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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郭德纲忙于全国巡演的同时，推出了自己的新书《过得刚好》，这是他亲笔著述回顾人生过往的文集，书中的文字记录了郭德纲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人生、相声艺术、生活的感悟和思考。真实的郭德纲，等你来体会！
三进北京只为发财
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来到北京发展。我离开天津移居北京大概是在1995年。
我父亲是警察，我母亲是老师。我小时候住在天津的老城区，附近有很多剧场、茶馆什么的。我父亲有时候要执勤，就把我放在剧场里，时间长了就对相声产生了兴趣。第一次说相声是9岁左右，就是说着玩。那时候还喜欢挂着胡子扮包公，被小朋友叫作“老头秧子”。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
我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相声，因此，从小就跟同龄人玩不到一块儿去。直到今天，我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打扑克、不会跳舞，也没有应酬。台上说相声，台下琢磨相声。对相声的感情是我从小培养起来的，天津的氛围很好。我为了这行抛家舍业，受了这么多年的罪，相声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命。可能有人拿相声当个手艺，养家糊口，跟剃头、修脚、卖包子一样；有人当是玩具，玩会儿就搁下，可玩可不玩。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命。
第一次进北京是在1988年，当时我是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混。当时脑子里也常想，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那一年，我16岁，待了两三年，因为种种原因就回去了。有一年的春节，我碰到了当年全总文工团的老团长。跟老团长吃饭的时候，他一脸愧疚，再三敬酒。我跟老团长说，您不用这样，我当年确实一文不值。这不是谦虚，回想当初，我只是比不会说相声的好那么一点点，离开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进北京。
1994年，第二次进北京，漫无目的，到处瞎撞，也没有什么头绪，待了十几天就回去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之后从戏院出来，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走，一直走到了前门大栅栏。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不适合步行，脚后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干脆把鞋跟都踩塌了接着走。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在那儿住下来，一晚上18块钱。那旅馆的屋很破，屋里面还有树，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有很刺鼻的一股脚臭味儿。我在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第二次进北京，也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一直熬到今天。当时进北京的时候很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想一场挣好多钱，发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
面糊就大葱超顶饿
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青塔，很偏僻，在河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那时候写东西就是拿一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时候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张桌子。后来住过北京的很多地方，海淀、通州、大兴……哪里便宜就去哪里，经常没钱交房租。有一段时间住在通县北杨洼的一个小区，交不起房租，房东在外边咣咣砸门，连踢门带骂街，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声。
那时候，我自制了一种能顶饿的食谱：到市场买一捆大葱，再买点儿挂面，然后用锅烧点儿水煮面，等面条都煮烂了，成了一锅糊糊了，再往里面放点儿大酱，这就做完了。以后每天把这锅糊糊热一热，拿葱就着吃。我挺乐：不仅吃到了维生素——大葱，也补充了碳水化合物——面条。
那时候，在蒲黄榆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这时候你要是不唱了，这钱就拿不回来了。当时，我住在大兴黄村，骑个破自行车，车胎上有个眼儿，舍不得补，这一趟打三回气才能坚持到。后来没法骑了，就坐公共汽车。终于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走着回家。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漆黑一片，只好走桥上面。桥上面走大车，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不到一尺宽。我扶着栏杆，借着车的光亮往前走，身边是一辆接着一辆的大车呼啸而过。站在桥上，抬头一看，几点寒星，残月高悬。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哗哗的，一边哭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在北京吃苦多年，我从来没哭过，这是仅有的一次。那时候，看不见光明，也不能回家，前途一片渺茫。
当时我就想，郭德纲，你记住了，今天的一切是你永远的资本，你必须成功。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瓦片尚有翻身日，何况我郭德纲呢。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多少次身临险境，多少次一点儿辙都没有，我都咬牙挺过来了。所以到今天，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小茶馆到德云社走了10年
从1995年开始我就在茶馆里说相声，可称任重道远。我们的宗旨就是：相声必须先继承传统，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作。其实传统相声没有一天不在创新，可我们的很多演员无知，觉得传统相声很陈旧，不值得一用。事实是，从清末到现在，老先生们已经把中国语言中能够构成包袱、构成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了，现在无论多新的相声，包袱也都是旧相声里有的，只不过他们不承认。所以我们先继承，再发展，两条腿走路。
相声回剧场还是很舒服的，很火，好多节目都伸得开腰。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当初我不知道今天会这么火爆，当初也没有想过坚持下来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小车不倒只管推。刚回剧场，那时候有人看就好，当然也有火爆的时候，五六十人，那就了不得了。不像现在，场场爆满。剧场里面坐六百人，外面还有二百人在等着。
三五十人坐在下面听你说相声是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时候我就没指着说相声挣钱，就是想尽一个相声演员的良心和责任。我能多拉拢一位观众是一位，能多抢救一个活儿就是一个。当时就抱着这目的，能走到今天说明我们的道路是选对了，说明这十多年来我们的工夫没有白下。 从2006年春节开始，不断有专家出来表态，郭德纲即将过气。他们没想到的是，我一路走来，越来越好。那年，我们搞了一个北京德云社十周年大型庆典活动，无论在电视台的收视率还是现场的卖票情况，都非常不错，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2006年春节，无数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郭德纲。我必须承认媒体的力量，但是我想说的是，单凭媒体的力量也不能让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喜欢我的作品。因为在我的背后，其实是“传统文化”四个字支撑着我一路走来。
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回头看我得感谢那段岁月。想当初是真没辙啊，孤身一人流落京城，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穷过，苦过，受过罪，挨过饿。
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宾朋。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大英雄手中枪翻江倒海，抵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又何况一帮说相声的呢？一步一步地苦熬苦掖，终于我们也看见了花团锦簇，我们也知道了灯彩佳话。
人生在世就是让人笑笑
2005年，很多人开始知道郭德纲，也有很多人开始骂郭德纲，官司、诽谤、污蔑，谣言满天飞，打开报纸都是骂郭德纲的。那时候我才知道，一个人在铺天盖地的诽谤面前是多么软弱，无法还嘴。后来，我慢慢想通了。
我养了一只蝈蝈，蝈蝈装在葫芦里，叫得很开心。有人指责我，这么狭小的空间，把它放到广阔天地多好。但是放出去它又会被冻死，到底冻死还是关在葫芦里？人活一世很难，我不做这些事有人骂我，做这些事也有人骂我。这些都是别人的事和我无关，我一张嘴劝解不了所有的人，小人也要活着，所以我释然了。而且现在岁数也大了，也不像二十来岁三十出头的时候火气那么旺，老去解释，大可不必。人生在世就是让人笑笑，偶尔也笑话笑话别人。
世上没有一个人和一种艺术形式被所有人都认可，你演完了大伙都夸你，那就离死不远了，有夸有骂才正常，夸和骂那是人家的事，你知道你该干什么就得了。人家一捧你，你就天下第一了？就疯了？不是。人家一骂你祖宗十八代，你就真往心里去，那还不得别扭死。骂不骂那是他的事情，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
我说过很多书，唱过很多戏，唱过很多大鼓，写过很多电视剧……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各种故事我说了很多。帝王将相、风流才子也好，家私万贯也好，清官也罢赃官也罢，千百年来这些故事到头来几乎都是不停地反复，宋朝的故事跟明朝的故事是一样的。我不敢说把世事看多透，毕竟岁数还小，但经历的事很多。人是不会变化的，无非就是朝代不一样，年代不一样。都看开了，也就这点儿事，别跟自个儿较真儿。
（待续）
摘自《过得刚好》
郭德纲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定价：39.80元
三进北京只为发财
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来到北京发展。我离开天津移居北京大概是在1995年。
我父亲是警察，我母亲是老师。我小时候住在天津的老城区，附近有很多剧场、茶馆什么的。我父亲有时候要执勤，就把我放在剧场里，时间长了就对相声产生了兴趣。第一次说相声是9岁左右，就是说着玩。那时候还喜欢挂着胡子扮包公，被小朋友叫作“老头秧子”。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
我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相声，因此，从小就跟同龄人玩不到一块儿去。直到今天，我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打扑克、不会跳舞，也没有应酬。台上说相声，台下琢磨相声。对相声的感情是我从小培养起来的，天津的氛围很好。我为了这行抛家舍业，受了这么多年的罪，相声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命。可能有人拿相声当个手艺，养家糊口，跟剃头、修脚、卖包子一样；有人当是玩具，玩会儿就搁下，可玩可不玩。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命。
第一次进北京是在1988年，当时我是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混。当时脑子里也常想，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那一年，我16岁，待了两三年，因为种种原因就回去了。有一年的春节，我碰到了当年全总文工团的老团长。跟老团长吃饭的时候，他一脸愧疚，再三敬酒。我跟老团长说，您不用这样，我当年确实一文不值。这不是谦虚，回想当初，我只是比不会说相声的好那么一点点，离开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进北京。
1994年，第二次进北京，漫无目的，到处瞎撞，也没有什么头绪，待了十几天就回去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之后从戏院出来，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走，一直走到了前门大栅栏。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不适合步行，脚后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干脆把鞋跟都踩塌了接着走。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在那儿住下来，一晚上18块钱。那旅馆的屋很破，屋里面还有树，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有很刺鼻的一股脚臭味儿。我在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第二次进北京，也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一直熬到今天。当时进北京的时候很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想一场挣好多钱，发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
面糊就大葱超顶饿
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青塔，很偏僻，在河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那时候写东西就是拿一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时候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张桌子。后来住过北京的很多地方，海淀、通州、大兴……哪里便宜就去哪里，经常没钱交房租。有一段时间住在通县北杨洼的一个小区，交不起房租，房东在外边咣咣砸门，连踢门带骂街，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声。
那时候，我自制了一种能顶饿的食谱：到市场买一捆大葱，再买点儿挂面，然后用锅烧点儿水煮面，等面条都煮烂了，成了一锅糊糊了，再往里面放点儿大酱，这就做完了。以后每天把这锅糊糊热一热，拿葱就着吃。我挺乐：不仅吃到了维生素——大葱，也补充了碳水化合物——面条。
那时候，在蒲黄榆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这时候你要是不唱了，这钱就拿不回来了。当时，我住在大兴黄村，骑个破自行车，车胎上有个眼儿，舍不得补，这一趟打三回气才能坚持到。后来没法骑了，就坐公共汽车。终于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走着回家。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漆黑一片，只好走桥上面。桥上面走大车，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不到一尺宽。我扶着栏杆，借着车的光亮往前走，身边是一辆接着一辆的大车呼啸而过。站在桥上，抬头一看，几点寒星，残月高悬。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哗哗的，一边哭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在北京吃苦多年，我从来没哭过，这是仅有的一次。那时候，看不见光明，也不能回家，前途一片渺茫。
当时我就想，郭德纲，你记住了，今天的一切是你永远的资本，你必须成功。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瓦片尚有翻身日，何况我郭德纲呢。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多少次身临险境，多少次一点儿辙都没有，我都咬牙挺过来了。所以到今天，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小茶馆到德云社走了10年
从1995年开始我就在茶馆里说相声，可称任重道远。我们的宗旨就是：相声必须先继承传统，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作。其实传统相声没有一天不在创新，可我们的很多演员无知，觉得传统相声很陈旧，不值得一用。事实是，从清末到现在，老先生们已经把中国语言中能够构成包袱、构成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了，现在无论多新的相声，包袱也都是旧相声里有的，只不过他们不承认。所以我们先继承，再发展，两条腿走路。
相声回剧场还是很舒服的，很火，好多节目都伸得开腰。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当初我不知道今天会这么火爆，当初也没有想过坚持下来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小车不倒只管推。刚回剧场，那时候有人看就好，当然也有火爆的时候，五六十人，那就了不得了。不像现在，场场爆满。剧场里面坐六百人，外面还有二百人在等着。
三五十人坐在下面听你说相声是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时候我就没指着说相声挣钱，就是想尽一个相声演员的良心和责任。我能多拉拢一位观众是一位，能多抢救一个活儿就是一个。当时就抱着这目的，能走到今天说明我们的道路是选对了，说明这十多年来我们的工夫没有白下。 从2006年春节开始，不断有专家出来表态，郭德纲即将过气。他们没想到的是，我一路走来，越来越好。那年，我们搞了一个北京德云社十周年大型庆典活动，无论在电视台的收视率还是现场的卖票情况，都非常不错，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2006年春节，无数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郭德纲。我必须承认媒体的力量，但是我想说的是，单凭媒体的力量也不能让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喜欢我的作品。因为在我的背后，其实是“传统文化”四个字支撑着我一路走来。
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回头看我得感谢那段岁月。想当初是真没辙啊，孤身一人流落京城，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穷过，苦过，受过罪，挨过饿。
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宾朋。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大英雄手中枪翻江倒海，抵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又何况一帮说相声的呢？一步一步地苦熬苦掖，终于我们也看见了花团锦簇，我们也知道了灯彩佳话。
人生在世就是让人笑笑
2005年，很多人开始知道郭德纲，也有很多人开始骂郭德纲，官司、诽谤、污蔑，谣言满天飞，打开报纸都是骂郭德纲的。那时候我才知道，一个人在铺天盖地的诽谤面前是多么软弱，无法还嘴。后来，我慢慢想通了。
我养了一只蝈蝈，蝈蝈装在葫芦里，叫得很开心。有人指责我，这么狭小的空间，把它放到广阔天地多好。但是放出去它又会被冻死，到底冻死还是关在葫芦里？人活一世很难，我不做这些事有人骂我，做这些事也有人骂我。这些都是别人的事和我无关，我一张嘴劝解不了所有的人，小人也要活着，所以我释然了。而且现在岁数也大了，也不像二十来岁三十出头的时候火气那么旺，老去解释，大可不必。人生在世就是让人笑笑，偶尔也笑话笑话别人。
世上没有一个人和一种艺术形式被所有人都认可，你演完了大伙都夸你，那就离死不远了，有夸有骂才正常，夸和骂那是人家的事，你知道你该干什么就得了。人家一捧你，你就天下第一了？就疯了？不是。人家一骂你祖宗十八代，你就真往心里去，那还不得别扭死。骂不骂那是他的事情，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
我说过很多书，唱过很多戏，唱过很多大鼓，写过很多电视剧……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各种故事我说了很多。帝王将相、风流才子也好，家私万贯也好，清官也罢赃官也罢，千百年来这些故事到头来几乎都是不停地反复，宋朝的故事跟明朝的故事是一样的。我不敢说把世事看多透，毕竟岁数还小，但经历的事很多。人是不会变化的，无非就是朝代不一样，年代不一样。都看开了，也就这点儿事，别跟自个儿较真儿。
（待续）
摘自《过得刚好》
郭德纲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