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次出乎意料的“拍而不买”的“壮举”，把一场原本不大的文物拍卖，喧嚣成响彻中外媒体的“大事件”。
谁，如何，策划了这场没有结局的“游戏”？
北京时间2月26日凌晨，巴黎大皇宫佳士得拍卖会现场，圆明园鼠首和兔首，分别以每尊1400万欧元落槌成交。买家以电话委托方式竞得。从这时开始，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变化戏剧般发生了。
当天，国家文物局即发布《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称，“未提供合法来源证明或证明文件不全的，不予办理文物进出境审核手续”。
四天之后，北京时间3月2日，神秘买家蔡铭超现身，并在北京某饭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开告知媒体，是自己将兽首拍下。同时称，“这个款，不能付”。因为“每一位中国人在那个时刻都会站出来的，……我只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拍，而不买，蔡铭超一举瞬间激起千浪。
而蔡在第二天又进一步解释，自己不付款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如果这两件拍品无法入境，自然不能付款。”
加之蔡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主办方为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后简称基金会)，蔡铭超同时也是此基金会的收藏顾问。
顿时，蔡铭超的“搅局”是否是与相关部门协商后所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是如何发生的？之后又将如何收场？留下一堆疑点重重的疑问。而发布会后，蔡铭超以及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均从大众视野消失，对于此事的猜测更加扑朔迷离。
近日，买家蔡铭超及基金会副总干事牛宪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独家专访，得以将事件原委清晰还原。
一场有预谋的竞拍？
北京时间2月24日凌晨1时左右，离拍卖开始仅剩3天，巴黎大审法院于对中国律师团提交的“禁止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铜像拍卖”的请求作出宣判，法官驳回其关于要求停止拍卖、禁止拍卖的诉讼请求。
败诉是很多人预料之中的事。
可居住在巴黎的华人开始上街抗议。
同时在中国国内，国家文物局作出回应，称相关负责人已于本月17日致函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明确要求撤拍有关文物，“圆明园兽首理应归还中国”。
而就在法院宣判前的2个小时，当夜11点多时，身在北京的“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手机响了，他是在第二天起床后，才发现这个未接电话，机主来自蔡铭超，此时身在厦门。
牛宪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基金会是在2007年12月请蔡铭超做的收藏顾问，而上一次两人联系差不多是一年多以前，也就寒暄了几句。
“电话里，蔡铭超跟我说，如果兽首流拍或者撤拍就算了，但是他得(先)做一个委托，得关注这个事情。”牛宪锋说。
作为佳士得VIP客户的蔡铭超，已经决定向拍卖公司做出参与竞拍委托。
这时，包括相关律师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除了表示抗议，都在枯等未知结局的来临，而期待中最好的结果，就是流拍。
与蔡通过电话的牛宪锋在静观结果。
拍卖如期举行。法国当地时间2月25日晚，上千人聚集在拍卖现场，中外记者、中国留学生以及律师团发起人刘洋都在其中，气氛不同往常。据中国某媒体驻法记者描述，一些中国记者被“强制存包，并以没有采访证为由禁止拍照和报道”。拍卖现场之外，由于众多学生进行抗议活动，分发圆明园历史资料，当地还增派警员维持秩序。
七点半左右，拍卖现场安保人员开始将最后四排座位清空。此处成为观众和参拍者的隔离区——这是当天亚洲艺术品专场的序曲。
此时，在中国厦门，蔡铭超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从电脑上观看拍卖现场的情形。“拍卖开始前半个小时，他们(佳士得)给我打来电话——要一直保持通话。”蔡铭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他们拍卖这两个兽首之前，我记得还拍了七件东西。拍这两个兽首时换了一次场地，把一些记者都隔离开。”蔡铭超说，从那时起他几乎已下定决心，拍下兽首，但绝不给钱。
兽首拍卖正式开始。
鼠首作为677号拍品出现在大屏幕。900万欧元起拍。有人通过电话出价1000万欧元，蔡铭超按兵不动，价格飙升到了1100万，蔡铭超通过电话告诉现场工作人员开始出价。价格几经交替，很快，停在1400万欧元，落槌。
蔡坦言，当拍下第一个兽首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毕竟，已抱定主意不付钱的竞拍“还是觉得有点对不起老朋友佳士得”。
可现场掌声四起。他开始有点疑惑。
之后兔首的拍卖过程几乎如出一辙。
一切都结束了。似乎没有太多人去关注其他拍品的成交状况。
媒体随即报道，“兽首均被神秘买家通过电话购得”。对于买家的各种猜测四起。
蔡铭超此时仍坐在位于厦门城市中心公园的公司办公室，他给身在北京的牛宪锋打了一个电话。
“拿下了。”他对牛宪锋说。
“多少钱？”
“一千四一个。”蔡铭超说。
“知道了，我想想吧。”牛宪锋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说‘想想吧’，那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我真是得想想，我哪经历过这种事啊，过亿的拍卖。我本来想说个祝贺的话，结果真没那个心情。”牛宪锋对本刊记者说。
这时，身在拍卖现场的刘洋向记者表示“竞拍者在明知兽首来源的情况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通过法律手段对竞拍者进行追究。”——包括牛宪锋、被委托人，知道蔡铭超拍得兽首的人不超过十人。
“我当时坐在那就想，这个事可能是个永远的秘密。”蔡铭超对记者说。而牛宪锋开始失眠。“我本来就睡不着觉，知道这事之后就更睡不着了。”
“这个款不能付”的出台
之后几天，媒体和周边的人都在议论兽首被拍的事。朋友也对牛宪锋聊到，听说有人拍得了兽首，牛顾左右言其他地应付着。
又一轮密集型的报道，不满和谴责的声音成为舆论的主要态度，巨大的压力开始弥漫在法国、厦门和北京的几位知情者中间。
有国内媒体发出消息，“据称两个兽首的买家为华人”。这时，一切都只停留在猜测的阶段，得不到任何证实。
有人义愤地称，“这就是一次阴谋的炒作。”国内弥漫着沮丧的气氛。
“我看电视，就是有一行字幕说拍卖出去了。有兽首的图片，还有配乐，气氛就跟开追悼会似的。”牛宪锋说，从拍卖之后他一直关注国内的舆论。此时，据称律师团发起人刘洋已前往西班牙散心。直到现在，没有媒体能联系到他。
在一片争论之中，真正的幕后买家蔡铭超始终在厦门的公司里不动声色。他本人公司的所有职员无一人知道。
2月28日早晨，牛宪锋按捺不住，他乘坐最早的航班从北京飞往厦门，与蔡铭超商讨处理方案。
蔡铭超也认为，“兽首的事情最开始基金会就一直在关注，事情到了这个样子，我想和大家说清楚。但是不知道和谁说合适，就通过基金会请了一些记者开发布会。”
两人经过一天的琢磨，最后确定了六个字“这个款，不能付”。
“你注意，是不能付，不是不付和付不起，是不能！”牛宪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不能付是有说明有原因的，这个拍卖本身有问题。这是一个态度。”
确定方案后，牛宪锋当天晚上返回北京。3月1日晚上，蔡铭超来到北京，入住亚洲大酒店。第二天，新闻发布会召开。
蔡铭超只露面十几秒，发言不足一百字，最后他说出“这个款，不能付”。之后，匆匆离去，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我提前问好服务员从后门怎么乘电梯。我和蔡铭超说，你说完就走，假装接电话或者怎么样的。”牛宪锋笑着对记者说。
当天，蔡铭超就返回厦门。
这六个字成为了一枚炸弹。
也将整个“阻止兽首拍卖”事件引向了另一方向。
焦点从兽首转到蔡铭超
法国佳士得表态“此事正在商讨之中，尚不便对媒体发布消息”；媒体评论开始围绕诚信问题铺天盖地；BBC以“英雄还是流氓”的大标题展开报道。而此时，牛宪锋更换了手机号码躲在办公室，蔡铭超将手机呼转为来电提醒。知情者瞬间蒸发了。
回到厦门的蔡铭超，吩咐员工买来100斤大米，“我就准备天天在公司熬粥喝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笑着说。公开了自己“拍而不买”的做法，等于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他每天躲在公司里，从办公室的窗户往下去，看着门口来来往往聚集的记者。对于电话和到访的记者，员工一律告知“蔡总还没回来”。
“他跟我说，他回到厦门仰望星空，泪流满面。”牛宪锋笑着对记者说。
“我知道他的压力很大。连我的压力都很大，那一段时间我有表达的欲望，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那种压力说不清楚。我连仰望星空的心情都没有，北京也看不到星星。”
国家文物局拍卖会后发布的《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成为蔡铭超进一步解释“不能付款”的依据，加上文物基金会的参与(虽为民间组织，但职员仍为国家公务员)，蔡铭超此次“胆大妄为”之举，也因此引发猜测，是否相关部门参与了事件的“策划”“运作”？
国家文物局紧接着发表声明称，“蔡铭超拍下兽首是个人行为。”
舆论开始两极分化。根据一些网站的调查，支持和反对的约7：3。
还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蔡铭超“有可能要负担法律责任。”…………
牛宪锋和蔡铭超分别躲在北京和厦门查看不断升级的报道。而对那些对于买家诚信的质疑，他们感到愤怒和不解。
经过十多天的沉默。蔡铭超再次来到北京，再次“想和大家说清楚”。他有选择地接受了少数媒体的采访。牛宪锋也开始与熟悉的媒体记者接触。
此时恰是北京两会召开时，圆明园兽首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无论政府发言人还是代表委员纷纷对此事发表观点。
这两尊曾有着历史记忆的铜兽首，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抽离的符号，它们事关艺术价值、外交关系、法律依据、国民诚信、民族感情，等一切问题，而它们也与其本身的文物含义更行更远了。
谁，如何，策划了这场没有结局的“游戏”？
北京时间2月26日凌晨，巴黎大皇宫佳士得拍卖会现场，圆明园鼠首和兔首，分别以每尊1400万欧元落槌成交。买家以电话委托方式竞得。从这时开始，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变化戏剧般发生了。
当天，国家文物局即发布《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称，“未提供合法来源证明或证明文件不全的，不予办理文物进出境审核手续”。
四天之后，北京时间3月2日，神秘买家蔡铭超现身，并在北京某饭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开告知媒体，是自己将兽首拍下。同时称，“这个款，不能付”。因为“每一位中国人在那个时刻都会站出来的，……我只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拍，而不买，蔡铭超一举瞬间激起千浪。
而蔡在第二天又进一步解释，自己不付款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如果这两件拍品无法入境，自然不能付款。”
加之蔡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主办方为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后简称基金会)，蔡铭超同时也是此基金会的收藏顾问。
顿时，蔡铭超的“搅局”是否是与相关部门协商后所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是如何发生的？之后又将如何收场？留下一堆疑点重重的疑问。而发布会后，蔡铭超以及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均从大众视野消失，对于此事的猜测更加扑朔迷离。
近日，买家蔡铭超及基金会副总干事牛宪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独家专访，得以将事件原委清晰还原。
一场有预谋的竞拍？
北京时间2月24日凌晨1时左右，离拍卖开始仅剩3天，巴黎大审法院于对中国律师团提交的“禁止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铜像拍卖”的请求作出宣判，法官驳回其关于要求停止拍卖、禁止拍卖的诉讼请求。
败诉是很多人预料之中的事。
可居住在巴黎的华人开始上街抗议。
同时在中国国内，国家文物局作出回应，称相关负责人已于本月17日致函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明确要求撤拍有关文物，“圆明园兽首理应归还中国”。
而就在法院宣判前的2个小时，当夜11点多时，身在北京的“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手机响了，他是在第二天起床后，才发现这个未接电话，机主来自蔡铭超，此时身在厦门。
牛宪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基金会是在2007年12月请蔡铭超做的收藏顾问，而上一次两人联系差不多是一年多以前，也就寒暄了几句。
“电话里，蔡铭超跟我说，如果兽首流拍或者撤拍就算了，但是他得(先)做一个委托，得关注这个事情。”牛宪锋说。
作为佳士得VIP客户的蔡铭超，已经决定向拍卖公司做出参与竞拍委托。
这时，包括相关律师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除了表示抗议，都在枯等未知结局的来临，而期待中最好的结果，就是流拍。
与蔡通过电话的牛宪锋在静观结果。
拍卖如期举行。法国当地时间2月25日晚，上千人聚集在拍卖现场，中外记者、中国留学生以及律师团发起人刘洋都在其中，气氛不同往常。据中国某媒体驻法记者描述，一些中国记者被“强制存包，并以没有采访证为由禁止拍照和报道”。拍卖现场之外，由于众多学生进行抗议活动，分发圆明园历史资料，当地还增派警员维持秩序。
七点半左右，拍卖现场安保人员开始将最后四排座位清空。此处成为观众和参拍者的隔离区——这是当天亚洲艺术品专场的序曲。
此时，在中国厦门，蔡铭超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从电脑上观看拍卖现场的情形。“拍卖开始前半个小时，他们(佳士得)给我打来电话——要一直保持通话。”蔡铭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他们拍卖这两个兽首之前，我记得还拍了七件东西。拍这两个兽首时换了一次场地，把一些记者都隔离开。”蔡铭超说，从那时起他几乎已下定决心，拍下兽首，但绝不给钱。
兽首拍卖正式开始。
鼠首作为677号拍品出现在大屏幕。900万欧元起拍。有人通过电话出价1000万欧元，蔡铭超按兵不动，价格飙升到了1100万，蔡铭超通过电话告诉现场工作人员开始出价。价格几经交替，很快，停在1400万欧元，落槌。
蔡坦言，当拍下第一个兽首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毕竟，已抱定主意不付钱的竞拍“还是觉得有点对不起老朋友佳士得”。
可现场掌声四起。他开始有点疑惑。
之后兔首的拍卖过程几乎如出一辙。
一切都结束了。似乎没有太多人去关注其他拍品的成交状况。
媒体随即报道，“兽首均被神秘买家通过电话购得”。对于买家的各种猜测四起。
蔡铭超此时仍坐在位于厦门城市中心公园的公司办公室，他给身在北京的牛宪锋打了一个电话。
“拿下了。”他对牛宪锋说。
“多少钱？”
“一千四一个。”蔡铭超说。
“知道了，我想想吧。”牛宪锋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说‘想想吧’，那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我真是得想想，我哪经历过这种事啊，过亿的拍卖。我本来想说个祝贺的话，结果真没那个心情。”牛宪锋对本刊记者说。
这时，身在拍卖现场的刘洋向记者表示“竞拍者在明知兽首来源的情况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通过法律手段对竞拍者进行追究。”——包括牛宪锋、被委托人，知道蔡铭超拍得兽首的人不超过十人。
“我当时坐在那就想，这个事可能是个永远的秘密。”蔡铭超对记者说。而牛宪锋开始失眠。“我本来就睡不着觉，知道这事之后就更睡不着了。”
“这个款不能付”的出台
之后几天，媒体和周边的人都在议论兽首被拍的事。朋友也对牛宪锋聊到，听说有人拍得了兽首，牛顾左右言其他地应付着。
又一轮密集型的报道，不满和谴责的声音成为舆论的主要态度，巨大的压力开始弥漫在法国、厦门和北京的几位知情者中间。
有国内媒体发出消息，“据称两个兽首的买家为华人”。这时，一切都只停留在猜测的阶段，得不到任何证实。
有人义愤地称，“这就是一次阴谋的炒作。”国内弥漫着沮丧的气氛。
“我看电视，就是有一行字幕说拍卖出去了。有兽首的图片，还有配乐，气氛就跟开追悼会似的。”牛宪锋说，从拍卖之后他一直关注国内的舆论。此时，据称律师团发起人刘洋已前往西班牙散心。直到现在，没有媒体能联系到他。
在一片争论之中，真正的幕后买家蔡铭超始终在厦门的公司里不动声色。他本人公司的所有职员无一人知道。
2月28日早晨，牛宪锋按捺不住，他乘坐最早的航班从北京飞往厦门，与蔡铭超商讨处理方案。
蔡铭超也认为，“兽首的事情最开始基金会就一直在关注，事情到了这个样子，我想和大家说清楚。但是不知道和谁说合适，就通过基金会请了一些记者开发布会。”
两人经过一天的琢磨，最后确定了六个字“这个款，不能付”。
“你注意，是不能付，不是不付和付不起，是不能！”牛宪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不能付是有说明有原因的，这个拍卖本身有问题。这是一个态度。”
确定方案后，牛宪锋当天晚上返回北京。3月1日晚上，蔡铭超来到北京，入住亚洲大酒店。第二天，新闻发布会召开。
蔡铭超只露面十几秒，发言不足一百字，最后他说出“这个款，不能付”。之后，匆匆离去，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我提前问好服务员从后门怎么乘电梯。我和蔡铭超说，你说完就走，假装接电话或者怎么样的。”牛宪锋笑着对记者说。
当天，蔡铭超就返回厦门。
这六个字成为了一枚炸弹。
也将整个“阻止兽首拍卖”事件引向了另一方向。
焦点从兽首转到蔡铭超
法国佳士得表态“此事正在商讨之中，尚不便对媒体发布消息”；媒体评论开始围绕诚信问题铺天盖地；BBC以“英雄还是流氓”的大标题展开报道。而此时，牛宪锋更换了手机号码躲在办公室，蔡铭超将手机呼转为来电提醒。知情者瞬间蒸发了。
回到厦门的蔡铭超，吩咐员工买来100斤大米，“我就准备天天在公司熬粥喝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笑着说。公开了自己“拍而不买”的做法，等于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他每天躲在公司里，从办公室的窗户往下去，看着门口来来往往聚集的记者。对于电话和到访的记者，员工一律告知“蔡总还没回来”。
“他跟我说，他回到厦门仰望星空，泪流满面。”牛宪锋笑着对记者说。
“我知道他的压力很大。连我的压力都很大，那一段时间我有表达的欲望，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那种压力说不清楚。我连仰望星空的心情都没有，北京也看不到星星。”
国家文物局拍卖会后发布的《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成为蔡铭超进一步解释“不能付款”的依据，加上文物基金会的参与(虽为民间组织，但职员仍为国家公务员)，蔡铭超此次“胆大妄为”之举，也因此引发猜测，是否相关部门参与了事件的“策划”“运作”？
国家文物局紧接着发表声明称，“蔡铭超拍下兽首是个人行为。”
舆论开始两极分化。根据一些网站的调查，支持和反对的约7：3。
还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蔡铭超“有可能要负担法律责任。”…………
牛宪锋和蔡铭超分别躲在北京和厦门查看不断升级的报道。而对那些对于买家诚信的质疑，他们感到愤怒和不解。
经过十多天的沉默。蔡铭超再次来到北京，再次“想和大家说清楚”。他有选择地接受了少数媒体的采访。牛宪锋也开始与熟悉的媒体记者接触。
此时恰是北京两会召开时，圆明园兽首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无论政府发言人还是代表委员纷纷对此事发表观点。
这两尊曾有着历史记忆的铜兽首，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抽离的符号，它们事关艺术价值、外交关系、法律依据、国民诚信、民族感情，等一切问题，而它们也与其本身的文物含义更行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