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浙西的冬天很冷。打一桶井水洗手，若能感到暖意，便说明冬天已初具模样，手炉即可登场。早晚煮饭，外婆从灶膛里铲出一些火炭和炉灰，添進手炉，诞生了家人争抢的宝物。
手炉每隔几天要清一次灰。比炉灰更需要清理的，是藏在灰里的铁钉。煮饭的柴火从各处搜集而来，可能是隔壁学校的废桌椅，可能是城南啤酒厂的破酒箱，所以都带着不少铁钉。手炉里的炭火烧成灰烬，铁钉却留了下来，若不时时清理，占了位置，新火难添。烤火的时候，外婆握着一只旧收音机里拆出来的圆形磁铁，贴着炉灰的表面，缓慢地转圈，铁钉便噗噗地跳出来。
在我离开家乡后多年，铁钉从炉灰里钻出来的场景依然跟随着我，给我一种无法解释的不平静——仿佛是一副重要而模糊的脸庞，不知是谁，却在我睁眼入寐之际浮现。
我常常想，到底是回忆令我难以平静，还是“无法解释”本身？这个问题，在我回望自己写下的寥寥几首诗歌时，同样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刚开始写诗时，我以为诗歌是解释的。高中第三年，我和同一所学校的朋友有过不需邮寄的通信。我在晚自习课上写，朋友在宿舍熄灯后照着手电筒写。高考前的生活紧张严酷，信的内容多是互相鼓励。信件不多，却持续了数月，最后因为考试日益频繁而被迫放弃。
大学一年级，我开始写诗歌，功能和中学的信件相差不大，甚至连收件人也不需填写。甫一接触诗歌，隐喻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器官。我无法理解生活中的种种哀乐，于是想通过新鲜的词语和句式，把诗歌（或者说生活）写给我想写给的人看，并且只有他们能看见。当然，是否有人窥见，是否有人愿意去看，不得而知。
讽刺的是，我用隐喻去解释生活，写下来的大多是难以解释的迷宫。只有运用词语的过程带给我致瘾的快感，成了别人的文字和我的真实生活都无法比拟的药剂。我这样说绝非忏悔，反而觉得有趣：当收件人失去了所有意义，那些认真书写的信件还有意义吗？那些文字还是我的一部分吗？只是彼时的心境已经走远，我再也不能以当时的手重新写出另一番样貌的诗了。
来到香港以后，生活是穴居的，在陌生的城市上班下班，通信式的诗歌很快消失了。我并不想通过诗歌分享生活，也无意勉强与旧识保持联系，那样做并不能使我更加快乐。我甚至怀疑，私人谜语式的诗歌从未带给我长久的、可以反复的澎湃。每一年，钱塘江的潮水都在月色下逼近堤坝，像灰白的铁钉扑向磁铁，那才是可以反复的澎湃。
这样的澎湃具有自身的秩序。我不能安排，却在我身上发生，这才是我更想去写的东西。
时刻在我的身上发生的，首先是身体本身。《投影》里提到初中时一次手腕骨折的经历。学校离家不近，于是我寄宿在亲戚家里。亲戚是老师，为了给我养成晚自习的习惯，规定与家人通话必须是在晚饭后。那天大雨回潮，我在浴室里滑了一跤，起初以为不过扭伤罢了，又不忍家人担心，于是电话里轻描淡写，睡前贴了一帖膏药了事。结果到了夜里，手腕处疼痛难耐，我半梦半醒，走去客厅给家人打了电话。记忆之所以犹新，是因为手腕处的痛犹新，光脚走在地板上的凉意犹新。
以前在一篇散文里读到，男子等爱人赴约，绕着草地走，夜里雾气渐浓，露水落在头发上，等的人却迟迟不来。他听着耳机里的歌，看着没有回复的消息，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他对这段关系慢慢绝望。散文已经找不到了，我却记得读那段文字时变得急促的呼吸。许多事，在我发现之前，我的身体就已经明白了。这次选的几首诗里，有不少提到了我对身体的思考。我想，身体以何种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大概是我永远会感兴趣的事。
感受先行，使写作能朝着追赶自由太阳的跋涉中迈出小小的一步。“诗歌写什么”的常见答案是“什么都可以写”。但仔细想想，生活就已束缚重重，写作哪里能够做到。诗歌中的谜语和作茧自缚不是一回事。作茧自缚是不承认感受的。我不想再继续逃避和否认我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喜欢我现在写的东西。
《打尘》写的是进山。在每个佛历上的重要日子以及大年初一，我和家人都会去那里的寺庙祈祷。一年夏天，家里大大小小约好清早出发，骑车上山。大概是没吃早饭的缘故，我刚进了山门便不知身在何处，醒来时已经躺在了路边干涸的水渠里，山终究是没有进成，母亲陪我搭烧柴油的三轮车回家。后来，我还见到了更小的时候在山路上拍的照片。午后的阳光里，我和哥哥笑着走下山路，十分开心。关于山的记忆有很多，诗歌里写的只是其中一段，却承载着我上下山时的感受。
上个月回家，我又看着外婆在炉灰里找铁钉。我刚想把这个场景比作寻找记忆，却突然意识到，我想描述的并不是记忆本身，也不是我为生活捏造的隐喻。那些曾牢牢连结了课桌椅和啤酒箱的铁钉，与其说是需要解释的“铁钉”，不如说是牢固本身。冬天循环往复，我在手炉上感受到的一切冷暖是如此重要，我猜铁钉也能感受得到。
手炉每隔几天要清一次灰。比炉灰更需要清理的，是藏在灰里的铁钉。煮饭的柴火从各处搜集而来，可能是隔壁学校的废桌椅，可能是城南啤酒厂的破酒箱，所以都带着不少铁钉。手炉里的炭火烧成灰烬，铁钉却留了下来，若不时时清理，占了位置，新火难添。烤火的时候，外婆握着一只旧收音机里拆出来的圆形磁铁，贴着炉灰的表面，缓慢地转圈，铁钉便噗噗地跳出来。
在我离开家乡后多年，铁钉从炉灰里钻出来的场景依然跟随着我，给我一种无法解释的不平静——仿佛是一副重要而模糊的脸庞，不知是谁，却在我睁眼入寐之际浮现。
我常常想，到底是回忆令我难以平静，还是“无法解释”本身？这个问题，在我回望自己写下的寥寥几首诗歌时，同样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刚开始写诗时，我以为诗歌是解释的。高中第三年，我和同一所学校的朋友有过不需邮寄的通信。我在晚自习课上写，朋友在宿舍熄灯后照着手电筒写。高考前的生活紧张严酷，信的内容多是互相鼓励。信件不多，却持续了数月，最后因为考试日益频繁而被迫放弃。
大学一年级，我开始写诗歌，功能和中学的信件相差不大，甚至连收件人也不需填写。甫一接触诗歌，隐喻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器官。我无法理解生活中的种种哀乐，于是想通过新鲜的词语和句式，把诗歌（或者说生活）写给我想写给的人看，并且只有他们能看见。当然，是否有人窥见，是否有人愿意去看，不得而知。
讽刺的是，我用隐喻去解释生活，写下来的大多是难以解释的迷宫。只有运用词语的过程带给我致瘾的快感，成了别人的文字和我的真实生活都无法比拟的药剂。我这样说绝非忏悔，反而觉得有趣：当收件人失去了所有意义，那些认真书写的信件还有意义吗？那些文字还是我的一部分吗？只是彼时的心境已经走远，我再也不能以当时的手重新写出另一番样貌的诗了。
来到香港以后，生活是穴居的，在陌生的城市上班下班，通信式的诗歌很快消失了。我并不想通过诗歌分享生活，也无意勉强与旧识保持联系，那样做并不能使我更加快乐。我甚至怀疑，私人谜语式的诗歌从未带给我长久的、可以反复的澎湃。每一年，钱塘江的潮水都在月色下逼近堤坝，像灰白的铁钉扑向磁铁，那才是可以反复的澎湃。
这样的澎湃具有自身的秩序。我不能安排，却在我身上发生，这才是我更想去写的东西。
时刻在我的身上发生的，首先是身体本身。《投影》里提到初中时一次手腕骨折的经历。学校离家不近，于是我寄宿在亲戚家里。亲戚是老师，为了给我养成晚自习的习惯，规定与家人通话必须是在晚饭后。那天大雨回潮，我在浴室里滑了一跤，起初以为不过扭伤罢了，又不忍家人担心，于是电话里轻描淡写，睡前贴了一帖膏药了事。结果到了夜里，手腕处疼痛难耐，我半梦半醒，走去客厅给家人打了电话。记忆之所以犹新，是因为手腕处的痛犹新，光脚走在地板上的凉意犹新。
以前在一篇散文里读到，男子等爱人赴约，绕着草地走，夜里雾气渐浓，露水落在头发上，等的人却迟迟不来。他听着耳机里的歌，看着没有回复的消息，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他对这段关系慢慢绝望。散文已经找不到了，我却记得读那段文字时变得急促的呼吸。许多事，在我发现之前，我的身体就已经明白了。这次选的几首诗里，有不少提到了我对身体的思考。我想，身体以何种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大概是我永远会感兴趣的事。
感受先行，使写作能朝着追赶自由太阳的跋涉中迈出小小的一步。“诗歌写什么”的常见答案是“什么都可以写”。但仔细想想，生活就已束缚重重，写作哪里能够做到。诗歌中的谜语和作茧自缚不是一回事。作茧自缚是不承认感受的。我不想再继续逃避和否认我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喜欢我现在写的东西。
《打尘》写的是进山。在每个佛历上的重要日子以及大年初一，我和家人都会去那里的寺庙祈祷。一年夏天，家里大大小小约好清早出发，骑车上山。大概是没吃早饭的缘故，我刚进了山门便不知身在何处，醒来时已经躺在了路边干涸的水渠里，山终究是没有进成，母亲陪我搭烧柴油的三轮车回家。后来，我还见到了更小的时候在山路上拍的照片。午后的阳光里，我和哥哥笑着走下山路，十分开心。关于山的记忆有很多，诗歌里写的只是其中一段，却承载着我上下山时的感受。
上个月回家，我又看着外婆在炉灰里找铁钉。我刚想把这个场景比作寻找记忆，却突然意识到，我想描述的并不是记忆本身，也不是我为生活捏造的隐喻。那些曾牢牢连结了课桌椅和啤酒箱的铁钉，与其说是需要解释的“铁钉”，不如说是牢固本身。冬天循环往复，我在手炉上感受到的一切冷暖是如此重要，我猜铁钉也能感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