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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频的小说是危险而迷人的，这种致命的吸引力与她大量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描写是分不开的，通过对众多抑郁症、自虐症等病人心理的剖析，将人际关系、女性生存困境、男权旁落、社会阴暗等问题血淋淋地展示在读者眼前。其解剖是有力量的，在这力量里，充满了对罪与罚、善与恶、绝望与救赎的精神拷问。孙频一直关注着这些人物在社会挤压中的心理畸变，并全部纳入自己的小说，可谓是“生冷不忌”，她对人性和人心的体察达到了绝对细致的程度，对生存真相的揭示极端又凌厉。本文使用心理学家荣格的无意识理论以及原型理论对孙频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心理剖析，从而探究当代人的种种精神困境。
集体无意识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与假设，也是他与弗洛伊德产生分歧后主要的研究成果。荣格认为，“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性，作者愿称其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也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就存在的。作者将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中通过长期积累沉淀下来的，它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理深处，但是不为人所发觉。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定义为由“原型”这种先存的形式所构成，同时他把人格系统分为四种主要“原型”：人格面具、阿尼玛（或阴性机制）和阿尼姆斯（或阳性机制）、阴影以及“自身”。“人格面具”处于人格最表层，是人在社会与人际交往中展现出来的符合他人期望的人格特征;“阿尼玛”指的是男性身上拥有的女性基本特质或特征;“阿尼姆斯”则指女人身上具有的男性基本特质或特征;“阴影”，又称为“阴暗自我”，是人最本能的“兽性”冲动，处于人格的最内层，与弗洛伊德的“本我”类似。“自身”是荣格人格结构理论中最重要的中心原型，它是在其他原型变化与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完整而统一的人格。
就“80”后新锐作家孙频的小说而言，渗透着人物的心理挣扎与精神内耗，他们在苍凉与压抑的氛围中，完成了作者对当代人与社会现实精神拷问的使命。错位的爱情或错位的现实与理想，使他们始终无法达到统一而平衡的“自我”，只能为畸形的人格寻找救赎。在这些人物的身上，人们可以清晰地窥见荣格所说的“原型”特质，两性关系下的“阿尼玛”与“阿尼姆斯”，社会关系中的“人格面具”，不为人所知的“阴暗自我”等。
一、“人格面具”与“阴暗自我”
“人格面具”是人格最表层的特质，而阴影则处于人格的最内层，是共存于某一個体身上的。但是荣格认为，人虽然可以依靠面具协调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社会上，可“人格面具”常常只是掩盖自我的一种假象，它与真实的人格并非一致，因此心理阴影往往才会展现最真实的自我。这也是孙频在她的小说中悄无声息地为读者所揭开的。
如《假面》中的李正仪，在众人的眼中，他只是一个贫穷朴实的大三学生，渴望恋爱，却往往恋而不得。自卑与受辱他早习以为常，甚至掌握了应对之法，那种自我调节的大义凛然，颇有些阿Q自欺欺人的味道：至于刚才那点受辱，就当是被蚊子咬了一口，挠挠也就算了，这算什么。他从小就看着人的各种眼色，从小就是受辱长大的，蜕了一层有一层皮，他都懒得把身上那些暗疮亮出来给别人看，这么一亮倒让他像个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了。在这样受辱的痛苦中，他甚至体会到了某种快感。如果没有外界的刺激，他可能会永远在这种受辱与自我疗伤中度过中规中矩的一生，可是王姝出现了，一个被男人包养过如今在卖包子的漂亮女人，满足了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这点自尊心疯狂地拉扯他，让他一步步现出原形。可是在与王姝的交往中，他却一次次被社会阶层强奸、被金钱左右、被王姝背后的男人压制，这些东西把他的那点自尊榨干一点都不剩，他毫无还手之力。他费尽心思隐藏起来的秘密，被大学同窗窥视与嘲笑，那一瞬间大学同学王建的脸与笑声彻彻底底地激活了李正仪内心深层的阴影，他终于在绝望中反击并拿掉各种各样的面具暴露最真实的自我，他渴望权利却被权利压制的心终于得以解脱。
《一万种黎明》主人公桑立明来到梦境般的葡峰山庄，这里是紫色与绿色妩媚交织的极乐世界，同样吸引他逃离繁琐生活的还有这里那位象征着肉欲的老板娘张银枝。这位老板娘风情万种，日复一日地待在自己的天地里，拒绝婚姻，她活得自我而孤独。作家桑立明的到来打破了她多年建立起来的平静生活，他作为她的神父解救了她，张银枝被继父强奸十年的秘密终于找到一个发泄口。她放下防备，试图努力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温暖。张银枝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坐火车去看桑立明的苦行之旅，用没有尽头的硬座火车票为这场苦行加持，带着一腔虔诚去见她的神父。她从来没曾想停止这人生的苦旅，也不愿意停止，这种偏执或许就出自于她对真实自我的保护。桑立明又何尝不是在张银枝一次次的到来，一次次的离开中，终于把一直苟且着的那个阴暗的自我放生，“在我内心最阴霾的一个角落里，其实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轻微地呼喊，杀了她，对她来说死了其实要比活着好，与其抛弃她我更愿意让她死，她死了对谁都好。只是我一直不肯把这个声音放出来，我不敢……是我终于给了自己这个机会，我把我身体最深处的那个声音释放了出来，就像放出了一只瓶子里的魔鬼，虽然这样对我来说其实也很艰难。”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对一个人精神的损耗难以想象，桑立明多年的自我斗争终于结束，他也获得解脱，虽然他说最终做出杀了妻子的决定与张银枝无关，但谁又能说张银枝的出现和一次次苦旅不是加速了这一结果呢。
二、“阿尼玛”与“阿尼姆斯”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是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异性人格部分，在具体的情境中被激活后，会以各种象征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且以其极强的独立性，对人发挥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而男女两性之所以会在无意识而非有意识中表现出异性的人格特征，主要是因为受到了社会环境的束缚和制约。在荣格看来，当男性身上阿尼玛高度聚集时，则会使男子变得容易激动、忧郁等;而当女性身上阿尼姆斯高度聚集时，则会使女性具有攻击性、追求权利等。 孙频小说中“阿尼玛”原型的展现，主要是通过男性性能力的缺失来完成的。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性能力的有无、强弱，不仅关涉到能否繁衍后代，而且也与他作为个人以及他所属的家族、阶层、民族等团体在各种社会权利格局汇总的地位、权威有关，与他所属的群体是否能够作为主体进入社会象征秩序有关。性能力的缺失对一个男性而言，显然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尊严。
《乩身》中的流浪汉杨德清一直到二十多岁都没有女人，只能借助他物来解决生理需求，可是他人生的某种仪式生生地被人打断，从此不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他在无形之中被阉割了。后来他试图通过乩身来恢复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事实上这是对他又一次的阉割，他拒绝在扮成男人的女瞎子常勇那里过夜，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他把自己钉在了耻辱柱上，最终在尊严的践踏中死去。
有的男性在家庭中处于卑微的位置，如《无相》中于国琴的父亲，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老农民，由于家里要靠于国琴的母亲拉偏套来赚钱养家，是家里的主劳力，因此有着较高的家庭地位，她父亲处于一个吃软饭的尴尬位置。他身无分文偷鸡蛋去买包烟都会被女人追着跑，男性的地位与尊严荡然无存。《月亮之血》里面的尹太东因年轻时干重活把腰扭伤而被工厂辞退，受血头怂恿而开始了卖血之路，这反而让他重新找回了作为男性的尊严，充满了牺牲的快感。平常猥琐而平庸的人，通过卖血无形中成为了自己幻觉中的英雄。
“阿尼姆斯”原型在孙频的小说《乩身》中几乎是被放大到某种程度来写的。女性身上的男性特质被别人不停地激发，在两性的交织中，人格变得扭曲。常勇在1岁以后被爷爷固执地阉割掉了女性的身份，让她像个男人一样生活，让她站着小便、戴裹胸，把所以女性特征都藏在最阴暗的角落。“女性成了她的一种疾病，一种耻辱，一种遥远而模糊的幻影。”她成了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怪胎、阴阳人，因为尖细的声音和肥大的屁股足以出卖她男人装扮下的真实身份。在她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她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一个女人袅娜的身影站在一条金色的大河边，一头拖及脚跟的长发，衣袂纷飞，她正低头看着自己在河中的倒影，如临水照花。”在生命的尽头，她才敢真正地做一个女子。
而孙频《曈中人》中的余亚静不再是委曲求全的女性，她发觉婚姻的不幸之后，开始不停地向伴侣邓安城追寻婚姻的真相，试图看穿他眼里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揭穿他的虚伪，生活的宁静和平衡就此打破了。余亚静开始离家出走，去寻找那些过去的男人们，像是完成生命中一项伟大的仪式。她借助別的男人想要换取邓安城真正的在意，结果等待她的还是邓安城那张一味包容与和蔼的脸。余亚静要的是爱情，而她拥有的是无爱的婚姻，最后她选择逃离，这奋力的逃离终于让她看到了邓安城的秘密。这种大义凛然的逃离，硬生生在无形中逼死了脆弱的邓安城，离婚这最具攻击力的武器，终于把“敌人”杀得片甲不留。
三、“集体无意识”的流露
（一）女性对男性的依附
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女性在生活和精神上都依附于丈夫或者儿子。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女性的地位和权利都获得了提升，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仍然是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具有普遍性。相比男性，女性更容易依赖于两性关系，更容易失去自我。孙频的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在精神上依附于男性的女人，她们常常表现为甘愿放低自己的姿态来挽留男人。
《醉长安》讲述的是发生在西安与北京两座城市异地恋的故事。开篇在缠绕着孟青提的不安中展开，这份不安正是来自于男朋友张以平长达三天的失联。她在第四天忍不住通过电话来给自己打一支镇定剂，结果却使她重新掉回了“黑暗的山洞”。在无声的竞赛中，她发现了端倪，终于沉不住气买了去西安的机票去求证心里的“万一”，但房间里另一个女人的出现让她彻底崩溃。即便如此，张以平的一个爱字仍然把她留在了身边，并且在不是他唯一一个爱人的情况下，她还是心甘情愿地辞掉工作，在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她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孟青提对张以平的恋爱是用尽了全部力气的。她尝试通过出轨、跳楼来表达反抗和寻求解脱，孙频血淋淋地剥开了孟青提卑微的内心：“她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背叛，她从来都只有爱一个人的能力。真正的东西，一点点就够了，与量无关。那么，她所做的这一切对他又有多少杀伤力？她根本就伤不了他。她想用这种犯罪性的刺激补偿自己，却是把射向他的刀刃齐齐掷回了自己。”故事在孟青提安然离世中落下帷幕，令人惋惜与无奈的是在她确诊肝癌后才获得了这个男人唯一的爱情。
除此之外，孙频的《三人成宴》也是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叩问。专职画家邓亚西因前男友的出轨而丧失了性爱的能力，活在孤独和恐惧之中。“有一天她忽然在她屋子里看到有人，但是这个人影很模糊，一闪而过，她没有看清他的脸。”出现幻觉的邓亚西开始寻找租客来驱散恐惧，李塘成为她最好的人选。为了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她一次次地委曲求全，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全盘托出，答应李塘结婚的请求，只是因为害怕这个人离她而去。可是李塘是她无法应付的，长期的冷战之后李塘带着另一个女孩来到邓亚西的房子，邓亚西《三人成宴》的画作成为现实。李塘离开之后她再次陷入了无边无际的孤独，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其实早在两年前邓亚西在屋子里看到最初的幻影时，已经预料到这一天了，所以她匆忙抓住了李塘。”
即使是在女性获得自由与独立的今天，仍然有大量女性把个人的喜怒哀乐寄托于男性身上，除孟青提和邓亚西之外，还有《耳钉的咒》中的汪静路，她因为一副耳钉小题大做，不过是想要得到男性的关注;《鱼吻》的女主人公韩光乐此不彼地玩着电话游戏，享受着男性每一个对她呵护与宠爱的小细节;《同体》中的冯一灯内心有着“一个女人的贞洁是获得男人爱情的条件”这样的思想，且根深蒂固。在无意识中，女性总习惯于将男性视为自己的救赎，或者是自己存在的价值，对于爱情和男性过分依赖，令自己处于被动甚至是卑微的位置。孙频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对女性心理的剖析，表达了对当代女性自我挣扎、自我救赎的反思。 （二）对社会权利的追逐
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在她的《论文学》一书中说道：“任何文学的历史，只有把这种文学和创造这种文学的人民的社会和精神状态联系起来，只有把它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才能被人理解，才能加以研究。”孙频的小说不仅在思考女性的生存困境、探讨两性关系，她同样深切地关注着社会现实，关于罪与罚、善与恶、光明和黑暗等。她有勇气去探索关于生存和人的真相，有时虽然残酷，却充满了力量。
孙频小说的许多人物都有着精神疾病、心理疾病，这些隐疾与社会现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物欲横流的时代，权利成为人心头的一根刺，无论是社会顶层的人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在权利的阴影之下，都不过是跳梁小丑。
《无极之痛》中的褚南红为了分到房子，摆脱合租的现状，多次去找校长献身未果，心甘情愿地向权利下跪，有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魄力”，在房子之争的拉锯战中，社会的残酷昭然若揭。而坐拥权利的校长万宇生并非大众所想象的那般享受着玩弄权利的乐趣，在褚南红的一次次紧逼下，他坦言自己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在这个弱肉强食的食物链中，他也需要向权利下跪，一方面行使着自己那一点权利，一方面又在内心的自责中无法安然度日，身处权利的桎梏之下，毫无自由与快乐可言，最后只能用自杀来寻求解脱。书中一句“权利是社会的脊椎”道出了被权力挤压的人们的痛苦与无奈，社会的残酷与弊端在故事结尾迸发而出，引人深思。
再如《假面》之中的贫穷大学生李正仪，他一無所有，社会底层人的标签顽固地贴在他的身上。面对金钱和权利的诱惑，他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娶了王姝。他用王姝被别人包养的钱找到体面的工作，住着王姝找来的大房子，在金钱面前一次次的低头加速了他心理的扭曲。白天在学校，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大学老师，回到家却是个有着受虐倾向的“奴隶”。就算他和王姝一开始在一起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被社会甚至是王姝背后的男人强奸了，他还是无法拒绝，在精神的压抑下依然不自觉地向金钱靠拢，沉迷于面具游戏的李正仪最后终于精神分裂，他才道出了内心的渴望。他渴望的也不过是那点权利。孙频在这里思考的是当代人的精神危机。李正仪的悲剧正是社会的悲剧：人们以为拥有了权利就拥有了自由，就可以成为别人的主宰。对生存真相的揭示极端又凌厉，这正是孙频的过人之处。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刘慧娟（1993-），女，山西晋中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集体无意识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与假设，也是他与弗洛伊德产生分歧后主要的研究成果。荣格认为，“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性，作者愿称其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也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就存在的。作者将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中通过长期积累沉淀下来的，它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理深处，但是不为人所发觉。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定义为由“原型”这种先存的形式所构成，同时他把人格系统分为四种主要“原型”：人格面具、阿尼玛（或阴性机制）和阿尼姆斯（或阳性机制）、阴影以及“自身”。“人格面具”处于人格最表层，是人在社会与人际交往中展现出来的符合他人期望的人格特征;“阿尼玛”指的是男性身上拥有的女性基本特质或特征;“阿尼姆斯”则指女人身上具有的男性基本特质或特征;“阴影”，又称为“阴暗自我”，是人最本能的“兽性”冲动，处于人格的最内层，与弗洛伊德的“本我”类似。“自身”是荣格人格结构理论中最重要的中心原型，它是在其他原型变化与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完整而统一的人格。
就“80”后新锐作家孙频的小说而言，渗透着人物的心理挣扎与精神内耗，他们在苍凉与压抑的氛围中，完成了作者对当代人与社会现实精神拷问的使命。错位的爱情或错位的现实与理想，使他们始终无法达到统一而平衡的“自我”，只能为畸形的人格寻找救赎。在这些人物的身上，人们可以清晰地窥见荣格所说的“原型”特质，两性关系下的“阿尼玛”与“阿尼姆斯”，社会关系中的“人格面具”，不为人所知的“阴暗自我”等。
一、“人格面具”与“阴暗自我”
“人格面具”是人格最表层的特质，而阴影则处于人格的最内层，是共存于某一個体身上的。但是荣格认为，人虽然可以依靠面具协调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社会上，可“人格面具”常常只是掩盖自我的一种假象，它与真实的人格并非一致，因此心理阴影往往才会展现最真实的自我。这也是孙频在她的小说中悄无声息地为读者所揭开的。
如《假面》中的李正仪，在众人的眼中，他只是一个贫穷朴实的大三学生，渴望恋爱，却往往恋而不得。自卑与受辱他早习以为常，甚至掌握了应对之法，那种自我调节的大义凛然，颇有些阿Q自欺欺人的味道：至于刚才那点受辱，就当是被蚊子咬了一口，挠挠也就算了，这算什么。他从小就看着人的各种眼色，从小就是受辱长大的，蜕了一层有一层皮，他都懒得把身上那些暗疮亮出来给别人看，这么一亮倒让他像个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了。在这样受辱的痛苦中，他甚至体会到了某种快感。如果没有外界的刺激，他可能会永远在这种受辱与自我疗伤中度过中规中矩的一生，可是王姝出现了，一个被男人包养过如今在卖包子的漂亮女人，满足了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这点自尊心疯狂地拉扯他，让他一步步现出原形。可是在与王姝的交往中，他却一次次被社会阶层强奸、被金钱左右、被王姝背后的男人压制，这些东西把他的那点自尊榨干一点都不剩，他毫无还手之力。他费尽心思隐藏起来的秘密，被大学同窗窥视与嘲笑，那一瞬间大学同学王建的脸与笑声彻彻底底地激活了李正仪内心深层的阴影，他终于在绝望中反击并拿掉各种各样的面具暴露最真实的自我，他渴望权利却被权利压制的心终于得以解脱。
《一万种黎明》主人公桑立明来到梦境般的葡峰山庄，这里是紫色与绿色妩媚交织的极乐世界，同样吸引他逃离繁琐生活的还有这里那位象征着肉欲的老板娘张银枝。这位老板娘风情万种，日复一日地待在自己的天地里，拒绝婚姻，她活得自我而孤独。作家桑立明的到来打破了她多年建立起来的平静生活，他作为她的神父解救了她，张银枝被继父强奸十年的秘密终于找到一个发泄口。她放下防备，试图努力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温暖。张银枝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坐火车去看桑立明的苦行之旅，用没有尽头的硬座火车票为这场苦行加持，带着一腔虔诚去见她的神父。她从来没曾想停止这人生的苦旅，也不愿意停止，这种偏执或许就出自于她对真实自我的保护。桑立明又何尝不是在张银枝一次次的到来，一次次的离开中，终于把一直苟且着的那个阴暗的自我放生，“在我内心最阴霾的一个角落里，其实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轻微地呼喊，杀了她，对她来说死了其实要比活着好，与其抛弃她我更愿意让她死，她死了对谁都好。只是我一直不肯把这个声音放出来，我不敢……是我终于给了自己这个机会，我把我身体最深处的那个声音释放了出来，就像放出了一只瓶子里的魔鬼，虽然这样对我来说其实也很艰难。”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对一个人精神的损耗难以想象，桑立明多年的自我斗争终于结束，他也获得解脱，虽然他说最终做出杀了妻子的决定与张银枝无关，但谁又能说张银枝的出现和一次次苦旅不是加速了这一结果呢。
二、“阿尼玛”与“阿尼姆斯”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是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异性人格部分，在具体的情境中被激活后，会以各种象征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且以其极强的独立性，对人发挥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而男女两性之所以会在无意识而非有意识中表现出异性的人格特征，主要是因为受到了社会环境的束缚和制约。在荣格看来，当男性身上阿尼玛高度聚集时，则会使男子变得容易激动、忧郁等;而当女性身上阿尼姆斯高度聚集时，则会使女性具有攻击性、追求权利等。 孙频小说中“阿尼玛”原型的展现，主要是通过男性性能力的缺失来完成的。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性能力的有无、强弱，不仅关涉到能否繁衍后代，而且也与他作为个人以及他所属的家族、阶层、民族等团体在各种社会权利格局汇总的地位、权威有关，与他所属的群体是否能够作为主体进入社会象征秩序有关。性能力的缺失对一个男性而言，显然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尊严。
《乩身》中的流浪汉杨德清一直到二十多岁都没有女人，只能借助他物来解决生理需求，可是他人生的某种仪式生生地被人打断，从此不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他在无形之中被阉割了。后来他试图通过乩身来恢复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事实上这是对他又一次的阉割，他拒绝在扮成男人的女瞎子常勇那里过夜，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他把自己钉在了耻辱柱上，最终在尊严的践踏中死去。
有的男性在家庭中处于卑微的位置，如《无相》中于国琴的父亲，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老农民，由于家里要靠于国琴的母亲拉偏套来赚钱养家，是家里的主劳力，因此有着较高的家庭地位，她父亲处于一个吃软饭的尴尬位置。他身无分文偷鸡蛋去买包烟都会被女人追着跑，男性的地位与尊严荡然无存。《月亮之血》里面的尹太东因年轻时干重活把腰扭伤而被工厂辞退，受血头怂恿而开始了卖血之路，这反而让他重新找回了作为男性的尊严，充满了牺牲的快感。平常猥琐而平庸的人，通过卖血无形中成为了自己幻觉中的英雄。
“阿尼姆斯”原型在孙频的小说《乩身》中几乎是被放大到某种程度来写的。女性身上的男性特质被别人不停地激发，在两性的交织中，人格变得扭曲。常勇在1岁以后被爷爷固执地阉割掉了女性的身份，让她像个男人一样生活，让她站着小便、戴裹胸，把所以女性特征都藏在最阴暗的角落。“女性成了她的一种疾病，一种耻辱，一种遥远而模糊的幻影。”她成了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怪胎、阴阳人，因为尖细的声音和肥大的屁股足以出卖她男人装扮下的真实身份。在她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她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一个女人袅娜的身影站在一条金色的大河边，一头拖及脚跟的长发，衣袂纷飞，她正低头看着自己在河中的倒影，如临水照花。”在生命的尽头，她才敢真正地做一个女子。
而孙频《曈中人》中的余亚静不再是委曲求全的女性，她发觉婚姻的不幸之后，开始不停地向伴侣邓安城追寻婚姻的真相，试图看穿他眼里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揭穿他的虚伪，生活的宁静和平衡就此打破了。余亚静开始离家出走，去寻找那些过去的男人们，像是完成生命中一项伟大的仪式。她借助別的男人想要换取邓安城真正的在意，结果等待她的还是邓安城那张一味包容与和蔼的脸。余亚静要的是爱情，而她拥有的是无爱的婚姻，最后她选择逃离，这奋力的逃离终于让她看到了邓安城的秘密。这种大义凛然的逃离，硬生生在无形中逼死了脆弱的邓安城，离婚这最具攻击力的武器，终于把“敌人”杀得片甲不留。
三、“集体无意识”的流露
（一）女性对男性的依附
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女性在生活和精神上都依附于丈夫或者儿子。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女性的地位和权利都获得了提升，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仍然是社会中的集体无意识，具有普遍性。相比男性，女性更容易依赖于两性关系，更容易失去自我。孙频的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在精神上依附于男性的女人，她们常常表现为甘愿放低自己的姿态来挽留男人。
《醉长安》讲述的是发生在西安与北京两座城市异地恋的故事。开篇在缠绕着孟青提的不安中展开，这份不安正是来自于男朋友张以平长达三天的失联。她在第四天忍不住通过电话来给自己打一支镇定剂，结果却使她重新掉回了“黑暗的山洞”。在无声的竞赛中，她发现了端倪，终于沉不住气买了去西安的机票去求证心里的“万一”，但房间里另一个女人的出现让她彻底崩溃。即便如此，张以平的一个爱字仍然把她留在了身边，并且在不是他唯一一个爱人的情况下，她还是心甘情愿地辞掉工作，在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她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孟青提对张以平的恋爱是用尽了全部力气的。她尝试通过出轨、跳楼来表达反抗和寻求解脱，孙频血淋淋地剥开了孟青提卑微的内心：“她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背叛，她从来都只有爱一个人的能力。真正的东西，一点点就够了，与量无关。那么，她所做的这一切对他又有多少杀伤力？她根本就伤不了他。她想用这种犯罪性的刺激补偿自己，却是把射向他的刀刃齐齐掷回了自己。”故事在孟青提安然离世中落下帷幕，令人惋惜与无奈的是在她确诊肝癌后才获得了这个男人唯一的爱情。
除此之外，孙频的《三人成宴》也是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叩问。专职画家邓亚西因前男友的出轨而丧失了性爱的能力，活在孤独和恐惧之中。“有一天她忽然在她屋子里看到有人，但是这个人影很模糊，一闪而过，她没有看清他的脸。”出现幻觉的邓亚西开始寻找租客来驱散恐惧，李塘成为她最好的人选。为了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她一次次地委曲求全，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全盘托出，答应李塘结婚的请求，只是因为害怕这个人离她而去。可是李塘是她无法应付的，长期的冷战之后李塘带着另一个女孩来到邓亚西的房子，邓亚西《三人成宴》的画作成为现实。李塘离开之后她再次陷入了无边无际的孤独，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其实早在两年前邓亚西在屋子里看到最初的幻影时，已经预料到这一天了，所以她匆忙抓住了李塘。”
即使是在女性获得自由与独立的今天，仍然有大量女性把个人的喜怒哀乐寄托于男性身上，除孟青提和邓亚西之外，还有《耳钉的咒》中的汪静路，她因为一副耳钉小题大做，不过是想要得到男性的关注;《鱼吻》的女主人公韩光乐此不彼地玩着电话游戏，享受着男性每一个对她呵护与宠爱的小细节;《同体》中的冯一灯内心有着“一个女人的贞洁是获得男人爱情的条件”这样的思想，且根深蒂固。在无意识中，女性总习惯于将男性视为自己的救赎，或者是自己存在的价值，对于爱情和男性过分依赖，令自己处于被动甚至是卑微的位置。孙频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对女性心理的剖析，表达了对当代女性自我挣扎、自我救赎的反思。 （二）对社会权利的追逐
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在她的《论文学》一书中说道：“任何文学的历史，只有把这种文学和创造这种文学的人民的社会和精神状态联系起来，只有把它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才能被人理解，才能加以研究。”孙频的小说不仅在思考女性的生存困境、探讨两性关系，她同样深切地关注着社会现实，关于罪与罚、善与恶、光明和黑暗等。她有勇气去探索关于生存和人的真相，有时虽然残酷，却充满了力量。
孙频小说的许多人物都有着精神疾病、心理疾病，这些隐疾与社会现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物欲横流的时代，权利成为人心头的一根刺，无论是社会顶层的人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在权利的阴影之下，都不过是跳梁小丑。
《无极之痛》中的褚南红为了分到房子，摆脱合租的现状，多次去找校长献身未果，心甘情愿地向权利下跪，有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魄力”，在房子之争的拉锯战中，社会的残酷昭然若揭。而坐拥权利的校长万宇生并非大众所想象的那般享受着玩弄权利的乐趣，在褚南红的一次次紧逼下，他坦言自己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在这个弱肉强食的食物链中，他也需要向权利下跪，一方面行使着自己那一点权利，一方面又在内心的自责中无法安然度日，身处权利的桎梏之下，毫无自由与快乐可言，最后只能用自杀来寻求解脱。书中一句“权利是社会的脊椎”道出了被权力挤压的人们的痛苦与无奈，社会的残酷与弊端在故事结尾迸发而出，引人深思。
再如《假面》之中的贫穷大学生李正仪，他一無所有，社会底层人的标签顽固地贴在他的身上。面对金钱和权利的诱惑，他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娶了王姝。他用王姝被别人包养的钱找到体面的工作，住着王姝找来的大房子，在金钱面前一次次的低头加速了他心理的扭曲。白天在学校，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大学老师，回到家却是个有着受虐倾向的“奴隶”。就算他和王姝一开始在一起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被社会甚至是王姝背后的男人强奸了，他还是无法拒绝，在精神的压抑下依然不自觉地向金钱靠拢，沉迷于面具游戏的李正仪最后终于精神分裂，他才道出了内心的渴望。他渴望的也不过是那点权利。孙频在这里思考的是当代人的精神危机。李正仪的悲剧正是社会的悲剧：人们以为拥有了权利就拥有了自由，就可以成为别人的主宰。对生存真相的揭示极端又凌厉，这正是孙频的过人之处。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刘慧娟（1993-），女，山西晋中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