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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托尼﹒莫里森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美国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把视角关注在美国黑人妇女的真实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秀拉》中两位女性不同性格的对比，离经叛道的秀拉是传统的反叛者；温顺守则的奈尔是传统的代表者。秀拉与奈尔的姐妹感情纠葛启示了美国黑人深入思考黑人的伦理问题。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秀拉》；反叛者；伦理
1简介
托尼·莫里森，原名是科洛·安东尼·沃福德。莫里森出生在一个贫困且有着浓厚种族歧视的工人家庭，莫里森先后在霍华德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对莫里森来说，霍华德大学任教和蓝登书屋编辑的工作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莫里森的创作。处女作《最蓝的眼睛》的发表使美国黑人文学得到世界的关注。莫里森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性，其小说主题围绕美国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现实生活及精神世界展开。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黑人女性将如何对待传统道德的固守与创新，莫里森时刻关注着美国黑人民族的生存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在多元文化混杂的社会，美国黑人女性的生活空间一再被压缩，黑人女性尝试各种方式来适应所处的生活环境。黑人女性要么如《最蓝的眼睛》主人公佩克拉一味地执着白人文化；要么像《所罗门之歌》中的“奶人”寻求文化之根与自我身份的认同；要么就是《柏油娃娃》中的雅丹一般，既不能彻底抛弃传统文化也有不能完全融入到新文化中，于是被推到文化的孤岛，脆弱而又迷茫无助；要么就如同秀拉做传统道德的反叛者，大胆向现实生活的不满挑战并面对真实的自我。《秀拉》（Sula）是莫里森的第二部小说，小说背景发生在20世纪前半个多世纪，描述了主人公秀拉反叛的一生。与好朋友奈尔不同，秀拉是传统道德的反抗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新人，她敢于背离家人，背叛朋友和脱离社区。但是纵观整个小说，秀拉不被社区接受的道德行为却是有凭有据的。莫里森在《秀拉》中不仅描述秀拉如何与其现实生活相抗衡的行为，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美国黑人女性是如何通过自我努力获取生活自由和道德救赎。
2文学伦理学概要
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即是哲学的一部分。人对自身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既“自然人”“社会人”和“文化人”。（刘建军，1998：33）根据人的本质内涵的三个阶段，与之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经历“自然伦理”“社会伦理”“文化伦理”而20世纪以来都处在文化伦理的阶段。而伦理按照共时又可以分为“家庭伦理”“生存伦理”“人际伦理”等等类型。文学伦理学是伦理学与文学的结合，自古以来，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密不可分，源远流长。根据国内修树新教授的解释，伦理批评着重于分析人与人之间与人与事物之间关系的演变。首先，文学伦理学批评应该反映文本中人与人之间伦理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体现着作者伦理观之核。其次，文学伦理学批评应揭示文本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的变化是如何体现社会的变迁的。再次，文学伦理学批评应揭示文本中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变化如何影响了文学的内部伦理—文学内部诸要素的关系的改变。（修树新，2015：55-60）
3秀拉的性格特点
3.1死亡的畏惧
秀拉对死亡的认识一方面来自于社会与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秀拉童年时候经历的具有转折性事件。随着一战的结束，老兵夏德拉克回到家乡梅德林，由于战争的创伤，夏德拉克患有精神狂躁症，为摆脱自己的精神折磨，夏德拉克创立每年的1月3日为“国家自杀日”，“哪怕多年来，是唯一的庆祝者”①。而渐渐地，自杀日又轻而易举地融入了梅德林“底部”居民的生活。（17），社区的居民谈到生孩子日期会提到自杀日；将要结婚的夫妇讨论不在自杀日举办婚礼，老奶奶会讲自杀日后母鸡下双黄蛋等。虽然居民们表面上对自杀日毫不关心，事实上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同样，“底部”人们对秀拉的行为虽然不接受，但同时却与“底部”居民时刻存在，人们也选择放任的态度。自杀日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释放了生活在“底部居民”对死亡的恐惧。 另外，外祖母对秀拉的性格影响深远。伊娃掌管着祖孙三代人的生活，对家庭负责并爱自己的孩子，做事果断有主见，同时伊娃又专断固执，故步自封。为了养活三个孩子，伊娃失去一条腿换取生活费。为了让儿子小李子不受便秘的折磨，伊娃把仅有的黄油帮助排便，同时又不能让成年的儿子再堕落，狠心放火烧死李子。同样出于母爱，伊娃跳楼拯救秀拉的母亲，即自己的女儿汉娜，收养的三个孩子名字都是“杜威”等这些行为可见伊娃的极端并且暴力的性格，这些都在秀拉成长的过程中深受影响，甚至秀拉比伊娃走的更远。为了不被白人男孩欺负，秀拉自残保护自己与朋友，误杀小鸡并没有遭受太多的良心谴责等。秀拉经历了害怕恐惧，徘徊迷茫到小男孩葬礼结束后，与奈尔重新蹦蹦跳跳。童年的经历也使得秀拉明白，人都有死亡的一天，但是记忆是永恒的，是不会随着人的离世而消失，因此，这在心理上强大了秀拉。
3.2性爱的开放
迪米利奥（John D’Emilio）认为“性曾和一系列的人类活动和价值联系在一起：繁衍后代，獲得身体快乐，娱乐，或体育活动，个人亲密关系，精神上的超越或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利等，每种联系流行的时间不同，取决于时代的社会力量。”（John D’Emilio， Estelle B. Freedman. 1997.XV.）对性的认识，秀拉深受母亲汉娜的影响，认为性爱是一种享受。对于秀拉的母亲汉娜来讲，丈夫里库斯去世后，“离开男人的关注简直就没法活”于是就有了“一个接一个的情人，大部分是她的朋友和邻居们的丈夫。”对于自己的情人们，汉娜既不刻意做作也并没有试图控制甚至是占有，汉娜“既不触犯也不命令”（46），但是唯独对休息甚是挑剔，“尽管她可以跟任何人上床，但跟人睡觉对她来说则意味着一种对信任的衡量手段和确凿的承若”（47）此外，汉娜对自己女儿秀拉并不隐瞒她的情人们甚至是毫不避讳自己的女儿，看到与情人们的约会只会使母亲更开心以外并没有任何不同，秀拉体会到“性是令人愉快的家常便饭，此外也没有什么是大惊小怪的”（47）。事实上，伊娃同样在性爱认识上影响着秀拉。“尽管伊娃年岁已大，又是独腿，还是会有一批男人造访，他虽然不与谁确立关系，但是热衷与调情、亲吻和开怀大笑。”（45）如同人们议论说，大房子里没有男人来管理，因此，匹斯家的女儿们对男性的爱是遗传的。无论如何，秀拉在男女两性关系认识上至少比奈尔都要加进步。也正是秀拉对性爱的开放，秀拉终身未婚，即使是十年后回到梅德林，奈尔儿女美满，丈夫裘得体贴顾家，家庭和谐，外祖母谴责该嫁个好男人。奈尔与外祖母的刺激并没有改变奈尔的想法与决定，这个决定早在看到从食品间走出来的母亲汉娜与情人的脸时，就明确了的选择。 4秀拉对传统道德的挑战
4.1挑战家庭
高中毕业后，秀拉帮助奈尔操办婚礼，对此，人们都认为这是令失去母亲的秀拉开心的一件好事，而秀拉清楚知道人们的想法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可见，秀拉并不为失去母亲而感到难过，作为女儿，秀拉与汉娜的母女关系并未建立起。另外，秀拉无视外祖母伊娃失去女儿的难过可知秀拉在渐渐地脱离家庭。奈尔婚礼后，秀拉便离开了梅德林，十年后再回梅德林，“是在知更鸟成灾之时。”（91）同时，暗示着秀拉的归来必将如同知更鸟般掀起一场浩大的改变。事实上，秀拉彻底颠覆了“底部”人的生活。可以说秀拉继承伊娃性格的同时做事行为更绝对不可逆，看着自己母亲被火燃烧，秀拉并不感到恐惧，而是深感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母亲的死亡是一种解脱与放松，而并不感到痛苦。十年后秀拉再一次回到梅德林，而第一件事便是在没有征求伊娃的同意下，坚决把外祖母伊娃送到环境恶劣的养老院。这与“底部”生活的人们来讲，是不可接受的道德行为。而秀拉像玫瑰般的胎记更是被人们认为是邪恶的象征。但是外祖母伊娃杀李子的情形令秀拉终身牢记，一方面害怕自己会像李子一样被外祖母杀害，另一方面是对“底部”对自己不孝的道德谴责，秀拉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伊娃杀子的记忆历历在目，这在精神上使得秀拉恐惧伊娃，想要同权威的伊娃抗争，更想要远离。另外秀拉离开的十年使得秀拉物理上也已经与家庭脱节。因此秀拉最终在疏远接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对“底部”的人们来说，是一次传统的反叛，但更是一次精神的唤醒。
4.2挑战婚姻传统
回来的秀拉比起母亲汉娜，与镇上的男人只发生一次性关系，秀拉仅在男人之间找到自己，通过肉体的愉悦寻找精神的自由，而且决定终身不婚。在“底部”黑人的道德传统里，秀拉是道德的反叛者，而奈尔是传统黑人女性的标榜。因此，当看到秀拉与丈夫裘得在一起的画面，奈尔与秀拉的关系瞬间破裂。与秀拉性格完全不同的奈尔从小听话而且懂礼貌，然而奈尔童年出门乘车被歧视的那一次，狠狠地在心里烙下了愤恨，只是因为走错车厢就被列车员训斥，更加生气的是路途中居然未设有黑人卫生间。奈尔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我就是我。我不是他们的女儿。我不是奈尔。我就是我。我。”（31）回想起她的旅行，既气愤但又感到无能为力。接下里的日子只有依靠想象自己孤身一人去很远的地方期待未来的改变。而不同童年经历的秀拉正是奈尔想要的人生，正是旅行的自我发现使得奈尔违背母亲的命令与秀拉成为好朋友。然而，奈尔终究没有逃脱“底部”的生活状态，最终踏进婚姻的大门，从此将自己停留在了“底部”的生活。十年后再一次回到梅德林，秀拉与奈尔的关系的变化，可见，十年的生活使奈爾在社区的塑造下渐渐失去了反叛的特质，而秀拉则在大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受道德约束与管制，在秀拉的道德伦理观中，奈尔始终是自己最好的朋友，而十年的稳定生活使奈尔无法理解秀拉的思想，于是引诱裘得事件令奈尔对秀拉很是失望与愤怒。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件，“底部”人们对秀拉的谴责也愈演愈烈，但是在此刻的“底部”，女人关爱丈夫和孩子，年轻人帮助老人等，秀拉的反叛对“底部”的人们思想同时是一次颠覆性的改变。
4.3挑战“底部”传统道德
由于秀拉的插足，奈尔的婚姻破裂。当奈尔再次看望生病的秀拉，表面上是原谅，实质上更是审判与质问。奈尔无法原谅秀拉的过错。“以及一腔至今仍未纾解的怨恨与耻辱。”（149）“你躺在这里，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一个朋友。你在镇上干尽了恶心事，还指望这里的人爱你？”“噢，他们会爱我的。这需要时间，但他们会爱我的。”（157）从奈尔与秀拉的对话中可知，直到秀拉去世，奈尔都不能理解秀拉的话语和行为。也正如秀拉所说，不是走的太久，而是走的太远了。秀拉去世后，“底部”生活的改变再一次证明了秀拉作为传统的反叛者对黑人生活的影响。妻子不再体贴丈夫，母亲不再关心孩子，年轻人对老年人变得冷漠。也是在秀拉葬礼之后，与夏德拉克的相遇使奈尔想起小男孩遇害事件，醒悟后方才真正明白，几年来一直无法忘记的不是裘得，而是秀拉。“我一直一直以为我想念的是裘得。”“我们是在一起的女孩”（188）。人类个人的权利代表者道德的延伸，这一原则应用到社会系统中作为国家权利的限制，作为人类反抗集体残忍暴力的保护和有可能作为正义的附属。（Ayn Rand.1964：109）秀拉去世前后，“底部”生活与奈尔的变化证明了秀拉反叛者对黑人现状生活的影响，秀拉一次次的挑战传统，一次次敲醒着黑人的道德思想，然而秀拉的极为大胆的行为也使其势单力薄，最终未能彻底警醒人们。
莫里森成功的描写了一个不被社区固化的传统黑人女性，独立且自信，对男人也不再言听计从，婚姻也不再是生活的全部。一定程度山来讲，秀拉对传统道德发出挑战试图唤醒黑人，像一面镜子一样把传统道德的背面反射给“底部”的黑人，希望黑人能相互帮助，互助互爱。
5结论
莫里森时刻关注着处在社会边缘的黑人女性。秀拉反叛的行为不仅仅是一方面的因素，而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秀拉所处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以及“底部”人们之间的关系，白人与黑人的关系等都是推动秀拉反叛的重要原因。秀拉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唤醒着人们思考黑人民族的伦理问题。
注释：
①托尼·莫里森.《秀拉》[M].胡允恒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7，文中所标页码均出自这本书，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在另做标注.
参考文献：
[1]Ayn Rand.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M].Penguin Group（USA），New York，1964：109.
[2]John D’E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n[M].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XV.
[3]刘建军.《演进的诗话人类——文化视野中西方文学的人文精神传统》[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3.
[4]托尼﹒莫里森.《秀拉》[M].胡允恒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7.
[5]修树新.《托尼﹒莫里森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5-60.
作者简介：
刘春利（1992—），女，汉族，河南新乡人，广西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2015级硕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秀拉》；反叛者；伦理
1简介
托尼·莫里森，原名是科洛·安东尼·沃福德。莫里森出生在一个贫困且有着浓厚种族歧视的工人家庭，莫里森先后在霍华德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对莫里森来说，霍华德大学任教和蓝登书屋编辑的工作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莫里森的创作。处女作《最蓝的眼睛》的发表使美国黑人文学得到世界的关注。莫里森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性，其小说主题围绕美国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现实生活及精神世界展开。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黑人女性将如何对待传统道德的固守与创新，莫里森时刻关注着美国黑人民族的生存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在多元文化混杂的社会，美国黑人女性的生活空间一再被压缩，黑人女性尝试各种方式来适应所处的生活环境。黑人女性要么如《最蓝的眼睛》主人公佩克拉一味地执着白人文化；要么像《所罗门之歌》中的“奶人”寻求文化之根与自我身份的认同；要么就是《柏油娃娃》中的雅丹一般，既不能彻底抛弃传统文化也有不能完全融入到新文化中，于是被推到文化的孤岛，脆弱而又迷茫无助；要么就如同秀拉做传统道德的反叛者，大胆向现实生活的不满挑战并面对真实的自我。《秀拉》（Sula）是莫里森的第二部小说，小说背景发生在20世纪前半个多世纪，描述了主人公秀拉反叛的一生。与好朋友奈尔不同，秀拉是传统道德的反抗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新人，她敢于背离家人，背叛朋友和脱离社区。但是纵观整个小说，秀拉不被社区接受的道德行为却是有凭有据的。莫里森在《秀拉》中不仅描述秀拉如何与其现实生活相抗衡的行为，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美国黑人女性是如何通过自我努力获取生活自由和道德救赎。
2文学伦理学概要
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即是哲学的一部分。人对自身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既“自然人”“社会人”和“文化人”。（刘建军，1998：33）根据人的本质内涵的三个阶段，与之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经历“自然伦理”“社会伦理”“文化伦理”而20世纪以来都处在文化伦理的阶段。而伦理按照共时又可以分为“家庭伦理”“生存伦理”“人际伦理”等等类型。文学伦理学是伦理学与文学的结合，自古以来，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密不可分，源远流长。根据国内修树新教授的解释，伦理批评着重于分析人与人之间与人与事物之间关系的演变。首先，文学伦理学批评应该反映文本中人与人之间伦理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体现着作者伦理观之核。其次，文学伦理学批评应揭示文本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的变化是如何体现社会的变迁的。再次，文学伦理学批评应揭示文本中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变化如何影响了文学的内部伦理—文学内部诸要素的关系的改变。（修树新，2015：55-60）
3秀拉的性格特点
3.1死亡的畏惧
秀拉对死亡的认识一方面来自于社会与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秀拉童年时候经历的具有转折性事件。随着一战的结束，老兵夏德拉克回到家乡梅德林，由于战争的创伤，夏德拉克患有精神狂躁症，为摆脱自己的精神折磨，夏德拉克创立每年的1月3日为“国家自杀日”，“哪怕多年来，是唯一的庆祝者”①。而渐渐地，自杀日又轻而易举地融入了梅德林“底部”居民的生活。（17），社区的居民谈到生孩子日期会提到自杀日；将要结婚的夫妇讨论不在自杀日举办婚礼，老奶奶会讲自杀日后母鸡下双黄蛋等。虽然居民们表面上对自杀日毫不关心，事实上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同样，“底部”人们对秀拉的行为虽然不接受，但同时却与“底部”居民时刻存在，人们也选择放任的态度。自杀日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释放了生活在“底部居民”对死亡的恐惧。 另外，外祖母对秀拉的性格影响深远。伊娃掌管着祖孙三代人的生活，对家庭负责并爱自己的孩子，做事果断有主见，同时伊娃又专断固执，故步自封。为了养活三个孩子，伊娃失去一条腿换取生活费。为了让儿子小李子不受便秘的折磨，伊娃把仅有的黄油帮助排便，同时又不能让成年的儿子再堕落，狠心放火烧死李子。同样出于母爱，伊娃跳楼拯救秀拉的母亲，即自己的女儿汉娜，收养的三个孩子名字都是“杜威”等这些行为可见伊娃的极端并且暴力的性格，这些都在秀拉成长的过程中深受影响，甚至秀拉比伊娃走的更远。为了不被白人男孩欺负，秀拉自残保护自己与朋友，误杀小鸡并没有遭受太多的良心谴责等。秀拉经历了害怕恐惧，徘徊迷茫到小男孩葬礼结束后，与奈尔重新蹦蹦跳跳。童年的经历也使得秀拉明白，人都有死亡的一天，但是记忆是永恒的，是不会随着人的离世而消失，因此，这在心理上强大了秀拉。
3.2性爱的开放
迪米利奥（John D’Emilio）认为“性曾和一系列的人类活动和价值联系在一起：繁衍后代，獲得身体快乐，娱乐，或体育活动，个人亲密关系，精神上的超越或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利等，每种联系流行的时间不同，取决于时代的社会力量。”（John D’Emilio， Estelle B. Freedman. 1997.XV.）对性的认识，秀拉深受母亲汉娜的影响，认为性爱是一种享受。对于秀拉的母亲汉娜来讲，丈夫里库斯去世后，“离开男人的关注简直就没法活”于是就有了“一个接一个的情人，大部分是她的朋友和邻居们的丈夫。”对于自己的情人们，汉娜既不刻意做作也并没有试图控制甚至是占有，汉娜“既不触犯也不命令”（46），但是唯独对休息甚是挑剔，“尽管她可以跟任何人上床，但跟人睡觉对她来说则意味着一种对信任的衡量手段和确凿的承若”（47）此外，汉娜对自己女儿秀拉并不隐瞒她的情人们甚至是毫不避讳自己的女儿，看到与情人们的约会只会使母亲更开心以外并没有任何不同，秀拉体会到“性是令人愉快的家常便饭，此外也没有什么是大惊小怪的”（47）。事实上，伊娃同样在性爱认识上影响着秀拉。“尽管伊娃年岁已大，又是独腿，还是会有一批男人造访，他虽然不与谁确立关系，但是热衷与调情、亲吻和开怀大笑。”（45）如同人们议论说，大房子里没有男人来管理，因此，匹斯家的女儿们对男性的爱是遗传的。无论如何，秀拉在男女两性关系认识上至少比奈尔都要加进步。也正是秀拉对性爱的开放，秀拉终身未婚，即使是十年后回到梅德林，奈尔儿女美满，丈夫裘得体贴顾家，家庭和谐，外祖母谴责该嫁个好男人。奈尔与外祖母的刺激并没有改变奈尔的想法与决定，这个决定早在看到从食品间走出来的母亲汉娜与情人的脸时，就明确了的选择。 4秀拉对传统道德的挑战
4.1挑战家庭
高中毕业后，秀拉帮助奈尔操办婚礼，对此，人们都认为这是令失去母亲的秀拉开心的一件好事，而秀拉清楚知道人们的想法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可见，秀拉并不为失去母亲而感到难过，作为女儿，秀拉与汉娜的母女关系并未建立起。另外，秀拉无视外祖母伊娃失去女儿的难过可知秀拉在渐渐地脱离家庭。奈尔婚礼后，秀拉便离开了梅德林，十年后再回梅德林，“是在知更鸟成灾之时。”（91）同时，暗示着秀拉的归来必将如同知更鸟般掀起一场浩大的改变。事实上，秀拉彻底颠覆了“底部”人的生活。可以说秀拉继承伊娃性格的同时做事行为更绝对不可逆，看着自己母亲被火燃烧，秀拉并不感到恐惧，而是深感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母亲的死亡是一种解脱与放松，而并不感到痛苦。十年后秀拉再一次回到梅德林，而第一件事便是在没有征求伊娃的同意下，坚决把外祖母伊娃送到环境恶劣的养老院。这与“底部”生活的人们来讲，是不可接受的道德行为。而秀拉像玫瑰般的胎记更是被人们认为是邪恶的象征。但是外祖母伊娃杀李子的情形令秀拉终身牢记，一方面害怕自己会像李子一样被外祖母杀害，另一方面是对“底部”对自己不孝的道德谴责，秀拉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伊娃杀子的记忆历历在目，这在精神上使得秀拉恐惧伊娃，想要同权威的伊娃抗争，更想要远离。另外秀拉离开的十年使得秀拉物理上也已经与家庭脱节。因此秀拉最终在疏远接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对“底部”的人们来说，是一次传统的反叛，但更是一次精神的唤醒。
4.2挑战婚姻传统
回来的秀拉比起母亲汉娜，与镇上的男人只发生一次性关系，秀拉仅在男人之间找到自己，通过肉体的愉悦寻找精神的自由，而且决定终身不婚。在“底部”黑人的道德传统里，秀拉是道德的反叛者，而奈尔是传统黑人女性的标榜。因此，当看到秀拉与丈夫裘得在一起的画面，奈尔与秀拉的关系瞬间破裂。与秀拉性格完全不同的奈尔从小听话而且懂礼貌，然而奈尔童年出门乘车被歧视的那一次，狠狠地在心里烙下了愤恨，只是因为走错车厢就被列车员训斥，更加生气的是路途中居然未设有黑人卫生间。奈尔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我就是我。我不是他们的女儿。我不是奈尔。我就是我。我。”（31）回想起她的旅行，既气愤但又感到无能为力。接下里的日子只有依靠想象自己孤身一人去很远的地方期待未来的改变。而不同童年经历的秀拉正是奈尔想要的人生，正是旅行的自我发现使得奈尔违背母亲的命令与秀拉成为好朋友。然而，奈尔终究没有逃脱“底部”的生活状态，最终踏进婚姻的大门，从此将自己停留在了“底部”的生活。十年后再一次回到梅德林，秀拉与奈尔的关系的变化，可见，十年的生活使奈爾在社区的塑造下渐渐失去了反叛的特质，而秀拉则在大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受道德约束与管制，在秀拉的道德伦理观中，奈尔始终是自己最好的朋友，而十年的稳定生活使奈尔无法理解秀拉的思想，于是引诱裘得事件令奈尔对秀拉很是失望与愤怒。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件，“底部”人们对秀拉的谴责也愈演愈烈，但是在此刻的“底部”，女人关爱丈夫和孩子，年轻人帮助老人等，秀拉的反叛对“底部”的人们思想同时是一次颠覆性的改变。
4.3挑战“底部”传统道德
由于秀拉的插足，奈尔的婚姻破裂。当奈尔再次看望生病的秀拉，表面上是原谅，实质上更是审判与质问。奈尔无法原谅秀拉的过错。“以及一腔至今仍未纾解的怨恨与耻辱。”（149）“你躺在这里，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一个朋友。你在镇上干尽了恶心事，还指望这里的人爱你？”“噢，他们会爱我的。这需要时间，但他们会爱我的。”（157）从奈尔与秀拉的对话中可知，直到秀拉去世，奈尔都不能理解秀拉的话语和行为。也正如秀拉所说，不是走的太久，而是走的太远了。秀拉去世后，“底部”生活的改变再一次证明了秀拉作为传统的反叛者对黑人生活的影响。妻子不再体贴丈夫，母亲不再关心孩子，年轻人对老年人变得冷漠。也是在秀拉葬礼之后，与夏德拉克的相遇使奈尔想起小男孩遇害事件，醒悟后方才真正明白，几年来一直无法忘记的不是裘得，而是秀拉。“我一直一直以为我想念的是裘得。”“我们是在一起的女孩”（188）。人类个人的权利代表者道德的延伸，这一原则应用到社会系统中作为国家权利的限制，作为人类反抗集体残忍暴力的保护和有可能作为正义的附属。（Ayn Rand.1964：109）秀拉去世前后，“底部”生活与奈尔的变化证明了秀拉反叛者对黑人现状生活的影响，秀拉一次次的挑战传统，一次次敲醒着黑人的道德思想，然而秀拉的极为大胆的行为也使其势单力薄，最终未能彻底警醒人们。
莫里森成功的描写了一个不被社区固化的传统黑人女性，独立且自信，对男人也不再言听计从，婚姻也不再是生活的全部。一定程度山来讲，秀拉对传统道德发出挑战试图唤醒黑人，像一面镜子一样把传统道德的背面反射给“底部”的黑人，希望黑人能相互帮助，互助互爱。
5结论
莫里森时刻关注着处在社会边缘的黑人女性。秀拉反叛的行为不仅仅是一方面的因素，而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秀拉所处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以及“底部”人们之间的关系，白人与黑人的关系等都是推动秀拉反叛的重要原因。秀拉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唤醒着人们思考黑人民族的伦理问题。
注释：
①托尼·莫里森.《秀拉》[M].胡允恒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7，文中所标页码均出自这本书，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在另做标注.
参考文献：
[1]Ayn Rand.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M].Penguin Group（USA），New York，1964：109.
[2]John D’E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n[M].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XV.
[3]刘建军.《演进的诗话人类——文化视野中西方文学的人文精神传统》[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3.
[4]托尼﹒莫里森.《秀拉》[M].胡允恒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4：7.
[5]修树新.《托尼﹒莫里森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5-60.
作者简介：
刘春利（1992—），女，汉族，河南新乡人，广西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2015级硕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