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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贫”，在《辞海》中释义确二，其一是“贫寒”，其二是“贫苦而有志节”。“贫”而至于“寒”，是极端言之，自然非一般情形的贫困可比； “贫苦而有志节”，则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又有什么可羞可愧的?一个人高贵与否，并不视其财富和地位笼统而言，只需看他究竟是富而立德，还是富而不仁；到底是贫而有志，还是贫而无行。过苦日子，易于消沉，即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过富日子，易于堕落，即所谓钱眼如井口黑窟窿。居贫处富均是对心灵的考验，贫与富是两面毕现毫发的镜子，能分别照出一个人精神的“上半身”和肉体的“下半身”。岂不见有些由于一时犯穷而时时处处抬不起头，说不起话，自惭行秽，低三下四，他们没了骨气，没了干劲，也就痛失了改变命运的先机，甚至堕落到穷斯滥矣的地步。岂不见有些人因为一朝致富而骄奢淫逸，为了寻求刺激，经常干些违法乱纪的勾当，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天堂有路他偏不走，地狱无门他却闯进来。
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必要看清现状，轻度的贫穷是他们共同的命运。他们的境遇虽好过工人、农民，却远逊于那些“生财有道”的贪官和奸商。他们若要以加速度奔向中国富裕，其先决条件是什么?是必须踩中一块沾满运气的西瓜皮，否则将他们拢成一堆，称之为知本家和中产阶级，不仅有点勉强，而且近乎滑稽。真正的知识分子倒不在乎轻度的贫穷，他们能从事业中找到快乐，也有功成名就的信念，这项补偿到位了，他们就决不会怨天尤人。
近日，我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卷，读到一则有趣的故事。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生性傲岸不群，长期杜门谢客，潜心研究哲学。有一次，他听到愚氓以不恭之词对哲学和哲学家说三道四，嘲笑他是一无是处的傻瓜笨蛋。泰勒斯一怒之下，决定用最有效的方式和最雄辩的事实反击世人，证明他作为哲学家，并不短缺赚钱的本领。那一年希腊全境荒歉，橄榄收成极差，泰勒斯便以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榨橄榄油的工具，翌年橄榄大面积丰收，他再将榨油的工具出租。因其在工具租赁业界的垄断地位，索价不菲。事后，泰勒斯将赚来的大笔金钱用于赈济穷人，又心安理得地干回他的老本行。古往今来，能赚大钱的知识分子大抵有点接近泰勒斯这种情形，他们甘于轻度的贫穷，乐趣全往事业学问中去寻求，认为奢侈的生活徒然使人脑满肠肥，反而可憎可厌。谁说他们是傻瓜笨蛋?他们是不露声色的聪明人。
世间确实有一些“怪物”，热爱那些不以营利为终极目的、来钱来得最慢的事业，有时要隔数十年，甚至一、两个世纪才能见到成效。塞万提斯写长篇小说《堂·吉诃德》是一个例子，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也是一个例子。凡高当年画《向日葵》和《鸢尾花》，半文不值，现在这两幅作品的价格却飙升至1亿多美金，变成了天文数字，足以使终身未曾脱贫的“阿尔的倒霉蛋”惊出一身热汗来。然而他本人已不可能从天堂的邮局或银行里领到这笔巨额酬金。
人类的精神财富多半是由清贫者创造出来的，古今圣哲中的孔子、庄子、墨子、苏格拉底、帕斯卡尔、尼采、梭罗等，全是清贫者，他们的思想至今仍未褪失馨香和亮泽。佛祖释迦牟尼出家前贵为王储，却放弃富贵荣华甘于清贫，在艰苦的修行中大彻大悟，普度众生。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口不言利，尽管如此，“清贫”的第一义(“贫寒”)仍嫌太过，第二义(“贫苦而有志节”)甚好，轻贫相当适度，不至于令他们的精神扭曲变形。不少待变者暗暗谋求暴富起来的那天，然而他们使出来的全是跟不上趟的慢动作，想想也就罢了。
我没有仇富心理，也不像卢梭那样憎恨富人，说他们“是一群饿狼，一旦尝过了人肉的味道后，就拒绝其他事物了”，我只是认为，与屡见不鲜的浊富相比，清贫要好得多，清贫的知识分子有必要成为整个社会中最有德行、最有操守、最有良知、最有贡献的群体。
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必要看清现状，轻度的贫穷是他们共同的命运。他们的境遇虽好过工人、农民，却远逊于那些“生财有道”的贪官和奸商。他们若要以加速度奔向中国富裕，其先决条件是什么?是必须踩中一块沾满运气的西瓜皮，否则将他们拢成一堆，称之为知本家和中产阶级，不仅有点勉强，而且近乎滑稽。真正的知识分子倒不在乎轻度的贫穷，他们能从事业中找到快乐，也有功成名就的信念，这项补偿到位了，他们就决不会怨天尤人。
近日，我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卷，读到一则有趣的故事。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生性傲岸不群，长期杜门谢客，潜心研究哲学。有一次，他听到愚氓以不恭之词对哲学和哲学家说三道四，嘲笑他是一无是处的傻瓜笨蛋。泰勒斯一怒之下，决定用最有效的方式和最雄辩的事实反击世人，证明他作为哲学家，并不短缺赚钱的本领。那一年希腊全境荒歉，橄榄收成极差，泰勒斯便以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榨橄榄油的工具，翌年橄榄大面积丰收，他再将榨油的工具出租。因其在工具租赁业界的垄断地位，索价不菲。事后，泰勒斯将赚来的大笔金钱用于赈济穷人，又心安理得地干回他的老本行。古往今来，能赚大钱的知识分子大抵有点接近泰勒斯这种情形，他们甘于轻度的贫穷，乐趣全往事业学问中去寻求，认为奢侈的生活徒然使人脑满肠肥，反而可憎可厌。谁说他们是傻瓜笨蛋?他们是不露声色的聪明人。
世间确实有一些“怪物”，热爱那些不以营利为终极目的、来钱来得最慢的事业，有时要隔数十年，甚至一、两个世纪才能见到成效。塞万提斯写长篇小说《堂·吉诃德》是一个例子，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也是一个例子。凡高当年画《向日葵》和《鸢尾花》，半文不值，现在这两幅作品的价格却飙升至1亿多美金，变成了天文数字，足以使终身未曾脱贫的“阿尔的倒霉蛋”惊出一身热汗来。然而他本人已不可能从天堂的邮局或银行里领到这笔巨额酬金。
人类的精神财富多半是由清贫者创造出来的，古今圣哲中的孔子、庄子、墨子、苏格拉底、帕斯卡尔、尼采、梭罗等，全是清贫者，他们的思想至今仍未褪失馨香和亮泽。佛祖释迦牟尼出家前贵为王储，却放弃富贵荣华甘于清贫，在艰苦的修行中大彻大悟，普度众生。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口不言利，尽管如此，“清贫”的第一义(“贫寒”)仍嫌太过，第二义(“贫苦而有志节”)甚好，轻贫相当适度，不至于令他们的精神扭曲变形。不少待变者暗暗谋求暴富起来的那天，然而他们使出来的全是跟不上趟的慢动作，想想也就罢了。
我没有仇富心理，也不像卢梭那样憎恨富人，说他们“是一群饿狼，一旦尝过了人肉的味道后，就拒绝其他事物了”，我只是认为，与屡见不鲜的浊富相比，清贫要好得多，清贫的知识分子有必要成为整个社会中最有德行、最有操守、最有良知、最有贡献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