业人士始终用沉默掩盖的公开秘密。麻醉师威廉·法莱是“医生戒毒计划”的负责人，他自己以前就有药瘾，长达10年之久。他离不开一种叫“带尔眠”（Dalmanc）的抗焦虑药，要是三小时不用这个药品，手就颤抖不停，打静脉针时把病人都吓坏了。
他的药瘾非常明显：穿着邋遢，脾气暴躁，眼睛又红又肿。但是，法莱说：“我的医生同事们都一致对此缄口不言。他们知道我一定是出了毛病，但就是没有人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医生之间忌讳谈论与药瘾有关的事情。打破忌讳的往往是“不懂事”的圈外人。《皇帝的新衣》里唯一说实话的就是那个不懂事的孩子。
圈内人加入沉默的共谋与自身利益有关。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古尔曼在《必要的谎言，简明的真相》一书里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一位律师朋友告诉他，警官们在法庭上说谎是常有的事，尤其在涉及毒品案件的时候。这位朋友知道警官在说谎，但因为那便于他办案，也就眼开眼闭，默认了事。
古尔曼问他，法官知道吗？朋友说，法官也许会怀疑警官没说实话，但法官和警官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法官与被告人只在法庭上才相见，所以做出相信警官的样子，办案就会少些麻烦。古尔曼问，那么好人是否会被冤枉呢？他朋友说，有可能吧。古尔曼认为，如果法官和律师对警官证词的真伪保持沉默，那么，如果造成冤案，他们就是共犯。
不透明的权力经常靠强制沉默来维持，而集体沉默无一例外都是在默认强权的合理性。上司对下属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是一种凭借权力的犯罪行为，对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了明确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有了公开控告的勇气。她们一旦先打破沉默，集体沉默也就变得难以维持，也让对性侵犯的“不哑忍”和“零容忍”渐渐成为今天公共生活的新规范。
美国《时代周刊》2017年度人物的殊荣被授予那些敢于“打破沉默”揭露性骚扰和性虐待的女性。就在之前一个星期，美国NBC電视台“Today”早晨节目皇牌主持人麦特·劳尔被女同事指控有“不当性行为”，NBC接获投诉后将劳尔解雇。令人诧异的是，对劳尔性骚扰的公开指控虽是头一次，但这位在NBC供职长达20年的大牌主持人有“追女人”的癖好，却是圈内人所共知，为什么直到现在才“东窗事发”呢？
这是因为，名人、要人的性骚扰行为，以前只被认为是男人的风流小事，而如今正在成为美国广大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被视为是严重错误，甚至犯罪行为。先前对劳尔“追女人”保持沉默的人，也许是给他面子，如今不再沉默，是对错误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行为也就发生了改变。
人们在不同事情上保持沉默，造成的伤害后果是不同的，沉默者和当事人的感受也完全不同。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里，伊万·伊里奇快要死了，“最折磨他的是欺骗，是谎言。不知为什么，他周围的人都同样认为，他只不过是病了，不会死的。所以，他只需保持安静，接受治疗，然后好事就会发生了。但他知道，照他们说的去做，不会有什么结果，到头来是受更痛苦的罪，然后死掉。这种欺骗折磨着伊万·伊里奇——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和他都知道的事情，而是要对他的病情说谎，并且希望和强迫他参与这个谎言。”
沉默的共谋有其社会作用，就是在坏事发生时，人们仍可保持一团和气，避免出现令人难以应对的尴尬和窘迫。但是，看似无害的共同沉默，与犯罪的恶性共谋，有相同的社会心理机制：出于某种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因，对有些事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这种默契是一种集体性的自我欺骗。
这种沉默在职业人士中尤其常见——他们都是有涵养和“拎得清”的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大嘴巴。美国医生的毒瘾问题就是一个职业人士始终用沉默掩盖的公开秘密。麻醉师威廉·法莱是“医生戒毒计划”的负责人，他自己以前就有药瘾，长达10年之久。他离不开一种叫“带尔眠”（Dalmanc）的抗焦虑药，要是三小时不用这个药品，手就颤抖不停，打静脉针时把病人都吓坏了。
他的药瘾非常明显：穿着邋遢，脾气暴躁，眼睛又红又肿。但是，法莱说：“我的医生同事们都一致对此缄口不言。他们知道我一定是出了毛病，但就是没有人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医生之间忌讳谈论与药瘾有关的事情。打破忌讳的往往是“不懂事”的圈外人。《皇帝的新衣》里唯一说实话的就是那个不懂事的孩子。
圈内人加入沉默的共谋与自身利益有关。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古尔曼在《必要的谎言，简明的真相》一书里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一位律师朋友告诉他，警官们在法庭上说谎是常有的事，尤其在涉及毒品案件的时候。这位朋友知道警官在说谎，但因为那便于他办案，也就眼开眼闭，默认了事。
古尔曼问他，法官知道吗？朋友说，法官也许会怀疑警官没说实话，但法官和警官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法官与被告人只在法庭上才相见，所以做出相信警官的样子，办案就会少些麻烦。古尔曼问，那么好人是否会被冤枉呢？他朋友说，有可能吧。古尔曼认为，如果法官和律师对警官证词的真伪保持沉默，那么，如果造成冤案，他们就是共犯。
不透明的权力经常靠强制沉默来维持，而集体沉默无一例外都是在默认强权的合理性。上司对下属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是一种凭借权力的犯罪行为，对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了明确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有了公开控告的勇气。她们一旦先打破沉默，集体沉默也就变得难以维持，也让对性侵犯的“不哑忍”和“零容忍”渐渐成为今天公共生活的新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