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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生物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Ishwaran：就全球范围而言，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提出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人类登月取得成功，首次拍到了地球的容貌，通过这些照片，人类更好地理解了“生物圈”的内涵，了解了我们人类从过去到现在对全球环境造成的显著影响。
《人与生物圈》：请您帮助我们回顾一下，从人与生物圈计划这一概念的形成，到第一次向世界各国正式提出的这段历史。
Ishwaran：很难说究竟是谁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这一概念。我个人认为，来自于美国、俄罗斯、东欧和西欧、非洲、亚太地区及拉美的众多科学家对这一概念的清晰表述贡献颇多，正是因为他们的杰出贡献才使得人与生物圈计划最终定型。196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生物圈大会”可认为是人与生物圈计划创立的里程碑事件。人与生物圈计划首任秘书长是已故智利科学家弗朗西斯科·德·卡斯特罗教授。
之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勒内·马修先生在1971年该组织的大会上首次向全世界各国提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事实上，他在该年度召开的第一届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会议上通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决议，即：人与生物圈计划必须重点关注：1)对生物圈及其生态区域的结构和功能的综合研究；2)人类对生物圈及其所含资源所带来的变化的系统观察；3)上述变化所带来的整体效应对人类自身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4)针对这些主题所需提供的教育及信息。
《人与生物圈》：请简要介绍一下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主体思想是什么?
Ishwaran：人与生物圈计划背后的主体思想和概念为：“人”是生物圈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由环境及其保护所带来的一切议题和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人”及其社区的生存需求。在1971－1974年所制订的最初计划里，一共设计、优化并发起了14个子计划。其中，第1－7个子计划考虑了热带雨林、温带森林、荒漠、草原、山地等自然生态系统，考虑了人类对这些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所产生的影响；第8个子计划冠以自然地域及其遗传资源保护之名，它促进了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在1 974年得到进一步发展，使得全球生物圈保护区自1976年开始得以认证；第9～14个子计划阐明了人造事物诸如城区、大坝、害虫治理等，以及它们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这14个子项目汇集了大量的国际合作，由此发表和编撰了不少文章、书籍及其他学习资源。
《人与生物圈》：关于人与生物圈计划之所以能成功地实施了40年，原因之一是它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结合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研究重点，这甚至已经被当成是该计划的一大特点，成为了共识，是不是这样?请您介绍一下该计划实施40年来，经过了哪几次重大调整?
Ishwaran：说得好，确实是这样，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第一个强调运用跨学科的方式来阐述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所产生的议题和问题的政府问计划。这就决定了该计划的理念也必然要根据国际社会在环境方面实际所发生的问题，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例如，生物圈保护区的理念为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而做出的调整就被认为是一项重要成就，因为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生物圈保护区的全球网络在开展对比研究和学习方面是一种宝贵财富；此外，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为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世界不同地区生物圈保护区内开展的试点项目也显得尤为宝贵。
我按时间顺序简述如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已有多个专家组对人与生物圈计划进行了回顾和评估；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之后，人与生物圈计划更加关注“生物圈保护区”全球网络方面，而相关的科学协作研究主要关注热带雨林、山地、荒地、城市生态系统、海岸带及小岛；
1995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了第二届生物圈保护区代表大会。会上，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及其在个别保护区的运用经历了一次重大改写，生物圈保护区被看作是多种类型生态系统和混合资源得以利用的陆地或海洋景观，这些系统和景观有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同样在这次会议上，关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塞维利亚纲要及法定框架得到了详细阐述，随后被当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采纳。自此之后，上述变化趋势一直持续着；
2008年2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三届生物圈保护区全球代表大会上。上述议题得以进一步深化，这次会议促成了马德里行动计划(2008－2013年)的形成。该计划开宗明义地强调：生物圈保护区要作为政策专业人士、决策者、科学研究人士、管理人员和利益相关群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基地、平台和试验场所；
2009年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次大会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及会员国提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可见度、呼吁它们大力支持该计划及全球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以之作为教育及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国际平台。
《人与生物圈》：为什么要在国际上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
Ishwaran：人类是自然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已经对环境造成了许多问题。俗话说，“解铃仍需系铃人”，因此国际社会要充分发挥创造力、天赋及合作精神，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
《人与生物圈》：截止到2010年底，已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个保护区成为世界生物圈网络成员?这些保护区占世界的总面积比例大概是多少?
Ishwaran：目前在全球110个国家分布有563个生物圈保护区。据我们估计，全球生物圈保护区表面积之和约为5.7亿公顷，约占全球陆地表面积的4％(或占全球表面积的1％左右)。在所有的生物圈保护区内，大约39％的表面积可算作核心区，而另外的61％则为缓冲区和过渡区。然而，自1995年的塞维利亚会议后，上述数值分别为变为10％－11％及接近90％。生物圈保護区的宗旨并不仅仅在于保护，而且还在于：如何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及互惠互利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当我们说生物圈保护区是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平台时，实质上说的是发展一种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社会经济健康和安全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一贯宣扬和推动的。
《人与生物圈》：请简单介绍一下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数量前十名的国家
Ishwaran：它们分别是：美国(47个)、俄罗斯(41个)、西班牙(40个)、墨西哥(40个)、中国(28个)、保加利亚(16个)、德国(15个)、加拿大(15个)、澳大利亚(15个)和阿根廷(13个)。
《人与生物圈》：科学研究在生物圈保护区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Ishwaran：科学研究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形成纽带，对所有的生物圈保护区来说，科学研究始终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它可以为处于特定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的各个生物圈保护区提供必要的数据、 分析手段及详细说明，可以使保护取得更大成效。在世界各大洲部分国家的生物圈保護区里，存在着一些可持续发展的试验区，这些试验区已经成为了(各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以及促进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行之有效的典范。这部分国家包括加拿大、智利、墨西哥、贝宁、南非、法国、德国、瑞典、黎巴嫩、拉脱维亚、俄罗斯、中国、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活动类型和实质方面。执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从事农业、林业，旅游业、教育业、研究及规划业等不同从业者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的改善情况。
《人与生物圈》：请简要介绍一下其他国家的生物圈保护区在平衡保护和发展方面有些什么经验、智慧、理念等。
Ishwaran：在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过程中，调和环境保护和财产拥有者的社会经济预期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然而，这可以通过公众、私人和民间社团之间形成伙伴关系或结盟的方式达成。例如：1)在加拿大，生物圈保护区的负责人与周边林地甚至采矿部门的代表一起合作，共同确保可持续性地利用缓冲区和过渡区的自然资源；2)在法国的风多山(Mont Ventou)，商业性团体形成联合以自觉地遵守可持续发展原则；3)在墨西哥的谢拉戈达(Sierra Gorda)，林业和农业活动由社区来执行，以此创造税收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对核心区自然资源的依赖；4)在越南的吉婆岛(Cat Ba)，对本埠货物的生产而实施的许可证方案，它鼓励人们开展各种实践，以实现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5)在南非的克鲁格至(Kruger-to-Canyon)大峡谷地区，有关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草案已经得以形成，从而更为合理地利用当地的资源及共享由此带来的收益。
《人与生物圈》：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消费经济的增长，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世界范围的生态与环境出现空前危机。从全球角度看，是否有一个在全球都适用的办法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Ishwaran：如果仅仅从全球角度出发，那么将世界上个别区域取得的经验教训推广到其他区域、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区域之间进行推广都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我再次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学习而不要复制。生物圈保护区应该被看作是学习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和试验的殿堂，看作是集体学习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殿堂。诸如生物圈保护区甚至可持续发展概念等已经在全球水平上得以推进，这促使各国带着不同的风格去思考、筹划及行动，以协调自然及人类的需求，使人类在开展各项活动时头脑中始终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然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依靠区域性及个别保护区的尝试。
《人与生物圈》：人与生物圈计划作为一个政府间的科学计划应该怎样应对这一危机?
Ishwaran：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在个别特殊的生物圈保护区以及在所有保护区之间开展比较研究已经能很好地阐明或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和问题。这些特殊的保护区及比较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应对这一危机，而且它们还将对人与生物圈计划产生重大贡献，有助于解决人口增长及资源消耗这一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危机。
《人与生物圈》：中国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之后，特别是1978年成立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之后，一直致力于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宣传、推广和实施，如对应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网络，并使之成为了中国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全国性教育培训平台，对于中国多年来的工作，您有何评价?
Ishwaran：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立和运行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一项重大成就。使用该网络来设计、发展和执行一系列试点性项目的工作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此间不但涉及政府部门，而且还涉及到民间社团和个人。目前，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几乎可看作是一个“迷你”版的全球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前者所展示出的良好实践将大大有益于后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展示及交流。
《人与生物圈》：谈谈您对中国生态环境现状的认识和期望。
Ishwaran：当前，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大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金融和政治事务决策权上的分配格局。中国能够在全球环境关系调整以及在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途径和实践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再次为世界带来类似的改变。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特别是其中的28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可作为中国创造性试验及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分享经验教训的场所。
Ishwaran：就全球范围而言，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提出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人类登月取得成功，首次拍到了地球的容貌，通过这些照片，人类更好地理解了“生物圈”的内涵，了解了我们人类从过去到现在对全球环境造成的显著影响。
《人与生物圈》：请您帮助我们回顾一下，从人与生物圈计划这一概念的形成，到第一次向世界各国正式提出的这段历史。
Ishwaran：很难说究竟是谁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这一概念。我个人认为，来自于美国、俄罗斯、东欧和西欧、非洲、亚太地区及拉美的众多科学家对这一概念的清晰表述贡献颇多，正是因为他们的杰出贡献才使得人与生物圈计划最终定型。196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生物圈大会”可认为是人与生物圈计划创立的里程碑事件。人与生物圈计划首任秘书长是已故智利科学家弗朗西斯科·德·卡斯特罗教授。
之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勒内·马修先生在1971年该组织的大会上首次向全世界各国提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事实上，他在该年度召开的第一届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会议上通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决议，即：人与生物圈计划必须重点关注：1)对生物圈及其生态区域的结构和功能的综合研究；2)人类对生物圈及其所含资源所带来的变化的系统观察；3)上述变化所带来的整体效应对人类自身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4)针对这些主题所需提供的教育及信息。
《人与生物圈》：请简要介绍一下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主体思想是什么?
Ishwaran：人与生物圈计划背后的主体思想和概念为：“人”是生物圈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由环境及其保护所带来的一切议题和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人”及其社区的生存需求。在1971－1974年所制订的最初计划里，一共设计、优化并发起了14个子计划。其中，第1－7个子计划考虑了热带雨林、温带森林、荒漠、草原、山地等自然生态系统，考虑了人类对这些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所产生的影响；第8个子计划冠以自然地域及其遗传资源保护之名，它促进了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在1 974年得到进一步发展，使得全球生物圈保护区自1976年开始得以认证；第9～14个子计划阐明了人造事物诸如城区、大坝、害虫治理等，以及它们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这14个子项目汇集了大量的国际合作，由此发表和编撰了不少文章、书籍及其他学习资源。
《人与生物圈》：关于人与生物圈计划之所以能成功地实施了40年，原因之一是它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结合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研究重点，这甚至已经被当成是该计划的一大特点，成为了共识，是不是这样?请您介绍一下该计划实施40年来，经过了哪几次重大调整?
Ishwaran：说得好，确实是这样，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第一个强调运用跨学科的方式来阐述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所产生的议题和问题的政府问计划。这就决定了该计划的理念也必然要根据国际社会在环境方面实际所发生的问题，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例如，生物圈保护区的理念为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而做出的调整就被认为是一项重要成就，因为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生物圈保护区的全球网络在开展对比研究和学习方面是一种宝贵财富；此外，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为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世界不同地区生物圈保护区内开展的试点项目也显得尤为宝贵。
我按时间顺序简述如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已有多个专家组对人与生物圈计划进行了回顾和评估；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之后，人与生物圈计划更加关注“生物圈保护区”全球网络方面，而相关的科学协作研究主要关注热带雨林、山地、荒地、城市生态系统、海岸带及小岛；
1995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了第二届生物圈保护区代表大会。会上，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及其在个别保护区的运用经历了一次重大改写，生物圈保护区被看作是多种类型生态系统和混合资源得以利用的陆地或海洋景观，这些系统和景观有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同样在这次会议上，关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塞维利亚纲要及法定框架得到了详细阐述，随后被当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采纳。自此之后，上述变化趋势一直持续着；
2008年2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三届生物圈保护区全球代表大会上。上述议题得以进一步深化，这次会议促成了马德里行动计划(2008－2013年)的形成。该计划开宗明义地强调：生物圈保护区要作为政策专业人士、决策者、科学研究人士、管理人员和利益相关群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基地、平台和试验场所；
2009年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次大会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及会员国提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可见度、呼吁它们大力支持该计划及全球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以之作为教育及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国际平台。
《人与生物圈》：为什么要在国际上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
Ishwaran：人类是自然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已经对环境造成了许多问题。俗话说，“解铃仍需系铃人”，因此国际社会要充分发挥创造力、天赋及合作精神，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
《人与生物圈》：截止到2010年底，已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个保护区成为世界生物圈网络成员?这些保护区占世界的总面积比例大概是多少?
Ishwaran：目前在全球110个国家分布有563个生物圈保护区。据我们估计，全球生物圈保护区表面积之和约为5.7亿公顷，约占全球陆地表面积的4％(或占全球表面积的1％左右)。在所有的生物圈保护区内，大约39％的表面积可算作核心区，而另外的61％则为缓冲区和过渡区。然而，自1995年的塞维利亚会议后，上述数值分别为变为10％－11％及接近90％。生物圈保護区的宗旨并不仅仅在于保护，而且还在于：如何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及互惠互利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当我们说生物圈保护区是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平台时，实质上说的是发展一种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社会经济健康和安全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一贯宣扬和推动的。
《人与生物圈》：请简单介绍一下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数量前十名的国家
Ishwaran：它们分别是：美国(47个)、俄罗斯(41个)、西班牙(40个)、墨西哥(40个)、中国(28个)、保加利亚(16个)、德国(15个)、加拿大(15个)、澳大利亚(15个)和阿根廷(13个)。
《人与生物圈》：科学研究在生物圈保护区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Ishwaran：科学研究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形成纽带，对所有的生物圈保护区来说，科学研究始终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它可以为处于特定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的各个生物圈保护区提供必要的数据、 分析手段及详细说明，可以使保护取得更大成效。在世界各大洲部分国家的生物圈保護区里，存在着一些可持续发展的试验区，这些试验区已经成为了(各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以及促进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行之有效的典范。这部分国家包括加拿大、智利、墨西哥、贝宁、南非、法国、德国、瑞典、黎巴嫩、拉脱维亚、俄罗斯、中国、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活动类型和实质方面。执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从事农业、林业，旅游业、教育业、研究及规划业等不同从业者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的改善情况。
《人与生物圈》：请简要介绍一下其他国家的生物圈保护区在平衡保护和发展方面有些什么经验、智慧、理念等。
Ishwaran：在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过程中，调和环境保护和财产拥有者的社会经济预期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然而，这可以通过公众、私人和民间社团之间形成伙伴关系或结盟的方式达成。例如：1)在加拿大，生物圈保护区的负责人与周边林地甚至采矿部门的代表一起合作，共同确保可持续性地利用缓冲区和过渡区的自然资源；2)在法国的风多山(Mont Ventou)，商业性团体形成联合以自觉地遵守可持续发展原则；3)在墨西哥的谢拉戈达(Sierra Gorda)，林业和农业活动由社区来执行，以此创造税收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对核心区自然资源的依赖；4)在越南的吉婆岛(Cat Ba)，对本埠货物的生产而实施的许可证方案，它鼓励人们开展各种实践，以实现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5)在南非的克鲁格至(Kruger-to-Canyon)大峡谷地区，有关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草案已经得以形成，从而更为合理地利用当地的资源及共享由此带来的收益。
《人与生物圈》：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消费经济的增长，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世界范围的生态与环境出现空前危机。从全球角度看，是否有一个在全球都适用的办法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Ishwaran：如果仅仅从全球角度出发，那么将世界上个别区域取得的经验教训推广到其他区域、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区域之间进行推广都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我再次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学习而不要复制。生物圈保护区应该被看作是学习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和试验的殿堂，看作是集体学习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殿堂。诸如生物圈保护区甚至可持续发展概念等已经在全球水平上得以推进，这促使各国带着不同的风格去思考、筹划及行动，以协调自然及人类的需求，使人类在开展各项活动时头脑中始终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然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依靠区域性及个别保护区的尝试。
《人与生物圈》：人与生物圈计划作为一个政府间的科学计划应该怎样应对这一危机?
Ishwaran：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在个别特殊的生物圈保护区以及在所有保护区之间开展比较研究已经能很好地阐明或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和问题。这些特殊的保护区及比较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应对这一危机，而且它们还将对人与生物圈计划产生重大贡献，有助于解决人口增长及资源消耗这一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危机。
《人与生物圈》：中国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之后，特别是1978年成立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之后，一直致力于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宣传、推广和实施，如对应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网络，并使之成为了中国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全国性教育培训平台，对于中国多年来的工作，您有何评价?
Ishwaran：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立和运行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一项重大成就。使用该网络来设计、发展和执行一系列试点性项目的工作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此间不但涉及政府部门，而且还涉及到民间社团和个人。目前，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几乎可看作是一个“迷你”版的全球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前者所展示出的良好实践将大大有益于后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展示及交流。
《人与生物圈》：谈谈您对中国生态环境现状的认识和期望。
Ishwaran：当前，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大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金融和政治事务决策权上的分配格局。中国能够在全球环境关系调整以及在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途径和实践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再次为世界带来类似的改变。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特别是其中的28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可作为中国创造性试验及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分享经验教训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