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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故里、回到西安，和我们所有的秦商欢聚一堂，来参加第三届全球秦商大会。在这次大会当中，我想代表我们所有的秦商，说一点我们自己在当下理解的秦商使命。
我记得在一年多以前，北京陕西商会几个主要的会长、副会长一起聚会的时候，张朝阳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在一起干什么呢？我们最后总结下来就四个字，第一是吃面，第二是办事。吃面这件事，秦人喜欢吃面，也就是说我们是用地缘、乡情结合在一起，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我们的属性、我们的生活习气，我们这方面不会改变，所以走到哪儿我们说的是乡音，吃的是家乡饭，这叫吃面。第二是办事，办事有很多讲究，怎么办？办什么事？哪些事要办好？哪些事要办到大家都满意？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如果说过去我们通常理解的办事就是投资，那么今天我特别想说，在一个转型的中国、在一个开放的中国、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陕西，我们今天更应该办的事，更应该做到的事共有三件。
律师和广告市场的活跃是区域开放程度的标志
第一件事，通过全球秦商的网络带来源源不断的信息，促进我们陕西的开放。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怎么样才叫开放呢？我们在海外、国外投资的时候有两个指标非常有意思，第一个就是律师的市场，第二个则是广告的市场，这些都标志着开放的水准。比如说北京现在一年的律师市场，他们帮大家打官司、扯皮，最终形成100亿的市场。律师在北京属于高收入人群，他们可以买写字楼，可以买豪宅，大律师一年可以挣几千万甚至上亿。而我们陕西的律师市场是多少呢？据我了解，两个亿左右，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开放度还不够。律师是生人文化的产物，而吃饭是熟人文化，是把人往熟里整，把明白的事往桌子下头整，把远的事往近处整，这叫吃饭。我们对餐饮的费用可能不断在上升，但律师费用不上升，所以我们的市场不够开放，生人、外地人来做生意很困难。第二个指标是广告市场，如果我们的广告牌子上立的，看到的大部分是省内企业、省内的国有企业，那么这个市场则不够开放。如果我们把高速公路上的广告牌子大部分都变成了民营企业、更多的象三星这样的企业、很遥远很遥远的企业，那就说明我们的市场开放了。我们作为海外秦商、全球秦商、国内秦商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促进陕西在信息资源方面更大范围的循环和更广泛的开放，这是一件事。
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基金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第二，促进我们省内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体制性积极因素朝正面方向不断积累，也就是改革，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由于我们处在全球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落，我们有的在深圳、北京、有的在海外，还有在罗马尼亚的，我们处于各种各样的体制之中，所以我们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极的有利于陕西发展的体制性因素。
比如说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积极推动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北京建立针对陕西籍大学生、年轻人的风险投资，这种风险投资基金在硅谷创造了非常多的传奇神话，也创造了一些我们今天陕西籍的英雄，比如说张朝阳。这种风险投资的体制保证了美国科技创新的不断进步，比尔盖茨走了，有乔布斯，乔布斯走了又有了扎特博格，28岁年轻人创造了800亿美金市值的公司。我们在北京创造这种风险投资机制就是希望把这样一种创新的机制，也能够带给我们未来的陕西年轻人，使陕西年轻人能够回陕创业，这是体制性的积极变化。另外，我们希望积极参与西咸新区的发展，但是我们又不希望用传统的方法，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从头到尾资源都很分散。我们希望能够集中起来，用一种产业基金的方式和一种良好的、全新的商业模式来跟西咸新区发展集团、政府及当地进行合作，我们用一种新的模式能快速在西咸新区建立起以医疗健康产业为主的、以立体城市为主规划的城市发展形态。这些东西都需要体制创新，用这种体制创新来促进陕西省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
源源不断的企业家资源需要制度、科技和组织创新
第三件事情，资金可以为家乡带来人才，而人才当中我们希望全球秦商给家乡注入的更多是企业家人才。科技人才与教育人才省内非常充沛，但企业家人才对于目前的陕西省来说是相对匮乏的。比如我到温州和福建，去那里参加他们的浙商大会、闽商大会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他们的民营企业力量之强大，足以使当地的国企侧目和对这些民营企业表示巨大的尊重。
浙江有什么呢？浙江温州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拥有的唯一资源就是贫困、封闭，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冒险精神及海外拓展。而福建，一些山里头甚至是一些海边鱼村都是相对封闭的，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前拥有的都是贫困和经济的落后，以及由此带来的飘洋过海的谋生精神。而这种冒险和千辛万苦创业的发展精神却变成了现在的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又创造了他们无数的、巨大的企业家资源，比如浙江的马云、温州的周成建、郭广昌。然后再看看福建，如今中国的民营医疗产业，大部分都是福建人创办的，福建一个老板可以开300家医院，然后自己在福建指挥。
总之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给陕西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企业家资源，而企业家资源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组织创新能力，由此带来源源不断的资源。经济发展最终是靠每一个交易的成功，靠每一次经济活动的成功。而这样持续不断的经济成功发展，犹如我们家长对子女的殷切期望，我们对钱的关系就相当于我们跟子女的关系一样。第一希望他平安，这就希望有一个好的体制。第二希望他长大，希望他学习长本事，这叫增值。第三，万一有动乱，希望这个娃可以回家，这叫流动性。
我们要创造的企业家资源就是要源源不断地使我们省内拥有这样一种安全、增值、创新和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使这些企业家能够创造市场效率，让市场给企业家定价，而不是让组织部给企业家定身价、定官衔，这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如果一个市场不能给企业家定价，而只是由政府给他定级别，这就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所以，我们作为秦商应该做的三件事情就是，促开放、促体制创新和改革、促企业家环境的生长，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今天秦商新的使命，我们愿意和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努力，谢谢。
（此文根据作者在“第三届全球秦商大会”演讲稿整理，由北京陕西企业商会供稿）
我记得在一年多以前，北京陕西商会几个主要的会长、副会长一起聚会的时候，张朝阳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在一起干什么呢？我们最后总结下来就四个字，第一是吃面，第二是办事。吃面这件事，秦人喜欢吃面，也就是说我们是用地缘、乡情结合在一起，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我们的属性、我们的生活习气，我们这方面不会改变，所以走到哪儿我们说的是乡音，吃的是家乡饭，这叫吃面。第二是办事，办事有很多讲究，怎么办？办什么事？哪些事要办好？哪些事要办到大家都满意？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如果说过去我们通常理解的办事就是投资，那么今天我特别想说，在一个转型的中国、在一个开放的中国、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陕西，我们今天更应该办的事，更应该做到的事共有三件。
律师和广告市场的活跃是区域开放程度的标志
第一件事，通过全球秦商的网络带来源源不断的信息，促进我们陕西的开放。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怎么样才叫开放呢？我们在海外、国外投资的时候有两个指标非常有意思，第一个就是律师的市场，第二个则是广告的市场，这些都标志着开放的水准。比如说北京现在一年的律师市场，他们帮大家打官司、扯皮，最终形成100亿的市场。律师在北京属于高收入人群，他们可以买写字楼，可以买豪宅，大律师一年可以挣几千万甚至上亿。而我们陕西的律师市场是多少呢？据我了解，两个亿左右，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开放度还不够。律师是生人文化的产物，而吃饭是熟人文化，是把人往熟里整，把明白的事往桌子下头整，把远的事往近处整，这叫吃饭。我们对餐饮的费用可能不断在上升，但律师费用不上升，所以我们的市场不够开放，生人、外地人来做生意很困难。第二个指标是广告市场，如果我们的广告牌子上立的，看到的大部分是省内企业、省内的国有企业，那么这个市场则不够开放。如果我们把高速公路上的广告牌子大部分都变成了民营企业、更多的象三星这样的企业、很遥远很遥远的企业，那就说明我们的市场开放了。我们作为海外秦商、全球秦商、国内秦商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促进陕西在信息资源方面更大范围的循环和更广泛的开放，这是一件事。
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基金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第二，促进我们省内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体制性积极因素朝正面方向不断积累，也就是改革，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由于我们处在全球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落，我们有的在深圳、北京、有的在海外，还有在罗马尼亚的，我们处于各种各样的体制之中，所以我们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极的有利于陕西发展的体制性因素。
比如说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积极推动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北京建立针对陕西籍大学生、年轻人的风险投资，这种风险投资基金在硅谷创造了非常多的传奇神话，也创造了一些我们今天陕西籍的英雄，比如说张朝阳。这种风险投资的体制保证了美国科技创新的不断进步，比尔盖茨走了，有乔布斯，乔布斯走了又有了扎特博格，28岁年轻人创造了800亿美金市值的公司。我们在北京创造这种风险投资机制就是希望把这样一种创新的机制，也能够带给我们未来的陕西年轻人，使陕西年轻人能够回陕创业，这是体制性的积极变化。另外，我们希望积极参与西咸新区的发展，但是我们又不希望用传统的方法，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从头到尾资源都很分散。我们希望能够集中起来，用一种产业基金的方式和一种良好的、全新的商业模式来跟西咸新区发展集团、政府及当地进行合作，我们用一种新的模式能快速在西咸新区建立起以医疗健康产业为主的、以立体城市为主规划的城市发展形态。这些东西都需要体制创新，用这种体制创新来促进陕西省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
源源不断的企业家资源需要制度、科技和组织创新
第三件事情，资金可以为家乡带来人才，而人才当中我们希望全球秦商给家乡注入的更多是企业家人才。科技人才与教育人才省内非常充沛，但企业家人才对于目前的陕西省来说是相对匮乏的。比如我到温州和福建，去那里参加他们的浙商大会、闽商大会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他们的民营企业力量之强大，足以使当地的国企侧目和对这些民营企业表示巨大的尊重。
浙江有什么呢？浙江温州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拥有的唯一资源就是贫困、封闭，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冒险精神及海外拓展。而福建，一些山里头甚至是一些海边鱼村都是相对封闭的，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前拥有的都是贫困和经济的落后，以及由此带来的飘洋过海的谋生精神。而这种冒险和千辛万苦创业的发展精神却变成了现在的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又创造了他们无数的、巨大的企业家资源，比如浙江的马云、温州的周成建、郭广昌。然后再看看福建，如今中国的民营医疗产业，大部分都是福建人创办的，福建一个老板可以开300家医院，然后自己在福建指挥。
总之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给陕西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企业家资源，而企业家资源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组织创新能力，由此带来源源不断的资源。经济发展最终是靠每一个交易的成功，靠每一次经济活动的成功。而这样持续不断的经济成功发展，犹如我们家长对子女的殷切期望，我们对钱的关系就相当于我们跟子女的关系一样。第一希望他平安，这就希望有一个好的体制。第二希望他长大，希望他学习长本事，这叫增值。第三，万一有动乱，希望这个娃可以回家，这叫流动性。
我们要创造的企业家资源就是要源源不断地使我们省内拥有这样一种安全、增值、创新和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使这些企业家能够创造市场效率，让市场给企业家定价，而不是让组织部给企业家定身价、定官衔，这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如果一个市场不能给企业家定价，而只是由政府给他定级别，这就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所以，我们作为秦商应该做的三件事情就是，促开放、促体制创新和改革、促企业家环境的生长，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今天秦商新的使命，我们愿意和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努力，谢谢。
（此文根据作者在“第三届全球秦商大会”演讲稿整理，由北京陕西企业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