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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旨遠、辞约意丰是《论语》语言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同时也给读者理解《论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如将单篇文章放置在整部《论语》的背景下阅读，或可破解这一难题。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下册再次选入了《论语》中的《沂水春风》一文，该文在《论语》中完全能算得上长篇了。我们恰恰可以借助这篇文章引导学生阅读《论语》，让《沂水春风》成为打开《论语》的一扇窗，再让整部《论语》成为深度理解《沂水春风》的背景。
《沂水春风》中，孔子听完子路所言之志后“哂之”，对冉有与公西华的回答不置一词，对曾皙的回答则给予直接的赞同。其后，孔子针对曾皙的疑问作了完整解答。原来善学好思的曾皙发现了端倪，请教老师“何哂由也？”孔子解释了“哂”子路的原因：“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孔子“哂由”，又释“哂”之缘由。一个“哂”字，关乎全篇，是理解全文，进而理解孔子思想的一个枢纽所在。“哂”既表明孔子对子路的讽刺，又以微笑呈现出一个温和亲切且富于大智慧老师的形象。这个微笑含蓄内敛、富有深意，是会心之笑，是微讽之笑，与世尊拈花、迦叶的微笑相似，这体现出东方文化的精神气质。
子路的做法及其回答的内容并没有超出孔子预想的范围。话音刚落，子路就“率尔而对”，这体现出子路率直、鲁莽的性格特点。孔子相当了解子路的性格：
由也喭。（11.18，译文：仲由鲁莽）
由也兼人。（11.22，译文：仲由的胆量有两个人的大）
野哉，由也！（13.3，译文：你怎么这样鲁莽）
（为了读者查阅的方便，本文引用时采用了杨伯峻《论语译注》的编序，如“11.18”为第十一章，第十八则。本文中对《论语》的释义，同样采用《论语译注》的观点）
可见，子路“率尔而对”应在孔子的意料之中，如果子路不“率尔”反倒会让孔子吃惊，对子路刮目相看。
子路所言之志，核心内容是施政才能——“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这同样没有超出孔子的预想，孔子是认可子路的施政才能的。请看：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5.8，译文：孟武伯向孔子问子路有没有仁德。孔子道：“不晓得。”他又问。孔子道：“仲由啦，如果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负责兵役和军政的工作。至于他有没有仁德，我不晓得。”）
所以，子路“率尔而对”的草率、言志的内容，都在孔子的意料之中，故而“哂”是一种会心之笑。
同时，“哂”也是孔子对子路的微讽之笑，是否定批评，但含蓄委婉。我们通读《论语》就会发现，子路是孔门弟子中受到老师批评最多的一个弟子，他多次遭到孔子丝毫不留情面的斥责，却屡教不听：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5.7，译文：孔子说：“主张行不通了，我想坐个木筏到海外去，跟随我的恐怕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这话，高兴得很。孔子说：“仲由这个人太好勇敢了，好勇的精神大大超过了我，这就没有什么可取的呀！”）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7.11，译文：孔子对颜渊说：“用我呢，就干起来；不用呢，就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吧！”子路说：“您若率领军队，找谁共事？”孔子道：“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不用船只去渡河，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和他共事的。我所找他共事的，一定是面临任务便恐惧谨慎，善于谋略而能完成的人哩！”）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11.25，译文：子路叫子羔去做费县县长。孔子道：“这是害了别人的儿子！”子路道：“那地方有老百姓，有土地和五谷，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叫做学问呢？”孔子道：“所以我讨厌犟嘴利舌的人。”）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11.13，译文：像仲由吧，怕得不到好死。）
《沂水春风》中的“哂”与这些当面斥责相比，就显得委婉含蓄许多。这是因为太过直接的批评会影响师徒间轻松谈话的氛围，也会妨碍其他弟子的言志。
那么孔子具体所“哂”的是什么呢？结合《论语》中的相关篇章，可知，夫子“哂由”主要针对以下五个方面：
（一）孔子针对的是子路率直、鲁莽的性格，这在孔子眼中是子路最大的缺陷。子路多次因为性格因素遭到孔子的批评，却屡教不改。孔子告诫过弟子，“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也”（4.17），做人要力求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缺点，并加以改正；而子路的缺点被孔子多次指出，却缺乏自我反省的态度。“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也。’”（15.27，译文：我没有看见过能够看到自己错误便自我责备的哩。）这句话放在子路身上再也恰当不过了。
（二）孔子批评子路“率尔”的行为——不谦让，不从容。子路的“率尔”与其后三子的点名然后作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抢先发言，是性格使然，但一旦抢先就显得不从容，不谦让。孔子固然讲过“当仁不让于师”，面对仁德可以争，可以不谦让，甚至是面对自己的老师；但此处的言志不属于面对仁德的范围。除此之外，孔子还讲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3.7，译文：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所争，一定是比箭吧！射箭的时候相互作揖然后登堂；射箭完毕，走下堂来，然后作揖喝酒。那一种竞赛是很有礼貌的。）射属于礼的范畴，君子才值得去争，即使争也要“揖让而升”，保持一种温和礼让从容的风范。子路的抢先发言，有违孔子平常对弟子“君子九思”的教导。“色思温，貌思恭”（16.10，译文：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矜么。），是“九思”中的两点，子路“率尔”之后，色当然不能“温”，貌当然也不能“恭”；相比之下，其他三人就显得“色温而貌恭”，尤其是曾皙，一副从容神态，难怪孔子听完他言志后感慨“吾与点也”。 （三）孔子批评子路施政地区的选择——“千乘之国”。为了体现自己的卓越才干，子路选择一个“千乘之国”，并且设想这个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这是不“仁”的。“摄乎大国之间”，可谓岌岌可危；外有他国军队入侵，内有饥荒弥漫，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危邦”。孔子不讳言战争，因为战争是那个时代的常态；但孔子对战争很谨慎。“子之所慎：斋、战、疾。”（7.13）孔子讲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8.13，译文：坚定地相信我们的道，努力学习它，誓死保全它。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祸乱的国家。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不太平，就隐居。政治清明，自己贫贱，是耻辱；政治黑暗，自己富贵，也是耻辱。）实现人生价值，需要相时而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16）这才是孔子追求的人生价值。
（四）孔子批评子路施政目标中的“使民有勇”。子路讓人民具有的“勇”，是人民在“加之以师旅”之际表现出的勇敢无畏，也是指国家强大让人民不再惧怕战争。但孔子对于“勇”的态度却与此截然不同，“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14.4，译文：仁人一定勇敢，但勇敢的人不一定仁）。孔子以为“勇”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但必须有节制，与“仁”“义”“礼”等品德相辅相成，否则的话，有勇反倒不是好事。他说“勇而无礼则乱”（8.2，译文：专凭敢作敢为的胆量，却不知礼，就会盲动闯祸）；“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7.23，译文：君子只有勇，没有义，就会捣乱造反；小人只有勇，没有义，就会做土匪强盗）。孔子认可的“勇”要排在“仁”“义”“礼”之后，要以“仁”“义”“礼”做支撑。可见，子路“使民有勇”的做法在孔子看来是十分危险的。
（五）孔子讽刺子路所言的“且知方也”。孔子解释得很清楚——“为国以礼”。子路固然有使民知礼的意图，但如何使民知礼，语焉不详，只能算作他的一厢情愿，甚至可以认为是大话、空话。孔子以为为政的关键是执政者的行为，先要讲求为政者自己的行为思想，做出好的表率，进而影响百姓。“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3.13，译文：假如端正了自己，治国理政有什么困难呢？连本身都不能端正，怎么端正别人呢？）“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3.6）子路是怎样的呢？他口口声声说要使民“且知方也”，但自己的行为却不能合乎礼。在孔子看来，子路自己尚且如此，又如何使民知礼呢？“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14.41，译文：在上位的人如果遇事依礼而行，就容易使百姓听从指挥。）一个自己不能好礼的为政者，自然也就没有“易使”的人民，“且知方也”岂不成为空话？
（作者单位：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第一中学）
《沂水春风》中，孔子听完子路所言之志后“哂之”，对冉有与公西华的回答不置一词，对曾皙的回答则给予直接的赞同。其后，孔子针对曾皙的疑问作了完整解答。原来善学好思的曾皙发现了端倪，请教老师“何哂由也？”孔子解释了“哂”子路的原因：“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孔子“哂由”，又释“哂”之缘由。一个“哂”字，关乎全篇，是理解全文，进而理解孔子思想的一个枢纽所在。“哂”既表明孔子对子路的讽刺，又以微笑呈现出一个温和亲切且富于大智慧老师的形象。这个微笑含蓄内敛、富有深意，是会心之笑，是微讽之笑，与世尊拈花、迦叶的微笑相似，这体现出东方文化的精神气质。
子路的做法及其回答的内容并没有超出孔子预想的范围。话音刚落，子路就“率尔而对”，这体现出子路率直、鲁莽的性格特点。孔子相当了解子路的性格：
由也喭。（11.18，译文：仲由鲁莽）
由也兼人。（11.22，译文：仲由的胆量有两个人的大）
野哉，由也！（13.3，译文：你怎么这样鲁莽）
（为了读者查阅的方便，本文引用时采用了杨伯峻《论语译注》的编序，如“11.18”为第十一章，第十八则。本文中对《论语》的释义，同样采用《论语译注》的观点）
可见，子路“率尔而对”应在孔子的意料之中，如果子路不“率尔”反倒会让孔子吃惊，对子路刮目相看。
子路所言之志，核心内容是施政才能——“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这同样没有超出孔子的预想，孔子是认可子路的施政才能的。请看：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5.8，译文：孟武伯向孔子问子路有没有仁德。孔子道：“不晓得。”他又问。孔子道：“仲由啦，如果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负责兵役和军政的工作。至于他有没有仁德，我不晓得。”）
所以，子路“率尔而对”的草率、言志的内容，都在孔子的意料之中，故而“哂”是一种会心之笑。
同时，“哂”也是孔子对子路的微讽之笑，是否定批评，但含蓄委婉。我们通读《论语》就会发现，子路是孔门弟子中受到老师批评最多的一个弟子，他多次遭到孔子丝毫不留情面的斥责，却屡教不听：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5.7，译文：孔子说：“主张行不通了，我想坐个木筏到海外去，跟随我的恐怕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这话，高兴得很。孔子说：“仲由这个人太好勇敢了，好勇的精神大大超过了我，这就没有什么可取的呀！”）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7.11，译文：孔子对颜渊说：“用我呢，就干起来；不用呢，就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吧！”子路说：“您若率领军队，找谁共事？”孔子道：“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不用船只去渡河，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和他共事的。我所找他共事的，一定是面临任务便恐惧谨慎，善于谋略而能完成的人哩！”）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11.25，译文：子路叫子羔去做费县县长。孔子道：“这是害了别人的儿子！”子路道：“那地方有老百姓，有土地和五谷，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叫做学问呢？”孔子道：“所以我讨厌犟嘴利舌的人。”）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11.13，译文：像仲由吧，怕得不到好死。）
《沂水春风》中的“哂”与这些当面斥责相比，就显得委婉含蓄许多。这是因为太过直接的批评会影响师徒间轻松谈话的氛围，也会妨碍其他弟子的言志。
那么孔子具体所“哂”的是什么呢？结合《论语》中的相关篇章，可知，夫子“哂由”主要针对以下五个方面：
（一）孔子针对的是子路率直、鲁莽的性格，这在孔子眼中是子路最大的缺陷。子路多次因为性格因素遭到孔子的批评，却屡教不改。孔子告诫过弟子，“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也”（4.17），做人要力求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缺点，并加以改正；而子路的缺点被孔子多次指出，却缺乏自我反省的态度。“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也。’”（15.27，译文：我没有看见过能够看到自己错误便自我责备的哩。）这句话放在子路身上再也恰当不过了。
（二）孔子批评子路“率尔”的行为——不谦让，不从容。子路的“率尔”与其后三子的点名然后作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抢先发言，是性格使然，但一旦抢先就显得不从容，不谦让。孔子固然讲过“当仁不让于师”，面对仁德可以争，可以不谦让，甚至是面对自己的老师；但此处的言志不属于面对仁德的范围。除此之外，孔子还讲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3.7，译文：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所争，一定是比箭吧！射箭的时候相互作揖然后登堂；射箭完毕，走下堂来，然后作揖喝酒。那一种竞赛是很有礼貌的。）射属于礼的范畴，君子才值得去争，即使争也要“揖让而升”，保持一种温和礼让从容的风范。子路的抢先发言，有违孔子平常对弟子“君子九思”的教导。“色思温，貌思恭”（16.10，译文：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矜么。），是“九思”中的两点，子路“率尔”之后，色当然不能“温”，貌当然也不能“恭”；相比之下，其他三人就显得“色温而貌恭”，尤其是曾皙，一副从容神态，难怪孔子听完他言志后感慨“吾与点也”。 （三）孔子批评子路施政地区的选择——“千乘之国”。为了体现自己的卓越才干，子路选择一个“千乘之国”，并且设想这个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这是不“仁”的。“摄乎大国之间”，可谓岌岌可危；外有他国军队入侵，内有饥荒弥漫，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危邦”。孔子不讳言战争，因为战争是那个时代的常态；但孔子对战争很谨慎。“子之所慎：斋、战、疾。”（7.13）孔子讲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8.13，译文：坚定地相信我们的道，努力学习它，誓死保全它。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祸乱的国家。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不太平，就隐居。政治清明，自己贫贱，是耻辱；政治黑暗，自己富贵，也是耻辱。）实现人生价值，需要相时而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16）这才是孔子追求的人生价值。
（四）孔子批评子路施政目标中的“使民有勇”。子路讓人民具有的“勇”，是人民在“加之以师旅”之际表现出的勇敢无畏，也是指国家强大让人民不再惧怕战争。但孔子对于“勇”的态度却与此截然不同，“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14.4，译文：仁人一定勇敢，但勇敢的人不一定仁）。孔子以为“勇”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但必须有节制，与“仁”“义”“礼”等品德相辅相成，否则的话，有勇反倒不是好事。他说“勇而无礼则乱”（8.2，译文：专凭敢作敢为的胆量，却不知礼，就会盲动闯祸）；“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7.23，译文：君子只有勇，没有义，就会捣乱造反；小人只有勇，没有义，就会做土匪强盗）。孔子认可的“勇”要排在“仁”“义”“礼”之后，要以“仁”“义”“礼”做支撑。可见，子路“使民有勇”的做法在孔子看来是十分危险的。
（五）孔子讽刺子路所言的“且知方也”。孔子解释得很清楚——“为国以礼”。子路固然有使民知礼的意图，但如何使民知礼，语焉不详，只能算作他的一厢情愿，甚至可以认为是大话、空话。孔子以为为政的关键是执政者的行为，先要讲求为政者自己的行为思想，做出好的表率，进而影响百姓。“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3.13，译文：假如端正了自己，治国理政有什么困难呢？连本身都不能端正，怎么端正别人呢？）“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3.6）子路是怎样的呢？他口口声声说要使民“且知方也”，但自己的行为却不能合乎礼。在孔子看来，子路自己尚且如此，又如何使民知礼呢？“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14.41，译文：在上位的人如果遇事依礼而行，就容易使百姓听从指挥。）一个自己不能好礼的为政者，自然也就没有“易使”的人民，“且知方也”岂不成为空话？
（作者单位：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