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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报名?满了!”今年夏天,北京、广东、江苏等地的家长在为孩子报名上幼儿园时,常常听到这句话。自带小凳彻夜排队、园方公开摇号以及屡屡刷新的赞助费金额,各地媒体的生动记录指向同一个事实:三年前扎堆出生的“金猪宝宝”,其拥挤效应开始显现。
“北京平常一年生8万人左右,那一年(2007年)生了15万人,”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这种人口的剧烈波动也是一种失衡的状况”。
失衡与均衡,在2010年成为人口学界的热门词汇。今年7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专家提出,要认真深入审视当前人口问题,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人口均衡型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设“三型”社会目标。
被加速的人口转型
在有文字记载的绝大多数历史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2世纪初的北宋即超过1亿,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清朝又连续突破2亿、3亿和4亿大关,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口已达到5.4亿。
增量虽巨,增速却缓慢,究其原因,在于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抵消。根据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阐释的、目前公认最为完整系统的人口转变理论,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依然处于“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起始阶段。
此时,欧洲早已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人口转变。工业革命后,因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欧洲人口进入“高低高”(即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与高人口增长率)发展模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口出生率也逐步下降,到上世纪30年代,多数发达国家最终进入“低低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新中国人口转变很快显出了苗头。在1949年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与“一五”建设时期,由于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我国即实现了“高低高”的人口发展态势。
此时,人口学家马寅初发现,带给家乡小孩子的糖果越来越不够分了。人口迅猛增长,增长率(通常指一年内人口增长数量与人口总数之比)从1949年的16‰上升到1965年的28‰,最多的1963年净增2270万人——接近于当年台湾人口数的两倍之多。
当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计划生育政策应运而生。“少生了4亿多人,拆除了‘人口爆炸’的引信,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4年”,2007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样评价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功绩。
更重要的是,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从“高低高”向“低低低”的人口转变开创了捷径。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由政府运用一定程度的力量强迫促成的,即计划生育,因此中国的人口转变具有其他国家不具有的迅速性与突然性”, 葛剑雄等著的《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中如此描述,“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在短短几年内便完成了欧洲国家几十年才完成的转变”。
虽然不是性别比失衡与老龄化的“罪魁祸首”,但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被普遍认为加速了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进程。在多数执行一胎半政策(指头胎为女孩,可间隔一定年限生育二胎)的农村地区,私自鉴定二胎性别、若为女孩则引产的现象屡禁不止,导致二胎的出生性别比严重畸形,从而影响到全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偏高且持续攀升,2000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18～120左右的高水平上,2008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甚至高达120.6,远远高于105(±2)的正常值。
而计划生育强力干预下的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迅速扩大,在社会经济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未富先老”,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亿。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今后人口老龄化速度还将加快。
进入21世纪,人口迁移流动规模愈加庞大。《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流动人口长期定居和举家流动的趋势明显,“二线”城市和城镇人口流动活跃,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而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人口问题已经从过去‘数量增长压迫型’转变为‘结构失衡制约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车伟断言。当下,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并相互交织,呈现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与30年前相比,仅仅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已不能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一个佐证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3年正式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弱化微观操作职能,加强对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等宏观协调职能。
第三型“药方”
一波刚平,数波已起。这是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比以往更为复杂和考验国人智慧。7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专家针对当前人口形势开出药方:政府应该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外,提倡建设第三型社会——人口均衡型社会。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表示。
事实上,在人口理论界,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观点,到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于19世纪末首先提出的适度人口概念,再到上世纪7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正式提出:蕴含着“均衡”意味的众多理论都为“人口均衡”的最终明确奠定了基础。
1994年,我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中共十五大更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
正是从那一年起,中央不再召开单独的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代之以“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两年后又召开“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人口、资源、环境三位一体、相互联系的概念,正在渐渐清晰。
2006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顺理成章地到来。是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做出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的重大决策。相似的语句还出现在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此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字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口学界。
漫长的酝酿过程后,“人口均衡型社会”正式在今年进入公众视野,翟振武推测,“可能跟编制十二五规划有关系”。
不过,它更像是一个问题被逐渐厘清的过程。“现在回过头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在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平衡,现在讲老龄化,也是在解决人口结构平衡的问题
“北京平常一年生8万人左右,那一年(2007年)生了15万人,”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这种人口的剧烈波动也是一种失衡的状况”。
失衡与均衡,在2010年成为人口学界的热门词汇。今年7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专家提出,要认真深入审视当前人口问题,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人口均衡型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设“三型”社会目标。
被加速的人口转型
在有文字记载的绝大多数历史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2世纪初的北宋即超过1亿,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清朝又连续突破2亿、3亿和4亿大关,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口已达到5.4亿。
增量虽巨,增速却缓慢,究其原因,在于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抵消。根据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阐释的、目前公认最为完整系统的人口转变理论,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依然处于“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起始阶段。
此时,欧洲早已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人口转变。工业革命后,因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欧洲人口进入“高低高”(即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与高人口增长率)发展模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口出生率也逐步下降,到上世纪30年代,多数发达国家最终进入“低低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新中国人口转变很快显出了苗头。在1949年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与“一五”建设时期,由于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我国即实现了“高低高”的人口发展态势。
此时,人口学家马寅初发现,带给家乡小孩子的糖果越来越不够分了。人口迅猛增长,增长率(通常指一年内人口增长数量与人口总数之比)从1949年的16‰上升到1965年的28‰,最多的1963年净增2270万人——接近于当年台湾人口数的两倍之多。
当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计划生育政策应运而生。“少生了4亿多人,拆除了‘人口爆炸’的引信,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4年”,2007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样评价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功绩。
更重要的是,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从“高低高”向“低低低”的人口转变开创了捷径。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由政府运用一定程度的力量强迫促成的,即计划生育,因此中国的人口转变具有其他国家不具有的迅速性与突然性”, 葛剑雄等著的《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中如此描述,“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在短短几年内便完成了欧洲国家几十年才完成的转变”。
虽然不是性别比失衡与老龄化的“罪魁祸首”,但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被普遍认为加速了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进程。在多数执行一胎半政策(指头胎为女孩,可间隔一定年限生育二胎)的农村地区,私自鉴定二胎性别、若为女孩则引产的现象屡禁不止,导致二胎的出生性别比严重畸形,从而影响到全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偏高且持续攀升,2000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18～120左右的高水平上,2008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甚至高达120.6,远远高于105(±2)的正常值。
而计划生育强力干预下的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迅速扩大,在社会经济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未富先老”,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亿。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今后人口老龄化速度还将加快。
进入21世纪,人口迁移流动规模愈加庞大。《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流动人口长期定居和举家流动的趋势明显,“二线”城市和城镇人口流动活跃,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而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人口问题已经从过去‘数量增长压迫型’转变为‘结构失衡制约型’”,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车伟断言。当下,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并相互交织,呈现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与30年前相比,仅仅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已不能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一个佐证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3年正式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弱化微观操作职能,加强对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等宏观协调职能。
第三型“药方”
一波刚平,数波已起。这是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比以往更为复杂和考验国人智慧。7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专家针对当前人口形势开出药方:政府应该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外,提倡建设第三型社会——人口均衡型社会。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表示。
事实上,在人口理论界,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观点,到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于19世纪末首先提出的适度人口概念,再到上世纪7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正式提出:蕴含着“均衡”意味的众多理论都为“人口均衡”的最终明确奠定了基础。
1994年,我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中共十五大更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
正是从那一年起,中央不再召开单独的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代之以“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两年后又召开“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人口、资源、环境三位一体、相互联系的概念,正在渐渐清晰。
2006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顺理成章地到来。是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做出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的重大决策。相似的语句还出现在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此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字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口学界。
漫长的酝酿过程后,“人口均衡型社会”正式在今年进入公众视野,翟振武推测,“可能跟编制十二五规划有关系”。
不过,它更像是一个问题被逐渐厘清的过程。“现在回过头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在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平衡,现在讲老龄化,也是在解决人口结构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