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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赋体的发生大致经过赋物、赋诗、赋体三阶段。赋物是政府的上征下献行为，它其实是一种隐性的隔空对话。赋诗则是宾主双方借诗歌以传情达意、或表达外交诉求的一种诗意对话，而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的结构则是对赋物与赋诗对话模式的继承与延续。
关键词：赋 赋体 赋物 赋诗
“述客主以首引”是刘勰对赋体文学结构特征的经典概括，《文心雕龙·铨赋》篇云：“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貎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依刘勰之见，赋体乃是在《诗经》与《楚辞》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崭新文体，其文体特征有二：一是“述客主以首引”，即在结构上采用主客对话的方式来行文谋篇；二是“极声貎以穷文”，即在艺术上追求铺排夸张，穷形尽相。对于赋体“极声貎以穷文”的艺术特征学界研究的已很深入，相对而言，对于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的结构特征研究还较薄弱，尤其是对于赋体这一结构的成因尚缺乏较深入而透辟的分析，故笔者不揣谫陋，略陈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对话体是人类早期著作普遍采用的一种结构模式，典型代表如东方的《论语》，西方的《理想国》，但是，这种结构模式毕竟是人类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人类写作技巧与表达水平的不断进步，它逐渐退出了历史的主流地位。但比较特殊的是，兴起于战国，成熟于两汉的赋体文学对这种结构情有独钟，赋体的这一结构就是刘勰所总结的“述客主以首引”，那么，赋体为何独独偏爱于这种结构模式呢？原因何在？目前学界对这一现象的探究主要是从两个维度进行的：
一是纵向的历史维度，即认为这一结构是受到历史上某一文体或作品影响的结果。如清人章学诚认为这一结构模式是受《庄子》、《列子》等寓言对话模式的影响，其《校雠通义》云：“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1]。近人刘永济则认为这一结构特征是受到楚辞《卜居》、《渔父》的影响，刘氏云“自《卜居》、《渔父》肇对问之端，宋玉因之，辞设客主，所以首引文致也。于是有对问之作”[2]。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这一结构是受到隐语问答模式的影响[3]，等等。
二是横向的社会维度，即认为这一结构的形成乃是受到当时某种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对话结构乃是战国时属文之通例，其《史通·外篇·杂说下》谓：“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4]今人饶宗颐亦云：“战国时人著书，惯用对话，近出土马王堆佚书，若《伊尹》、《九主》、《十大经》，无不如此，自是一时风气使然。”[5]准此，则赋体采用对话体结构乃是受时代风气影响所致。而新加坡学者苏瑞隆则认为这一结构乃是出于讽谏策略的考虑，即受制于赋体特殊的阅读对象而采取的一种结构方式，其云“写赋之目的乃在讽谏。戏剧的对话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佳工具，经由对话来进行对君主的讽谏，造成一种婉转微妙的效果，确是避免直接触怒主上的最好办法。”[6]今人刘朝谦则认为这种对话体结构乃是社会变迁所致，由于战国晚期聘问歌咏不行，贤人丧失了话语权，于是通过这种对话体的赋来寄托他们曾经拥有的政治身份与诗意言说[7]。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这种结构模式乃是受到经学大师向弟子授经，以及皇帝评定甲乙论讲形式的影响，等等[8]。
以上诸说，似乎颇有道理，但若稍加揣摩，认真推敲起来，总觉得有些大而无当，不着边际，不能令人彻底信服。比如说，从历史的维度来解释赋体这一结构的成因，虽然注意到了《庄》《列》寓言或《楚辞》对话与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结构之间的相似性，但如果说后者一定是受前者影响的结果，显然极为牵强，因为二者之间除了仅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外，我们并找不到前者影响后者的有力证据，而且这种说法还会引起新的疑问，即为何《庄》《列》寓言或《楚辞》对话结构只影响到赋体的结构方式，而没有影响到与赋体同时，乃至其后的其它文体？同样，从横向的社会背景来揭示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结构的成因，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即某一社会因素为何单单只影响了赋体的结构方式而没有影响到其它文体的结构方式？很显然，以上诸说无法对这些疑问给出确切的回答，所以，这些说法均非探本之论，他们并未揭示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结构模式的真正成因。
如果我们对以上诸说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尽管诸说探寻成因的角度不同，结论各异，但是这些说法也有其共性，即他们均是从赋体文学的外部去探讨“述客主以首引”结构的成因——无论是《庄》《列》寓言或《楚辞》对话，还是时代风气、政治因素、社会变迁等等，对赋体文学而言，都是外在的因素——所以，如果说他们找出的原因，勉强算作原因的话，难么，这些说法仅仅只揭示了赋体这一结构形成的外因。但是，事物的形成与发展乃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内因是事物形成的关键因素、决定因素，外因是次要因素，辅助因素，更重要的是，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内因，外因也就失去了作用。因此，我们研究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结构的成因，仅仅关注外因是不够的，更重要的任务是揭示这一结构形成的内因。
二
赋体的形生过程大致经历了作为行为方式的赋物、言说方式的赋诗到文体形式的赋体三个阶段，赋体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潜藏在这三个阶段之中，而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结构的成因亦蕴含在这一过程中。
1.赋物
赋字是赋体文学形成的逻辑起点，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奠定了赋体文学的部分特征，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赋字，尤其是它的本义做一番考察。
赋字究竟产生于何时，已不得而知，但对赋的本义，学界看法一致，即许慎《说文解字》所云：“赋，敛也。从贝武声。”它是政府的一种征敛赋税的行为，故《公羊传》哀公十二年“用田赋”何休注亦云：“赋者，敛取其财物也。” 根据《周礼·天官·大宰》所记，政府所征赋税有九种，“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这些不同种类的赋税，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余之赋；以待赐予。”[9]由此可见，赋本是一种官方政治行为，是君王为了满足其日常消费与国家机器运转的需要而向其臣民征收的各种财物，故孔颖达曰：“赋者，自上税下之名也。”[10]
关键词：赋 赋体 赋物 赋诗
“述客主以首引”是刘勰对赋体文学结构特征的经典概括，《文心雕龙·铨赋》篇云：“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貎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依刘勰之见，赋体乃是在《诗经》与《楚辞》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崭新文体，其文体特征有二：一是“述客主以首引”，即在结构上采用主客对话的方式来行文谋篇；二是“极声貎以穷文”，即在艺术上追求铺排夸张，穷形尽相。对于赋体“极声貎以穷文”的艺术特征学界研究的已很深入，相对而言，对于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的结构特征研究还较薄弱，尤其是对于赋体这一结构的成因尚缺乏较深入而透辟的分析，故笔者不揣谫陋，略陈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对话体是人类早期著作普遍采用的一种结构模式，典型代表如东方的《论语》，西方的《理想国》，但是，这种结构模式毕竟是人类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人类写作技巧与表达水平的不断进步，它逐渐退出了历史的主流地位。但比较特殊的是，兴起于战国，成熟于两汉的赋体文学对这种结构情有独钟，赋体的这一结构就是刘勰所总结的“述客主以首引”，那么，赋体为何独独偏爱于这种结构模式呢？原因何在？目前学界对这一现象的探究主要是从两个维度进行的：
一是纵向的历史维度，即认为这一结构是受到历史上某一文体或作品影响的结果。如清人章学诚认为这一结构模式是受《庄子》、《列子》等寓言对话模式的影响，其《校雠通义》云：“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1]。近人刘永济则认为这一结构特征是受到楚辞《卜居》、《渔父》的影响，刘氏云“自《卜居》、《渔父》肇对问之端，宋玉因之，辞设客主，所以首引文致也。于是有对问之作”[2]。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这一结构是受到隐语问答模式的影响[3]，等等。
二是横向的社会维度，即认为这一结构的形成乃是受到当时某种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对话结构乃是战国时属文之通例，其《史通·外篇·杂说下》谓：“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4]今人饶宗颐亦云：“战国时人著书，惯用对话，近出土马王堆佚书，若《伊尹》、《九主》、《十大经》，无不如此，自是一时风气使然。”[5]准此，则赋体采用对话体结构乃是受时代风气影响所致。而新加坡学者苏瑞隆则认为这一结构乃是出于讽谏策略的考虑，即受制于赋体特殊的阅读对象而采取的一种结构方式，其云“写赋之目的乃在讽谏。戏剧的对话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佳工具，经由对话来进行对君主的讽谏，造成一种婉转微妙的效果，确是避免直接触怒主上的最好办法。”[6]今人刘朝谦则认为这种对话体结构乃是社会变迁所致，由于战国晚期聘问歌咏不行，贤人丧失了话语权，于是通过这种对话体的赋来寄托他们曾经拥有的政治身份与诗意言说[7]。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这种结构模式乃是受到经学大师向弟子授经，以及皇帝评定甲乙论讲形式的影响，等等[8]。
以上诸说，似乎颇有道理，但若稍加揣摩，认真推敲起来，总觉得有些大而无当，不着边际，不能令人彻底信服。比如说，从历史的维度来解释赋体这一结构的成因，虽然注意到了《庄》《列》寓言或《楚辞》对话与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结构之间的相似性，但如果说后者一定是受前者影响的结果，显然极为牵强，因为二者之间除了仅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外，我们并找不到前者影响后者的有力证据，而且这种说法还会引起新的疑问，即为何《庄》《列》寓言或《楚辞》对话结构只影响到赋体的结构方式，而没有影响到与赋体同时，乃至其后的其它文体？同样，从横向的社会背景来揭示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结构的成因，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即某一社会因素为何单单只影响了赋体的结构方式而没有影响到其它文体的结构方式？很显然，以上诸说无法对这些疑问给出确切的回答，所以，这些说法均非探本之论，他们并未揭示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结构模式的真正成因。
如果我们对以上诸说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尽管诸说探寻成因的角度不同，结论各异，但是这些说法也有其共性，即他们均是从赋体文学的外部去探讨“述客主以首引”结构的成因——无论是《庄》《列》寓言或《楚辞》对话，还是时代风气、政治因素、社会变迁等等，对赋体文学而言，都是外在的因素——所以，如果说他们找出的原因，勉强算作原因的话，难么，这些说法仅仅只揭示了赋体这一结构形成的外因。但是，事物的形成与发展乃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内因是事物形成的关键因素、决定因素，外因是次要因素，辅助因素，更重要的是，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内因，外因也就失去了作用。因此，我们研究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结构的成因，仅仅关注外因是不够的，更重要的任务是揭示这一结构形成的内因。
二
赋体的形生过程大致经历了作为行为方式的赋物、言说方式的赋诗到文体形式的赋体三个阶段，赋体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潜藏在这三个阶段之中，而赋体“述客主以首引”结构的成因亦蕴含在这一过程中。
1.赋物
赋字是赋体文学形成的逻辑起点，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奠定了赋体文学的部分特征，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赋字，尤其是它的本义做一番考察。
赋字究竟产生于何时，已不得而知，但对赋的本义，学界看法一致，即许慎《说文解字》所云：“赋，敛也。从贝武声。”它是政府的一种征敛赋税的行为，故《公羊传》哀公十二年“用田赋”何休注亦云：“赋者，敛取其财物也。” 根据《周礼·天官·大宰》所记，政府所征赋税有九种，“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这些不同种类的赋税，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余之赋；以待赐予。”[9]由此可见，赋本是一种官方政治行为，是君王为了满足其日常消费与国家机器运转的需要而向其臣民征收的各种财物，故孔颖达曰：“赋者，自上税下之名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