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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房住不炒”的房地产调控使得有些地方土地流拍，土地财政收入收缩，而打击影子银行又让40万亿的地方债务压力增加。当前，为救实体经济，中央又下达了一系列减税降费的政策，加之医疗、教育等公共开支压力增大，地方财政普遍压力重重。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直指央地关系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支持地方政府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缓解财政运行困难”。简言之，此方案旨在“救”地方。这是否意味着一场中央给地方放权让利运动的开始，各界翘首以待。
改革开放以来，央地财政关系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深刻塑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四十年前，财政大包干结束了“大锅饭”体制，“分灶吃饭”给地方下放了更多的自主权，地方经济勃兴。而二十多年前的分税制改革又挽救了一场中央财政危机，但也埋下了地方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发展靠发债”的沉重隐患。本次方案启动的财税改革是救地方财政，探索地方发展的长治久安之道。
中央放权放多少，关键是要让地方财权事权统一，增强地方财政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完成中央方针政策的同时，保障民生，改善营商环境，做大社会财富蛋糕。
众所周知，财权是指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占有、支配和使用资财的权力。正确处理财权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财权和事权的关系，对调动各级政府部门的积极性，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轮改革意在增加地方自主权。方案的内容有三条：一是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二是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三是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以后要全部交给地方是一大亮点。2018年国内消费税有10632亿元，转移给地方是财权的下放。另外，调整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也是给地方减负。
本次改革方案的意图，是设法减轻地方的负担，可谓给地方吃了颗定心丸。但这离彻底解决地方财政长期扭曲状况还尚有距离。
央地税制调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激励机制。从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必然要调整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想尽办法促进终端消费，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比如旅游开发、餐饮服务、夜间经济等，同时简政放权，让企业发展有个宽松、法治的环境，做大地方财富蛋糕。
另一方面，在各项支出上，地方政府应倾听地方百姓的意见，税收应该建立在纳税人同意基础之上，有了钱不能搞“面子工程”“光亮工程”，而忽视了真正的民生和改善营商环境。中央财税下移地方之后，加强税收分配的民主化也应提上日程。
原则上讲，财税改革要发挥好两个积极性：一头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另一头要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场收入划分改革關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期待改革能迈出坚实的一步，释放地方积极性。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直指央地关系改革，“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支持地方政府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缓解财政运行困难”。简言之，此方案旨在“救”地方。这是否意味着一场中央给地方放权让利运动的开始，各界翘首以待。
改革开放以来，央地财政关系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深刻塑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四十年前，财政大包干结束了“大锅饭”体制，“分灶吃饭”给地方下放了更多的自主权，地方经济勃兴。而二十多年前的分税制改革又挽救了一场中央财政危机，但也埋下了地方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发展靠发债”的沉重隐患。本次方案启动的财税改革是救地方财政，探索地方发展的长治久安之道。
中央放权放多少，关键是要让地方财权事权统一，增强地方财政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完成中央方针政策的同时，保障民生，改善营商环境，做大社会财富蛋糕。
众所周知，财权是指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占有、支配和使用资财的权力。正确处理财权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财权和事权的关系，对调动各级政府部门的积极性，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轮改革意在增加地方自主权。方案的内容有三条：一是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二是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三是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以后要全部交给地方是一大亮点。2018年国内消费税有10632亿元，转移给地方是财权的下放。另外，调整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也是给地方减负。
本次改革方案的意图，是设法减轻地方的负担，可谓给地方吃了颗定心丸。但这离彻底解决地方财政长期扭曲状况还尚有距离。
央地税制调整，关系到整个经济的激励机制。从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必然要调整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想尽办法促进终端消费，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比如旅游开发、餐饮服务、夜间经济等，同时简政放权，让企业发展有个宽松、法治的环境，做大地方财富蛋糕。
另一方面，在各项支出上，地方政府应倾听地方百姓的意见，税收应该建立在纳税人同意基础之上，有了钱不能搞“面子工程”“光亮工程”，而忽视了真正的民生和改善营商环境。中央财税下移地方之后，加强税收分配的民主化也应提上日程。
原则上讲，财税改革要发挥好两个积极性：一头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另一头要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场收入划分改革關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期待改革能迈出坚实的一步，释放地方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