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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醉翁亭记》的主题历来被评论家认为是表达了作者“与民同乐”思想，是一篇充满了正能量的乐观向上传世佳作，全文以“乐”字为线索，通过对滁州优美风景的描写，表现了作者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洋溢着和谐之音。细读文章，总觉这些说法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及作者所处那个时代的思想境界联系不上。本文写作背景相当复杂，分析时恐不能以偏概全。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被贬到滁州做了两年知州。欧阳修到任以后，内心苦闷抑郁，也属人之常情，本也无可厚非。但滁州地僻事简，作者发挥“宽简而不扰”的作风，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难能可贵，而且又有一片令人陶醉的山水，于无意中得此闲太守，正所谓不幸中之大幸。但当时整个北宋王朝不思进取、沉溺现状，一些有志改革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积弊不能消除，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忧虑和痛苦。这才是他写作《醉翁亭记》时的真实心情。
欧公无端被诬，仕途受挫，心中怎么能没有愤懑，又怎么能轻易自放于山水诗酒？本文实则包含着比较复杂曲折的内容，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他感到苦闷；外放可以摆脱朝廷党争，对他也是一种安慰。文章所描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社会巨大事件，也不是不同凡响的英雄行为，而是比较平凡的、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文中虽有意避免感伤的情调，但仍含蓄委婉地表现了贬官之后的特殊心境。
试想，一个心忧天下的有识之士，一个饱经沧桑、在仕途宦海中颠簸数十年的人，真的轻易能做到把一切人世间的荣辱，烦恼都置之脑后吗？从天圣八年（1030），年仅23岁的欧阳修就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励精图治，积极协助范仲淹革新内政，终于遭到群邪所忌，遭遇贬谪。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于心不甘。只是暂时摆脱宦海浮沉，人世纷扰。幸耶？悲乎？
滁人游乐是由于生活安定，太守游乐是由于政务清闲。作者正当盛年，可谓风华正茂，正是实现人生理想干一番事业的大好时机。然而，作者却想不到被贬至远离京城的滁州，从一个声名显赫的京官一下子成为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小官。当时的滁州还是一个生产力相当落后的偏僻山区，很难说有什么作为。种种埋藏在内心的苦闷和对前途的担忧，作者只能一人独享，无法也不可能向他人倾诉。因此，他只能借助游玩滁州的山山水水来排遣内心的郁闷。再有，在作者内心深处，恐怕还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期待，这无疑增加了心理落差感。
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回顾全文，本文中处处渗透着某种特殊的情趣。情趣何来？其一，如果作者真的喝得大醉，还能打起精神来大谈禽鸟、宾客和自己的快乐吗？这种表现哪里有半点醉意。其二，不经意的一句“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一语道破。所谓的“颓然”，不过一不小心，没有完全掩盖住，展现了自己心灵的废墟吧。何谓“颓然”呢？“消沉萎靡的样子”。在这样一个无比热闹欢快的节点，作者为什么会“颓然”呢？最普遍的解释是“颓然”仅仅指“喝醉的样子”。但这一说法无疑是不合逻辑的。为什么作者偏偏要用这个极富消极意义的“颓”字呢？疏漏？仅仅首句作者就几经修改，方有“环滁皆山也”的凝练。如此严谨的欧公怎可能忽视掉这样一个影响整体情感的字呢？还就是真情吐露呢？
文中这样的文字信号还有：文章说明的是自己的事，本来应该是第一人称的表白，却用了第三人称；明明喝得很少，却又很容易醉，“饮少辄醉”，仅限于酒量的大小吗？恐怕更多的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吧；明明年纪不太大（其实作者当时才39岁），年富力强，作者却自称“而年又最高”，“苍颜白发”的“醉翁”；既然来到这里喝酒，却宣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有意思吧，号称醉翁，却不以酒为意，为何还把亭子叫做“醉翁亭”呢？
“醉翁”醉在何处呢？更多的是精神麻醉吧！“太守之乐其乐”究竟“乐”在何处呢？滁人尽管也跟随太守游山，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太守的心思（也不可能知道），太守究竟为什么要游山？既然作者都承认游人不知道“太守之乐其乐也”，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来推断出作者游山的目的是为了“与民同乐”呢？
遥想当时作者的心境。在宴会最为欢乐的时刻，只能大醉一场，向死而生。这世界有多么的喧闹，他与世界就有多么的疏离，他的内心就有多么的荒芜。
欧阳修多次遭贬使他对当时冷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官场的倾轧，使他希图摆脱世俗纷扰，向往恬静的归隐生活。滁州正是“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的“闲处”，山高水清，风景宜人，民风淳厚。他暂时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远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不能直接向朝廷指陈时弊了，落得个逍遥，其心倒也安然。
这在作者另外一篇《丰乐亭记》（被后人视为《醉翁亭记》之姊妹篇）中可以得到佐证，“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滁地风俗之美，淳厚而安闲。“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作者“发于心声”指的又是什么呢？根据当时其遭遇和由此产生的心情就不难理解应该是作者的不满和牢骚。
还有欧公《画眉鸟》一诗：“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是他于庆历七年在滁州写的，诗中把关在笼中的画眉和自由自在的画眉做了个鲜明对比，透露出作者对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一切都不言而喻。
那么《醉翁亭记》中，作者为什么又要写到滁人游山的场面和欢快的情景呢？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那就是起着反衬的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醉翁亭记》的主题并非表现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思想或政治理想，因为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思想境界，无需粉饰，而只是从一个侧面——借游山排遣心中的郁闷和对朝廷的不满，作为文人，情郁于中，自然发之于外，寓之于笔端，可谓以乐写悲，更显其情。
文中表现欧公谪居滁州的颓放情怀和纵酒山林的闲适情思，是其明显的思想局限，但是瑕不掩瑜，这丝毫也不能掩盖该文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这篇散文饶有诗情画意，别具清丽格调，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确是不可多得的传世佳作。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被贬到滁州做了两年知州。欧阳修到任以后，内心苦闷抑郁，也属人之常情，本也无可厚非。但滁州地僻事简，作者发挥“宽简而不扰”的作风，发展生产，使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难能可贵，而且又有一片令人陶醉的山水，于无意中得此闲太守，正所谓不幸中之大幸。但当时整个北宋王朝不思进取、沉溺现状，一些有志改革图强的人纷纷受到打击，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积弊不能消除，这又不能不使他感到沉重的忧虑和痛苦。这才是他写作《醉翁亭记》时的真实心情。
欧公无端被诬，仕途受挫，心中怎么能没有愤懑，又怎么能轻易自放于山水诗酒？本文实则包含着比较复杂曲折的内容，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他感到苦闷；外放可以摆脱朝廷党争，对他也是一种安慰。文章所描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社会巨大事件，也不是不同凡响的英雄行为，而是比较平凡的、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文中虽有意避免感伤的情调，但仍含蓄委婉地表现了贬官之后的特殊心境。
试想，一个心忧天下的有识之士，一个饱经沧桑、在仕途宦海中颠簸数十年的人，真的轻易能做到把一切人世间的荣辱，烦恼都置之脑后吗？从天圣八年（1030），年仅23岁的欧阳修就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励精图治，积极协助范仲淹革新内政，终于遭到群邪所忌，遭遇贬谪。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于心不甘。只是暂时摆脱宦海浮沉，人世纷扰。幸耶？悲乎？
滁人游乐是由于生活安定，太守游乐是由于政务清闲。作者正当盛年，可谓风华正茂，正是实现人生理想干一番事业的大好时机。然而，作者却想不到被贬至远离京城的滁州，从一个声名显赫的京官一下子成为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小官。当时的滁州还是一个生产力相当落后的偏僻山区，很难说有什么作为。种种埋藏在内心的苦闷和对前途的担忧，作者只能一人独享，无法也不可能向他人倾诉。因此，他只能借助游玩滁州的山山水水来排遣内心的郁闷。再有，在作者内心深处，恐怕还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期待，这无疑增加了心理落差感。
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回顾全文，本文中处处渗透着某种特殊的情趣。情趣何来？其一，如果作者真的喝得大醉，还能打起精神来大谈禽鸟、宾客和自己的快乐吗？这种表现哪里有半点醉意。其二，不经意的一句“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一语道破。所谓的“颓然”，不过一不小心，没有完全掩盖住，展现了自己心灵的废墟吧。何谓“颓然”呢？“消沉萎靡的样子”。在这样一个无比热闹欢快的节点，作者为什么会“颓然”呢？最普遍的解释是“颓然”仅仅指“喝醉的样子”。但这一说法无疑是不合逻辑的。为什么作者偏偏要用这个极富消极意义的“颓”字呢？疏漏？仅仅首句作者就几经修改，方有“环滁皆山也”的凝练。如此严谨的欧公怎可能忽视掉这样一个影响整体情感的字呢？还就是真情吐露呢？
文中这样的文字信号还有：文章说明的是自己的事，本来应该是第一人称的表白，却用了第三人称；明明喝得很少，却又很容易醉，“饮少辄醉”，仅限于酒量的大小吗？恐怕更多的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吧；明明年纪不太大（其实作者当时才39岁），年富力强，作者却自称“而年又最高”，“苍颜白发”的“醉翁”；既然来到这里喝酒，却宣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有意思吧，号称醉翁，却不以酒为意，为何还把亭子叫做“醉翁亭”呢？
“醉翁”醉在何处呢？更多的是精神麻醉吧！“太守之乐其乐”究竟“乐”在何处呢？滁人尽管也跟随太守游山，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太守的心思（也不可能知道），太守究竟为什么要游山？既然作者都承认游人不知道“太守之乐其乐也”，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来推断出作者游山的目的是为了“与民同乐”呢？
遥想当时作者的心境。在宴会最为欢乐的时刻，只能大醉一场，向死而生。这世界有多么的喧闹，他与世界就有多么的疏离，他的内心就有多么的荒芜。
欧阳修多次遭贬使他对当时冷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官场的倾轧，使他希图摆脱世俗纷扰，向往恬静的归隐生活。滁州正是“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的“闲处”，山高水清，风景宜人，民风淳厚。他暂时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远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不能直接向朝廷指陈时弊了，落得个逍遥，其心倒也安然。
这在作者另外一篇《丰乐亭记》（被后人视为《醉翁亭记》之姊妹篇）中可以得到佐证，“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滁地风俗之美，淳厚而安闲。“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作者“发于心声”指的又是什么呢？根据当时其遭遇和由此产生的心情就不难理解应该是作者的不满和牢骚。
还有欧公《画眉鸟》一诗：“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是他于庆历七年在滁州写的，诗中把关在笼中的画眉和自由自在的画眉做了个鲜明对比，透露出作者对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一切都不言而喻。
那么《醉翁亭记》中，作者为什么又要写到滁人游山的场面和欢快的情景呢？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那就是起着反衬的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醉翁亭记》的主题并非表现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思想或政治理想，因为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思想境界，无需粉饰，而只是从一个侧面——借游山排遣心中的郁闷和对朝廷的不满，作为文人，情郁于中，自然发之于外，寓之于笔端，可谓以乐写悲，更显其情。
文中表现欧公谪居滁州的颓放情怀和纵酒山林的闲适情思，是其明显的思想局限，但是瑕不掩瑜，这丝毫也不能掩盖该文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这篇散文饶有诗情画意，别具清丽格调，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确是不可多得的传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