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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着时下中国社会的民众生活，一时间，乡下人纷纷涌入城市寻找生计，这成为了一种新现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文坛的注目。不少作家从成人文学的角度来透视这一现象，通过作品将“乡下人进城”落实为生活的写真，致力于描绘现代化背景下我们民族的游走，从而展现城与乡交接流变中的不和谐图景。曹文轩则独辟蹊径，从被大众忽视的盲点处作叙事选择，在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中，他择取儿童的视角来观察生活，透过成长中少年的目光来凝视城市与乡村双重文明碰撞的时代剪影，从而达成对时代的思考与对少年的心灵观照。
整部《山羊不吃天堂草》以乡村少年明子随师傅三和尚进城揽木匠活儿为故事轴线，经由明子的心灵变化来展现城乡的矛盾冲突。一定程度上讲，曹文轩对明子的心理描摹也是整个文本的叙事聚焦所在，在故事的不同发展阶段，叙事聚焦依次呈现为三重式递进书写，具体表现为明子初入城市时的羞赧与自卑、久居城市中的心灵隔阂与拒斥、谋生时日里的灵魂反思与成长蜕变。经由对明子不同时期心灵维度的书写，曹文轩透视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城乡流变对人们心灵的影响，尤其是以明子为缩影的千千万万个进城少年的心灵成长。
心理学批评认为，作为创作主体心灵建构的产物，文学作品必然与作家的心理人格有关，尤其是作家早年的童年经验影响着他日后的创作。曹文轩的苦难童年是他无法回避的精神之源，在《山羊不吃天堂草》中，对明子精神疾苦的描写也与作家个人的童年情结密不可分，曹文轩充分调动了自己对生活的经验与认知，将明子置于进城的务工少年之中，以细腻的心理摹写和丰富的人生体味去充盈作品的灵魂。呈现在明子的心灵感知中的，有置身城市却“在而不属于”的漂浮与无奈，有生长于乡村带给他们的痛苦与温暖双重矛盾感喟，也有经历成长洗礼后的心灵成长。
一.置身城市：“在而不属于”的漂浮之感
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下，一批饱受生活之苦的乡下人涌入城市。为了找寻新的寄托和希望，他们“带着梦想、带着精力与身体、带着短期活口的一点用度本钱”，在城市摸爬滚打一段时间之后，才意识到城市只能是自己的“一片有限而不无屈辱意味的生存空间”。在钢筋水泥混凝土冷围的城市中，乡下人困惑、迷惘，萦绕他们的始终是一种“在而不属于”的漂浮之感。
不仅进城的成人无法找寻到生活的归属，随之同往的少年也迷惘困顿。《山羊不吃天堂草》中的少年明子，正是千千万万个进城少年中的一员。破败的小豆村是明子与生俱来的出身标签，它确证了明子与城市格格不入的乡下人身份，更毫不留情地给少年过早地背上生活的包袱。家里负债累累，明子随师进城一心为早日挣钱还债，然而来城半年，“还是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不仅心灵距离遥远，城市与乡村的生活图景也有巨大的悬殊。无论是商场里昂贵的物品，还是街头巷口城里人鄙夷的目光，都使乡下人处处表现出与城市的隔膜，置身其间，明子总会“感到一种恐怖感和一种令人难受的压抑和悲哀”，他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难忍的冲击。乡野的贫穷是无法和城市的繁华相匹敌的，城市越是“呈现辉煌，呈现千重魅力，这种隔膜就越深刻”。对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的明子而言，进城带给他的痛苦体会，远远胜过入城之前他依稀葆有的那份新鲜与好奇。
明子务工是来求生存，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他越靠近城市，反而越发觉城市的冰冷。乡村与城市是鲜明的独立存在客体，就像两处排斥的磁场，置身城市之中想要找寻归属的乡下人无法不被孤立。进城的乡下人，不能称为纯粹的农民，也不能叫做矜贵的城里人。明子们被悬隔在城与乡的半空，无法上升也无法落地。从生活实存上讲，他们暂且在城市落脚，但在心灵角落里则永远悬浮无依。明子们任劳任怨却必须忍受城市对他们辛勤付出的鄙夷与盘剥，“在而不属于”的漂浮之感始终萦绕着明子们。
不同于涉世较多的成人，明子还是个孩子，无力反抗城市的霸权和成人的钳制：他辛勤干活，却经受来自师傅的“经济剥削”和“精神压力”；渴望赚大钱帮家里缓急却适得其反——发疯了似的买彩票只带来了满腔的失落与不甘；渴求城市认同，却终空欢喜一场——以为捡到了外国钱，“觉得城市比以前贴近了许多，也亲近了许多”，而最终证实钱不值钱时，明子蔫了。初入城市，明子却直面了太多内心的羞赧与自卑，作为成长中的少年，他需要獲得周边环境的认同，然而城市却一次次回馈明子以冷漠与刺痛。阿德勒的自卑理论断言：身体的缺陷，属于客观条件引起的自卑；心理上的无能感，属于主观条件引起的自卑。成长中的明子身体健康，然而一次次经受城市生活的冲击，产生心理的无能感应，滋生着自卑情绪。由此，明子悬浮在城与乡的半空，始终无法定位自我。
“乡下人进了城，个人的横向的空间经验转移与纵向的历史身份变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面对都市的繁华，作为个体的明子尽显微茫。由城入乡的空间转移，并未给少年的生活提供有力的支撑，反而使其心灵蒙受城市生活的羞辱，在无尽的羞赧与自卑中，城市带给明子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在初入城市的生活描写中，曹文轩将叙事聚焦于明子的痛苦心理中，极力呈现明子在城市中“在而不属于”的无望存在，透视着少年的心灵成长，也为叙事的推进制造着动力。
二.生于乡村：痛苦之源与精神之根并具的矛盾冲突
城市与乡村，不仅在生活方式、消费理念上有所区别，在地域属性上也截然不同。城市是现代化生活的上演场所，乡村是落后与封闭的代言，而且，大多数乡村无一例外地处偏远。明子正是从僻远破败的小豆村中走向城市的少年，乡村潜移默化中对明子构成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乡下人的身份标识成为了明子在城市中难寻归属的痛苦之源；另一方面，乡村的生活念想也可以抚慰少年，成为明子排遣怅惘的精神之根。生长于乡村，痛苦之源与精神之根二者容斥，明子的生活遭遇纠葛，也在历练中获得成长。 家庭的沉重负债只能使明子选择进城谋生，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更难以预知时代背景下的冲突矛盾。在“乡下人入城”这一大潮中，现代城市对古老乡村的挤压由以往的地域歧视具象化为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排斥与鄙夷。“城市空间对乡村空间的支配性所产生的矛盾，由城市中心转嫁到依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上”，作为这“依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中的一员，明子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矛盾。
贫困是明子难以立足城市的根本，年少的明子目睹着自己和其他乡人的穷困生活，饱受城里人的冷眼与欺凌，却无能为力。乡村无法体味明子的痛楚，寄望于明子带给它改变——那个凋敝寒碜的小家需要明子的工资来维持生計。然而，面对城市的一次次打击，明子变得“窝窝囊囊、可怜巴巴、低三下四、畏畏缩缩、唉声叹气，在屈辱中毫无骨气”，沉重的生活负担是乡村压在明子心上的痛苦之源。
一如矛盾的对立同一性，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乡村带给明子的痛苦也能够转化为明子的精神动力。在明子成长中，“长于乡村”也是一种辩证的存在。乡村生养明子，赠与明子宝贵的记忆，无论明子身往何处，他的心中始终葆有小豆村的故土时光。这种生活记忆“往深处说是一种生命记忆……构成一种恒定的生活方式与态度，终生难以忘却”，所以，来城市的不适应感使明子总想家，想念“贫穷不堪却让他感到自足”的小豆村。他用年轻健康的体魄为家庭赚取生活的来源，在疲累怅惘时，“除了自然的劳力与身体，记忆就是他们的资本”，感知生活的无助时，明子总会不自觉地陷入对小豆村的“刻骨铭心的想念之中”，小豆村构成了明子失落时的心理补偿机制。
明子在城市中挣扎着生存，有时甚至痛苦到想要犯罪——他私藏了做木匠活的一千元定金，想要逃跑。而当夜晚来临之际，是小豆村中的回忆唤醒了明子的良知，记忆里那一只只宁肯饿死都不吃一口天堂草的山羊，警醒着明子。“种不一样”，这是那个卖羊人说的话，山羊有种，明子也应当是有自己人格的人。在诱惑面前，是小豆村的回忆帮助明子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明子精明，但有时也不免聪明过头，当他凭借暗中使计征得师傅三和尚的出师同意后，送别时三和尚那句“记住，人活着，要活得像个人样子”，是这位同样生长于乡村的师傅对明子的真心寄望。正是小豆村的这些美好品质和做人信念，指引着少年明子的成长，慰藉着明子的心灵。
曹文轩以乡村的身份标签定义明子，却采取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乡村对明子的成长意义，呈现出恒定的乡村赋予明子恒中有变的生活哲学。乡村施压于明子，使其难堪，成为明子无法摆脱的痛苦之源。而记忆里温暖的乡村又抚慰着明子干涸的心灵，给予其信仰与希望，成为明子苦痛挣扎中赖以求助的精神之根。曹文轩以乡村对少年的辩证成长意义作叙事观照，经由明子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作视点聚焦，呈现了乡村赋予城乡之变中的少年的别样意义，以此来达成对少年敏感心灵的观照。作为痛苦之源与精神之根兼具一体的乡村，始终扮演着明子精神考量的张力调和点。在一次次的抉择与考量中，明子心中对城市的隔阂与拒斥感渐渐被抚平，少年的成长迎向新的光亮。
三.由乡入城：少年的灵魂反思与成长蜕变
城市与乡村，两种独立的存在客体，自古老的中国社会以来，一直鲜有关联，各自坚守着自我的小国与寡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冲击是一次较大的城乡交融变革。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城市召唤着乡村的廉价劳动力，乡村找寻着城市的生计依托。在具体的城与乡交汇中，更为直观的是人与人——鲜明的城里人与乡下人的交流。作为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一员，明子是带着谋生的渴望来到城市的。由乡入城，生活场景的转换是明子走向社会必经的历练。正是在这样一种机遇中，在城市中艰难求生的明子感觉着生活的困苦，在受挫与抗挫中心灵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获取着新的成长力量。
初入城市，贫困乡村影响下明子的尿床症便开始困扰他。虽然明子内心羞耻万分，却始终无力摆脱这一毛病，就连师傅也要拿尿床说事来羞辱自己。对明子而言，尿床是他自卑的一处心坎，然而在这种羞赧苦痛的煎熬中，明子心中也开始滋长着“仇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成长中少年的自我意识一次次被警醒。明子确认了自我的毛病也形成着执拗的个性，他开始反抗：明子拒绝了师傅不道德的偷木材指示；师徒三人与城里人洗澡发生争执后，明子目睹他人的贿赂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以示鄙夷；在饭店遭受白眼与冷遇时，明子执拗地守在桌前不肯离去……这无疑是他内心生出的抗争。
然而明子毕竟是个无力反抗的乡村少年，他的心理也正处于“不成熟的初期阶段，旺盛生命力所赋予的不竭精力让他的自我意识急剧高扬，只看到无限的可能，看不到个体的有限性”，他有心抗争却力量甚微。一如曹文轩所言，“儿童对他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现实是没有力量的。即使孩子自身世界中的问题，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不光明子如此，他的师兄黑罐面对师傅的“经济盘剥”时也只能忍气吞声。同为成长中的少年，明子与黑罐共同承受着来自社会与成人的双重压力。
在涉世的初期，明子们已经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师兄黑罐为了给家里寄钱，处处搜集垃圾卖钱，假装不饿而偷偷跑去吞食饭馆里的残羹冷炙；家中的债主逼债，明子需要马上寄钱回家，而手头微薄的钞票只能是杯水车薪，他发疯似的去买彩票，却一无所获。没钱的苦痛一日日压迫着明子，“他的心思一日一日地沉重起来，也一日一日复杂起来”，新的情绪、新的感觉、新的思想在他的心里萌生出来，明子变得越来越像个大人，但他的本质依然是正值成长的少年。他无法果敢地去直面生活的抉择，面对师傅撵黑罐走的心思，他有所觉察，却不愿意明确想法，“一旦明确，他就要判断，就要有自己的态度。他不想有自己的态度”，在表态方面，他还习惯着对成人世界的顺从。在诱惑面前，他却沿袭着人类的共性——犹疑不决，当怀揣着千元定金后，明子内心生出龌龊的逃跑念头。是小豆村里爸爸的声音重回他的耳畔，那些山羊“不该自己吃的东西，自然就不能吃，也不肯吃”，最终明子抵住了诱惑。
初入城市羞赧，久居城市怅惘，明子由乡入城，他的心灵在经受着一次次的考验，故事的末尾，明子告别师傅独自上路，他“茫然四顾，心里一阵慌张。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他坚定地朝前走去，但不太清楚自己究竟要走向何方。那时天空的太阳，已是初夏的太阳”。曹文轩并没有指明少年最终的成长路向，他选择用“空缺化”的叙事策略来收尾，给读者留以无尽的想象。
正如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所言，人“在自我分化和自我克服的过程中，产生了性格的新因素。整个性格世界发生了新的组合”。由乡村到城市的生活场景转换，使得明子的内心生出羞赧也长出坚韧，他在面对生活的苦难中性格也生发出新的變化，实现着成长中的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不断建构着自我的精神成长世界。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成长是少年生命存在的本质状态，成长是他们的内在生命渴求”，明子在“向着‘成’或‘长成’的目标发展的过程”中，渐渐消退着自己敏感与过激的情绪体验，由青涩稚嫩的少年最终蜕变为一个明事理、独立有担当的少年。曹文轩由故事开端时明子的羞赧心理书写推进到故事发展和高潮中的明子心灵裂变，并通过一系列的事件书写，将明子的心灵体悟贯穿文本始终，借由对明子心灵变化的视点聚焦将关注的焦点投射到少年的成长之中。由乡入城，明子体味着成长的阵痛，也在灵魂反思的矛盾张力中获取着新生的力量，丰富着自我的感知，督促着自己的前进。
在《山羊不吃天堂草》中，曹文轩以明子作视角选择切入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凝视并思考了时代变革潮流带给城乡的冲击，并以对明子心理的出色描摹观照了大时代背景中乡下人生存状态的艰难和少年成长的深切感怀。与中外多数男作家侧重情节导向书写而忽略儿童主人公内心自省性的反思有别，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理论家朱自强精准地评价了曹文轩的心理书写：“曹文轩对少年隐秘的情感世界的艺术表现恰到好处，是十分独特而成功的。他开拓了中国儿童文学表现人性的一个深邃艺术空间，并且也使自己的‘追随永恒’这一艺术追求成功地向高处迈出了一大步 。”
综合来看，《山羊不吃天堂草》中明子的成长是置于一种社会庞杂的大背景之中的，曹文轩通过巧妙的情节设置和缜密的心理描写，并以“山羊不吃天堂草”的故事作文本的主旨点题，经由对明子随师入城务工生活的真实写照，呈现了二十世纪末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冲击给进城少年带来的心理上的巨大变化。作品直指现实，作为一种关怀，作为一种疑问，《山羊不吃天堂草》是尖锐而引人深思的。曹文轩对少年明子独特的心理描写和儿童视角的精心选取，更是对当时“乡下人进城”这一现象的文学作品书写盲点的一种弥补。少年的成长与现实直面，将生活照进文学艺术并逼近儿童灵魂的深处，这是曹文轩的独特所在，也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创作的重大启迪之一。
参考文献：
[1]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艺评论》，2005年01期。
[2]曹文轩，《山羊不吃天堂草》，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
[3]郑杨，《城市想象中乡村身份的重建》，《作家》，2007年03期。
[4]徐德明，《乡下人的记忆与城市的冲突——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文艺争鸣》，2007年04期。
[5]陈冯超，《场景转换中的成长——浅析多丽丝·莱辛的<草原日出>》，《青年文学家》，2014年7月下旬刊。
[6]梅子涵，《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天津：新蕾出版社，2001年版。
[7]韩永胜，《曹文轩少年小说成长研究》，《文艺争鸣》，2008年05期。
[8]葛鲁佳，《心理成长论本——超越心理发展的心理学主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3期。
[9]朱自强，《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版。
整部《山羊不吃天堂草》以乡村少年明子随师傅三和尚进城揽木匠活儿为故事轴线，经由明子的心灵变化来展现城乡的矛盾冲突。一定程度上讲，曹文轩对明子的心理描摹也是整个文本的叙事聚焦所在，在故事的不同发展阶段，叙事聚焦依次呈现为三重式递进书写，具体表现为明子初入城市时的羞赧与自卑、久居城市中的心灵隔阂与拒斥、谋生时日里的灵魂反思与成长蜕变。经由对明子不同时期心灵维度的书写，曹文轩透视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城乡流变对人们心灵的影响，尤其是以明子为缩影的千千万万个进城少年的心灵成长。
心理学批评认为，作为创作主体心灵建构的产物，文学作品必然与作家的心理人格有关，尤其是作家早年的童年经验影响着他日后的创作。曹文轩的苦难童年是他无法回避的精神之源，在《山羊不吃天堂草》中，对明子精神疾苦的描写也与作家个人的童年情结密不可分，曹文轩充分调动了自己对生活的经验与认知，将明子置于进城的务工少年之中，以细腻的心理摹写和丰富的人生体味去充盈作品的灵魂。呈现在明子的心灵感知中的，有置身城市却“在而不属于”的漂浮与无奈，有生长于乡村带给他们的痛苦与温暖双重矛盾感喟，也有经历成长洗礼后的心灵成长。
一.置身城市：“在而不属于”的漂浮之感
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下，一批饱受生活之苦的乡下人涌入城市。为了找寻新的寄托和希望，他们“带着梦想、带着精力与身体、带着短期活口的一点用度本钱”，在城市摸爬滚打一段时间之后，才意识到城市只能是自己的“一片有限而不无屈辱意味的生存空间”。在钢筋水泥混凝土冷围的城市中，乡下人困惑、迷惘，萦绕他们的始终是一种“在而不属于”的漂浮之感。
不仅进城的成人无法找寻到生活的归属，随之同往的少年也迷惘困顿。《山羊不吃天堂草》中的少年明子，正是千千万万个进城少年中的一员。破败的小豆村是明子与生俱来的出身标签，它确证了明子与城市格格不入的乡下人身份，更毫不留情地给少年过早地背上生活的包袱。家里负债累累，明子随师进城一心为早日挣钱还债，然而来城半年，“还是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不仅心灵距离遥远，城市与乡村的生活图景也有巨大的悬殊。无论是商场里昂贵的物品，还是街头巷口城里人鄙夷的目光，都使乡下人处处表现出与城市的隔膜，置身其间，明子总会“感到一种恐怖感和一种令人难受的压抑和悲哀”，他的心灵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难忍的冲击。乡野的贫穷是无法和城市的繁华相匹敌的，城市越是“呈现辉煌，呈现千重魅力，这种隔膜就越深刻”。对心智发育尚未成熟的明子而言，进城带给他的痛苦体会，远远胜过入城之前他依稀葆有的那份新鲜与好奇。
明子务工是来求生存，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他越靠近城市，反而越发觉城市的冰冷。乡村与城市是鲜明的独立存在客体，就像两处排斥的磁场，置身城市之中想要找寻归属的乡下人无法不被孤立。进城的乡下人，不能称为纯粹的农民，也不能叫做矜贵的城里人。明子们被悬隔在城与乡的半空，无法上升也无法落地。从生活实存上讲，他们暂且在城市落脚，但在心灵角落里则永远悬浮无依。明子们任劳任怨却必须忍受城市对他们辛勤付出的鄙夷与盘剥，“在而不属于”的漂浮之感始终萦绕着明子们。
不同于涉世较多的成人，明子还是个孩子，无力反抗城市的霸权和成人的钳制：他辛勤干活，却经受来自师傅的“经济剥削”和“精神压力”；渴望赚大钱帮家里缓急却适得其反——发疯了似的买彩票只带来了满腔的失落与不甘；渴求城市认同，却终空欢喜一场——以为捡到了外国钱，“觉得城市比以前贴近了许多，也亲近了许多”，而最终证实钱不值钱时，明子蔫了。初入城市，明子却直面了太多内心的羞赧与自卑，作为成长中的少年，他需要獲得周边环境的认同，然而城市却一次次回馈明子以冷漠与刺痛。阿德勒的自卑理论断言：身体的缺陷，属于客观条件引起的自卑；心理上的无能感，属于主观条件引起的自卑。成长中的明子身体健康，然而一次次经受城市生活的冲击，产生心理的无能感应，滋生着自卑情绪。由此，明子悬浮在城与乡的半空，始终无法定位自我。
“乡下人进了城，个人的横向的空间经验转移与纵向的历史身份变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面对都市的繁华，作为个体的明子尽显微茫。由城入乡的空间转移，并未给少年的生活提供有力的支撑，反而使其心灵蒙受城市生活的羞辱，在无尽的羞赧与自卑中，城市带给明子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在初入城市的生活描写中，曹文轩将叙事聚焦于明子的痛苦心理中，极力呈现明子在城市中“在而不属于”的无望存在，透视着少年的心灵成长，也为叙事的推进制造着动力。
二.生于乡村：痛苦之源与精神之根并具的矛盾冲突
城市与乡村，不仅在生活方式、消费理念上有所区别，在地域属性上也截然不同。城市是现代化生活的上演场所，乡村是落后与封闭的代言，而且，大多数乡村无一例外地处偏远。明子正是从僻远破败的小豆村中走向城市的少年，乡村潜移默化中对明子构成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乡下人的身份标识成为了明子在城市中难寻归属的痛苦之源；另一方面，乡村的生活念想也可以抚慰少年，成为明子排遣怅惘的精神之根。生长于乡村，痛苦之源与精神之根二者容斥，明子的生活遭遇纠葛，也在历练中获得成长。 家庭的沉重负债只能使明子选择进城谋生，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更难以预知时代背景下的冲突矛盾。在“乡下人入城”这一大潮中，现代城市对古老乡村的挤压由以往的地域歧视具象化为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排斥与鄙夷。“城市空间对乡村空间的支配性所产生的矛盾，由城市中心转嫁到依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上”，作为这“依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中的一员，明子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矛盾。
贫困是明子难以立足城市的根本，年少的明子目睹着自己和其他乡人的穷困生活，饱受城里人的冷眼与欺凌，却无能为力。乡村无法体味明子的痛楚，寄望于明子带给它改变——那个凋敝寒碜的小家需要明子的工资来维持生計。然而，面对城市的一次次打击，明子变得“窝窝囊囊、可怜巴巴、低三下四、畏畏缩缩、唉声叹气，在屈辱中毫无骨气”，沉重的生活负担是乡村压在明子心上的痛苦之源。
一如矛盾的对立同一性，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乡村带给明子的痛苦也能够转化为明子的精神动力。在明子成长中，“长于乡村”也是一种辩证的存在。乡村生养明子，赠与明子宝贵的记忆，无论明子身往何处，他的心中始终葆有小豆村的故土时光。这种生活记忆“往深处说是一种生命记忆……构成一种恒定的生活方式与态度，终生难以忘却”，所以，来城市的不适应感使明子总想家，想念“贫穷不堪却让他感到自足”的小豆村。他用年轻健康的体魄为家庭赚取生活的来源，在疲累怅惘时，“除了自然的劳力与身体，记忆就是他们的资本”，感知生活的无助时，明子总会不自觉地陷入对小豆村的“刻骨铭心的想念之中”，小豆村构成了明子失落时的心理补偿机制。
明子在城市中挣扎着生存，有时甚至痛苦到想要犯罪——他私藏了做木匠活的一千元定金，想要逃跑。而当夜晚来临之际，是小豆村中的回忆唤醒了明子的良知，记忆里那一只只宁肯饿死都不吃一口天堂草的山羊，警醒着明子。“种不一样”，这是那个卖羊人说的话，山羊有种，明子也应当是有自己人格的人。在诱惑面前，是小豆村的回忆帮助明子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明子精明，但有时也不免聪明过头，当他凭借暗中使计征得师傅三和尚的出师同意后，送别时三和尚那句“记住，人活着，要活得像个人样子”，是这位同样生长于乡村的师傅对明子的真心寄望。正是小豆村的这些美好品质和做人信念，指引着少年明子的成长，慰藉着明子的心灵。
曹文轩以乡村的身份标签定义明子，却采取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乡村对明子的成长意义，呈现出恒定的乡村赋予明子恒中有变的生活哲学。乡村施压于明子，使其难堪，成为明子无法摆脱的痛苦之源。而记忆里温暖的乡村又抚慰着明子干涸的心灵，给予其信仰与希望，成为明子苦痛挣扎中赖以求助的精神之根。曹文轩以乡村对少年的辩证成长意义作叙事观照，经由明子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作视点聚焦，呈现了乡村赋予城乡之变中的少年的别样意义，以此来达成对少年敏感心灵的观照。作为痛苦之源与精神之根兼具一体的乡村，始终扮演着明子精神考量的张力调和点。在一次次的抉择与考量中，明子心中对城市的隔阂与拒斥感渐渐被抚平，少年的成长迎向新的光亮。
三.由乡入城：少年的灵魂反思与成长蜕变
城市与乡村，两种独立的存在客体，自古老的中国社会以来，一直鲜有关联，各自坚守着自我的小国与寡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冲击是一次较大的城乡交融变革。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城市召唤着乡村的廉价劳动力，乡村找寻着城市的生计依托。在具体的城与乡交汇中，更为直观的是人与人——鲜明的城里人与乡下人的交流。作为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一员，明子是带着谋生的渴望来到城市的。由乡入城，生活场景的转换是明子走向社会必经的历练。正是在这样一种机遇中，在城市中艰难求生的明子感觉着生活的困苦，在受挫与抗挫中心灵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获取着新的成长力量。
初入城市，贫困乡村影响下明子的尿床症便开始困扰他。虽然明子内心羞耻万分，却始终无力摆脱这一毛病，就连师傅也要拿尿床说事来羞辱自己。对明子而言，尿床是他自卑的一处心坎，然而在这种羞赧苦痛的煎熬中，明子心中也开始滋长着“仇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成长中少年的自我意识一次次被警醒。明子确认了自我的毛病也形成着执拗的个性，他开始反抗：明子拒绝了师傅不道德的偷木材指示；师徒三人与城里人洗澡发生争执后，明子目睹他人的贿赂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以示鄙夷；在饭店遭受白眼与冷遇时，明子执拗地守在桌前不肯离去……这无疑是他内心生出的抗争。
然而明子毕竟是个无力反抗的乡村少年，他的心理也正处于“不成熟的初期阶段，旺盛生命力所赋予的不竭精力让他的自我意识急剧高扬，只看到无限的可能，看不到个体的有限性”，他有心抗争却力量甚微。一如曹文轩所言，“儿童对他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现实是没有力量的。即使孩子自身世界中的问题，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不光明子如此，他的师兄黑罐面对师傅的“经济盘剥”时也只能忍气吞声。同为成长中的少年，明子与黑罐共同承受着来自社会与成人的双重压力。
在涉世的初期，明子们已经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师兄黑罐为了给家里寄钱，处处搜集垃圾卖钱，假装不饿而偷偷跑去吞食饭馆里的残羹冷炙；家中的债主逼债，明子需要马上寄钱回家，而手头微薄的钞票只能是杯水车薪，他发疯似的去买彩票，却一无所获。没钱的苦痛一日日压迫着明子，“他的心思一日一日地沉重起来，也一日一日复杂起来”，新的情绪、新的感觉、新的思想在他的心里萌生出来，明子变得越来越像个大人，但他的本质依然是正值成长的少年。他无法果敢地去直面生活的抉择，面对师傅撵黑罐走的心思，他有所觉察，却不愿意明确想法，“一旦明确，他就要判断，就要有自己的态度。他不想有自己的态度”，在表态方面，他还习惯着对成人世界的顺从。在诱惑面前，他却沿袭着人类的共性——犹疑不决，当怀揣着千元定金后，明子内心生出龌龊的逃跑念头。是小豆村里爸爸的声音重回他的耳畔，那些山羊“不该自己吃的东西，自然就不能吃，也不肯吃”，最终明子抵住了诱惑。
初入城市羞赧，久居城市怅惘，明子由乡入城，他的心灵在经受着一次次的考验，故事的末尾，明子告别师傅独自上路，他“茫然四顾，心里一阵慌张。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他坚定地朝前走去，但不太清楚自己究竟要走向何方。那时天空的太阳，已是初夏的太阳”。曹文轩并没有指明少年最终的成长路向，他选择用“空缺化”的叙事策略来收尾，给读者留以无尽的想象。
正如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所言，人“在自我分化和自我克服的过程中，产生了性格的新因素。整个性格世界发生了新的组合”。由乡村到城市的生活场景转换，使得明子的内心生出羞赧也长出坚韧，他在面对生活的苦难中性格也生发出新的變化，实现着成长中的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不断建构着自我的精神成长世界。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成长是少年生命存在的本质状态，成长是他们的内在生命渴求”，明子在“向着‘成’或‘长成’的目标发展的过程”中，渐渐消退着自己敏感与过激的情绪体验，由青涩稚嫩的少年最终蜕变为一个明事理、独立有担当的少年。曹文轩由故事开端时明子的羞赧心理书写推进到故事发展和高潮中的明子心灵裂变，并通过一系列的事件书写，将明子的心灵体悟贯穿文本始终，借由对明子心灵变化的视点聚焦将关注的焦点投射到少年的成长之中。由乡入城，明子体味着成长的阵痛，也在灵魂反思的矛盾张力中获取着新生的力量，丰富着自我的感知，督促着自己的前进。
在《山羊不吃天堂草》中，曹文轩以明子作视角选择切入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凝视并思考了时代变革潮流带给城乡的冲击，并以对明子心理的出色描摹观照了大时代背景中乡下人生存状态的艰难和少年成长的深切感怀。与中外多数男作家侧重情节导向书写而忽略儿童主人公内心自省性的反思有别，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理论家朱自强精准地评价了曹文轩的心理书写：“曹文轩对少年隐秘的情感世界的艺术表现恰到好处，是十分独特而成功的。他开拓了中国儿童文学表现人性的一个深邃艺术空间，并且也使自己的‘追随永恒’这一艺术追求成功地向高处迈出了一大步 。”
综合来看，《山羊不吃天堂草》中明子的成长是置于一种社会庞杂的大背景之中的，曹文轩通过巧妙的情节设置和缜密的心理描写，并以“山羊不吃天堂草”的故事作文本的主旨点题，经由对明子随师入城务工生活的真实写照，呈现了二十世纪末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冲击给进城少年带来的心理上的巨大变化。作品直指现实，作为一种关怀，作为一种疑问，《山羊不吃天堂草》是尖锐而引人深思的。曹文轩对少年明子独特的心理描写和儿童视角的精心选取，更是对当时“乡下人进城”这一现象的文学作品书写盲点的一种弥补。少年的成长与现实直面，将生活照进文学艺术并逼近儿童灵魂的深处，这是曹文轩的独特所在，也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创作的重大启迪之一。
参考文献：
[1]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艺评论》，2005年01期。
[2]曹文轩，《山羊不吃天堂草》，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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