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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出版社（实验版）七年级选了鲁迅的散文诗《风筝》，该诗最早发表于１９２５年2月《语丝》周刊第12期，后来收入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在研读文本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一、同样的风筝不同的情愫
生活中,有很多孩子喜欢风筝。我曾经问过很多中学生朋友喜欢风筝的原因，答案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风筝漂亮，飞在空中的姿态很轻松，飞得自由……是的,风筝漂亮的外形的确很让人愉悦；它轻松的姿态，真的很让人放松、休闲；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空中自由地飞翔,是没有翅膀的孩子们所热切羡慕的。甚至可以说，风筝寄托了人类对高空的幻想，承载了人类孩提时代的梦想。作品中的小弟弟，“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 ——这是一个有梦想的孩童对风筝真挚的喜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的喜爱。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有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艺。”文中的这句话交代了作者不喜欢风筝的缘由，尤其是作者对小弟弟看风筝的执著所表现的态度——“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足见作者不喜欢风筝的程度之深，直至摧毁了小兄弟的风筝。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出息？“我”为什么要趋同于“出息”？那么有出息的孩子该做什么呢?结合少年鲁迅的生活经历，我们认为,“出息”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就是走所谓的“正道”，摆脱眼前的生活困境。在经历了家道中落，父亲久病的种种打击之后，小鲁迅奔走于当铺与药铺之间，早早就体察了过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所以,他必须成为“出息”之人，三味书屋的“早”字，与其说是刻在桌上，不如说是刻在小鲁迅的心头；此外，鲁迅早期接受的传统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所以他认可了世俗的“出息”，所以他视风筝为“没出息孩子的玩意”，那么有出息的孩子,就理所当然地该去做诸如读圣贤书这类可以光宗耀祖的所谓的“正业”了,于是文中的“我”对风筝、对弟弟的态度都显得那样地极端，自然，自己也似乎格外老成持重了。
二、视角切换中的《风筝》
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先生认为鲁迅在小说《故乡》中写了三个故乡：回忆中的、现实的和理想的。鲁迅的《风筝》中实际上也写了三种“风筝”：北京的风筝，故乡的风筝，往事中的风筝。文章重点写了往事中的风筝。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在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和老师们在课件中展示的色彩斑斓的风筝、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摇曳生姿的风筝不同,鲁迅先生笔下的风筝,是白描式的。冬日的北京，晴朗是空荡荡的，积雪也是空荡荡的,在这样的天地间,叉着灰黑色的秃树丫枝,远处“浮动”着一二风筝——读鲁迅的散文诗，常常会觉得荒凉。这是一个了无生气的春日,画面的色彩是单调灰暗的,很难带给我们关于春天的姹紫嫣红的想象。画面中“浮动”的那只风筝也很难带给我们灵动愉悦的具体感受，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一只历经了现实生活的沧桑和压力，精神的蜕变及自省、漂泊在异乡的风筝。此时此景，在“我”看来，只能是“惊异”和“悲哀”。“惊异”的是什么呢？是与故乡的风筝相比,它出现得很早，还是与地面积雪的不对称?“悲哀”的又是什么呢？是岁月的流逝，是那风筝往事的沉重，还是对现实生活的不甚满意？……写作此文，正值“五四”运动退潮期，20年代中期的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教育界的复古读经，家庭生活的不如意，兄弟反目等等，已使他感到黑暗笼罩着一切，正如同置身于肃杀的严冬，这样的现实，当然让人无法愉悦。于是作者将我们引入回忆中。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此时的故乡，让人心头不由得涌起一阵熟悉的温情，和鲁迅小说《故乡》中的记忆一样，在这个想象世界中,故乡的风筝是多彩的,故乡的柳和山桃也是多彩的,孩子们点缀在这些多彩之中，春日就格外温和起来，无论现实多么令人失望，只要回到了少年时代的记忆之中，那个五彩缤纷的江南世界,那个纯真自然的知识少年就重现在纸上。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言,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少年“我”美好心灵的反映。但是这种心灵状态不是固定的,也是无法维持久远的①，社会生活终究会使人的心灵变得沉重。而生活越是沉重,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就越强烈,所以我们看见了鲁迅记忆中美好的故乡、春日和风筝。但是，“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因此，往事中的风筝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
联系全文来看，回忆故乡，落脚点是使“我”想起少年时代不许小兄弟放风筝、无情地撕毁小兄弟即将做成的风筝的往事。往事中的风筝尚未成型，“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骨架,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这是一只眼看就要完工了的风筝，我抓断了胡蝶的一根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一个纯洁无邪的孩子，他的正常的天性，合理的愿望，只是因为有悖于成年人的“出息”的信条，就不能发展，就得不到实现，甚至要为此付出代价。从“破获秘密的满足”“傲然出走”等描述，我们不难看出，“我”践踏了小兄弟“苦心孤诣”偷做的作品，动作是粗暴的,态度是残忍的。放风筝，这本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 而“我”却把对风筝的认识强加于人，对小兄弟横加干涉，毫无顾忌地撕毁了他的快乐。“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记忆中的风筝，是无辜的、被撕裂的、破碎的，它见证了“精神的虐杀”这一幕。
三、“精神虐杀”与“无可把握的悲哀”
曾经有老师说,《风筝》是鲁迅作品中较浅易的一篇,因此它被安排在初中一年级进行学习。我并不这样认为。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曾说，在鲁迅的思想中,“立人”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容,“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构成了鲁迅思想中最基本的观念。同时,他反抗一切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压抑,他不原谅一切形式的奴役（特别是精神奴役）②，满怀“精神自由”之理想的他也从不原谅自己。他看中国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最痛恨和自责的，是他曾经吃过妹子的几块肉,而在《风筝》中,“我”仗着年长力大,以自以为是的理由和蛮不讲理的方式撕毁了小兄弟的风筝。被撕毁的是风筝，可是受摧残的却是一颗稚嫩的童心，因此作者在成年之后毫不留情地剖析这场精神虐杀,称之为“精神虐杀”，实在一点也不过分。文中的“我”甚至任由他“绝望”而“不留心”，连一点怜悯和同情也没有,此时，我们不难看出封建教育思想和老幼尊卑的陈腐观念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我”的所作所为,既是个体的行为,同时也具有时代的特点，因此，“精神的虐杀”是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虽是鲁迅为数不多的直接描写亲情的作品，但却依然在宣扬他一贯的“立人”之思想主张。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二十年后，我终于明白“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这个道理——对普通人来说是自责的精神体验，于鲁迅则是严厉的自我剖析，于是他的心沉重地坠落。
如何才能不再坠落呢？我们一起放风筝吗？时过境迁，可是我的小兄弟早已成人，再也无法体验游戏的快乐了。我为此努力——在一次家人叙旧中，“我”自说少年时代的糊涂，多么希望弟弟回答“我可是毫不怪你呵”，然而弟弟像听旁人的故事，“有过这样的事么？”如果弟弟回答“不怪”，那么至少是“怪”过的，“我”的心终能得到宽松，“有过这样的事么？”“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如果忘却是真实的，那么“我”今天清醒认识到并深深自责的“精神虐杀”在弟弟却是合情合理的认可。在《孔乙己》《药》等其它作品中，鲁迅深沉地刻画了看客们的麻木，而弟弟对“我”的蛮横所表现的“认可”及宽容，不也是一种麻木吗？这种无认识、无反抗的麻木，不正是在为几千年的“虐杀”行为得以存在提供环境吗？“无怨的恕，说谎罢了”，如果“忘却”只是一句谎言，那么弟弟没有和哥哥敞开心扉的意愿，手足间的谈心带上了社交的意味，本是血肉相连，却难以以诚相待，难怪“我”要称之为“无可把握的悲哀”，更难怪“我”要为这“无可把握的悲哀”分外伤怀，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了。
注释：
①王丽：《学者教授讲析新版中学语文名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②钱理群：《与鲁迅相遇》，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1页。
[作者通联：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同样的风筝不同的情愫
生活中,有很多孩子喜欢风筝。我曾经问过很多中学生朋友喜欢风筝的原因，答案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风筝漂亮，飞在空中的姿态很轻松，飞得自由……是的,风筝漂亮的外形的确很让人愉悦；它轻松的姿态，真的很让人放松、休闲；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空中自由地飞翔,是没有翅膀的孩子们所热切羡慕的。甚至可以说，风筝寄托了人类对高空的幻想，承载了人类孩提时代的梦想。作品中的小弟弟，“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 ——这是一个有梦想的孩童对风筝真挚的喜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的喜爱。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有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艺。”文中的这句话交代了作者不喜欢风筝的缘由，尤其是作者对小弟弟看风筝的执著所表现的态度——“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足见作者不喜欢风筝的程度之深，直至摧毁了小兄弟的风筝。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出息？“我”为什么要趋同于“出息”？那么有出息的孩子该做什么呢?结合少年鲁迅的生活经历，我们认为,“出息”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就是走所谓的“正道”，摆脱眼前的生活困境。在经历了家道中落，父亲久病的种种打击之后，小鲁迅奔走于当铺与药铺之间，早早就体察了过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所以,他必须成为“出息”之人，三味书屋的“早”字，与其说是刻在桌上，不如说是刻在小鲁迅的心头；此外，鲁迅早期接受的传统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所以他认可了世俗的“出息”，所以他视风筝为“没出息孩子的玩意”，那么有出息的孩子,就理所当然地该去做诸如读圣贤书这类可以光宗耀祖的所谓的“正业”了,于是文中的“我”对风筝、对弟弟的态度都显得那样地极端，自然，自己也似乎格外老成持重了。
二、视角切换中的《风筝》
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先生认为鲁迅在小说《故乡》中写了三个故乡：回忆中的、现实的和理想的。鲁迅的《风筝》中实际上也写了三种“风筝”：北京的风筝，故乡的风筝，往事中的风筝。文章重点写了往事中的风筝。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在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和老师们在课件中展示的色彩斑斓的风筝、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摇曳生姿的风筝不同,鲁迅先生笔下的风筝,是白描式的。冬日的北京，晴朗是空荡荡的，积雪也是空荡荡的,在这样的天地间,叉着灰黑色的秃树丫枝,远处“浮动”着一二风筝——读鲁迅的散文诗，常常会觉得荒凉。这是一个了无生气的春日,画面的色彩是单调灰暗的,很难带给我们关于春天的姹紫嫣红的想象。画面中“浮动”的那只风筝也很难带给我们灵动愉悦的具体感受，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一只历经了现实生活的沧桑和压力，精神的蜕变及自省、漂泊在异乡的风筝。此时此景，在“我”看来，只能是“惊异”和“悲哀”。“惊异”的是什么呢？是与故乡的风筝相比,它出现得很早，还是与地面积雪的不对称?“悲哀”的又是什么呢？是岁月的流逝，是那风筝往事的沉重，还是对现实生活的不甚满意？……写作此文，正值“五四”运动退潮期，20年代中期的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教育界的复古读经，家庭生活的不如意，兄弟反目等等，已使他感到黑暗笼罩着一切，正如同置身于肃杀的严冬，这样的现实，当然让人无法愉悦。于是作者将我们引入回忆中。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此时的故乡，让人心头不由得涌起一阵熟悉的温情，和鲁迅小说《故乡》中的记忆一样，在这个想象世界中,故乡的风筝是多彩的,故乡的柳和山桃也是多彩的,孩子们点缀在这些多彩之中，春日就格外温和起来，无论现实多么令人失望，只要回到了少年时代的记忆之中，那个五彩缤纷的江南世界,那个纯真自然的知识少年就重现在纸上。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言,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少年“我”美好心灵的反映。但是这种心灵状态不是固定的,也是无法维持久远的①，社会生活终究会使人的心灵变得沉重。而生活越是沉重,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就越强烈,所以我们看见了鲁迅记忆中美好的故乡、春日和风筝。但是，“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因此，往事中的风筝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
联系全文来看，回忆故乡，落脚点是使“我”想起少年时代不许小兄弟放风筝、无情地撕毁小兄弟即将做成的风筝的往事。往事中的风筝尚未成型，“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骨架,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这是一只眼看就要完工了的风筝，我抓断了胡蝶的一根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一个纯洁无邪的孩子，他的正常的天性，合理的愿望，只是因为有悖于成年人的“出息”的信条，就不能发展，就得不到实现，甚至要为此付出代价。从“破获秘密的满足”“傲然出走”等描述，我们不难看出，“我”践踏了小兄弟“苦心孤诣”偷做的作品，动作是粗暴的,态度是残忍的。放风筝，这本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 而“我”却把对风筝的认识强加于人，对小兄弟横加干涉，毫无顾忌地撕毁了他的快乐。“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记忆中的风筝，是无辜的、被撕裂的、破碎的，它见证了“精神的虐杀”这一幕。
三、“精神虐杀”与“无可把握的悲哀”
曾经有老师说,《风筝》是鲁迅作品中较浅易的一篇,因此它被安排在初中一年级进行学习。我并不这样认为。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先生曾说，在鲁迅的思想中,“立人”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容,“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构成了鲁迅思想中最基本的观念。同时,他反抗一切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压抑,他不原谅一切形式的奴役（特别是精神奴役）②，满怀“精神自由”之理想的他也从不原谅自己。他看中国的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最痛恨和自责的，是他曾经吃过妹子的几块肉,而在《风筝》中,“我”仗着年长力大,以自以为是的理由和蛮不讲理的方式撕毁了小兄弟的风筝。被撕毁的是风筝，可是受摧残的却是一颗稚嫩的童心，因此作者在成年之后毫不留情地剖析这场精神虐杀,称之为“精神虐杀”，实在一点也不过分。文中的“我”甚至任由他“绝望”而“不留心”，连一点怜悯和同情也没有,此时，我们不难看出封建教育思想和老幼尊卑的陈腐观念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我”的所作所为,既是个体的行为,同时也具有时代的特点，因此，“精神的虐杀”是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虽是鲁迅为数不多的直接描写亲情的作品，但却依然在宣扬他一贯的“立人”之思想主张。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二十年后，我终于明白“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这个道理——对普通人来说是自责的精神体验，于鲁迅则是严厉的自我剖析，于是他的心沉重地坠落。
如何才能不再坠落呢？我们一起放风筝吗？时过境迁，可是我的小兄弟早已成人，再也无法体验游戏的快乐了。我为此努力——在一次家人叙旧中，“我”自说少年时代的糊涂，多么希望弟弟回答“我可是毫不怪你呵”，然而弟弟像听旁人的故事，“有过这样的事么？”如果弟弟回答“不怪”，那么至少是“怪”过的，“我”的心终能得到宽松，“有过这样的事么？”“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如果忘却是真实的，那么“我”今天清醒认识到并深深自责的“精神虐杀”在弟弟却是合情合理的认可。在《孔乙己》《药》等其它作品中，鲁迅深沉地刻画了看客们的麻木，而弟弟对“我”的蛮横所表现的“认可”及宽容，不也是一种麻木吗？这种无认识、无反抗的麻木，不正是在为几千年的“虐杀”行为得以存在提供环境吗？“无怨的恕，说谎罢了”，如果“忘却”只是一句谎言，那么弟弟没有和哥哥敞开心扉的意愿，手足间的谈心带上了社交的意味，本是血肉相连，却难以以诚相待，难怪“我”要称之为“无可把握的悲哀”，更难怪“我”要为这“无可把握的悲哀”分外伤怀，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了。
注释：
①王丽：《学者教授讲析新版中学语文名篇》，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②钱理群：《与鲁迅相遇》，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1页。
[作者通联：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