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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溥先生已高寿80有余，他戏称自己为“80”后，身体硬朗的他留着稀疏而又飘逸的头发，回答我们的提问总是以一个悠长又上扬的口头禅“那……”开始。1977年与1973年的会议只差4年，开始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国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画面，参会的王老等人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欢迎。机会难得，王老通过这次会议结识了许多国际上著名专家学者，为其后来广泛的国际间的学术联系打下了根基。
编者按
1977年，在金碧辉煌的奥地利维也纳皇宫里，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第五届国际协调理事会。会议从10月24日持续到11月1日；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数百名代表及数不清的国际组织参与了会议。
那时候刚刚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还没有走上正轨。出国程序非常复杂，要经过重重审查，我们的发言稿都要经过中科院外事局的仔细推敲。30多岁的我当时任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生态室副主任，因为我那时候主要是研究自然保护区，就让我带团参加这次会议。虽然我有留学苏联的经历，并非第一次出国，但这是我第一次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国参加这种类型的会议，感觉不是兴奋而是非常紧张，怕犯错误啊!
而真正参会之后原先的紧张与不安一下子都没有了，当时我们参会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大会给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的情况，为此我们前期准备得比较充分，还专门从科影制片厂借来了三部科教影片《熊猫》、《高山植物》、《西藏的江南》，晚上开完会后大使馆的人员就带着设备来放影片，每个片子约20多分钟。很多国家当时不了解我国情况，咱们的野生动物更是深闺藏娇多年，所以来看我们片子的观众非常多，几乎场场爆满。同时我国代表团还向大会作了有关热带、亚热带生态学研究概况、沙漠治理概况和环境保护中的生态问题等三个发言，也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中国代表团成员在那次会上受到了世界各国与会代表的广泛欢迎。
因此我在这次会议上也结识了许多重量级的科学家，这些人对后来我院生态学的发展给了很大的帮助。
我结识的第一个科学家是英国人，他是英国生态研究所所长，我们回国后还派人到他那儿学习，相互间联系非常密切。
另一个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人是一位加拿大人，他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简称IUCN)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委员会(现改称世界公园委员会)主席。出于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他介绍我参加了他们的理事会。同年召开的IUCN会议上，我被选举为IUCN东亚地区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委员会理事会副主席。参加IUCN委员会这种国际组织是要国家批准的，但即使当时刚刚结束十年动乱我也不敢上报，低调处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我当了这个副主席。IUCN的这个职位并没有什么权力，工作基本是志愿者性质，最大的好处就是每年他们都会出资邀请我去世界不同国家的保护区开会，我通过这次会议跑遍了世界许多地方，也认识了更多的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IUCN在1996年7月于日本召开的第二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大会上授与中国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弗瑞得-帕卡德奖，以表彰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建立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并利用该网络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该奖项是IUCN的最高奖，竞争的人很多，我作为他们的副主席，又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就征求我的意见，我指出将奖项颁发给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将会极大地促进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國的推广和实施，同时对刚刚建成不久的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大家都很认同，就通过了。
还有一个是日本人，他是比我们老一辈的著名生态学家，我读过他的文章和著作。我在会上见到他很高兴，就主动和他结识了。会后去阿尔卑斯考察的那几天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两人交流的时间比较多。我们俩英语口语都不太好，所幸我们都会汉字，这位老先生汉字认识很多，中国的书都能读，我们俩就写汉字进行交流，虽然慢一点，但交流起来毫无障碍，后来我与他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还邀请我去日本访问。
此外通过这个会议我还认识了来自澳大利亚、荷兰、奥地利、泰国等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比如荷兰国家虽小，但与其他欧洲的国家一样，生态学研究非常深入，生态保护得非常好，我与他们之后还相互联合培养学生。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对生态学的研究很少，解放后我们初步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主要是综合考察，不够细致。通过这次会议知道了与国际上的差距。国际上生态学有研究森林、草原、荒漠、湿地、保护区等各种方向，每一种都做得很透彻，整个学科已经非常成熟。随着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深入开展，大家越来越发现保护和发展不能不结合，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区，要实现保护和持续利用最重要的是利益要公平分享，公平分享就是要保护区和社区结合，实现社区共管。
编者按
1977年，在金碧辉煌的奥地利维也纳皇宫里，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第五届国际协调理事会。会议从10月24日持续到11月1日；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数百名代表及数不清的国际组织参与了会议。
那时候刚刚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还没有走上正轨。出国程序非常复杂，要经过重重审查，我们的发言稿都要经过中科院外事局的仔细推敲。30多岁的我当时任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生态室副主任，因为我那时候主要是研究自然保护区，就让我带团参加这次会议。虽然我有留学苏联的经历，并非第一次出国，但这是我第一次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国参加这种类型的会议，感觉不是兴奋而是非常紧张，怕犯错误啊!
而真正参会之后原先的紧张与不安一下子都没有了，当时我们参会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大会给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的情况，为此我们前期准备得比较充分，还专门从科影制片厂借来了三部科教影片《熊猫》、《高山植物》、《西藏的江南》，晚上开完会后大使馆的人员就带着设备来放影片，每个片子约20多分钟。很多国家当时不了解我国情况，咱们的野生动物更是深闺藏娇多年，所以来看我们片子的观众非常多，几乎场场爆满。同时我国代表团还向大会作了有关热带、亚热带生态学研究概况、沙漠治理概况和环境保护中的生态问题等三个发言，也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中国代表团成员在那次会上受到了世界各国与会代表的广泛欢迎。
因此我在这次会议上也结识了许多重量级的科学家，这些人对后来我院生态学的发展给了很大的帮助。
我结识的第一个科学家是英国人，他是英国生态研究所所长，我们回国后还派人到他那儿学习，相互间联系非常密切。
另一个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人是一位加拿大人，他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简称IUCN)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委员会(现改称世界公园委员会)主席。出于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他介绍我参加了他们的理事会。同年召开的IUCN会议上，我被选举为IUCN东亚地区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委员会理事会副主席。参加IUCN委员会这种国际组织是要国家批准的，但即使当时刚刚结束十年动乱我也不敢上报，低调处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我当了这个副主席。IUCN的这个职位并没有什么权力，工作基本是志愿者性质，最大的好处就是每年他们都会出资邀请我去世界不同国家的保护区开会，我通过这次会议跑遍了世界许多地方，也认识了更多的国际一流的专家学者。IUCN在1996年7月于日本召开的第二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大会上授与中国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弗瑞得-帕卡德奖，以表彰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建立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并利用该网络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该奖项是IUCN的最高奖，竞争的人很多，我作为他们的副主席，又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就征求我的意见，我指出将奖项颁发给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将会极大地促进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國的推广和实施，同时对刚刚建成不久的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大家都很认同，就通过了。
还有一个是日本人，他是比我们老一辈的著名生态学家，我读过他的文章和著作。我在会上见到他很高兴，就主动和他结识了。会后去阿尔卑斯考察的那几天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两人交流的时间比较多。我们俩英语口语都不太好，所幸我们都会汉字，这位老先生汉字认识很多，中国的书都能读，我们俩就写汉字进行交流，虽然慢一点，但交流起来毫无障碍，后来我与他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还邀请我去日本访问。
此外通过这个会议我还认识了来自澳大利亚、荷兰、奥地利、泰国等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比如荷兰国家虽小，但与其他欧洲的国家一样，生态学研究非常深入，生态保护得非常好，我与他们之后还相互联合培养学生。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对生态学的研究很少，解放后我们初步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主要是综合考察，不够细致。通过这次会议知道了与国际上的差距。国际上生态学有研究森林、草原、荒漠、湿地、保护区等各种方向，每一种都做得很透彻，整个学科已经非常成熟。随着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深入开展，大家越来越发现保护和发展不能不结合，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区，要实现保护和持续利用最重要的是利益要公平分享，公平分享就是要保护区和社区结合，实现社区共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