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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周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县长刘建军突击巡视草甸草原，一路上刘建军都开着直播。
多伦县的锡林郭勒草原，在一些自驾游攻略上被列入全国十佳最“野”越野路线。近几年，随着自驾游数量增多，违规越野，碾压草场事件时有发生。
指着一处半沙漠化的山坡，刘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靠近浑善达克沙地，这里生态脆弱，“两三辆越野车开上去，这片沙窝窝就算毁了”。
在曾发生越野车碾压草场事件中，依靠短视频直播平台不断发声，刘建军带领多伦县赢得了一场“舆论战”的胜利，而这位善于直播的“网红”县长也因此走红。
如今，刘建军在“抖音”和“快手”短视频APP上分别拥有5.1万和4.1万粉丝数，直播时长超过全国99%的用户。
在多伦，直播开始成为县域治理的新尝试，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政府开通了直播账号，部门“一把手”则走进直播间。
多伦县希望将直播制度化，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进政务公开、提高干部业务素质和部门效率，同时找到一条通达民意的新通道。
（视频截图）直播中的刘建军。
刘建军的“走红”和两起越野车碾压草场事件有关。
今年7月，一则“35辆越野车因碾压草场被牧民拦下要钱”的推文在网上发酵，多名大V转发，对多伦旅游造成严重影响。刘建军实地核实发现，此事并非发生在多伦县境内。他通过直播进行澄清，要求各自媒体、大V致歉。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8月5日，又一条视频，把刘建军推向了舆论的风口。视频中，一名光头男子面对镜头兴奋地说：“建军，我到家了，你还追呢？认识这车吗？开回来了，宝贝。”
事情起因同样是因为越野车故意碾轧破坏草场。视频显示，数辆越野车在多伦县境内的锡林郭勒草原越野，画面中泥土飞溅，草地被碾出多条沟槽，植被遭到破坏。
这条视频点燃了刘建军的怒火。
他用“快手”连发了8条短视频，视频标题则直接是“你们的良心哪去了”“疯了也不会这样”“谁给你的权力”“越野还是撒野”……要求涉事车辆3日内到多伦县配合调查，接受处罚。
最终4名涉事车主接受处罚，但另5名越野车主置若罔闻，其中就包括那名光头男子。
面对挑衅，刘建军用“快手”“抖音”等平台曝光了这段视频，并再次向对方喊话“请你两日内到多伦县接受调查”。
随着相关视频的“发酵”，多家主流媒体跟进报道，仅在新华社客户端的总阅读量就突破500万。舆论一边倒地谴责破坏草场的行为。
迫于舆论压力，组织此次越野车活动的北京洪坦汽车订制改装中心主动归案，并接受多伦县做出的罚款、恢复植被、视频公开道歉处罚，而视频的拍摄者邵某则被公司开除，其个人也向多伦县及刘建军作出了道歉。
回顾“草场风波”，刘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此次事件暴露出多伦县执法的两难处境，肇事者本身违法成本低，处罚手段有限，而执法机构——草原综合执法大队，并非警察，硬执法反而会带来巨大的舆论风险。为此多伦县一边发动舆论战，一边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取证，检察院也从公益诉讼的角度介入。
在刘建军看来，此次“舆论战”是一次压倒性的胜利，直播和短视频是他反击最有力的武器。
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新媒体时代，刘建军认为，直播让每个人都“背上了一个移动的卫星电视台”。
上任多伦县长后，刘建军一直尝试将多伦宣传出去。多伦县境内“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景观丰富，是锡林郭勒草原的浓缩和精华版。然而“好酒也怕巷子深”，如何宣传推介多倫成了一道难题。
刘建军曾咨询过一些电视台的广告投放，动辄几百万的要价，县财政难以承担。而在北京开专场推介会或者租用广告牌，传统的宣传方式投入大、受众面小且传播效果难以评估。
此时，有盟里领导建议刘建军尝试用新媒体平台搞宣传。受到启发的刘建军把目光投向了直播。在他看来，相比于传统媒体的高投入，只需一部手机，直播软件的低成本更符合区县宣传的实际。
今年3月初，刘建军开通了直播号，然而开播之初，“县长不着调，上班时间玩直播”的质疑接踵而至。最让刘建军苦恼的是，直播号里“黑粉”太多，不少外地粉丝最初看他的直播，是好奇他到底是不是县长。
每天坚持直播，刘建军逐渐积累起粉丝量和人气。他每天的直播内容琐碎但接地气，从突查酒驾到调查学生伙食费，从夜市卫生再到猪肉价格，有摊贩甚至主动要求刘建军在直播时给自家的柴鸡蛋打广告。
随着粉丝数的增长，刘建军发现自己的直播号成了多伦县的“第二信访局”，民众通过直播号就能找到他。
刘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他每天都要花一两个小时回复群众的私信，新的苦恼也随之产生。他发现群众一些诉求，超出了县长的职权范围。他要反复解释，老百姓才明白，县长也不是万能的。
而针对草地螟的防治，则让刘建军看到了直播带来的治理高效化。
今年6月，陪同刘建军下乡的多伦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孙亚梅在一处辣椒地里发现了草地螟虫情。孙亚梅随即发出预警，若不采取措施，三天内这些作物将“全军覆没”，这引起了刘建军的重视。他一边让孙亚梅直播宣传防治知识，一边立刻召集有关乡镇长上线关注直播。多伦县也随即发布了草地螟爆发预警，并迅速出台了防治方案。
草地螟是迁飞性、多食性害虫，可取食200余种植物，主要危害土豆、玉米、甜菜等作物。去年同期，内蒙古发生了38年来最严重的草地螟虫害。孙亚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草地螟虫害防治，相比周边县市，多伦县是最及时、最有效的，这都得益于利用直播所带来的高效率。
9月5日下午，是多伦县卫健委专场直播的日子。背靠蓝色幕墙，第一次面对直播镜头的多伦县卫健委副主任夏振华显得有些局促。夏振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直播前他专门针对网友互动环节做了功课，他尝试着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所关心的医疗卫生问题。
一场直播结束，夏振华感觉，对于普通网民而言，实用信息比政策的解读更有吸引力。
从今年8月1日开始，多伦县政府“快手”问政直播间正式开通，27个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走进直播间，与网民互动交流。“快手”问政开通一个月以来，粉丝数达4700多人，日均在线观看人数约500人，最高达到2555人。
目前，多伦县各乡镇、部门注册“抖音”账号56个，“快手”账号45个。县政府还要求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都要实名注册直播号，并按要求向网信部门报备。
多位多伦县官员认为，多伦的政务直播能够推行下去，领导的因素占了一大半。有多伦县的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县领导直接“挂帅”督促的好处是，打破了各部门壁垒，减少推诿扯皮，部门办事效率提高很多。
9月5日，多伦县卫健委副主任夏振华在多伦县政府快手问政直播间进行政务直播，并与网友互动交流。摄影/本刊记者 胥大伟
今年春夏之际，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九巡视组对多伦县开展巡视，多伦县的政务直播曾引起巡视组的关注。一位巡视组成员此后长期关注多伦县的政务直播工作，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道，政务直播一是便于群众的监督，二是能够反映民情民意，三是用公开倒逼规范，既倒逼干部提高业务素质，同时也倒逼政府的程序规范。
刘建军希望推动政务直播，能在多伦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政府阳光施政、提高干部素质，也获得了畅达民意的新渠道。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运用政务直播可以了解民意，也可以让政府接受群众监督，但他并不认可政务直播对党政机关内部执行力的增强作用。
汪玉凯表示，党政机关的执行力是通过系统的组织力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外部跟公众交流来实现。
9月6日，多伦县教育局局长黄树林做客“快手”问政直播间。直播的上半场，黄树林埋头读材料，直播间里网民开始不耐烦，教育局作为最受关注的部门之一，网民沟通的诉求强烈。焦躁的情绪开始在直播间蔓延。
“领导你怎么不看屏幕呢？”“这是快手问政还是工作总结？”“我们的问题你都不能回答？”……一连串的诘问开始刷屏。意识到网民的互动诉求后，黄树林开始回应网民的提问，直播间里的气氛也逐渐缓和。
基层政府初涉政务直播，内容单一和形式呆板是一个共性问题。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邱鸿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政务直播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它必须被视为政府的公共关系或者媒体关系活动，所以直播之前应当要有策划。直播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在于策劃的活动或者事件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或话题性。
学者们认为，政务直播的生命力取决于是否能建立公信力、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
邱鸿峰认为，信任的建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它的失去却非常容易。这种信任来自公众与政府部门长期互动的经验。
“作为直播者，必须清楚直播的内容、主题和直播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证明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问题虽然一时难以解决但政府有足够的‘诚意’去解决。”邱鸿峰说。
在汪玉凯看来，“报喜不报忧”是政府治理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导致百姓对政府信任度不高。他认为，政务直播不能变成一个表扬的平台，而是一个公众不断提出问题、政府能够介入解决问题的平台。
然而，地方的政务直播实践，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挑战无处不在。
刘建军认为，不同的地方政府，它有不同的难处。政务直播往往风险极大，形成棘手舆情很难处理，地方如果不稳定因素太多，政务直播会成为累赘。在多伦的实践过程中，争议也未曾间断，刘建军坦言，有领导干部仍在用嘲笑的眼光看待多伦的实践。
汪玉凯建议不妨让政务直播先“野蛮生长”，等全国形成普遍趋势后，再建立相对规范的指令性的制度。
今年以来，多伦县举办了五期“网红”培训班，培训内容是“快手”“抖音”的运营和短视频制作，目的是提高干部的媒介素养。
刘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下一步，多伦县的政务直播将扩大至各乡镇、二级单位和执法机构，县长和各副县长都将加入直播的行列。他说，“届时我将带头做第一场直播。”
多伦县的锡林郭勒草原，在一些自驾游攻略上被列入全国十佳最“野”越野路线。近几年，随着自驾游数量增多，违规越野，碾压草场事件时有发生。
指着一处半沙漠化的山坡，刘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靠近浑善达克沙地，这里生态脆弱，“两三辆越野车开上去，这片沙窝窝就算毁了”。
在曾发生越野车碾压草场事件中，依靠短视频直播平台不断发声，刘建军带领多伦县赢得了一场“舆论战”的胜利，而这位善于直播的“网红”县长也因此走红。
如今，刘建军在“抖音”和“快手”短视频APP上分别拥有5.1万和4.1万粉丝数，直播时长超过全国99%的用户。
在多伦，直播开始成为县域治理的新尝试，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政府开通了直播账号，部门“一把手”则走进直播间。
多伦县希望将直播制度化，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进政务公开、提高干部业务素质和部门效率，同时找到一条通达民意的新通道。
两起草场风波
刘建军的“走红”和两起越野车碾压草场事件有关。
今年7月，一则“35辆越野车因碾压草场被牧民拦下要钱”的推文在网上发酵，多名大V转发，对多伦旅游造成严重影响。刘建军实地核实发现，此事并非发生在多伦县境内。他通过直播进行澄清，要求各自媒体、大V致歉。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8月5日，又一条视频，把刘建军推向了舆论的风口。视频中，一名光头男子面对镜头兴奋地说：“建军，我到家了，你还追呢？认识这车吗？开回来了，宝贝。”
事情起因同样是因为越野车故意碾轧破坏草场。视频显示，数辆越野车在多伦县境内的锡林郭勒草原越野，画面中泥土飞溅，草地被碾出多条沟槽，植被遭到破坏。
这条视频点燃了刘建军的怒火。
他用“快手”连发了8条短视频，视频标题则直接是“你们的良心哪去了”“疯了也不会这样”“谁给你的权力”“越野还是撒野”……要求涉事车辆3日内到多伦县配合调查，接受处罚。
最终4名涉事车主接受处罚，但另5名越野车主置若罔闻，其中就包括那名光头男子。
面对挑衅，刘建军用“快手”“抖音”等平台曝光了这段视频，并再次向对方喊话“请你两日内到多伦县接受调查”。
随着相关视频的“发酵”，多家主流媒体跟进报道，仅在新华社客户端的总阅读量就突破500万。舆论一边倒地谴责破坏草场的行为。
迫于舆论压力，组织此次越野车活动的北京洪坦汽车订制改装中心主动归案，并接受多伦县做出的罚款、恢复植被、视频公开道歉处罚，而视频的拍摄者邵某则被公司开除，其个人也向多伦县及刘建军作出了道歉。
回顾“草场风波”，刘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此次事件暴露出多伦县执法的两难处境，肇事者本身违法成本低，处罚手段有限，而执法机构——草原综合执法大队，并非警察，硬执法反而会带来巨大的舆论风险。为此多伦县一边发动舆论战，一边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取证，检察院也从公益诉讼的角度介入。
在刘建军看来，此次“舆论战”是一次压倒性的胜利，直播和短视频是他反击最有力的武器。
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新媒体时代，刘建军认为，直播让每个人都“背上了一个移动的卫星电视台”。
开通直播账号
上任多伦县长后，刘建军一直尝试将多伦宣传出去。多伦县境内“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景观丰富，是锡林郭勒草原的浓缩和精华版。然而“好酒也怕巷子深”，如何宣传推介多倫成了一道难题。
刘建军曾咨询过一些电视台的广告投放，动辄几百万的要价，县财政难以承担。而在北京开专场推介会或者租用广告牌，传统的宣传方式投入大、受众面小且传播效果难以评估。
此时，有盟里领导建议刘建军尝试用新媒体平台搞宣传。受到启发的刘建军把目光投向了直播。在他看来，相比于传统媒体的高投入，只需一部手机，直播软件的低成本更符合区县宣传的实际。
今年3月初，刘建军开通了直播号，然而开播之初，“县长不着调，上班时间玩直播”的质疑接踵而至。最让刘建军苦恼的是，直播号里“黑粉”太多，不少外地粉丝最初看他的直播，是好奇他到底是不是县长。
每天坚持直播，刘建军逐渐积累起粉丝量和人气。他每天的直播内容琐碎但接地气，从突查酒驾到调查学生伙食费，从夜市卫生再到猪肉价格，有摊贩甚至主动要求刘建军在直播时给自家的柴鸡蛋打广告。
随着粉丝数的增长，刘建军发现自己的直播号成了多伦县的“第二信访局”，民众通过直播号就能找到他。
刘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他每天都要花一两个小时回复群众的私信，新的苦恼也随之产生。他发现群众一些诉求，超出了县长的职权范围。他要反复解释，老百姓才明白，县长也不是万能的。
而针对草地螟的防治，则让刘建军看到了直播带来的治理高效化。
今年6月，陪同刘建军下乡的多伦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孙亚梅在一处辣椒地里发现了草地螟虫情。孙亚梅随即发出预警，若不采取措施，三天内这些作物将“全军覆没”，这引起了刘建军的重视。他一边让孙亚梅直播宣传防治知识，一边立刻召集有关乡镇长上线关注直播。多伦县也随即发布了草地螟爆发预警，并迅速出台了防治方案。
草地螟是迁飞性、多食性害虫，可取食200余种植物，主要危害土豆、玉米、甜菜等作物。去年同期，内蒙古发生了38年来最严重的草地螟虫害。孙亚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草地螟虫害防治，相比周边县市，多伦县是最及时、最有效的，这都得益于利用直播所带来的高效率。
推动政务直播
9月5日下午，是多伦县卫健委专场直播的日子。背靠蓝色幕墙，第一次面对直播镜头的多伦县卫健委副主任夏振华显得有些局促。夏振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直播前他专门针对网友互动环节做了功课，他尝试着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所关心的医疗卫生问题。
一场直播结束，夏振华感觉，对于普通网民而言，实用信息比政策的解读更有吸引力。
从今年8月1日开始，多伦县政府“快手”问政直播间正式开通，27个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走进直播间，与网民互动交流。“快手”问政开通一个月以来，粉丝数达4700多人，日均在线观看人数约500人，最高达到2555人。
目前，多伦县各乡镇、部门注册“抖音”账号56个，“快手”账号45个。县政府还要求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都要实名注册直播号，并按要求向网信部门报备。
多位多伦县官员认为，多伦的政务直播能够推行下去，领导的因素占了一大半。有多伦县的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县领导直接“挂帅”督促的好处是，打破了各部门壁垒，减少推诿扯皮，部门办事效率提高很多。
今年春夏之际，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九巡视组对多伦县开展巡视，多伦县的政务直播曾引起巡视组的关注。一位巡视组成员此后长期关注多伦县的政务直播工作，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道，政务直播一是便于群众的监督，二是能够反映民情民意，三是用公开倒逼规范，既倒逼干部提高业务素质，同时也倒逼政府的程序规范。
刘建军希望推动政务直播，能在多伦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政府阳光施政、提高干部素质，也获得了畅达民意的新渠道。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运用政务直播可以了解民意，也可以让政府接受群众监督，但他并不认可政务直播对党政机关内部执行力的增强作用。
汪玉凯表示，党政机关的执行力是通过系统的组织力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外部跟公众交流来实现。
多伦实践
9月6日，多伦县教育局局长黄树林做客“快手”问政直播间。直播的上半场，黄树林埋头读材料，直播间里网民开始不耐烦，教育局作为最受关注的部门之一，网民沟通的诉求强烈。焦躁的情绪开始在直播间蔓延。
“领导你怎么不看屏幕呢？”“这是快手问政还是工作总结？”“我们的问题你都不能回答？”……一连串的诘问开始刷屏。意识到网民的互动诉求后，黄树林开始回应网民的提问，直播间里的气氛也逐渐缓和。
基层政府初涉政务直播，内容单一和形式呆板是一个共性问题。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邱鸿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政务直播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它必须被视为政府的公共关系或者媒体关系活动，所以直播之前应当要有策划。直播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在于策劃的活动或者事件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或话题性。
学者们认为，政务直播的生命力取决于是否能建立公信力、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
邱鸿峰认为，信任的建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它的失去却非常容易。这种信任来自公众与政府部门长期互动的经验。
“作为直播者，必须清楚直播的内容、主题和直播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证明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问题虽然一时难以解决但政府有足够的‘诚意’去解决。”邱鸿峰说。
在汪玉凯看来，“报喜不报忧”是政府治理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导致百姓对政府信任度不高。他认为，政务直播不能变成一个表扬的平台，而是一个公众不断提出问题、政府能够介入解决问题的平台。
然而，地方的政务直播实践，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挑战无处不在。
刘建军认为，不同的地方政府，它有不同的难处。政务直播往往风险极大，形成棘手舆情很难处理，地方如果不稳定因素太多，政务直播会成为累赘。在多伦的实践过程中，争议也未曾间断，刘建军坦言，有领导干部仍在用嘲笑的眼光看待多伦的实践。
汪玉凯建议不妨让政务直播先“野蛮生长”，等全国形成普遍趋势后，再建立相对规范的指令性的制度。
今年以来，多伦县举办了五期“网红”培训班，培训内容是“快手”“抖音”的运营和短视频制作，目的是提高干部的媒介素养。
刘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下一步，多伦县的政务直播将扩大至各乡镇、二级单位和执法机构，县长和各副县长都将加入直播的行列。他说，“届时我将带头做第一场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