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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出发，基于政治系统理论，结合实际调查情况得出结论，部分高校共青团组织在其自身运行过程中，由于组织成员尤其是组织管理者缺乏考虑组织系统的内外环境互动因素，缺乏对组织系统运行的重要条件即社会资本的选择性输入，而影响了组织系统的输出绩效和反馈。
［关键词］高校共青团 内卷系统 组织治理
［中图分类号］D2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1－0103－02
高校共青团组织是与广大青年学生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纽带，肩负着团结教育青年学生、协助党组织做好“服务青年成长成才、维护青年合法权益”的重要使命。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高校基层团组织更是培养国家有用人才、努力向党输送新鲜血液的主要基地。但是随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共青团事务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和工作对象出现了新情况，并强烈地冲击着高校基层团组织的传统运行模式，如思想政治教育。在思考如何改进高校共青团组织工作的同时，学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以往的高校共青团组织研究中，管理学、社会学、组织学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讨论过“共青团组织的建设与改进”，譬如李祖锋的《高校基层团建工作和团干部培养的探索和实践》、闻羽的《高校社团对基层团组织的功能替代》、梁广寒的《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的评价体系研究》、赵剑民的《试论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的组织定位与组织发展》等。鉴于此，笔者将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借鉴政治系统理论——如伊斯顿（David Easton）、社会资本理论——如帕特南（Robert Putnam），将高校共青团组织放置于其生存运行的制度环境之中，考察组织系统本身与组织系统环境的互动以及组织系统内部的资源互动，寻找组织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因素及其相关的治理策略。
一、共青团组织的系统模型
在高校共青团组织的传统运行模式里，对团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根本任务，这个任务同时也形塑着高校共青团组织的运行轨迹与方向。由此而言，共青团组织的活动与运行更多地是一种政治生活和政治互动，共青团组织所表现出的特性更多地是一种政治特性。按照伊斯顿的说法，政治生活与政治互动构成一个开放的行为系统，这种系统同时对环境作出回应；而从政治系统内部组织来看，它与其他社会系统都具有一个关键性特征，即它对于自身在其中起作用的条件作出反应的特殊适应能力。在理想的状态下，高校共青团组织作为一个政治系统模型，其累积形成了借以对付其环境的大量机制。运用这些机制，它就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甚至重新确立自己的基本目标。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高校共青团组织系统本身受到固有的传统运行模式之规制和约束，忽视系统自身的调节作用而过分强调组织成员尤其是组织管理者的能力，而使其逐渐走向“内卷化”，笔者将这种内卷化的共青团组织系统称作“内卷系统”——直观上看来组织绩效着实令人欣慰，比如由学校或者学院共青团负责召集组织的各类竞赛以及组织生活，然而实际上是以单位工作时间的报酬递减为代价来实现的。组织绩效的增长主要来自团干和团员的更充分利用，在某些团组织里，管理者通常会运用10倍的人力资本去换取只有1倍的净回报甚至是负回报。
需要指出，内卷系统所输出的并非总是负面的结果。通常情况下，团组织系统对于团干和团员的更充分利用，尽管消耗了大量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人力资本，但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物质资本。在最终的系统输出绩效中，或许表面上看来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性选择（因为经济上有时得不偿失），但却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综合考量了系统内部与外部的现实环境，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但是，这种系统的“内卷化”并不值得如此持续和循环下去——在早先的组织系统成长与走向完善时期，“艰苦创业”的确可嘉，而在组织系统的成熟运行阶段，则必须走出“内卷化”，因为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组织系统不能总是依靠对团干和团员的更充分利用来获得组织绩效，也就是说，它依赖于系统自身对环境的调节应对来达到系统平衡。因此，在共青团组织系统生长与运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其一，为何不同高校或者同一高校不同院系的共青团组织系统运行机制不同？有的共青团组织形成了内卷系统，而有的并未发生这种情况？其二，“内卷化”到底是共青团组织系统应对环境所作出的自然调节反应，还是系统内部的组织成员（如共青团组织管理者）有意为之或者主动选择？其三，那些内卷化的高校共青团组织系统，将要如何恰当地输入“要求”和“支持”，如何保持与系统环境的互动，才能挣脱系统内部组织成员的过分干预而依赖系统自身的反应与调节，从而有助于系统输出善治的结果而真正走出“内卷化”？基于此，我们对华中地区的部分高校以及同一高校不同院系的共青团组织运行状况（如团员意识、团干素质、组织结构、组织活动、组织环境、考评机制等）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田野调查。调查发现，由于组织系统所运行的制度环境尤其是社会资本存量的诸多差异，相同结构、相同性质的共青团组织系统在不同高校之间、在同一高校的不同院系之间输出了不同的组织绩效和不同的组织形式（如内卷系统）。
二、共青团组织的系统分析
鉴于政治系统理论强调其对环境的反应与自我调节，我们在对高校共青团组织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尤其重视其组织环境的关注——特别是社会资本。根据帕特南的研究，通过分析意大利民主化以后南北部地方政府绩效产生差异的原因后得出结论：是社会资本导致了南北地方政府绩效的差异。相对于意大利的南部，北部的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市民热衷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社会充满了互信和合作的风气，使得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财政预算的制定、法律改革、社会服务的推行、工农业改革等方面都较南方地区要好。根据他的界定，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语）。帕特南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横向和垂直两种。横向网络是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诸如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垂直网络则是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帕特南认为，横向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横向网络越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与此不同，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
对于参与横向网络对社会资本的作用，帕特南讲的社会资本是“社会”意义上的，本研究中的社会资本是“共同体（或社区）”意义上的，具体地说是学校或者院系层面。对于共青团组织系统而言，社会资本在组织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基础性角色；信任、规范与网络的既有存在与输入，对系统成员“支持”“要求”“愿望”的达成实现以及系统运行的畅通与平衡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社会资本的差异，不同高校或者同一高校不同院系的共青团组织系统运行机制才会不同，有的共青团组织形成了内卷系统，而有的并未发生这种情况。接下来需要解答的是，社会资本到底是如何影响组织系统的运行机制以致于形成了所谓的内卷系统？
前文已经指出，共青团组织的内卷系统是依靠对团干与团员的充分利用、依靠单位工作时间的报酬递减来实现其组织绩效的。在单位工作时间的报酬递减情况之下，要实现对团干与团员的充分利用，并非易事，其间要么是组织成员的自觉自愿自行，要么是组织管理者的绝对强制执行。结合组织系统的社会资本因素而言，前者一般发生于关联度极高、信任感极强的系统之中，这种系统可以是信任感极强的传统型垂直网络（具体到中国社会，笔者并不采信帕特南的观点），如韦伯讲的“魅力型统治”、费孝通讲的“长老统治”）；也可以是帕特南所说的能够维系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密集横向网络，能够使组织系统成员自觉自愿自行。后者一般发生于具有强有力“规范”的系统之中，这种规范可以是人身规制或者制度规范——以防止搭便车行为，尤其在那种“不对称的垂直网络”里，组织管理者即通过制定规则、发号施令来强制执行其统治意志。由此看来，组织系统的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与网络等因素的相对过剩，都有可能使系统走向“内卷化”。然而，社会资本的相对匮乏，却也有可能使系统走向崩溃，因为缺乏社会资本的组织系统失去了足以支撑其运行的社会网络基础。也就是说，社会资本的差异性，导致了组织系统的输出差异，或者系统内卷，亦或者系统崩溃。
三、共青团组织的系统治理
按照政治系统的流动模式：系统处于一个环境之中，并且易于受到来自环境的可能影响，如“要求”“愿望”“支持”“压力”的输入，系统为了持续下去，必须能够采取措施即决策和行动，成功地缓和压力，并且对此作出反应，从而输出相对均衡的政治绩效。在这种流动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的相对过剩（如“强制性规范”）或者相对匮乏（如“平等性信任”）导致共青团组织系统的“内卷化”，进而输出“系统压力”，进而异化甚至消蚀社会资本，使系统走向凝滞、闭塞、畸形或者崩溃，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组织治理，以走出“内卷化”。
组织治理关注的是组织成员与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组织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尤其是组织成员与社会资本的互动。治理共青团组织系统的“内卷化”，实质上就是要对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必要的“缩减”，以实现选择性输入。结合共青团组织内卷系统的社会资本而言，即需仔细甄别社会资本的三方面内容——即信任、规范和网络——在何种程度上、何种阶段上对共青团组织系统存在正功能和反功能。由此，笔者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垂直性社会资本和横向性社会资本。这两类社会资本都能够促进合作，但从实际调查来看，垂直性社会资本更容易使组织系统“内卷化”。所以，治理内卷系统的关键在于，尽量抑制垂直性社会资本的盲目使用（并非不使用），并且尽量培养组织成员之间的横向性社会资本。因为从长远来看，惟有横向社会资本才能扩大如帕特南所说的公民参与网络，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抑制系统的“内卷化”，使共青团组织系统输出善治的绩效，从而实现自身的健康运行。
【参考文献】
[1]孙冬青,郑蓓.新形势下加强高校基层团组织建设的若干思考[J].继续教育研究,2009(1).
[2]李祖锋.高校基层团建工作和团干部培养的探索和实践[J].青年探索,2007(6).
[3]闻羽.高校社团对基层团组织的功能替代[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4]梁广寒.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的评价体系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12).
[5]赵剑民.试论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的组织定位与组织发展[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4).
[6](美)戴维
［关键词］高校共青团 内卷系统 组织治理
［中图分类号］D2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1－0103－02
高校共青团组织是与广大青年学生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纽带，肩负着团结教育青年学生、协助党组织做好“服务青年成长成才、维护青年合法权益”的重要使命。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高校基层团组织更是培养国家有用人才、努力向党输送新鲜血液的主要基地。但是随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共青团事务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和工作对象出现了新情况，并强烈地冲击着高校基层团组织的传统运行模式，如思想政治教育。在思考如何改进高校共青团组织工作的同时，学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以往的高校共青团组织研究中，管理学、社会学、组织学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讨论过“共青团组织的建设与改进”，譬如李祖锋的《高校基层团建工作和团干部培养的探索和实践》、闻羽的《高校社团对基层团组织的功能替代》、梁广寒的《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的评价体系研究》、赵剑民的《试论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的组织定位与组织发展》等。鉴于此，笔者将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借鉴政治系统理论——如伊斯顿（David Easton）、社会资本理论——如帕特南（Robert Putnam），将高校共青团组织放置于其生存运行的制度环境之中，考察组织系统本身与组织系统环境的互动以及组织系统内部的资源互动，寻找组织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因素及其相关的治理策略。
一、共青团组织的系统模型
在高校共青团组织的传统运行模式里，对团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根本任务，这个任务同时也形塑着高校共青团组织的运行轨迹与方向。由此而言，共青团组织的活动与运行更多地是一种政治生活和政治互动，共青团组织所表现出的特性更多地是一种政治特性。按照伊斯顿的说法，政治生活与政治互动构成一个开放的行为系统，这种系统同时对环境作出回应；而从政治系统内部组织来看，它与其他社会系统都具有一个关键性特征，即它对于自身在其中起作用的条件作出反应的特殊适应能力。在理想的状态下，高校共青团组织作为一个政治系统模型，其累积形成了借以对付其环境的大量机制。运用这些机制，它就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甚至重新确立自己的基本目标。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高校共青团组织系统本身受到固有的传统运行模式之规制和约束，忽视系统自身的调节作用而过分强调组织成员尤其是组织管理者的能力，而使其逐渐走向“内卷化”，笔者将这种内卷化的共青团组织系统称作“内卷系统”——直观上看来组织绩效着实令人欣慰，比如由学校或者学院共青团负责召集组织的各类竞赛以及组织生活，然而实际上是以单位工作时间的报酬递减为代价来实现的。组织绩效的增长主要来自团干和团员的更充分利用，在某些团组织里，管理者通常会运用10倍的人力资本去换取只有1倍的净回报甚至是负回报。
需要指出，内卷系统所输出的并非总是负面的结果。通常情况下，团组织系统对于团干和团员的更充分利用，尽管消耗了大量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人力资本，但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物质资本。在最终的系统输出绩效中，或许表面上看来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性选择（因为经济上有时得不偿失），但却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综合考量了系统内部与外部的现实环境，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但是，这种系统的“内卷化”并不值得如此持续和循环下去——在早先的组织系统成长与走向完善时期，“艰苦创业”的确可嘉，而在组织系统的成熟运行阶段，则必须走出“内卷化”，因为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组织系统不能总是依靠对团干和团员的更充分利用来获得组织绩效，也就是说，它依赖于系统自身对环境的调节应对来达到系统平衡。因此，在共青团组织系统生长与运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其一，为何不同高校或者同一高校不同院系的共青团组织系统运行机制不同？有的共青团组织形成了内卷系统，而有的并未发生这种情况？其二，“内卷化”到底是共青团组织系统应对环境所作出的自然调节反应，还是系统内部的组织成员（如共青团组织管理者）有意为之或者主动选择？其三，那些内卷化的高校共青团组织系统，将要如何恰当地输入“要求”和“支持”，如何保持与系统环境的互动，才能挣脱系统内部组织成员的过分干预而依赖系统自身的反应与调节，从而有助于系统输出善治的结果而真正走出“内卷化”？基于此，我们对华中地区的部分高校以及同一高校不同院系的共青团组织运行状况（如团员意识、团干素质、组织结构、组织活动、组织环境、考评机制等）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田野调查。调查发现，由于组织系统所运行的制度环境尤其是社会资本存量的诸多差异，相同结构、相同性质的共青团组织系统在不同高校之间、在同一高校的不同院系之间输出了不同的组织绩效和不同的组织形式（如内卷系统）。
二、共青团组织的系统分析
鉴于政治系统理论强调其对环境的反应与自我调节，我们在对高校共青团组织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尤其重视其组织环境的关注——特别是社会资本。根据帕特南的研究，通过分析意大利民主化以后南北部地方政府绩效产生差异的原因后得出结论：是社会资本导致了南北地方政府绩效的差异。相对于意大利的南部，北部的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市民热衷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社会充满了互信和合作的风气，使得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财政预算的制定、法律改革、社会服务的推行、工农业改革等方面都较南方地区要好。根据他的界定，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语）。帕特南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横向和垂直两种。横向网络是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诸如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垂直网络则是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帕特南认为，横向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横向网络越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与此不同，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
对于参与横向网络对社会资本的作用，帕特南讲的社会资本是“社会”意义上的，本研究中的社会资本是“共同体（或社区）”意义上的，具体地说是学校或者院系层面。对于共青团组织系统而言，社会资本在组织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基础性角色；信任、规范与网络的既有存在与输入，对系统成员“支持”“要求”“愿望”的达成实现以及系统运行的畅通与平衡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社会资本的差异，不同高校或者同一高校不同院系的共青团组织系统运行机制才会不同，有的共青团组织形成了内卷系统，而有的并未发生这种情况。接下来需要解答的是，社会资本到底是如何影响组织系统的运行机制以致于形成了所谓的内卷系统？
前文已经指出，共青团组织的内卷系统是依靠对团干与团员的充分利用、依靠单位工作时间的报酬递减来实现其组织绩效的。在单位工作时间的报酬递减情况之下，要实现对团干与团员的充分利用，并非易事，其间要么是组织成员的自觉自愿自行，要么是组织管理者的绝对强制执行。结合组织系统的社会资本因素而言，前者一般发生于关联度极高、信任感极强的系统之中，这种系统可以是信任感极强的传统型垂直网络（具体到中国社会，笔者并不采信帕特南的观点），如韦伯讲的“魅力型统治”、费孝通讲的“长老统治”）；也可以是帕特南所说的能够维系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密集横向网络，能够使组织系统成员自觉自愿自行。后者一般发生于具有强有力“规范”的系统之中，这种规范可以是人身规制或者制度规范——以防止搭便车行为，尤其在那种“不对称的垂直网络”里，组织管理者即通过制定规则、发号施令来强制执行其统治意志。由此看来，组织系统的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与网络等因素的相对过剩，都有可能使系统走向“内卷化”。然而，社会资本的相对匮乏，却也有可能使系统走向崩溃，因为缺乏社会资本的组织系统失去了足以支撑其运行的社会网络基础。也就是说，社会资本的差异性，导致了组织系统的输出差异，或者系统内卷，亦或者系统崩溃。
三、共青团组织的系统治理
按照政治系统的流动模式：系统处于一个环境之中，并且易于受到来自环境的可能影响，如“要求”“愿望”“支持”“压力”的输入，系统为了持续下去，必须能够采取措施即决策和行动，成功地缓和压力，并且对此作出反应，从而输出相对均衡的政治绩效。在这种流动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的相对过剩（如“强制性规范”）或者相对匮乏（如“平等性信任”）导致共青团组织系统的“内卷化”，进而输出“系统压力”，进而异化甚至消蚀社会资本，使系统走向凝滞、闭塞、畸形或者崩溃，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组织治理，以走出“内卷化”。
组织治理关注的是组织成员与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组织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尤其是组织成员与社会资本的互动。治理共青团组织系统的“内卷化”，实质上就是要对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必要的“缩减”，以实现选择性输入。结合共青团组织内卷系统的社会资本而言，即需仔细甄别社会资本的三方面内容——即信任、规范和网络——在何种程度上、何种阶段上对共青团组织系统存在正功能和反功能。由此，笔者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垂直性社会资本和横向性社会资本。这两类社会资本都能够促进合作，但从实际调查来看，垂直性社会资本更容易使组织系统“内卷化”。所以，治理内卷系统的关键在于，尽量抑制垂直性社会资本的盲目使用（并非不使用），并且尽量培养组织成员之间的横向性社会资本。因为从长远来看，惟有横向社会资本才能扩大如帕特南所说的公民参与网络，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抑制系统的“内卷化”，使共青团组织系统输出善治的绩效，从而实现自身的健康运行。
【参考文献】
[1]孙冬青,郑蓓.新形势下加强高校基层团组织建设的若干思考[J].继续教育研究,2009(1).
[2]李祖锋.高校基层团建工作和团干部培养的探索和实践[J].青年探索,2007(6).
[3]闻羽.高校社团对基层团组织的功能替代[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4]梁广寒.高校基层团组织活力的评价体系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12).
[5]赵剑民.试论新形势下高校共青团的组织定位与组织发展[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4).
[6](美)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