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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地方的土地流转试验相比，浙江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农民实验，先有农民自发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再有政策的规范协调。政府跟在农民身后“摸着石头过河”
1995年冬天，不到30岁的拖拉机手俞德苗承包了村里的158亩集体土地，他是浙江省诸暨市王家井镇会义桥村的村民。在浙江农村，想要挣钱，除了“开工厂”，就是“进工厂”，没谁指望种田能挣钱。更何况，开拖拉机的俞德苗很少在田里干活。老婆为这件事和他吵了一架。
158亩承包地，忙得俞德苗“一年老了10岁”。插秧、收割都至少需要70个人来帮忙才能完成。堂弟想把撂荒的土地流转给他，条件是“一年100斤稻谷”。这块近一亩半的水田紧挨着他家的承包田，然而俞德苗怎么也不肯接受。在人力有限、产量不能大幅提高而支付人力需要工资的前提下，种得多就意味着赔得多，撂荒的土地，即使是白送他也不敢要的。
失败的机插试验
距离俞德苗家不到5里路的王家井镇农村工作办公室，几乎每个月，办公室都会给他这样的种粮大户办培训班，教授种粮技巧。俞德苗在这里认识了山塘村、关湖村的种粮大户卢丹平、宣锡波、徐建安。四个人均有超过百亩的土地，却又都是种田新手，之前充其量种过家里不到一亩的责任田。培训会上，四人经常交流失败的经验。
熟络之后四人达成协议，农忙的时候互通有无。四家都有收割机和耕田机，谁家忙不过来，大家就运机器去帮忙。合作社的雏形在这个培训班上形成了。当时谁也不会料到，十年之后，这个四人互助团体扩大到了500户之多，工商部门还会给他们颁发营业执照。
1998年，镇农机站买来一台插秧机，准备试验推广。四个种粮大户一合计，打算做这个机插试验，如果机器育秧成功，可以节省近七成的人力。腾出的精力，足够去种周边撂荒的土地，扩大耕地规模的想法似乎伸手就可以够得着了。
谁都没有见过机插，农机站的技术员也不太会用。就在其他几户还有点迟疑的时候，俞德苗已经一口气从镇里拉了1600斤稻种，这些稻种，足够种200亩土地。他和老婆商量了一晚上，得出的结论是“要做就做大”。
按照技术员教的方法，试验在俞德苗的田里开始了。
第二天，育秧盒里白色的嫩芽开始冒头，四个人在俞德苗家里喝了两瓶绍酒，很尽兴。
第四天，嫩芽长了一厘米高，并开始变绿。四个人蹲在田边，话题集中在土地流转上：开春了，周围还有多少土地可以流转过来？机器合伙买，还是每家一台？
第六天，希望破灭。嫩芽由白转绿，又由绿转黄。1600斤的稻种，全泡汤了。
大家聚在一起分析原因，得出的结论是施肥过多，因为育苗倒出来的土，被邻居拿去铺在丝瓜地里，长出两米高的丝瓜不出一周全死光了。
此次试验，使四人对机插心有余悸，宁愿花大价钱人工种植，也不敢再碰。流转土地的事情，也随之泡汤。
四人的合作也仅限于交流经验、互相帮忙，不再敢作扩大尝试。
俞德苗终于干成了两件大事
6年之后，试验再次进行。
2004年，合作的成员扩大到7户，成员全是镇里的种粮大户。大家的合作仍然是交流生产经验，偶尔集中起来帮某个需要赶季节的成员做点活。生产效率的低下，让大家自顾不暇。
市农机总站找到他们，再次推广机插。这回市里面新来了一台机器，如果机插试验成功，这台价值1.8万元的机器可以用1万元买回家，其余8000千元由农机站出资补贴。
此时只有徐建安家的田没有下种了，有了先前的教训，徐家只敢拿出30亩田，用250斤种子来做试验。
一个月过去，秧苗长势顺利，急性子的俞德苗当即掏出1万元买回了那台机器。
这次试验确实是出乎意料地成功了，大家隔三差五到徐家的田里看机插苗的长势。收割的时候，做试验的30亩田，每亩多收了近100斤稻谷。
机插试验成功的第二年，俞德苗办成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是自他承包村集体土地后，琢磨了近10年不敢动手的事情。
第一件大事是，这个互助的团体有了正式名分，他们成立了合作社。除了原来的7户老成员，镇农办牵线搭桥，另有3个种粮大户也加入了进来。10户种粮大户一起成立了德苗农机合作社。
2005年的1月1日，《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实施，法规鼓励农民合作社扩大规模，承认了农民合作社的企业法人资格，并允许从事相关农产品的生产、服务、经营。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专门法规。
2005年8月，德苗农村专业合作社拿到了浙江省工商局颁发的《农机合作社营业执照》，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可以种自己的田，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外经营，通过帮别人种田获取利润。
对于合作社来说，更好的消息是：农民购买农机设备，政府负责补贴一半，合作社里每人都花9000元买了价值18000的插秧机。这一年，合作社的机插面积达到了2000亩。
10台拖拉机，载着耕地机、插秧机排开在地头。俞德苗说，“头一次找到了当农民老板的感觉！”
另一件事情，是俞德苗把会义桥村近百亩的土地流转到自己手中。
流入俞德苗手中的土地，都是村里人不愿或者没时间种的，协议价格是每亩田每年100斤稻谷。
有了机器插秧，以前需要请70个人来做的事情，现在10个人就能完成。合作社为了便于农田管理，统一了粮食品种，效率因此又提高了一成。“德苗社”的成员都迫不及待地想扩大种植规模，而镇里的土地，在2005年里几乎被种粮大户们全部盘活。德苗合作社在俞德苗的承包地边花15万元修了一个近两亩地的厂房，存放农机设备。
这一年，浙江的土地流转也达到了高峰，全省耕地面积的近三成进入流转。10 月，浙江省农业厅在温岭市箬横镇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进行土地规模流转的试验。
政府和农民一起“摸着石头过河”
2005年到2008年，是“德苗社”发展最旺盛的三年。德苗合作社购买了两台大型粮食烘干机，社里固定资产超过了50万。
当初的10户社员，成为合作社的十大股东，俞德苗的农业设备出资作价80万，其余九大股东每人作价30万。普通农民是没有资格成为股东的，只能成为社员，社员们可以将土地交给股东种植，收取固定的回报，也可以由股东提供农业机械服务，交纳服务费。
俞德苗新修的楼房像别墅。客厅里，挂上全国种粮大户、绍兴市劳动模范的奖状。
但合作社开始面临扩大化的瓶颈。外出打工、做生意的农民土地，合作社基本上都盘活了。在家种地的农民，却不大愿意把地交给合作社种，按照规矩，合作社为每亩田每年支付100斤稻谷，利润太低。
股东们每次聚在一起干活吃饭，都会无比憧憬地说：“地是越多越好啊！”
但“德苗社”的生产能力已经出现过剩倾向。机器放的时候比用的时候多。
“几乎每个合作社都面临土地流转的瓶颈。”浙江省工商局企业管理处阙利明科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浙江的农民合作社2006年到2008年三年间也如雨后春笋般疯长，据浙江省工商厅的统计数据，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浙江已涌现出10900家农民合作社。截至2008年底，浙江的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的28.9%，三成农民参与了土地流转。
“农民依靠土地流转致富的需求十分旺盛，然而传统的转包、出租流转方式，农民真正获得的收益很低”，阙利明说，“咱们浙江农民的创造性已经发挥到很高水平了，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只能由政府部门来想办法协调。”
2009年1月，诸暨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施意见》，意见规定，今后三年每年投入500万元财政资金，对流转双方进行资金补助。
浙江各地也陆续出台优惠政策。嘉兴市对本市新增连片土地流转100亩以上、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由财政一次性给予每亩200元补助。义乌市财政不但从2009年起，每年拿出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土地流转的补助与奖励，还成立市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乡镇土地流转服务站，实现流转双方供求信息的对接。
最直接的解决方案，由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浙江省农业厅给了出来。
解决的办法是：允许农民建立土地流转的专业合作社，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作为资本入股合作社，把地交给合作社种，就可以享受合作社的盈利分红。这个政策也意味着，入股的农民收益，不再是每亩100斤稻谷的收入，而可能按照合作社的盈利增加许多。
3月15日，《浙江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开始推行。
办法颁布之后，俞德苗领到了一个新的工商营业执照，与他一起领到工商营业执照的，还有浙江省其他11个合作社大户。
执笔此项办法的浙江省工商局企业处办公室科长胡振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虽然经过了省里各部门的六七次论证，我们提供的也仅仅是一个解决土地流转问题的初步设想，不敢贸然大规模推行。政府部门只能密切关注这12个合作社的动态，再根据反馈做调整。”
俞德苗到镇里请求农办的人允许他写个广告，并把这些广告贴在各村最热闹的集市，广告上写着，在家种田的村民可以成为合作社股东，将土地的承包权作价入股，按比例享受合作社分红；来合作社干活，还可以挣每天50元的工资。
“跟以前改机械插秧一样，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试验，先试试，不好用，再想其他的办法吧。”俞德苗说。
1995年冬天，不到30岁的拖拉机手俞德苗承包了村里的158亩集体土地，他是浙江省诸暨市王家井镇会义桥村的村民。在浙江农村，想要挣钱，除了“开工厂”，就是“进工厂”，没谁指望种田能挣钱。更何况，开拖拉机的俞德苗很少在田里干活。老婆为这件事和他吵了一架。
158亩承包地，忙得俞德苗“一年老了10岁”。插秧、收割都至少需要70个人来帮忙才能完成。堂弟想把撂荒的土地流转给他，条件是“一年100斤稻谷”。这块近一亩半的水田紧挨着他家的承包田，然而俞德苗怎么也不肯接受。在人力有限、产量不能大幅提高而支付人力需要工资的前提下，种得多就意味着赔得多，撂荒的土地，即使是白送他也不敢要的。
失败的机插试验
距离俞德苗家不到5里路的王家井镇农村工作办公室，几乎每个月，办公室都会给他这样的种粮大户办培训班，教授种粮技巧。俞德苗在这里认识了山塘村、关湖村的种粮大户卢丹平、宣锡波、徐建安。四个人均有超过百亩的土地，却又都是种田新手，之前充其量种过家里不到一亩的责任田。培训会上，四人经常交流失败的经验。
熟络之后四人达成协议，农忙的时候互通有无。四家都有收割机和耕田机，谁家忙不过来，大家就运机器去帮忙。合作社的雏形在这个培训班上形成了。当时谁也不会料到，十年之后，这个四人互助团体扩大到了500户之多，工商部门还会给他们颁发营业执照。
1998年，镇农机站买来一台插秧机，准备试验推广。四个种粮大户一合计，打算做这个机插试验，如果机器育秧成功，可以节省近七成的人力。腾出的精力，足够去种周边撂荒的土地，扩大耕地规模的想法似乎伸手就可以够得着了。
谁都没有见过机插，农机站的技术员也不太会用。就在其他几户还有点迟疑的时候，俞德苗已经一口气从镇里拉了1600斤稻种，这些稻种，足够种200亩土地。他和老婆商量了一晚上，得出的结论是“要做就做大”。
按照技术员教的方法，试验在俞德苗的田里开始了。
第二天，育秧盒里白色的嫩芽开始冒头，四个人在俞德苗家里喝了两瓶绍酒，很尽兴。
第四天，嫩芽长了一厘米高，并开始变绿。四个人蹲在田边，话题集中在土地流转上：开春了，周围还有多少土地可以流转过来？机器合伙买，还是每家一台？
第六天，希望破灭。嫩芽由白转绿，又由绿转黄。1600斤的稻种，全泡汤了。
大家聚在一起分析原因，得出的结论是施肥过多，因为育苗倒出来的土，被邻居拿去铺在丝瓜地里，长出两米高的丝瓜不出一周全死光了。
此次试验，使四人对机插心有余悸，宁愿花大价钱人工种植，也不敢再碰。流转土地的事情，也随之泡汤。
四人的合作也仅限于交流经验、互相帮忙，不再敢作扩大尝试。
俞德苗终于干成了两件大事
6年之后，试验再次进行。
2004年，合作的成员扩大到7户，成员全是镇里的种粮大户。大家的合作仍然是交流生产经验，偶尔集中起来帮某个需要赶季节的成员做点活。生产效率的低下，让大家自顾不暇。
市农机总站找到他们，再次推广机插。这回市里面新来了一台机器，如果机插试验成功，这台价值1.8万元的机器可以用1万元买回家，其余8000千元由农机站出资补贴。
此时只有徐建安家的田没有下种了，有了先前的教训，徐家只敢拿出30亩田，用250斤种子来做试验。
一个月过去，秧苗长势顺利，急性子的俞德苗当即掏出1万元买回了那台机器。
这次试验确实是出乎意料地成功了，大家隔三差五到徐家的田里看机插苗的长势。收割的时候，做试验的30亩田，每亩多收了近100斤稻谷。
机插试验成功的第二年，俞德苗办成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是自他承包村集体土地后，琢磨了近10年不敢动手的事情。
第一件大事是，这个互助的团体有了正式名分，他们成立了合作社。除了原来的7户老成员，镇农办牵线搭桥，另有3个种粮大户也加入了进来。10户种粮大户一起成立了德苗农机合作社。
2005年的1月1日，《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实施，法规鼓励农民合作社扩大规模，承认了农民合作社的企业法人资格，并允许从事相关农产品的生产、服务、经营。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专门法规。
2005年8月，德苗农村专业合作社拿到了浙江省工商局颁发的《农机合作社营业执照》，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可以种自己的田，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外经营，通过帮别人种田获取利润。
对于合作社来说，更好的消息是：农民购买农机设备，政府负责补贴一半，合作社里每人都花9000元买了价值18000的插秧机。这一年，合作社的机插面积达到了2000亩。
10台拖拉机，载着耕地机、插秧机排开在地头。俞德苗说，“头一次找到了当农民老板的感觉！”
另一件事情，是俞德苗把会义桥村近百亩的土地流转到自己手中。
流入俞德苗手中的土地，都是村里人不愿或者没时间种的，协议价格是每亩田每年100斤稻谷。
有了机器插秧，以前需要请70个人来做的事情，现在10个人就能完成。合作社为了便于农田管理，统一了粮食品种，效率因此又提高了一成。“德苗社”的成员都迫不及待地想扩大种植规模，而镇里的土地，在2005年里几乎被种粮大户们全部盘活。德苗合作社在俞德苗的承包地边花15万元修了一个近两亩地的厂房，存放农机设备。
这一年，浙江的土地流转也达到了高峰，全省耕地面积的近三成进入流转。10 月，浙江省农业厅在温岭市箬横镇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进行土地规模流转的试验。
政府和农民一起“摸着石头过河”
2005年到2008年，是“德苗社”发展最旺盛的三年。德苗合作社购买了两台大型粮食烘干机，社里固定资产超过了50万。
当初的10户社员，成为合作社的十大股东，俞德苗的农业设备出资作价80万，其余九大股东每人作价30万。普通农民是没有资格成为股东的，只能成为社员，社员们可以将土地交给股东种植，收取固定的回报，也可以由股东提供农业机械服务，交纳服务费。
俞德苗新修的楼房像别墅。客厅里，挂上全国种粮大户、绍兴市劳动模范的奖状。
但合作社开始面临扩大化的瓶颈。外出打工、做生意的农民土地，合作社基本上都盘活了。在家种地的农民，却不大愿意把地交给合作社种，按照规矩，合作社为每亩田每年支付100斤稻谷，利润太低。
股东们每次聚在一起干活吃饭，都会无比憧憬地说：“地是越多越好啊！”
但“德苗社”的生产能力已经出现过剩倾向。机器放的时候比用的时候多。
“几乎每个合作社都面临土地流转的瓶颈。”浙江省工商局企业管理处阙利明科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浙江的农民合作社2006年到2008年三年间也如雨后春笋般疯长，据浙江省工商厅的统计数据，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浙江已涌现出10900家农民合作社。截至2008年底，浙江的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的28.9%，三成农民参与了土地流转。
“农民依靠土地流转致富的需求十分旺盛，然而传统的转包、出租流转方式，农民真正获得的收益很低”，阙利明说，“咱们浙江农民的创造性已经发挥到很高水平了，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只能由政府部门来想办法协调。”
2009年1月，诸暨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施意见》，意见规定，今后三年每年投入500万元财政资金，对流转双方进行资金补助。
浙江各地也陆续出台优惠政策。嘉兴市对本市新增连片土地流转100亩以上、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由财政一次性给予每亩200元补助。义乌市财政不但从2009年起，每年拿出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土地流转的补助与奖励，还成立市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乡镇土地流转服务站，实现流转双方供求信息的对接。
最直接的解决方案，由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浙江省农业厅给了出来。
解决的办法是：允许农民建立土地流转的专业合作社，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作为资本入股合作社，把地交给合作社种，就可以享受合作社的盈利分红。这个政策也意味着，入股的农民收益，不再是每亩100斤稻谷的收入，而可能按照合作社的盈利增加许多。
3月15日，《浙江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开始推行。
办法颁布之后，俞德苗领到了一个新的工商营业执照，与他一起领到工商营业执照的，还有浙江省其他11个合作社大户。
执笔此项办法的浙江省工商局企业处办公室科长胡振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虽然经过了省里各部门的六七次论证，我们提供的也仅仅是一个解决土地流转问题的初步设想，不敢贸然大规模推行。政府部门只能密切关注这12个合作社的动态，再根据反馈做调整。”
俞德苗到镇里请求农办的人允许他写个广告，并把这些广告贴在各村最热闹的集市，广告上写着，在家种田的村民可以成为合作社股东，将土地的承包权作价入股，按比例享受合作社分红；来合作社干活，还可以挣每天50元的工资。
“跟以前改机械插秧一样，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试验，先试试，不好用，再想其他的办法吧。”俞德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