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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研究的历史中，有所谓“新红学”一说，谓胡适于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乃“新红学”的开山之作。甚至有人把所谓“新红学”视为红学史分期的标界。
然而，此说甚为可疑。
从事实上考察，“新红学”实际上是个伪命题。理由如次。
（一）从“新”与“旧”这一时间概念上看。
《红楼梦》自从清乾、嘉时代以手钞本形式流传以来，再由摆字本、石印本到铅印本，便有脂砚斋、王希廉等等一大批评点家的大量评论文字出现。他们处在封建社会，都以儒家思想（间或杂以释、道思想）作为评论的根据。及至清末民初，情况大变。其一，王国维以叔本华的思想作为评论的“立脚点”。其二，在梁启超提出“小说革命”以“新民”的声浪中，侠人认为《红楼梦》乃伦理小说、乃政治小说。其三，陈独秀于1921年5月发表文章，谓当从小说中察看社会历史……这些，比起脂砚斋等人的评点来，难道不“新”些？
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昨日“旧”，今日“新”，待到明日再发展，今日之“新”则又形为“旧”了。如果认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才是“新红学”的开始，从而把王国维、梁启超、侠人、陈独秀等人的论《红》文章都归入旧红学，不仅不符合《红楼梦》研究的历史真相，更是人们大抱不平的。
再说，如果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那么自此以后九十多年的论《红》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文章，又该称什么呢？是否该称“新新红学”或“最新红学”？
（二）从《红楼梦考证》的结论看。
其结论不“新”，方法不“新”，何以谓之“新红学”？
《红楼梦考证》的结论之一是“使我们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
这是废话。在此之前，早就有人说过了。
程伟元、高鹗二人为程本《红楼梦》写的两篇《序》和《引言》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文不赘引）。此为一证。
裕瑞（1771—1838）《枣窗闲笔》云：“伟元遂获赝鼎于鼓担……高鹗又从而刻之。”此为二证。
吴云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与吴门花韵庵主作《序》说：“《红楼梦》一书……高兰墅偕陈（当为‘程’）某足成之。”此为三证。
俞樾（1801—1907）《小浮梅闲话》云：“《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同年》一首……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此为四证。
清代人李放的《八旗画录》云：“汉平高进士鹗酷嗜此书，续作四十卷附于后，自号为《红楼外史》。”此为五证。
《红楼梦》考证的另一结论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
这种“自叙传”说，违反了小说创作的起码常识，遭到后人的不断抨击。如1925年《学衡》杂志发表黄乃秋的《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说：胡氏此说“适蹈（索隐派）王梦阮、蔡子民附会之覆辄”，“大背乎小说之原理”。他举例说：“如谓宝玉即雪芹，宝玉之终极在解脱（按：指出家），试问雪芹解脱之事实又何在？”这种对“自叙传”说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
这点，可暂时按下不表，光说“自叙传”说本身，也是偷袭前人之言，现饭重炒。试举八例以证之。
一证。庚展本第十七回写宝玉“一溜烟就出园来”处，脂批道：“不肖子弟来着形容。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原作‘回’）思彼亦自写其照。”
二证。裕瑞《枣窗闲笔》云：“雪芹因托写其家事，感慨不胜，呕心写成此书，原非局外旁观人也。”
三证。陈其泰在《红楼梦》第一回批道：“曹雪芹明明即是宝玉也。”
四证。江顺怡同治八年作《红楼梦杂记》说得更明白：“《红楼梦》所纪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
五证。解盦居士（生卒年不详）《石头臆说》云：“宝玉实作者自命，而乃有甄、贾两人者，盖甄宝玉为作者之真境，贾宝玉乃作者之幻想也。”又云：通灵宝玉“从胎里带来，口中吐出，非即作者之心与文乎！”
六证。清代人胡寿萱《论红楼梦小启》云：“《红楼》一书，雪芹巢幕侯门，目睹富贵浮云，邯郸一梦，状则繁华极盛，景艳三春，花鸟皆能解语。继则冷落园亭，魂归月夜，鬼魅亦且弄人。不特云散风流，盛衰兴减，而且世态炎凉，门稀车马矣，故作书以梦名。”
七证。清末人洪秋著《红楼梦抉隐》云：“《红楼》则为宝玉自撰，尤创古今未有之格。”
八证。清末，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云：“综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
以上五证与八证，统统说明，胡适“考证”出的结论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清代人早已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至于研究方法，胡适曾大言不惭地说：“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考证方法，早在汉代即已兴起，称之为汉学。郑玄、孔颖达是“老祖宗”，且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又一度形成高潮。这样的方法，还须胡适来“教”？即使在《红楼梦》研究领域，清代人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早便提出：“阅《红楼梦》者……当以何义门阅十七史法评之。若但以金圣叹评四大奇书法评之，浅矣！”早已有人“教”之在前，何须胡适来“教”？按，何义门，乃何焯（1661—1722）之号。其《义门读书记》即以考证法辨证史事。其实，胡适自己也承认：“很少人（甚至没有人）曾经想到，现代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他闪烁其词，就是不敢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考证法是从古人那里拿来的。
总而言之，“新红学”的结论不新，方法不新，这“新”字何从说起！
（三）从“新红学”的内涵与人员看。
“新红学”的内涵是什么？“新红学”派有哪些人？这两个问题，是复旦大学教授陈维照提出来的，问得好，问到了肯綮。他在他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写道：“‘新红学’的概念从未被清晰地厘定过”。又写道：“研究者无法指出，除了胡适、俞平伯、顾颉刚之外，‘新红学’派还包括哪些人”。时至今日，从“新红学”这一名詞出现起，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谁能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这里可补充说明的是，陈教授提出“新红学”派三人中，顾颉刚后来从事古代史考辨去了。俞平伯呢，早在1925年7月出版的《现代评论》上便发表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中云：“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么？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俞平伯早就与胡适分道扬镳了。于是，“新红学”派，便只剩下胡适这位孤家寡人了！
（四）从“新红学”这一名词的出笼情况看。
1921年4至7月间，胡适、俞平伯、顾颉刚三人讨论《红楼梦》的一些问题，“兴会很好”，书信不断。胡给顾写信十二封，给俞写信十七封；俞给顾写信十八封；顾给胡写信十五封，给俞写信九封。第三年（1923），俞以三人讨论的内容为基础，出版了《红楼梦辨》一书。顾自然成了为俞写序的最佳人选。他在《序》中极为称赞胡、俞，并说：“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新红学”这一名词最初的出笼，原来如此！自吹自擂，何其明显无误。
胡适曾说：“向来研究这部书（按：指《红楼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顾颉刚曾说：“红学研究了近百年，没有什么成绩。”言下之意，他们是否认为“道路”和“成绩”都体现在虚形幻影的“新红学”上？让历史来作结论吧。
然而，此说甚为可疑。
从事实上考察，“新红学”实际上是个伪命题。理由如次。
（一）从“新”与“旧”这一时间概念上看。
《红楼梦》自从清乾、嘉时代以手钞本形式流传以来，再由摆字本、石印本到铅印本，便有脂砚斋、王希廉等等一大批评点家的大量评论文字出现。他们处在封建社会，都以儒家思想（间或杂以释、道思想）作为评论的根据。及至清末民初，情况大变。其一，王国维以叔本华的思想作为评论的“立脚点”。其二，在梁启超提出“小说革命”以“新民”的声浪中，侠人认为《红楼梦》乃伦理小说、乃政治小说。其三，陈独秀于1921年5月发表文章，谓当从小说中察看社会历史……这些，比起脂砚斋等人的评点来，难道不“新”些？
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昨日“旧”，今日“新”，待到明日再发展，今日之“新”则又形为“旧”了。如果认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才是“新红学”的开始，从而把王国维、梁启超、侠人、陈独秀等人的论《红》文章都归入旧红学，不仅不符合《红楼梦》研究的历史真相，更是人们大抱不平的。
再说，如果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那么自此以后九十多年的论《红》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文章，又该称什么呢？是否该称“新新红学”或“最新红学”？
（二）从《红楼梦考证》的结论看。
其结论不“新”，方法不“新”，何以谓之“新红学”？
《红楼梦考证》的结论之一是“使我们知道《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
这是废话。在此之前，早就有人说过了。
程伟元、高鹗二人为程本《红楼梦》写的两篇《序》和《引言》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文不赘引）。此为一证。
裕瑞（1771—1838）《枣窗闲笔》云：“伟元遂获赝鼎于鼓担……高鹗又从而刻之。”此为二证。
吴云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与吴门花韵庵主作《序》说：“《红楼梦》一书……高兰墅偕陈（当为‘程’）某足成之。”此为三证。
俞樾（1801—1907）《小浮梅闲话》云：“《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同年》一首……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此为四证。
清代人李放的《八旗画录》云：“汉平高进士鹗酷嗜此书，续作四十卷附于后，自号为《红楼外史》。”此为五证。
《红楼梦》考证的另一结论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
这种“自叙传”说，违反了小说创作的起码常识，遭到后人的不断抨击。如1925年《学衡》杂志发表黄乃秋的《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说：胡氏此说“适蹈（索隐派）王梦阮、蔡子民附会之覆辄”，“大背乎小说之原理”。他举例说：“如谓宝玉即雪芹，宝玉之终极在解脱（按：指出家），试问雪芹解脱之事实又何在？”这种对“自叙传”说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
这点，可暂时按下不表，光说“自叙传”说本身，也是偷袭前人之言，现饭重炒。试举八例以证之。
一证。庚展本第十七回写宝玉“一溜烟就出园来”处，脂批道：“不肖子弟来着形容。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原作‘回’）思彼亦自写其照。”
二证。裕瑞《枣窗闲笔》云：“雪芹因托写其家事，感慨不胜，呕心写成此书，原非局外旁观人也。”
三证。陈其泰在《红楼梦》第一回批道：“曹雪芹明明即是宝玉也。”
四证。江顺怡同治八年作《红楼梦杂记》说得更明白：“《红楼梦》所纪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
五证。解盦居士（生卒年不详）《石头臆说》云：“宝玉实作者自命，而乃有甄、贾两人者，盖甄宝玉为作者之真境，贾宝玉乃作者之幻想也。”又云：通灵宝玉“从胎里带来，口中吐出，非即作者之心与文乎！”
六证。清代人胡寿萱《论红楼梦小启》云：“《红楼》一书，雪芹巢幕侯门，目睹富贵浮云，邯郸一梦，状则繁华极盛，景艳三春，花鸟皆能解语。继则冷落园亭，魂归月夜，鬼魅亦且弄人。不特云散风流，盛衰兴减，而且世态炎凉，门稀车马矣，故作书以梦名。”
七证。清末人洪秋著《红楼梦抉隐》云：“《红楼》则为宝玉自撰，尤创古今未有之格。”
八证。清末，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云：“综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
以上五证与八证，统统说明，胡适“考证”出的结论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清代人早已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至于研究方法，胡适曾大言不惭地说：“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考证方法，早在汉代即已兴起，称之为汉学。郑玄、孔颖达是“老祖宗”，且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又一度形成高潮。这样的方法，还须胡适来“教”？即使在《红楼梦》研究领域，清代人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早便提出：“阅《红楼梦》者……当以何义门阅十七史法评之。若但以金圣叹评四大奇书法评之，浅矣！”早已有人“教”之在前，何须胡适来“教”？按，何义门，乃何焯（1661—1722）之号。其《义门读书记》即以考证法辨证史事。其实，胡适自己也承认：“很少人（甚至没有人）曾经想到，现代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他闪烁其词，就是不敢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考证法是从古人那里拿来的。
总而言之，“新红学”的结论不新，方法不新，这“新”字何从说起！
（三）从“新红学”的内涵与人员看。
“新红学”的内涵是什么？“新红学”派有哪些人？这两个问题，是复旦大学教授陈维照提出来的，问得好，问到了肯綮。他在他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写道：“‘新红学’的概念从未被清晰地厘定过”。又写道：“研究者无法指出，除了胡适、俞平伯、顾颉刚之外，‘新红学’派还包括哪些人”。时至今日，从“新红学”这一名詞出现起，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谁能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这里可补充说明的是，陈教授提出“新红学”派三人中，顾颉刚后来从事古代史考辨去了。俞平伯呢，早在1925年7月出版的《现代评论》上便发表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中云：“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么？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俞平伯早就与胡适分道扬镳了。于是，“新红学”派，便只剩下胡适这位孤家寡人了！
（四）从“新红学”这一名词的出笼情况看。
1921年4至7月间，胡适、俞平伯、顾颉刚三人讨论《红楼梦》的一些问题，“兴会很好”，书信不断。胡给顾写信十二封，给俞写信十七封；俞给顾写信十八封；顾给胡写信十五封，给俞写信九封。第三年（1923），俞以三人讨论的内容为基础，出版了《红楼梦辨》一书。顾自然成了为俞写序的最佳人选。他在《序》中极为称赞胡、俞，并说：“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新红学”这一名词最初的出笼，原来如此！自吹自擂，何其明显无误。
胡适曾说：“向来研究这部书（按：指《红楼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顾颉刚曾说：“红学研究了近百年，没有什么成绩。”言下之意，他们是否认为“道路”和“成绩”都体现在虚形幻影的“新红学”上？让历史来作结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