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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白居易（772-846年）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作为唐朝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对社会各阶层的女性给予了较为广泛的关注。白居易创作的2800余首诗歌中，有170余首是以女性题材为主，是中国古代对女性命运关注最多的诗人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对女性同情、怜悯、欣赏的态度构成了其鲜明而进步的女性观，对后世影响深远。
女性形象是古代文学创作中重要的部分，贯穿整个文学史发展历程。在白居易多达170余首女性题材的诗中，根据描写内容、人物形象的不同，可以把白居易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杨贵妃、王昭君为代表的宫廷女性，第二类是以织女、农妇为代表的普通劳动妇女，第三类是以妻子女儿、初恋湘灵为代表的内心情感世界中的女性;第四类是后期着力渲染的女妓、女尼、女冠等。本文基于这四类女性形象，对白居易的女性观作出探讨。
一、早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女性观
白居易早期的女性观有着深深的儒家思想烙印。在其女性诗文上，既有“女祸论”的思想，又有涉及劳动女性生存之苦、关注宫廷女子生存命运的问题，对儒家伦理纲常规范下的女性之责，表现出同情、怜爱的态度，有着进步的女性观。
唐人就有对女性祸国的看法，后人亦多论及唐代女性祸国事，如赵翼云：
贞观之末，武后已在宫中，其后称制命，杀唐子孙几尽，中冓之丑，千载指为笑端。韦后继之，秽声流闻，并为其所通之武三思，榜其丑行于天津桥，以倾陷张柬之等，寻又与安乐公主毒弑中宗。宫闱之祸，至此而极。
李唐王室相续绵延的“女祸”，引发了唐代文人的关注。“女祸论”成为中晚唐舆论的兴奋点。与大多数中晚唐诗人群体一样，白居易的女性观也难逃“女祸论”的范畴。在遵循儒家传统女性观的基础上，又常常游离于情感和理性之间，呈现出矛盾而多元的特点。以杨贵妃为例，白居易于元和元年（806年）作《长恨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缘起，可在白居易挚友陈鸿的《长恨歌传》里管窥一二：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任，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
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
由此可见，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初衷是“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存在一定的女祸论思想。然而随着李杨爱情故事的展开，诗人的情感有所转向。由最初的批判演变为对李杨爱情不得善终、有情人不能眷属的感伤，体现出一定的矛盾。但是，在另几篇涉及宫廷女性的诗歌如《胡旋女》《李夫人》《上阳白发人》等中，女祸思想却是全文的题旨。《胡旋女》诗前小序中所言“惑君心”。诗中有云：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可见，白居易把安史之乱的罪因归结于杨贵妃狐媚惑主、君王不圣，有意劝谏君王远离妃子，直言女色祸国。而《李夫人》专为“鉴嬖惑”所作，借周穆王惑于盛姬，汉武帝惑于李夫人，意在告诫唐宪宗切勿重蹈前朝汉室覆辙：“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白居易作为现实主义诗人，其思想主要是儒家仁政思想影响下的折射，他对劳动人民饱含同情。白居易女性观的进步意义表现在他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既包括婚姻命运，又涵盖生存命运。人物既涉及上层宫廷女子，又囊括下层贫苦妇女。
白居易在《昭君怨》里抒发了对王昭君悲剧命运的感叹：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
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叫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白居易背离了一般诗人站在国家兴亡的道德至高点上抒情言志的惯例，而将视角切入到女性个体命运上，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具有前瞻意义。《上阳白发人》中白居易借真实的历史事实重现了后宫制度迫害下普通宫女的悲惨命运，给予她们深切的同情。“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白居易欲以直言劝谏君王。他不仅关注到宫廷上层女子的悲剧，也为普通宫女同情地呐喊，为普通宫女的权益奔走呼号。
白居易除对宫中女子难以主宰婚姻命运的同情，也关心底层贫苦的劳动妇女，同情她们的生存遭遇，发出“念此私自愧”的感慨。这些劳动妇女既有《观刈麦》中的农妇，又有《缭绫》《红线毯》中的织女。这些劳动女性都以一种固定的弱势群体的身份入诗，是其“唯歌生民病”创作思想的体现。《观刈麦》描写了底层劳动妇女的生存压力：“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学者杨联升在其《中唐以后税制与南制税制之关系》一文中也说道：“唐初田制为均田，税制為租庸调，租庸调基于均田制，而二者皆袭自北朝，此向来学者所习知。中唐以降，田制大坏，兼并盛行，租庸调一变而为两税。”此等政治变革加重了百姓的生存压力。白居易作此诗，不仅讽喻当时的苛捐杂税、土地制度，更旨在反映民生疾苦，同情劳动妇女的生存命运。《缭绫》《红线毯》《阴山道》都刻画了女工之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和压迫者之间尖锐的矛盾。
白居易能站在百姓立场上，真切地反映社会现实和庶民百姓的疾苦，清人刘熙载中《艺概》写道：
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穷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颂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
仁者爱人，白居易对其他人尚且如此同情，对待自己的亲人，更表现出真情厚意和无限的爱怜。
白居易于元和三年（808年）与杨氏结婚。新婚燕尔之际，作五言古诗《赠内》以明情志，诗中有“生为同室亲，死为同尘穴。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和“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之句。白居易开篇就表明了自己的婚姻理想，即“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表达了愿与妻子偕老的忠贞爱情观念。元和九年（814年），白居易43岁，正在下卦居丧。其时诗人困居穷乡、内心孤寂，唯有妻子相伴身侧才能得以慰藉。遂作七言绝句《赠内》，倾诉对妻子的一腔深情，“莫对月明思往事，损君颜色减君年”，反映了诗人对妻子的珍爱之情。这种感情既不同于初恋的朦胧，也不同于热恋的热烈，而是共经患难后的珍惜之情。诗人怕妻子追忆往事，徒增伤悲，对妻子的怜爱之情在声声叮咛中表露无遗。 白居易与杨氏共有5个子女，但只有在白居易45岁时妻子诞下的二女儿罗子长大成人。他在《罗子》一诗中写道：
有女名罗子，生来才两春。
我今已年长，日夜二毛新。
顾念娇蹄面，思量老病身。
直应头似雪，始得见成人。
诗中寄予了一个父亲对女儿最真挚的期盼。罗子20岁嫁到谈家，婚后两年诞下一女，白居易唯恐女儿和女婿因生女孩而情绪懊丧，兴高采烈地为外孙女取名“引珠”，并在引珠满月时，亲赴谈家作《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把自己的欣喜怜爱之情浓缩于的诗句，诗云：
今日夫妻喜，他人岂得知？
自嗟生女晚，敢讶见孙迟。
物以稀為贵，情因老更慈。
新年逢吉日，满月乞名时。
桂燎熏花果，兰汤洗玉肌。
怀中可有抱，何必是男儿？
二、晚期佛道思想影响下白居易的女性观
封建士大夫的思想与价值观往往是儒、释、道三种思想与价值观的融合体。出仕时，奉儒守官，仕途坎坷时，佛、道的出世思想占主体地位。受仕途命运的影响，贬谪江州后，白居易思想上发生了很大转变。由前期“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转化为后期的“避世保身”的佛、道精神。白居易后期与女尼、女冠交往甚密，他“换尽旧心肠”。选择了“不入朝廷不入山”的中隐之路。
唐朝道教发展最为繁盛。自高宗尊老聃为玄元皇帝以来，历代帝王竞相尊崇。并尊老子《道德经》为圣经，以道教开科取士。孟子说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社会上道教之风盛行。例如，李白曾受道箓于齐，平生所作诗歌，几尽篇篇涉及仙道色彩;贺知章头配黄冠还故乡;李沁潜心遁入衡山学道。一时风会所趋，白居易受风潮鼓动，亦与女尼、女冠交游甚密。其在涉及女尼、女冠的诗中多表现出与她们同声共气的惺惺相惜之情。如《赠韦炼师》诗，白、韦二人的“心似灰”，有着惺惺相惜之情。诗云：
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
上界女仙无嗜欲，何因相顾两裴回。
共疑过去人间世，曾作谁家夫妇来。
虽然白居易的涉妓诗中不乏有感情真挚的部分。但大和元年（827年），白居易退居洛下之后，受道家精神影响，开始秉持及时行乐、轻物贵己的纵欲主义思想，创作了大量游冶声色、狎妓宴请的诗篇。女妓意象有明显的“物化”倾向，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白居易曾携家妓与牛家家妓合宴，如《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中写道：“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又规劝牛家要及时行乐：“世上贪忙不觉苦，人间除醉即须愁。不知此事君知否，君若知时从我游。”《追欢偶作》中则体现了白居易认为女妓只供声色娱乐的态度：“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在《不能忘情吟》中将放樊素与鬻骆马并列：“鬻骆马兮放杨柳枝，掩翠黛兮顿金羁。”在其诗《酬裴令公赠马相戏》亦云：“欲将赤骥换青娥”。
白居易虽是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人，但后期也表现出“看雪寻花玩风月”及时行乐的局限性。
三、白居易女性观的成因
白居易的女性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杂糅，既有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又有诗人个体生命经历和多情文人气质的影响
唐朝处于多元文化交汇时期，儒、释、道三种思想杂糅。作为儒家思想正统的继承者，白居易受儒家思想影响尤甚。学者王拾遗在《白居易世界观刍议》一文中指出，白居易首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而后才依次接受了佛、道二家的思想，但白居易对佛家、道家的论述，往往是以儒家的论述去衡量，而不是无所辨析地囫囵接受。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立身准绳。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道：“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这一原则也指导了白居易的诗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但同时白居易也深受道家思想的濡染。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在《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中说道，白居易“外虽信佛，内实奉道”。白居易也在《游悟真寺诗》中自言：“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道家的修养形成了白居易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人生思考。略观其诗，不难发现，白居易的女性观和道教思想也有不谋而合之处。道教讲求重人贵生。《老子想尔注》曰：“生者，道之别体也。”将“生”提至“道”的高度来体认。白居易为社会各阶层女子铿锵发声，沿袭了老子《鬻子》里“贵柔守雌”的思想。
白居易个体的生平行藏和生命情境，凸显出其政客和文人的双重身份，使其女性观也深受浸染。
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官授周至县尉。这段经历使他深感民生多艰。促使了他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形成。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官拜左拾遗充翰林学士。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道：“仆当此时，擢在翰林，身是谏官。”他始终践行兼济之道，将关注的角度更多切入到贫苦的劳动妇女身上。早在元和初年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惩恶扬善、补察时政、为民而歌的创作理想：“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伤唐衢二首》中，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寄唐生》中指出：“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上达天听，以达人情，白居易诗中体现了为民请愿的儒家仁道主义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用作者个人的才性气质来品文识人。三国思想家、政治家刘邵的《人物志》论述了“人本气生，性分个殊”之理。《人物志》中记载：“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白居易作为一个“钟于情”者，他在《不能忘情吟》诗中小序里说道：“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柅，因自哂，题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创作《长恨歌》前，白居易与友陈鸿、王质同游。王质促请他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这种情思渗透于白居易的女性观中，使他对女性有着更多关注，看待女性时也能更多地关注到女性命运。白居易多情的文人性格的形成，与他青年时期失败的初恋经历不无关系。
湘灵意象成为贯穿白居易大半生的写作内容。据笔者统计，白居易所作湘灵诗13首。白居易写给湘灵最早的一首是其29岁时所作的《寒闺夜》，最晚的一首是52岁任杭州刺史时所作的《潜别离》，时间跨度长达23年。这一情结伴随着诗人走过春秋寒暑，《感秋寄远》中有“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冬至夜怀湘灵》中有“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可见白居易的情感态度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长恨歌》为甚。诗人创作初衷本欲“惩尤物，窒乱阶”，但情之所至，难免折射己身，推己及人。诗句铺展间，笔锋一转，由讽喻转向感伤。
总而言之，与同时代诗人相较，白居易关注女性命运，其鲜明而进步的女性观为后代文学创作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安工业大学）
女性形象是古代文学创作中重要的部分，贯穿整个文学史发展历程。在白居易多达170余首女性题材的诗中，根据描写内容、人物形象的不同，可以把白居易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杨贵妃、王昭君为代表的宫廷女性，第二类是以织女、农妇为代表的普通劳动妇女，第三类是以妻子女儿、初恋湘灵为代表的内心情感世界中的女性;第四类是后期着力渲染的女妓、女尼、女冠等。本文基于这四类女性形象，对白居易的女性观作出探讨。
一、早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女性观
白居易早期的女性观有着深深的儒家思想烙印。在其女性诗文上，既有“女祸论”的思想，又有涉及劳动女性生存之苦、关注宫廷女子生存命运的问题，对儒家伦理纲常规范下的女性之责，表现出同情、怜爱的态度，有着进步的女性观。
唐人就有对女性祸国的看法，后人亦多论及唐代女性祸国事，如赵翼云：
贞观之末，武后已在宫中，其后称制命，杀唐子孙几尽，中冓之丑，千载指为笑端。韦后继之，秽声流闻，并为其所通之武三思，榜其丑行于天津桥，以倾陷张柬之等，寻又与安乐公主毒弑中宗。宫闱之祸，至此而极。
李唐王室相续绵延的“女祸”，引发了唐代文人的关注。“女祸论”成为中晚唐舆论的兴奋点。与大多数中晚唐诗人群体一样，白居易的女性观也难逃“女祸论”的范畴。在遵循儒家传统女性观的基础上，又常常游离于情感和理性之间，呈现出矛盾而多元的特点。以杨贵妃为例，白居易于元和元年（806年）作《长恨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缘起，可在白居易挚友陈鸿的《长恨歌传》里管窥一二：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任，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
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
由此可见，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初衷是“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存在一定的女祸论思想。然而随着李杨爱情故事的展开，诗人的情感有所转向。由最初的批判演变为对李杨爱情不得善终、有情人不能眷属的感伤，体现出一定的矛盾。但是，在另几篇涉及宫廷女性的诗歌如《胡旋女》《李夫人》《上阳白发人》等中，女祸思想却是全文的题旨。《胡旋女》诗前小序中所言“惑君心”。诗中有云：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可见，白居易把安史之乱的罪因归结于杨贵妃狐媚惑主、君王不圣，有意劝谏君王远离妃子，直言女色祸国。而《李夫人》专为“鉴嬖惑”所作，借周穆王惑于盛姬，汉武帝惑于李夫人，意在告诫唐宪宗切勿重蹈前朝汉室覆辙：“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白居易作为现实主义诗人，其思想主要是儒家仁政思想影响下的折射，他对劳动人民饱含同情。白居易女性观的进步意义表现在他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既包括婚姻命运，又涵盖生存命运。人物既涉及上层宫廷女子，又囊括下层贫苦妇女。
白居易在《昭君怨》里抒发了对王昭君悲剧命运的感叹：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
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叫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白居易背离了一般诗人站在国家兴亡的道德至高点上抒情言志的惯例，而将视角切入到女性个体命运上，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具有前瞻意义。《上阳白发人》中白居易借真实的历史事实重现了后宫制度迫害下普通宫女的悲惨命运，给予她们深切的同情。“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白居易欲以直言劝谏君王。他不仅关注到宫廷上层女子的悲剧，也为普通宫女同情地呐喊，为普通宫女的权益奔走呼号。
白居易除对宫中女子难以主宰婚姻命运的同情，也关心底层贫苦的劳动妇女，同情她们的生存遭遇，发出“念此私自愧”的感慨。这些劳动妇女既有《观刈麦》中的农妇，又有《缭绫》《红线毯》中的织女。这些劳动女性都以一种固定的弱势群体的身份入诗，是其“唯歌生民病”创作思想的体现。《观刈麦》描写了底层劳动妇女的生存压力：“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学者杨联升在其《中唐以后税制与南制税制之关系》一文中也说道：“唐初田制为均田，税制為租庸调，租庸调基于均田制，而二者皆袭自北朝，此向来学者所习知。中唐以降，田制大坏，兼并盛行，租庸调一变而为两税。”此等政治变革加重了百姓的生存压力。白居易作此诗，不仅讽喻当时的苛捐杂税、土地制度，更旨在反映民生疾苦，同情劳动妇女的生存命运。《缭绫》《红线毯》《阴山道》都刻画了女工之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和压迫者之间尖锐的矛盾。
白居易能站在百姓立场上，真切地反映社会现实和庶民百姓的疾苦，清人刘熙载中《艺概》写道：
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穷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颂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
仁者爱人，白居易对其他人尚且如此同情，对待自己的亲人，更表现出真情厚意和无限的爱怜。
白居易于元和三年（808年）与杨氏结婚。新婚燕尔之际，作五言古诗《赠内》以明情志，诗中有“生为同室亲，死为同尘穴。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和“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之句。白居易开篇就表明了自己的婚姻理想，即“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表达了愿与妻子偕老的忠贞爱情观念。元和九年（814年），白居易43岁，正在下卦居丧。其时诗人困居穷乡、内心孤寂，唯有妻子相伴身侧才能得以慰藉。遂作七言绝句《赠内》，倾诉对妻子的一腔深情，“莫对月明思往事，损君颜色减君年”，反映了诗人对妻子的珍爱之情。这种感情既不同于初恋的朦胧，也不同于热恋的热烈，而是共经患难后的珍惜之情。诗人怕妻子追忆往事，徒增伤悲，对妻子的怜爱之情在声声叮咛中表露无遗。 白居易与杨氏共有5个子女，但只有在白居易45岁时妻子诞下的二女儿罗子长大成人。他在《罗子》一诗中写道：
有女名罗子，生来才两春。
我今已年长，日夜二毛新。
顾念娇蹄面，思量老病身。
直应头似雪，始得见成人。
诗中寄予了一个父亲对女儿最真挚的期盼。罗子20岁嫁到谈家，婚后两年诞下一女，白居易唯恐女儿和女婿因生女孩而情绪懊丧，兴高采烈地为外孙女取名“引珠”，并在引珠满月时，亲赴谈家作《小岁日喜谈氏外孙女孩满月》，把自己的欣喜怜爱之情浓缩于的诗句，诗云：
今日夫妻喜，他人岂得知？
自嗟生女晚，敢讶见孙迟。
物以稀為贵，情因老更慈。
新年逢吉日，满月乞名时。
桂燎熏花果，兰汤洗玉肌。
怀中可有抱，何必是男儿？
二、晚期佛道思想影响下白居易的女性观
封建士大夫的思想与价值观往往是儒、释、道三种思想与价值观的融合体。出仕时，奉儒守官，仕途坎坷时，佛、道的出世思想占主体地位。受仕途命运的影响，贬谪江州后，白居易思想上发生了很大转变。由前期“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转化为后期的“避世保身”的佛、道精神。白居易后期与女尼、女冠交往甚密，他“换尽旧心肠”。选择了“不入朝廷不入山”的中隐之路。
唐朝道教发展最为繁盛。自高宗尊老聃为玄元皇帝以来，历代帝王竞相尊崇。并尊老子《道德经》为圣经，以道教开科取士。孟子说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社会上道教之风盛行。例如，李白曾受道箓于齐，平生所作诗歌，几尽篇篇涉及仙道色彩;贺知章头配黄冠还故乡;李沁潜心遁入衡山学道。一时风会所趋，白居易受风潮鼓动，亦与女尼、女冠交游甚密。其在涉及女尼、女冠的诗中多表现出与她们同声共气的惺惺相惜之情。如《赠韦炼师》诗，白、韦二人的“心似灰”，有着惺惺相惜之情。诗云：
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
上界女仙无嗜欲，何因相顾两裴回。
共疑过去人间世，曾作谁家夫妇来。
虽然白居易的涉妓诗中不乏有感情真挚的部分。但大和元年（827年），白居易退居洛下之后，受道家精神影响，开始秉持及时行乐、轻物贵己的纵欲主义思想，创作了大量游冶声色、狎妓宴请的诗篇。女妓意象有明显的“物化”倾向，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白居易曾携家妓与牛家家妓合宴，如《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中写道：“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又规劝牛家要及时行乐：“世上贪忙不觉苦，人间除醉即须愁。不知此事君知否，君若知时从我游。”《追欢偶作》中则体现了白居易认为女妓只供声色娱乐的态度：“十听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在《不能忘情吟》中将放樊素与鬻骆马并列：“鬻骆马兮放杨柳枝，掩翠黛兮顿金羁。”在其诗《酬裴令公赠马相戏》亦云：“欲将赤骥换青娥”。
白居易虽是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人，但后期也表现出“看雪寻花玩风月”及时行乐的局限性。
三、白居易女性观的成因
白居易的女性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杂糅，既有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又有诗人个体生命经历和多情文人气质的影响
唐朝处于多元文化交汇时期，儒、释、道三种思想杂糅。作为儒家思想正统的继承者，白居易受儒家思想影响尤甚。学者王拾遗在《白居易世界观刍议》一文中指出，白居易首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而后才依次接受了佛、道二家的思想，但白居易对佛家、道家的论述，往往是以儒家的论述去衡量，而不是无所辨析地囫囵接受。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立身准绳。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道：“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这一原则也指导了白居易的诗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但同时白居易也深受道家思想的濡染。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在《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中说道，白居易“外虽信佛，内实奉道”。白居易也在《游悟真寺诗》中自言：“身着居士衣，手把南华篇”。道家的修养形成了白居易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人生思考。略观其诗，不难发现，白居易的女性观和道教思想也有不谋而合之处。道教讲求重人贵生。《老子想尔注》曰：“生者，道之别体也。”将“生”提至“道”的高度来体认。白居易为社会各阶层女子铿锵发声，沿袭了老子《鬻子》里“贵柔守雌”的思想。
白居易个体的生平行藏和生命情境，凸显出其政客和文人的双重身份，使其女性观也深受浸染。
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官授周至县尉。这段经历使他深感民生多艰。促使了他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形成。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官拜左拾遗充翰林学士。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道：“仆当此时，擢在翰林，身是谏官。”他始终践行兼济之道，将关注的角度更多切入到贫苦的劳动妇女身上。早在元和初年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惩恶扬善、补察时政、为民而歌的创作理想：“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伤唐衢二首》中，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寄唐生》中指出：“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上达天听，以达人情，白居易诗中体现了为民请愿的儒家仁道主义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用作者个人的才性气质来品文识人。三国思想家、政治家刘邵的《人物志》论述了“人本气生，性分个殊”之理。《人物志》中记载：“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白居易作为一个“钟于情”者，他在《不能忘情吟》诗中小序里说道：“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柅，因自哂，题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创作《长恨歌》前，白居易与友陈鸿、王质同游。王质促请他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这种情思渗透于白居易的女性观中，使他对女性有着更多关注，看待女性时也能更多地关注到女性命运。白居易多情的文人性格的形成，与他青年时期失败的初恋经历不无关系。
湘灵意象成为贯穿白居易大半生的写作内容。据笔者统计，白居易所作湘灵诗13首。白居易写给湘灵最早的一首是其29岁时所作的《寒闺夜》，最晚的一首是52岁任杭州刺史时所作的《潜别离》，时间跨度长达23年。这一情结伴随着诗人走过春秋寒暑，《感秋寄远》中有“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冬至夜怀湘灵》中有“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可见白居易的情感态度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以《长恨歌》为甚。诗人创作初衷本欲“惩尤物，窒乱阶”，但情之所至，难免折射己身，推己及人。诗句铺展间，笔锋一转，由讽喻转向感伤。
总而言之，与同时代诗人相较，白居易关注女性命运，其鲜明而进步的女性观为后代文学创作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安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