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研究者統计，近三十年来，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文献达“二百余种”{1}，仅专著就有三十多部{2}。总体研究状况：普遍史、地方史、个别史（法国年鉴学派对此分别称长时、中时、短时的记录）的研究成果分布呈递减形状。总体研究趋势：宏观史、中观史、微观史的研究成果分布呈递增态势。在“个别史”（短时的记录、微观史）层面中以一个学校音乐教育史为研究对象的专著类成果有《上海美专音乐史》《交通大学百年音乐文化史》。近日看到吴跃华于2018年6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江苏师范大学音乐教育前史考释》（简称《考释》）为这“层”又添了一“果”。《考释》突破了当前学术界只言著名高校的局面，可谓是第一本针对建国后成立的普通高校自己校内音乐教育历史研究的独著，读来颇有新意，尤其书中大量运用（单位档案部门保管的）“档案”这一第一手资料的研究特色。
一、《考释》运用档案研究带来的史学价值
1.《考释》第一、二章揭示该校艺术（音乐）教育专业创办始自1958年，是当时苏北唯一的拥有艺术教育专业的高师。从当时美育已消失于国家教育方针这一背景来看，该校此专业的创办还是个独特的案例。《考释》根据档案不仅详细描述了该专业创办前后的历史以及创办初期的办学、教学、师资、生源、校园艺术活动等状况，还考证了该校当时所在地的教育环境如徐州近现代音乐（艺术）教育的发展（纵向比较）以及所属地江苏省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办学情况（横向比较）。在时空交错中定位该校的“出场”意义。作者还根据档案中存有当年全省的招考信息并结合文献发掘出这样的稀缺信息：苏北师范专科学校（今天的扬州大学）1952年时有的艺术专修科到了1954年便被撤销;苏南师范学院（今天的苏州大学）1952年时有的艺术系三年后也消失了。且不论这些信息连这两校音乐学院网站上的院史都没有提及，这也对整个音乐教育史学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于建国初全国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办学情况，马达的《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3}中列出了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后拥有音乐系的15所高师，并注明是转引自李焕之（1997）、孙继南（1998）的文章。但均未提到《考释》中发掘出的苏南师范学院，且马达提到的苏北师范学院1952年时应该叫苏北师范专科学校且只是个艺术专修科，而不是“系”的建制。另一本权威史书《学校艺术教育史》{4}称：“至1955年统计全国已有19所高等师范院校成立了音乐系。”笔者对这说法（包括马达的上述引用）仅看该书中的表格就能看出其不准确，表格中明显包含好几个艺术系，音乐教育应该只是其中的一个专业，有的学校甚至就不分专业，艺术系是指美术、音乐都学的学科，例如该书提到的“苏北师范大学”（应该叫苏北师范学院，笔者通过文献调查确认，这个错误是移植自孙继南1990年的文章{5}）。
此外，更要指出的错误是，根据《考释》一书考证，其实《学校艺术教育史》中提到的上述两校于1955年时已取消音乐教育专业了。笔者据此判断，《学校艺术教育史》这样权威的史书中的统计信息都是来自二手资料的转引（基本来自孙继南著作中的信息，且孙继南的信息也只是来自文献摘录），至今根本没有人去核实，如果第一人弄错了，其他的转引也就全错了。至于遗漏更是可能的。比如《学校艺术教育史》中的数据比孙继南等人的统计多了一个“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笔者根据该书后记提到高等师范部分是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李博文、肖黎声、李嘉荣所写的信息推测，之所以添加了这个新的信息是因为作者肯定知道孙继南等人的统计遗漏了自己的学校后便临时补上去的（至于其他高校是否被遗漏就没再去研究）。此外，这统计资料对高校动态发展情况也欠考虑（当然这是统计数据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尤其需要提醒的是，1958年后的变动更大。以至于像《考释》所研究的学校艺术教育专业至今没有一个文献提到。像这样的情况或许不是个案。
笔者此处还仅仅是依据《考释》对上述文献提到的江苏省的情况进行复核（其实该表还有其他错误）。目的是想通过这一“点”的分析来间接说明《考释》一书的学术价值。倘若此前有大量类似《考释》这样依据第一手资料取得的研究成果，至少这统计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错误了（遗憾的是，这统计表已被广泛引用）。难怪有学者这样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在资料建设上存在着基础薄弱的严重问题，史料建设的严重不足，必然影响史学研究与写作的质量。”{6}如此，《考释》的价值显然不仅仅是在对自身历史的发掘了。
2.《考释》第五章是关于该校音乐教育专业于1962年因国家政策不得不停办后，对接续的普通高校（公共）音乐教育层面的研究。这是另一个领域，有学者称这个领域是个“新崛起的学科”{7}。《考释》作者运用档案把该校放在全国这样的“语境”下，从时、空两个维度梳理出丰富的自身发展过程，并也突破了当前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的边缘。如《考释》考证出该校在1975年就将音乐设为必修课、选修课的事实，并附有具体的教学内容和任课教师情况。作者根据《学校艺术教育史》载“新中国普通高校学校的艺术教育……清华大学1978年率先恢复……音乐室，1980年恢复选修课”{8}，认为该校的做法在当时已走在全国前列。笔者进一步推测，倘若各个高校都对自己的音乐教育历史这样重视书写的话，相信这必将大大拓展现有研究认知。再如，该校于1977年就实施在外语系培养既能教英语又能教音乐的中学师资的教学计划。作者指出这种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兼学音乐专业的模式实际上就是后来于80年代末流行的音乐副修班培养模式，直至当下，这种办学模式已经很普遍且不仅仅局限于其他专业兼学音乐了。作者还介绍说这种模式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国家号召下办的，显然，这不是该校的“发明”。遗憾的是，这模式不仅该校后来放弃了，其他学校也没听说再延续。然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缓解师资紧张国内又突然以“发明”的副修班的形式推出来。笔者发现，这样的前后“关联”至今都没有人指出来，显然，这“丢弃”说明我们的音乐教育的一些所谓新举措很可能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就曾出现过。只不过像“狗熊掰棒子”一样被“掰掉了”。如此，有些所谓的“创新”实际上很可能是缺乏历史意识的一种表现。这样的研究发现，已经不仅仅在指出音乐教育领域的问题了，还指出了整个教育“大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笔者由此猜想，像《考释》这样著作如能多一点，至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史不会像今天的史书写得那么单薄。 3.《考释》第三章还发掘出一位音乐教育家宋寿昌，并考证出他竟然是王云阶、钱韵玲（冼星海的夫人）、陈田鹤、刘雪庵、瞿维、何士德、张定和、李凌、钱仁康、缪天瑞等几十位音乐家的老师，也是上海美专史上任职最长的音乐教师。他不仅著述丰富且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遗憾的是，他晚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来支援苏北教育协助该校创办艺术教育专业却被人们“遗忘”于此。杨和平的《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9}对宋寿昌也仅是提到个名字。对宋寿昌的考证、发掘，除了已纠正以往零星文献中的错误{10}外，这必将对上海美专音乐教育史和左翼音乐运动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考释》第六章还重点介绍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音乐教材主编、该校90年代初恢复建音乐系时的主任费承铿，在那时率先提出该系独特的办学理念即“师范性、民族性、实用性”，并率先实践以民族音乐内容为核心的“系本课程”体系。其中有些课程内容属于全国独创，如钢琴五声音阶练指法（有系统教材），有些特色课程在全国领先如竖笛课程。作者考证认为费先生是我国最早引进竖笛的人之一，他于80年代初便从日本引进竖笛生产技术与厂家合作研发，进而将竖笛推广至中小学音乐课堂，并利用自己在人教社任音乐编辑室主任的身份把竖笛教学内容率先写进中小学音乐教材内容。90年代中期教育部组织的首次竖笛教学培训，主讲教师借调的正是该校的师资。
二、《考释》载档案内容本身的史学价值
《考释》一书中还载有大量有学术价值的原始档案。以最后一章《重新認识“徐州名人”马可的童年》为例，书中载有马可、马可哥哥马路德、马可高中时期的音乐老师许芳洲、郑培心的档案。这些档案信息都是作者通过艰苦努力查找后经允许查询获得的。这些珍贵的档案信息本身便能直接颠覆现有许多对马可生平研究文献的某些说法。如，所有文献都说马可的名字来源于《马可福音》，但马可在档案中自己说是一位美国女传教士为了纪念她刚去世的爱人送给他的。又如，马路德的档案显示，马可的祖父是陕西扶风人，因兵灾、水灾逃荒至徐州。这个信息就连马可本人在档案中都说不知道祖辈的情况，可见其价值之大。作者分析认为，陕西扶风一带流行的郿鄠戏，正是马可到了延安后最早接触的地方戏，后便逐渐爱上郿鄠以至于用郿鄠一词谐音“米黑”作为自己的笔名，并展开对郿鄠的挖掘整理研究。他最早创编的成名作之一秧歌剧《夫妻识字》正用的是郿鄠音乐。这可以说是马可树立个人独特的民族音乐风格的基石。为什么马可会选择这为自己事业的突破口呢？这当然跟马可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但马可能从陌生的郿鄠戏打开缺口，或许祖辈的遗传信息也帮了大忙。这一分析确实有道理，马可虽未见过祖父，但祖辈的语言、习俗一定能通过不识字的父亲得到遗传，进而在潜意识中存有。笔者在阅读《马可日记》时也发现，马可经常在日记中表述他热爱农民、喜欢北方，在1938年7月的日记中多次表达自己不喜欢南方，并希望尽快“逃离”武汉回北方。要知道，马可敬仰的冼星海此时还在武汉且马可也不可能想到以后会去延安。显然马可此时暴露出的偏爱北方肯定不是冼星海的原因，这或许就是马可遗传祖辈文化基因的一种无意识的反应。当然，笔者在此分析得也不一定就对。但《考释》中公布的填补空白的马可等人的私人档案信息一定有助于我们去“重新发现、认识马可”。
由于没有查阅个人档案，就连《马可选集》这样权威著作中的马可年谱都有写错的内容，如把马可就读的中学写成“培正中学”，其实是“培心中学”。至于《马可选集》中载的其他作者的评论文章中的错误就更多了，该书有详细考证。许多错误得到纠正显然要归功于个人档案的查阅。这被史学家徐中舒誉为“第一等史料”的“档案”{11}，我国从1987年档案法颁布以来，“国家（就）鼓励档案及其信息的合理利用”，现在各级档案部门也提高了档案查询的服务质量。但正如有学者指出：整个“教育史学界对档案都尚未得到充分开发”{12}，以至于许多史料还束之高阁。戴鹏海对此呼吁：“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史料领域要奋力开掘……这是当代史学者责无旁贷的天职。”{13}
三、《考释》对新“档案”的开发
《考释》除了运用现有档案研究特色外，还大量运用口述史。如作者对宋寿昌儿子的采访;对现已八十多岁高龄的首届大学生、任课教师的采访。但等到了笔者写作本文时再去复核调查这些老人，其中已去世了两个。由此笔者联想到，倘若《考释》作者再晚一两年采访，这历史恐怕就无法这样丰富了。正因为有这针对当事人采访获得的口述史，不仅充实了该校档案留存的历史，还发现了关于该校师生于1960年发掘徐州特有剧种丁丁腔的过程的现今媒体报道几近全部错误（包括该校校史）。尤其《考释》中有关马可的采访更为重要，除了采访到马可家的两个老邻居，还采访到马可的小学学妹即已97岁高龄的杨春芳老人（被中央文明办评为“中国好人），通过对她的采访并结合马可母校校史可以确认，马可的初中音乐老师是美国人Elizebath
一、《考释》运用档案研究带来的史学价值
1.《考释》第一、二章揭示该校艺术（音乐）教育专业创办始自1958年，是当时苏北唯一的拥有艺术教育专业的高师。从当时美育已消失于国家教育方针这一背景来看，该校此专业的创办还是个独特的案例。《考释》根据档案不仅详细描述了该专业创办前后的历史以及创办初期的办学、教学、师资、生源、校园艺术活动等状况，还考证了该校当时所在地的教育环境如徐州近现代音乐（艺术）教育的发展（纵向比较）以及所属地江苏省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办学情况（横向比较）。在时空交错中定位该校的“出场”意义。作者还根据档案中存有当年全省的招考信息并结合文献发掘出这样的稀缺信息：苏北师范专科学校（今天的扬州大学）1952年时有的艺术专修科到了1954年便被撤销;苏南师范学院（今天的苏州大学）1952年时有的艺术系三年后也消失了。且不论这些信息连这两校音乐学院网站上的院史都没有提及，这也对整个音乐教育史学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于建国初全国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办学情况，马达的《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3}中列出了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后拥有音乐系的15所高师，并注明是转引自李焕之（1997）、孙继南（1998）的文章。但均未提到《考释》中发掘出的苏南师范学院，且马达提到的苏北师范学院1952年时应该叫苏北师范专科学校且只是个艺术专修科，而不是“系”的建制。另一本权威史书《学校艺术教育史》{4}称：“至1955年统计全国已有19所高等师范院校成立了音乐系。”笔者对这说法（包括马达的上述引用）仅看该书中的表格就能看出其不准确，表格中明显包含好几个艺术系，音乐教育应该只是其中的一个专业，有的学校甚至就不分专业，艺术系是指美术、音乐都学的学科，例如该书提到的“苏北师范大学”（应该叫苏北师范学院，笔者通过文献调查确认，这个错误是移植自孙继南1990年的文章{5}）。
此外，更要指出的错误是，根据《考释》一书考证，其实《学校艺术教育史》中提到的上述两校于1955年时已取消音乐教育专业了。笔者据此判断，《学校艺术教育史》这样权威的史书中的统计信息都是来自二手资料的转引（基本来自孙继南著作中的信息，且孙继南的信息也只是来自文献摘录），至今根本没有人去核实，如果第一人弄错了，其他的转引也就全错了。至于遗漏更是可能的。比如《学校艺术教育史》中的数据比孙继南等人的统计多了一个“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笔者根据该书后记提到高等师范部分是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李博文、肖黎声、李嘉荣所写的信息推测，之所以添加了这个新的信息是因为作者肯定知道孙继南等人的统计遗漏了自己的学校后便临时补上去的（至于其他高校是否被遗漏就没再去研究）。此外，这统计资料对高校动态发展情况也欠考虑（当然这是统计数据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尤其需要提醒的是，1958年后的变动更大。以至于像《考释》所研究的学校艺术教育专业至今没有一个文献提到。像这样的情况或许不是个案。
笔者此处还仅仅是依据《考释》对上述文献提到的江苏省的情况进行复核（其实该表还有其他错误）。目的是想通过这一“点”的分析来间接说明《考释》一书的学术价值。倘若此前有大量类似《考释》这样依据第一手资料取得的研究成果，至少这统计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错误了（遗憾的是，这统计表已被广泛引用）。难怪有学者这样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在资料建设上存在着基础薄弱的严重问题，史料建设的严重不足，必然影响史学研究与写作的质量。”{6}如此，《考释》的价值显然不仅仅是在对自身历史的发掘了。
2.《考释》第五章是关于该校音乐教育专业于1962年因国家政策不得不停办后，对接续的普通高校（公共）音乐教育层面的研究。这是另一个领域，有学者称这个领域是个“新崛起的学科”{7}。《考释》作者运用档案把该校放在全国这样的“语境”下，从时、空两个维度梳理出丰富的自身发展过程，并也突破了当前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的边缘。如《考释》考证出该校在1975年就将音乐设为必修课、选修课的事实，并附有具体的教学内容和任课教师情况。作者根据《学校艺术教育史》载“新中国普通高校学校的艺术教育……清华大学1978年率先恢复……音乐室，1980年恢复选修课”{8}，认为该校的做法在当时已走在全国前列。笔者进一步推测，倘若各个高校都对自己的音乐教育历史这样重视书写的话，相信这必将大大拓展现有研究认知。再如，该校于1977年就实施在外语系培养既能教英语又能教音乐的中学师资的教学计划。作者指出这种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兼学音乐专业的模式实际上就是后来于80年代末流行的音乐副修班培养模式，直至当下，这种办学模式已经很普遍且不仅仅局限于其他专业兼学音乐了。作者还介绍说这种模式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国家号召下办的，显然，这不是该校的“发明”。遗憾的是，这模式不仅该校后来放弃了，其他学校也没听说再延续。然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缓解师资紧张国内又突然以“发明”的副修班的形式推出来。笔者发现，这样的前后“关联”至今都没有人指出来，显然，这“丢弃”说明我们的音乐教育的一些所谓新举措很可能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就曾出现过。只不过像“狗熊掰棒子”一样被“掰掉了”。如此，有些所谓的“创新”实际上很可能是缺乏历史意识的一种表现。这样的研究发现，已经不仅仅在指出音乐教育领域的问题了，还指出了整个教育“大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笔者由此猜想，像《考释》这样著作如能多一点，至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普通高校音乐教育史不会像今天的史书写得那么单薄。 3.《考释》第三章还发掘出一位音乐教育家宋寿昌，并考证出他竟然是王云阶、钱韵玲（冼星海的夫人）、陈田鹤、刘雪庵、瞿维、何士德、张定和、李凌、钱仁康、缪天瑞等几十位音乐家的老师，也是上海美专史上任职最长的音乐教师。他不仅著述丰富且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遗憾的是，他晚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来支援苏北教育协助该校创办艺术教育专业却被人们“遗忘”于此。杨和平的《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9}对宋寿昌也仅是提到个名字。对宋寿昌的考证、发掘，除了已纠正以往零星文献中的错误{10}外，这必将对上海美专音乐教育史和左翼音乐运动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考释》第六章还重点介绍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音乐教材主编、该校90年代初恢复建音乐系时的主任费承铿，在那时率先提出该系独特的办学理念即“师范性、民族性、实用性”，并率先实践以民族音乐内容为核心的“系本课程”体系。其中有些课程内容属于全国独创，如钢琴五声音阶练指法（有系统教材），有些特色课程在全国领先如竖笛课程。作者考证认为费先生是我国最早引进竖笛的人之一，他于80年代初便从日本引进竖笛生产技术与厂家合作研发，进而将竖笛推广至中小学音乐课堂，并利用自己在人教社任音乐编辑室主任的身份把竖笛教学内容率先写进中小学音乐教材内容。90年代中期教育部组织的首次竖笛教学培训，主讲教师借调的正是该校的师资。
二、《考释》载档案内容本身的史学价值
《考释》一书中还载有大量有学术价值的原始档案。以最后一章《重新認识“徐州名人”马可的童年》为例，书中载有马可、马可哥哥马路德、马可高中时期的音乐老师许芳洲、郑培心的档案。这些档案信息都是作者通过艰苦努力查找后经允许查询获得的。这些珍贵的档案信息本身便能直接颠覆现有许多对马可生平研究文献的某些说法。如，所有文献都说马可的名字来源于《马可福音》，但马可在档案中自己说是一位美国女传教士为了纪念她刚去世的爱人送给他的。又如，马路德的档案显示，马可的祖父是陕西扶风人，因兵灾、水灾逃荒至徐州。这个信息就连马可本人在档案中都说不知道祖辈的情况，可见其价值之大。作者分析认为，陕西扶风一带流行的郿鄠戏，正是马可到了延安后最早接触的地方戏，后便逐渐爱上郿鄠以至于用郿鄠一词谐音“米黑”作为自己的笔名，并展开对郿鄠的挖掘整理研究。他最早创编的成名作之一秧歌剧《夫妻识字》正用的是郿鄠音乐。这可以说是马可树立个人独特的民族音乐风格的基石。为什么马可会选择这为自己事业的突破口呢？这当然跟马可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但马可能从陌生的郿鄠戏打开缺口，或许祖辈的遗传信息也帮了大忙。这一分析确实有道理，马可虽未见过祖父，但祖辈的语言、习俗一定能通过不识字的父亲得到遗传，进而在潜意识中存有。笔者在阅读《马可日记》时也发现，马可经常在日记中表述他热爱农民、喜欢北方，在1938年7月的日记中多次表达自己不喜欢南方，并希望尽快“逃离”武汉回北方。要知道，马可敬仰的冼星海此时还在武汉且马可也不可能想到以后会去延安。显然马可此时暴露出的偏爱北方肯定不是冼星海的原因，这或许就是马可遗传祖辈文化基因的一种无意识的反应。当然，笔者在此分析得也不一定就对。但《考释》中公布的填补空白的马可等人的私人档案信息一定有助于我们去“重新发现、认识马可”。
由于没有查阅个人档案，就连《马可选集》这样权威著作中的马可年谱都有写错的内容，如把马可就读的中学写成“培正中学”，其实是“培心中学”。至于《马可选集》中载的其他作者的评论文章中的错误就更多了，该书有详细考证。许多错误得到纠正显然要归功于个人档案的查阅。这被史学家徐中舒誉为“第一等史料”的“档案”{11}，我国从1987年档案法颁布以来，“国家（就）鼓励档案及其信息的合理利用”，现在各级档案部门也提高了档案查询的服务质量。但正如有学者指出：整个“教育史学界对档案都尚未得到充分开发”{12}，以至于许多史料还束之高阁。戴鹏海对此呼吁：“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史料领域要奋力开掘……这是当代史学者责无旁贷的天职。”{13}
三、《考释》对新“档案”的开发
《考释》除了运用现有档案研究特色外，还大量运用口述史。如作者对宋寿昌儿子的采访;对现已八十多岁高龄的首届大学生、任课教师的采访。但等到了笔者写作本文时再去复核调查这些老人，其中已去世了两个。由此笔者联想到，倘若《考释》作者再晚一两年采访，这历史恐怕就无法这样丰富了。正因为有这针对当事人采访获得的口述史，不仅充实了该校档案留存的历史，还发现了关于该校师生于1960年发掘徐州特有剧种丁丁腔的过程的现今媒体报道几近全部错误（包括该校校史）。尤其《考释》中有关马可的采访更为重要，除了采访到马可家的两个老邻居，还采访到马可的小学学妹即已97岁高龄的杨春芳老人（被中央文明办评为“中国好人），通过对她的采访并结合马可母校校史可以确认，马可的初中音乐老师是美国人Elizeb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