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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介绍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确立的理论研究,分析了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我国企业家生存活动环境。透过“三鹿奶粉”事件等危机道德事件,总结出当前规范竞争和法治的环境下,企业家应进行反思,并得出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家从而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最为重大的结论。在所有的各种制度中,两个最核心的制度是界定良好的产权制度和强有力的法治。
【关键词】 企业家精神;创新;经济增长;制度;危机
理论界对企业家精神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关于企业家精神,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国内学者鲁兴启(2001)指出,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一种变革和创新精神,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动力,市场竞争压力是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外在压力。叶勤(2000)认为,创业是形成企业家精神的基础,创新则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综上所述,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将变革和开拓结合在一起的创业和创新精神。
一、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
1.主流经济学中的观点。可以从古典经济学中总结出两种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一种沿着斯密“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而发展的收益递增的思路;另一种是沿着李嘉图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而发展的增长模式。在斯密的模式中,市场范围的扩展,将会引致生产者的创新,带来分工的深化,导致生产率的提高;李嘉图将经济产出看成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函数,资本积累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原因。由于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和存在既定的生产要素,经济增长将会受人口的支配,使得经济增长必然陷入停滞状态,李嘉图得出了“经济增长前景是悲观的、忧郁的”的结论,这与斯密的创新和分工将会带来财富的持续增长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20世纪2O、3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及其发展形势使人们开始对斯密式的古典增长思路产生一些怀疑,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则更多地沿袭了李嘉图的增长模式,在2O世纪5O年代发展为以索罗和斯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并成为此后3O多年里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是在逐渐地认识到和引人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实际上,可以将标准的主流经济增长模型理解为:
Y=f(K,L,Tech,E)(E代表企业家才能)
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只注意这些增长要素本身,实际上并不能揭示经济增长真正的实现机制。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基本经济问题是稀缺手段在互相竞争的目标之间配置的问题。在这样的基本框架下,经济增长问题也容易转化为只是从既定的方案中作出一个选择,决策者可以通过最优化数学技术达致决定。应用新古典生产函数于经济发展,做法如一张烹饪菜谱,把所有经济增长要素{例如,资金(K),劳力(L)}装入锅中(增长模式),加热(量化计算),便可完成增长。至于这些要素是如何结合并形成经济增长的机制,主流增长理论不能提供解释。它基本忽略了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与经济增长的动力。
2.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新观点。这种方法未能了解行动者即企业家在决策过程中的困难,没有包含企业的创见、明智的策略、巧妙的计划、新奇的创意和尝试,在竞争过程中,也不需要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资料及信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首先对企业家的角色进行系统论述的是熊彼特。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创新者,他们开发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实现组织创新等。同时,熊彼特也把企业家看作是一个领导者,他把生产的方式引向先前未开发的市场,其他的生产者追随他进入这些新市场。对熊彼特来说,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打破常规的能力,是一种破坏现存市场的能力,一种使系统偏离原来均衡循坏的能力。熊彼特认为在静态经济中没有企业家,没有利润,也不存在创新和发展。经济发展需要从循环经济阶段转进入动态经济阶段,熊彼特把这一转变看作从一种均衡达到一种新的均衡。实现这一质的飞跃的关键就是企业家的出现以及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柯兹纳反对传统理论认为最优的选择一旦出现就会被人们利用的观点,他认为,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不能自行组合要素并做出正确的评价。企业家是根据在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决策。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自身的非完全理性,在决策时难免会做出偏离事实的预测,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这样就使资源的配置偏离最有效的途径,无法实现最优的配置,经济增长的潜能也无法得到最大的发挥。在他看来,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机会的敏感性,是一个发现过程。企业家发现由于别人的错误判断而存在的机会,并通过纠正存在的错误,达到更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效果,从而获得新的利润。
二、中国企业家现状及环境特征
1.企业家的特质。企业家将工业或商业上的成功看成是实现私人王国梦想的捷径,通过经济上的成功来获取社会地位。当通过其他途经获取社会地位的机会越是渺茫时,企业家以创新获得财富,赢得社会地位的动机越是强烈,追求财富和追求社会地位能够给企业家带来很强的心理效用和精神满足。其次,决定企业家创新能力使用与配置的因素还包括企业家个体强烈的竞争求胜意念。企业家不仅追求成功带来的果实,更是追求获取成功的过程,在企业家那里,竞争的结果只是成功與否的标志和象征,真正能够给予企业家带来享受的是创新本身。再次,尽管人们普遍怀有施展个人才华、追求创新、获得成功的情结,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等待机会,而是主动寻求困难和挑战,迷恋推陈出新,以冒险为乐。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经济增长理论必须考虑影响人类行为中企业家因素的深层次问题。制度经济理论的一个最基本观点是,激励结构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从而影响经济绩效。企业家的市场制度创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非正式的产权保护制度。在私有产权不被政府法律或者意识形态认可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会成为私有产权的侵犯者,此时的企业家就会趋向于构建游离于现存法律规章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体系,以获得对创新活动过程以及创新成果的保护。二是非正式合同执行制度。当经济体系缺乏有效的市场法律秩序体制时,企业家很难获得司法体系对创新活动和交易行为的庇护,私营企业家往往主动与交易对象建立起互惠交易关系。三是非正式的金融问络。经济增长要成为可能,必须要有资金的支持。企业家创新才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资金投入,方能体现出来,企业家又不必然是那些初始就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企业家才能可以通过使用他人的资金来实现自己的企业家才能。
2.从日美企业家环境对比中看企业家成长。企业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和面对纷繁的事务,受到很多公共权力的约束,社会舆论也不倾向他们。在日本,企业家尤其是lT领域的企业家非常少,因为他们承担着很高的金融和社会风险。此外,日本相关支持系统——法律、金融建议、战略、营销、投资等都没有美国的发展完善。而且日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很少,很多还是传统银行里相当保守的投资分支。美国的硅谷是一个为管理和技术天才们提供极富神奇魅力的创新的地方,数十年的辉煌历史证明硅谷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源地,也是一个产生企业家英雄的大熔炉,而不怕失败是硅谷的最大魅力之一。在硅谷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It’s OK to fail,即失败是可以的。因为创新的同时就有风险,往往是失败的案例多,而成功的案例少。美国各级企业家精神教育就始终贯穿着这样的理念:那就是鼓励创新而容忍失败,把失败作为经验,把失败视为成功的一部分。若在其他许多地方,失败了则会遭到白眼。不容忍失败即是日本企业和社会的致命伤。两相对比,不难发现创造更加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让“接受失败,容忍失败”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茁壮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企业家的反思与前进
2009年1月22日,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被判处无期徒刑。“三鹿奶粉”事件使她的名字和事件本身深深地留在中国企业史、中国食品安全史中。2008年,企业家声誉一夜之间从高峰跌落谷底的,并不只是田文华。因为地震期间捐款问题而蒙受指责的王石,至今仍煎熬在迫其辞职的舆论压力之下,而因三鹿“封口费”事件,百度这个昔日年轻人最向往的雇主也被指为“中国互联网黑社会”,李彦宏个人形象也因此严重受损。2008年,发生在中国商界的几件事反复昭示着一个寓言:快速成长起来的行业领袖企业,由于其在发展中潜藏的种种“因缘”突然爆发,而让企业或者企业家个人面临猝不及防的危机。事情没有好环之分,关键就看我们怎么去思考和面对。其实问题奶粉这件事对其它行业也是很好的警示,对整个中国的企业家也是一个警示。如果每个企业家都把这些警示看作是打在自己身上的,那热辣、羞愧的烙印就是一次考验和磨练,在试炼之后企业家必升华。改革开放3O年来,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犯了很多错误。他们相信做大做强,说企业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种观点驱使我們不断“做大做强”。我们应该做实做好一个小企业,这永远比做大做强、做多元化更好更健康。过去有太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经不住诱惑,想入非非希望一夜暴富,这种心态影响了他们企业的基业长青。眼下,中国民营企业正是该补信守承诺、谦卑、诚实和不受诱惑的课。
四、结论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经济增长理论必须考虑影响人类行为中企业家因素的深层次问题。在考察经济增长的终极诱因时,可以排除诸如技术的可得性、人口水平、移民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而集中考察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家从而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在所有的各种制度中,两个最核心的制度是界定良好的产权制度和强有力的法治。一系列经验研究表明,那些这两项制度得到很好发展的国家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其他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制度都建立在这两项制度基础之上。制度阻碍经济增长的情形包括政府、警察和(或)司法腐败、过高的税收或过度的管制,不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这些都可归因于在产权制度薄弱和法治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精神及其活动会表现为三种方向:一是腐败严重、管制过度的环境下,潜在的企业家将会将其活动集中于向管制者寻租而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二是在税收过高或管制过度的情形下,企业家将其活动转向地下经济或非正式经济;三是在法治严重缺失、产权界定或保护不力的情形下,企业家精神被彻底窒息,经济体系将被锁定在低水平中。
一个界定和实施良好的产权制度将为企业家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和激励机制,而强有力的法治将约束政府行为对企业家的干预,为企业家的自由进入市场提供保障,如此,企业家精神才能生生不息,为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杨宇,郑垂勇.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8(18):11～13
[2]刘志铭,李晓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奥地利学派的视角[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2～19
[3]陈剑,黄寿松.企业家创新能力配置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J].科学·经济·社会.2008(4):55～58
[4]丁凯.中国企业家不再集体失语“三鹿”余波下重塑企业家精神[J].商业时代.2008(10):18～21
[5]姚则会.论美国企业家精神培育机制及对我国教育的启示[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8(3):1～3
【关键词】 企业家精神;创新;经济增长;制度;危机
理论界对企业家精神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关于企业家精神,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国内学者鲁兴启(2001)指出,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一种变革和创新精神,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动力,市场竞争压力是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外在压力。叶勤(2000)认为,创业是形成企业家精神的基础,创新则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综上所述,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将变革和开拓结合在一起的创业和创新精神。
一、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
1.主流经济学中的观点。可以从古典经济学中总结出两种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一种沿着斯密“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而发展的收益递增的思路;另一种是沿着李嘉图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而发展的增长模式。在斯密的模式中,市场范围的扩展,将会引致生产者的创新,带来分工的深化,导致生产率的提高;李嘉图将经济产出看成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函数,资本积累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原因。由于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和存在既定的生产要素,经济增长将会受人口的支配,使得经济增长必然陷入停滞状态,李嘉图得出了“经济增长前景是悲观的、忧郁的”的结论,这与斯密的创新和分工将会带来财富的持续增长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照。20世纪2O、3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及其发展形势使人们开始对斯密式的古典增长思路产生一些怀疑,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则更多地沿袭了李嘉图的增长模式,在2O世纪5O年代发展为以索罗和斯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并成为此后3O多年里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是在逐渐地认识到和引人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实际上,可以将标准的主流经济增长模型理解为:
Y=f(K,L,Tech,E)(E代表企业家才能)
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只注意这些增长要素本身,实际上并不能揭示经济增长真正的实现机制。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基本经济问题是稀缺手段在互相竞争的目标之间配置的问题。在这样的基本框架下,经济增长问题也容易转化为只是从既定的方案中作出一个选择,决策者可以通过最优化数学技术达致决定。应用新古典生产函数于经济发展,做法如一张烹饪菜谱,把所有经济增长要素{例如,资金(K),劳力(L)}装入锅中(增长模式),加热(量化计算),便可完成增长。至于这些要素是如何结合并形成经济增长的机制,主流增长理论不能提供解释。它基本忽略了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与经济增长的动力。
2.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新观点。这种方法未能了解行动者即企业家在决策过程中的困难,没有包含企业的创见、明智的策略、巧妙的计划、新奇的创意和尝试,在竞争过程中,也不需要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资料及信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首先对企业家的角色进行系统论述的是熊彼特。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创新者,他们开发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实现组织创新等。同时,熊彼特也把企业家看作是一个领导者,他把生产的方式引向先前未开发的市场,其他的生产者追随他进入这些新市场。对熊彼特来说,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打破常规的能力,是一种破坏现存市场的能力,一种使系统偏离原来均衡循坏的能力。熊彼特认为在静态经济中没有企业家,没有利润,也不存在创新和发展。经济发展需要从循环经济阶段转进入动态经济阶段,熊彼特把这一转变看作从一种均衡达到一种新的均衡。实现这一质的飞跃的关键就是企业家的出现以及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柯兹纳反对传统理论认为最优的选择一旦出现就会被人们利用的观点,他认为,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不能自行组合要素并做出正确的评价。企业家是根据在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决策。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自身的非完全理性,在决策时难免会做出偏离事实的预测,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这样就使资源的配置偏离最有效的途径,无法实现最优的配置,经济增长的潜能也无法得到最大的发挥。在他看来,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机会的敏感性,是一个发现过程。企业家发现由于别人的错误判断而存在的机会,并通过纠正存在的错误,达到更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效果,从而获得新的利润。
二、中国企业家现状及环境特征
1.企业家的特质。企业家将工业或商业上的成功看成是实现私人王国梦想的捷径,通过经济上的成功来获取社会地位。当通过其他途经获取社会地位的机会越是渺茫时,企业家以创新获得财富,赢得社会地位的动机越是强烈,追求财富和追求社会地位能够给企业家带来很强的心理效用和精神满足。其次,决定企业家创新能力使用与配置的因素还包括企业家个体强烈的竞争求胜意念。企业家不仅追求成功带来的果实,更是追求获取成功的过程,在企业家那里,竞争的结果只是成功與否的标志和象征,真正能够给予企业家带来享受的是创新本身。再次,尽管人们普遍怀有施展个人才华、追求创新、获得成功的情结,企业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等待机会,而是主动寻求困难和挑战,迷恋推陈出新,以冒险为乐。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经济增长理论必须考虑影响人类行为中企业家因素的深层次问题。制度经济理论的一个最基本观点是,激励结构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从而影响经济绩效。企业家的市场制度创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非正式的产权保护制度。在私有产权不被政府法律或者意识形态认可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会成为私有产权的侵犯者,此时的企业家就会趋向于构建游离于现存法律规章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体系,以获得对创新活动过程以及创新成果的保护。二是非正式合同执行制度。当经济体系缺乏有效的市场法律秩序体制时,企业家很难获得司法体系对创新活动和交易行为的庇护,私营企业家往往主动与交易对象建立起互惠交易关系。三是非正式的金融问络。经济增长要成为可能,必须要有资金的支持。企业家创新才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资金投入,方能体现出来,企业家又不必然是那些初始就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企业家才能可以通过使用他人的资金来实现自己的企业家才能。
2.从日美企业家环境对比中看企业家成长。企业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和面对纷繁的事务,受到很多公共权力的约束,社会舆论也不倾向他们。在日本,企业家尤其是lT领域的企业家非常少,因为他们承担着很高的金融和社会风险。此外,日本相关支持系统——法律、金融建议、战略、营销、投资等都没有美国的发展完善。而且日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很少,很多还是传统银行里相当保守的投资分支。美国的硅谷是一个为管理和技术天才们提供极富神奇魅力的创新的地方,数十年的辉煌历史证明硅谷是一个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源地,也是一个产生企业家英雄的大熔炉,而不怕失败是硅谷的最大魅力之一。在硅谷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It’s OK to fail,即失败是可以的。因为创新的同时就有风险,往往是失败的案例多,而成功的案例少。美国各级企业家精神教育就始终贯穿着这样的理念:那就是鼓励创新而容忍失败,把失败作为经验,把失败视为成功的一部分。若在其他许多地方,失败了则会遭到白眼。不容忍失败即是日本企业和社会的致命伤。两相对比,不难发现创造更加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让“接受失败,容忍失败”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茁壮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企业家的反思与前进
2009年1月22日,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被判处无期徒刑。“三鹿奶粉”事件使她的名字和事件本身深深地留在中国企业史、中国食品安全史中。2008年,企业家声誉一夜之间从高峰跌落谷底的,并不只是田文华。因为地震期间捐款问题而蒙受指责的王石,至今仍煎熬在迫其辞职的舆论压力之下,而因三鹿“封口费”事件,百度这个昔日年轻人最向往的雇主也被指为“中国互联网黑社会”,李彦宏个人形象也因此严重受损。2008年,发生在中国商界的几件事反复昭示着一个寓言:快速成长起来的行业领袖企业,由于其在发展中潜藏的种种“因缘”突然爆发,而让企业或者企业家个人面临猝不及防的危机。事情没有好环之分,关键就看我们怎么去思考和面对。其实问题奶粉这件事对其它行业也是很好的警示,对整个中国的企业家也是一个警示。如果每个企业家都把这些警示看作是打在自己身上的,那热辣、羞愧的烙印就是一次考验和磨练,在试炼之后企业家必升华。改革开放3O年来,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犯了很多错误。他们相信做大做强,说企业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种观点驱使我們不断“做大做强”。我们应该做实做好一个小企业,这永远比做大做强、做多元化更好更健康。过去有太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经不住诱惑,想入非非希望一夜暴富,这种心态影响了他们企业的基业长青。眼下,中国民营企业正是该补信守承诺、谦卑、诚实和不受诱惑的课。
四、结论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经济增长理论必须考虑影响人类行为中企业家因素的深层次问题。在考察经济增长的终极诱因时,可以排除诸如技术的可得性、人口水平、移民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而集中考察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家从而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在所有的各种制度中,两个最核心的制度是界定良好的产权制度和强有力的法治。一系列经验研究表明,那些这两项制度得到很好发展的国家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其他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制度都建立在这两项制度基础之上。制度阻碍经济增长的情形包括政府、警察和(或)司法腐败、过高的税收或过度的管制,不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这些都可归因于在产权制度薄弱和法治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精神及其活动会表现为三种方向:一是腐败严重、管制过度的环境下,潜在的企业家将会将其活动集中于向管制者寻租而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二是在税收过高或管制过度的情形下,企业家将其活动转向地下经济或非正式经济;三是在法治严重缺失、产权界定或保护不力的情形下,企业家精神被彻底窒息,经济体系将被锁定在低水平中。
一个界定和实施良好的产权制度将为企业家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和激励机制,而强有力的法治将约束政府行为对企业家的干预,为企业家的自由进入市场提供保障,如此,企业家精神才能生生不息,为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杨宇,郑垂勇.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8(18):11～13
[2]刘志铭,李晓迎.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奥地利学派的视角[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2～19
[3]陈剑,黄寿松.企业家创新能力配置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J].科学·经济·社会.2008(4):55～58
[4]丁凯.中国企业家不再集体失语“三鹿”余波下重塑企业家精神[J].商业时代.2008(10):18～21
[5]姚则会.论美国企业家精神培育机制及对我国教育的启示[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8(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