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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语文教育的改革虽然步履维艰但也正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胡锦涛同志在七月份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出五项要求时强调“必须重视教育质量”，“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和出名师、育英才”。毋庸置疑，语文教育改革的关键和希望，在于有一支高素质的语文教师队伍。没有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语文教师队伍，语文教育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便是无源水之，无本之木。如何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炼成名师，为艰难前行的语文教育改革尽己之力，读读著名阅读学教育专家甘其勋老师(由中国阅读学会经典阅读研究中心约请撰文)执笔的这篇文章，你或许会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教改的关键是教师。”曾有名人如是说。近年各地纷纷上马“名师工程”，显然是为了加快教师队伍的建设，推想决策者已意识到教师的整体素质对课程改革的成败举足轻重。
名师是怎样产生的?顾黄初先生说：在我国古代，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据我所知，过去的名师都有很好的口碑，却没有官方授予的头衔。
事到如今，名师的产生似乎现代化了，也复杂了许多。有了头衔的名师是从中高考的战场凯旋的，是在各级课堂教学大赛中胜出的，是校长钦命的，还是学生选出的?还真不好说。
我1 957年开始当小学教师，1984年任高中校长，1987年到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窒任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员，直到退休。积五十多年教学教研之经验，从许多没有“名师”头衔的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经历中，悟出了一点偏见：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读书多的未必能成名师，但不爱读书、不善读书的肯定成不了名师。当然因社会风气而捡到“名师”头衔的除一外。
一、如镂似刻钴古书
近来，我的书桌上有一部厚重的专著：《说苑译注》，(汉)刘向撰，程翔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16开本，565页，996千字，定价68元。1 963年出生，现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的程翔，是同龄人中成名最早的语文名师之一，曾被推举为全国青语会理事长。他此前已有《语文教改探索集》《语文人生》等七本著作出版，而这本《说苑译注》实现了从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向古文献研究学者的华丽转身。认识程翔，是在1 991年由首都师范大学饶杰腾教授主持的“全国首届语文单元教学研讨会”上。那时程翔还是泰安六中语文教师，已在山东省的教学大赛中夺魁。程翔执教《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当晚，应山东省教研室吴心田先生之邀，饶先生、南京市教研室已故钱任初先生、顺德市教研室钟德赣先生和我，对这节相当精彩的课评头论足。两天后研讨会从北京移师泰安。程翔再次执教《梦游天姥吟留别》，五位老先生欣然发现，他的教学已更上一层楼，听课教师也给予更高的评价。此后近二十年，我与程翔多次交往，每次都谈到他的教学、读书与写作，常有后生可畏之叹。大约五年前我就知道他有译注《说苑》的计划，但当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寄到手中时，我仍然大感意外。在给他的回函中，我坦言：原来以为只有二三十万字，想不到竟然是近百万字的皇皇大著!程翔在后记中说：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我每天下班后就坐在书房里，沉浸在书海之中，忘却了外界的一切。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坐冷板凳。看着这部沉甸甸的大书，我想象程翔钻进古籍中，爬罗剔挟，句斟字酌，冥思苦想，如镂似刻的情景，就像茨威格笔下的罗丹，一拿起刻刀就忘了一切——我油然而生敬意。
程翔承认他的工作环境是优越的。但环境同样优越的入，并不是人人能成为程翔。所以我认为当之无愧的名师程翔是读书读出来的。他是我的观点最有力的论据之一。
“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论据之二是一套丛书：“名师讲语文”，于漪、刘远主编，语文出版社2007至2009年陆续出版。顾黄初先生在丛书的《序》里列举了20世纪“工于文史”的六代名师的代表人物，第四代名师中就有这套丛书的主编之一于漪老师，而丛书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我读了中学语文名师的20本“讲语文”之后，曾作过粗略的统计：20位名师中，男17人，女3人；40后3人，50后4人，60后12人，70后1人；分布的地域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东起沿海各省市，西到重庆，中部有京、冀、豫、鄂、湘一线诸点，共涉及11个省市。他们确实可以称为“新生代”，而且颇具代表性。其中13位我都有过或多或少的直接交往、其余各位末见其人也大多读过其文。据说MBA教材很重视案例的分析，于是萌发把这20位名师作为个案研究的想法，并做了大量摘记。程翔的大著又促使我把计划付诸实施，于是有了这篇迟到的文章。
二、如濡似染沐书香
国外有学者指出：一个人小时候看见玫瑰，后来他就长成了玫瑰，看见野草，他就长成了野草，比喻幼年、童年、少年时的读书对其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丛书第一板块“我的语文人生”让我看到了名师们在读书中成长的人生轨迹。
肖家芸的祖父就是皖东南一带的语文名师，酷爱读书藏书，家里就是个小书馆，父亲、姑姑都学语文。他上小学二年级时，“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别的孩子不读书，他却在家临帖练字，还学会了查字典、背《论语》、听收音-机、学普通话。因照顾妹妹断断续续读到四年级，竟凭着半个小时写的一篇约600字作文破格跳到了初中二年级。高一时他读了三十多篇《史记》，又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高二读唐诗宋词，听、读、写、背四合一，得了“肖秀才”的雅号。1974年高中毕业后曾任大队文艺宣传队长，读了不少法国作家的小说，也尝试写小小说，还写过长诗，编过活报剧。1979年恢复高考，他的数学考了27分，是凭借读过的古今中外的那些书考进了安徽师大中文系。出生于教师世家的肖家芸，自幼耳濡目染沐书香，日后终于成了“名师”。
董一菲父母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她出生在北国乡镇，在姥姥家长到6岁，回到父母身边后，在小油灯下跟着母亲认识了两千多汉字，而后背诵《长白山儿歌》，翻阅《草原上的鹰》，妈妈给了她买“小人书”的特权，还有机会翻阅父母劫后余书的《普希金童话诗》。1976年父母到农校任教，她也就“拥有”了学校的图书馆。刚上小学四年级，就享受到母亲抱回家的精神大餐，痴迷得忘乎所以，贪婪地读书，从而练就了读书的“童子功”。她喜欢老舍、萧红、沈从文、泰戈尔，喜欢《卓娅和舒拉》《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有了自己的阅读个性。她读过萨特、尼采、弗洛伊德、米兰·昆德拉，虽然自己说读不懂，但我相信并没有白读，其实是为以后读美学、哲学和心理学打了基础，为当上“能读懂哲学的人”铺了莫基石。从小沐浴在浓郁书香中的董一菲，成了洋溢着书卷气的“玫瑰”。
20位名师中有家学渊源的还有余映潮，他老爸是 离休干部，84岁时还给他写过洋洋千字的《书法入门歌诀》，年近九旬还用五言诗体给他发短信、可以想见幼时对他的影响。
三、如饥似渴求书餐
李胜利也能找到书读。他是火车司机的儿子，可以不花钱坐火车到全国每一个通火车的地方，从小就到过北京、天津，读了一本本“无字书”，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他家算是富裕的，偶尔能从母亲那里得到一分、两分的零花钱，他就把这些小钱攒起来，去买《蔡文姬》《三毛流浪记》等连环画。到上小学，他的个人“藏书”已经有好几纸箱了。这在当时是可以炫耀的巨大财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读书了。上小学时，几乎读遍了学校的所有科幻书，他从二舅、姨姨、邻居手中得到几箱书，常常一个人钻进又黑又潮的储藏室，如饥似渴地读书，十岁前就囫囵吞枣地读了《高玉宝》《司马迁的故事》等能找到的书。上小学五年级时，“文革”开始了，所幸他的几位老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把人类文明之火‘盗’给了我和我的同学们。他们是新中国漫长的文化灾难时期的‘普罗米修斯’”。1 971年，1 6岁的李胜利开始了教师生涯。苦于找不到书看，他像饿兽一样，一头扎进废品站的废纸堆中，找了一大“军挎”的“供批判供参考的材料”，《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王安石变法》等书至今还在他家的书架上。他说：在那段文化荒漠的时光里，我无意间捡起了一些“卵石”，它们幸运地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无独有偶，邓彤也是从废纸堆中“淘书”来读的。20世纪70年代初，他随军人父亲走到闽南山区，在军人家属造纸厂的原料库中，堆放着“文革”期间被视为“禁书”的各类书籍，让那群成天无所事事的孩子欣喜若狂。他整天泡在仓库里“淘书”。在那个民族文化的“冰川期”，他却有幸饱览“群书”。虽然当时懵懂无知，只知道读“小人书”“故事书”“打仗书”，而错失了数不清的线装书、“外国书”，但还是从大量阅读中受到精神的启蒙，丰富了知识，开拓了视野，培养了对书籍的喜爱。鲁迅的《故事新编》《野草》，《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让他受益至今。
与高知、高干、工人、军人家庭出身的孩子相比，农民的后代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程少堂说自己没有游戏的童年，有的只是早熟的童年。他的外祖母生了11个孩子，其中4个夭折。他上有姐姐，下有一对双胞胎弟弟，为生计奔波的父母顾不上关爱他，他三岁就领略了人生的荒原感。他1971年上初中，1 976年高中毕业，正值“文革”后期，虽然他拼命读书，拼命争当好学生，但却无书可读。上课读俗称“八万八”(88000字)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四卷雄文”《毛泽东选集》’和1 8首《毛主席诗词》，此外是极少能看到课外书的。家里的几本课外书籍，都是学校发给他的奖品。一本20来万字的《朝霞丛刊》散文集，翻来覆去读了无数遍。《评法批儒材料》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两本奖品，成了他了解中国古典文化唯一的渠道。于是他只好拼命背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拼命啃难懂的思想史。那是另一种饥渴，一种今天无法想象的饥渴，一种可悲的饥渴——无书可读的饥渴。
无书可读不只是程少堂个人的经历，而是时代的通病。
家乡在浙江宁海农村的褚树荣说：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有一种先天的集体的营养不良症。“营养不良”显然有双重含义，既指物质的贫乏，也指精神的贫瘠。在知识和经济双重饥荒的年代，他曾攥着三元钱步行五十里去买《中东历史》和《非洲地理》。童年、少年生活在皖西农村的陈军，上初中就住校，带米到校换饭票，一周十八餐，餐餐吃上家里带的成豇豆，就很不容易了。还曾为同学偷吃了成豇豆而大打出手。那样的农村中学当然谈不上读什么课外书。
生在江苏的黄厚江也说：我出生在物质最贫乏的时期，生长在精神最贫乏的年代。他庆幸自己在那个十分贫穷的村子里，居然读了几十部好书，其中有些还是名著，使饥肠辘辘的肚子里装入了不少精神的五谷杂粮，对语文素养的积淀起了奠基的作用。
山东的李卫东自称是一粒生长在贫瘠的土壤里的干瘪的“读书种子”。所幸的是，他母亲爱好读点书，并且也力所能及地鼓励他读点书。他曾从家里“偷”出十元钱，走了三十多里路，摸到城里的书店，买了大大小小一摞连环画。后来又捧起母亲的书读起来。家里的书读完了，又像猎人搜寻猎物一般四处寻觅。于是从两位真正的“读书种子”手中借来一部部大书，一本本文学期刊。
尤立增1 968年出生在渤海岸边的小村。早晨五点钟起床，先拾一筐柴禾才去上小学，放学后再去生产队干两个小时活，挣两分工(折合人民币8分钱，能买一个鸡蛋)。有时到河边捞虾，去田里挖野菜，捡废铜烂铁换几本小人书，晚上点着自制的小油灯在妈妈的纺车声中读《小英雄雨来》《红岩》《金光大道》，梦想有一天跳出农门。1983年考上重点高中黄骅中学后住校，一个大炕睡二十多个人，每天在学校吃玉米饼就成菜、啃大葱。但他遇到了许建国老师，学会了在文学的海洋中遨游。他读鲁迅、老舍、巴金、冰心、沈从文、高尔基、契诃夫、莎士比亚，半生不熟啃《史记》，囫囵吞枣看《论语》，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
国外有句名言：为生存而阅读，在阅读中生存。程少堂们在双重贫瘠的时代，自觉或者说并不自觉地为生存而如饥似渴地苦苦寻求着精神的食粮。他曾谈到自己不太高尚也不太庸俗的读书经历。他小时候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不被同学们打，是为了超越因又瘦又丑而带来的自惭形秽，“为了超越这种自卑，我喜欢上了读书，废寝忘食地读，天昏地暗地读，在书中我不仅不自卑，而且快乐得很，自信得很”。那个时代的“读书种子”们，就是这样饥肠辘辘地生存下来，才有了后来成为名师的机遇。这与“文革”后脱颖而出的一代“知青作家”的经历颇为相似，梁晓声、赵丽宏们，也是在小油灯下埋头读书，开始创作的。
四、如鱼得水游书海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改变了十多亿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改变了求知若渴的一代青年的命运。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们闯进了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幸运儿进了本科院校，加入到80年代的读书热潮中，成了弄潮儿。而尘封多年后开放的图书馆、引进外国新书的大小书店，就成了他们畅游书海的启航之港。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979年肖家芸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酷爱四大名著，尤其喜欢《红楼梦》。1985年董一菲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红学家张锦池老师掀起的红学热中也爱上了《红楼梦》。
程红兵比他们更幸运。他中小学时代一直是学生领袖，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1 978年报考大学本不愿当老师，偏偏录取到第八志愿的江西师范学院。到了大学里一看图书馆居然有那么多的藏书，当时的感觉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于是废寝忘食地走进经典。
李海林是1 6岁那年考上湖南师范大学的。当时 “文革”刚结束，人们好像刚从梦魇中苏醒，全国上下都在憋着一股劲，要把因“文革”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一时成为社会风尚。大学里更是你追我赶，同学们都是比谁睡得更晚，看的书更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在老师的鼓励下，啃起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和《1 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读不懂时，干脆把9万字的《手稿》通抄了一遍。他的理论储备和思维训练，就是从这“两个半部书”开始的。
严华银生长于农村，小学未学拼音，中学没读文言。1 977年考大学前，“恶补”了一番。初试时数学考了89分，语文只有60分左右。一心想上数学系的他，被集体“易帜”进了中文系。没课的下午和大多数夜晚。他在学校非常简陋的阅览室里一直“泡”下去。三年师专期间，仅各种各样厚薄不等的现代作家的散文集，就读了上百本。
张玉新父母是地道的工人，少年家贫。1 981年考入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发现同学都愿意读现当代和外国文学作品。自认为在这方面是文盲，但他极有性格，偏不从众，选准古典文学和古汉语猛攻。他是班级公认的“铁人”，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在图书馆总能占到好位置——来得早走得晚。学生书库不过瘾，他蹭到教师阅览室，等值班老师吃饭时替他值班，顺便得以读到学生书库没有的书。古典文学每学完一个段落，他强迫自己完成一篇“论文”。他认真分析重点篇章，完成了《孔雀东南飞》集注、《离骚》《天问》的翻译，背了很多古典作品，还背了《说文》部首。因写了一篇《诗经》的论文，得到老师的关注。正是凭着这样的“厚积”，他才抓住了面试的机会而“薄发”，于1985年6月1 6日幸运地被东北师范大学附中第一批选中，从而改变了人生。那年他22岁。
褚树荣1 978年考入宁波师专中文科。他曾引用赫尔岑的话：“图书馆是思想的公开餐桌，应邀者围桌而坐，各自寻觅所需的食物。”并说这正是我们那时候的真实写照。读那些成套的全集或丛书，类似于吃下西式大餐或满汉全席，读那些争相传阅的复印本或手抄本，则犹如随意小吃或街头点心。他说的“我们那个时候”，至少包括“文革”后大约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专学生，自然也包括如今成为“名师”的那一代人。他说：书，不但拓宽了我的生命时空，也充盈了我的教学时空。现在有句名言说：“教师就是课程。”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教师首先是一个阅读者，首先是一个书生，首先是一本可供学生阅读的活生生的大书。
阅读改变人生，阅读成就英才。80年代大大小小的高校图书馆，让这批爱读书的青年如鱼得水，有了畅游书海的机遇。也正是古今中外名著的熏陶，为他们后来的辉煌打上了浓厚的底色。
(敬请关注《名师是怎样炼成的(下)》)
“教改的关键是教师。”曾有名人如是说。近年各地纷纷上马“名师工程”，显然是为了加快教师队伍的建设，推想决策者已意识到教师的整体素质对课程改革的成败举足轻重。
名师是怎样产生的?顾黄初先生说：在我国古代，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据我所知，过去的名师都有很好的口碑，却没有官方授予的头衔。
事到如今，名师的产生似乎现代化了，也复杂了许多。有了头衔的名师是从中高考的战场凯旋的，是在各级课堂教学大赛中胜出的，是校长钦命的，还是学生选出的?还真不好说。
我1 957年开始当小学教师，1984年任高中校长，1987年到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窒任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员，直到退休。积五十多年教学教研之经验，从许多没有“名师”头衔的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经历中，悟出了一点偏见：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读书多的未必能成名师，但不爱读书、不善读书的肯定成不了名师。当然因社会风气而捡到“名师”头衔的除一外。
一、如镂似刻钴古书
近来，我的书桌上有一部厚重的专著：《说苑译注》，(汉)刘向撰，程翔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16开本，565页，996千字，定价68元。1 963年出生，现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的程翔，是同龄人中成名最早的语文名师之一，曾被推举为全国青语会理事长。他此前已有《语文教改探索集》《语文人生》等七本著作出版，而这本《说苑译注》实现了从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向古文献研究学者的华丽转身。认识程翔，是在1 991年由首都师范大学饶杰腾教授主持的“全国首届语文单元教学研讨会”上。那时程翔还是泰安六中语文教师，已在山东省的教学大赛中夺魁。程翔执教《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当晚，应山东省教研室吴心田先生之邀，饶先生、南京市教研室已故钱任初先生、顺德市教研室钟德赣先生和我，对这节相当精彩的课评头论足。两天后研讨会从北京移师泰安。程翔再次执教《梦游天姥吟留别》，五位老先生欣然发现，他的教学已更上一层楼，听课教师也给予更高的评价。此后近二十年，我与程翔多次交往，每次都谈到他的教学、读书与写作，常有后生可畏之叹。大约五年前我就知道他有译注《说苑》的计划，但当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寄到手中时，我仍然大感意外。在给他的回函中，我坦言：原来以为只有二三十万字，想不到竟然是近百万字的皇皇大著!程翔在后记中说：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我每天下班后就坐在书房里，沉浸在书海之中，忘却了外界的一切。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坐冷板凳。看着这部沉甸甸的大书，我想象程翔钻进古籍中，爬罗剔挟，句斟字酌，冥思苦想，如镂似刻的情景，就像茨威格笔下的罗丹，一拿起刻刀就忘了一切——我油然而生敬意。
程翔承认他的工作环境是优越的。但环境同样优越的入，并不是人人能成为程翔。所以我认为当之无愧的名师程翔是读书读出来的。他是我的观点最有力的论据之一。
“名师是读书读出来的”，论据之二是一套丛书：“名师讲语文”，于漪、刘远主编，语文出版社2007至2009年陆续出版。顾黄初先生在丛书的《序》里列举了20世纪“工于文史”的六代名师的代表人物，第四代名师中就有这套丛书的主编之一于漪老师，而丛书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我读了中学语文名师的20本“讲语文”之后，曾作过粗略的统计：20位名师中，男17人，女3人；40后3人，50后4人，60后12人，70后1人；分布的地域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东起沿海各省市，西到重庆，中部有京、冀、豫、鄂、湘一线诸点，共涉及11个省市。他们确实可以称为“新生代”，而且颇具代表性。其中13位我都有过或多或少的直接交往、其余各位末见其人也大多读过其文。据说MBA教材很重视案例的分析，于是萌发把这20位名师作为个案研究的想法，并做了大量摘记。程翔的大著又促使我把计划付诸实施，于是有了这篇迟到的文章。
二、如濡似染沐书香
国外有学者指出：一个人小时候看见玫瑰，后来他就长成了玫瑰，看见野草，他就长成了野草，比喻幼年、童年、少年时的读书对其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丛书第一板块“我的语文人生”让我看到了名师们在读书中成长的人生轨迹。
肖家芸的祖父就是皖东南一带的语文名师，酷爱读书藏书，家里就是个小书馆，父亲、姑姑都学语文。他上小学二年级时，“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别的孩子不读书，他却在家临帖练字，还学会了查字典、背《论语》、听收音-机、学普通话。因照顾妹妹断断续续读到四年级，竟凭着半个小时写的一篇约600字作文破格跳到了初中二年级。高一时他读了三十多篇《史记》，又读唐宋八大家散文，高二读唐诗宋词，听、读、写、背四合一，得了“肖秀才”的雅号。1974年高中毕业后曾任大队文艺宣传队长，读了不少法国作家的小说，也尝试写小小说，还写过长诗，编过活报剧。1979年恢复高考，他的数学考了27分，是凭借读过的古今中外的那些书考进了安徽师大中文系。出生于教师世家的肖家芸，自幼耳濡目染沐书香，日后终于成了“名师”。
董一菲父母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她出生在北国乡镇，在姥姥家长到6岁，回到父母身边后，在小油灯下跟着母亲认识了两千多汉字，而后背诵《长白山儿歌》，翻阅《草原上的鹰》，妈妈给了她买“小人书”的特权，还有机会翻阅父母劫后余书的《普希金童话诗》。1976年父母到农校任教，她也就“拥有”了学校的图书馆。刚上小学四年级，就享受到母亲抱回家的精神大餐，痴迷得忘乎所以，贪婪地读书，从而练就了读书的“童子功”。她喜欢老舍、萧红、沈从文、泰戈尔，喜欢《卓娅和舒拉》《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有了自己的阅读个性。她读过萨特、尼采、弗洛伊德、米兰·昆德拉，虽然自己说读不懂，但我相信并没有白读，其实是为以后读美学、哲学和心理学打了基础，为当上“能读懂哲学的人”铺了莫基石。从小沐浴在浓郁书香中的董一菲，成了洋溢着书卷气的“玫瑰”。
20位名师中有家学渊源的还有余映潮，他老爸是 离休干部，84岁时还给他写过洋洋千字的《书法入门歌诀》，年近九旬还用五言诗体给他发短信、可以想见幼时对他的影响。
三、如饥似渴求书餐
李胜利也能找到书读。他是火车司机的儿子，可以不花钱坐火车到全国每一个通火车的地方，从小就到过北京、天津，读了一本本“无字书”，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他家算是富裕的，偶尔能从母亲那里得到一分、两分的零花钱，他就把这些小钱攒起来，去买《蔡文姬》《三毛流浪记》等连环画。到上小学，他的个人“藏书”已经有好几纸箱了。这在当时是可以炫耀的巨大财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读书了。上小学时，几乎读遍了学校的所有科幻书，他从二舅、姨姨、邻居手中得到几箱书，常常一个人钻进又黑又潮的储藏室，如饥似渴地读书，十岁前就囫囵吞枣地读了《高玉宝》《司马迁的故事》等能找到的书。上小学五年级时，“文革”开始了，所幸他的几位老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把人类文明之火‘盗’给了我和我的同学们。他们是新中国漫长的文化灾难时期的‘普罗米修斯’”。1 971年，1 6岁的李胜利开始了教师生涯。苦于找不到书看，他像饿兽一样，一头扎进废品站的废纸堆中，找了一大“军挎”的“供批判供参考的材料”，《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王安石变法》等书至今还在他家的书架上。他说：在那段文化荒漠的时光里，我无意间捡起了一些“卵石”，它们幸运地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无独有偶，邓彤也是从废纸堆中“淘书”来读的。20世纪70年代初，他随军人父亲走到闽南山区，在军人家属造纸厂的原料库中，堆放着“文革”期间被视为“禁书”的各类书籍，让那群成天无所事事的孩子欣喜若狂。他整天泡在仓库里“淘书”。在那个民族文化的“冰川期”，他却有幸饱览“群书”。虽然当时懵懂无知，只知道读“小人书”“故事书”“打仗书”，而错失了数不清的线装书、“外国书”，但还是从大量阅读中受到精神的启蒙，丰富了知识，开拓了视野，培养了对书籍的喜爱。鲁迅的《故事新编》《野草》，《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让他受益至今。
与高知、高干、工人、军人家庭出身的孩子相比，农民的后代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程少堂说自己没有游戏的童年，有的只是早熟的童年。他的外祖母生了11个孩子，其中4个夭折。他上有姐姐，下有一对双胞胎弟弟，为生计奔波的父母顾不上关爱他，他三岁就领略了人生的荒原感。他1971年上初中，1 976年高中毕业，正值“文革”后期，虽然他拼命读书，拼命争当好学生，但却无书可读。上课读俗称“八万八”(88000字)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四卷雄文”《毛泽东选集》’和1 8首《毛主席诗词》，此外是极少能看到课外书的。家里的几本课外书籍，都是学校发给他的奖品。一本20来万字的《朝霞丛刊》散文集，翻来覆去读了无数遍。《评法批儒材料》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两本奖品，成了他了解中国古典文化唯一的渠道。于是他只好拼命背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拼命啃难懂的思想史。那是另一种饥渴，一种今天无法想象的饥渴，一种可悲的饥渴——无书可读的饥渴。
无书可读不只是程少堂个人的经历，而是时代的通病。
家乡在浙江宁海农村的褚树荣说：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有一种先天的集体的营养不良症。“营养不良”显然有双重含义，既指物质的贫乏，也指精神的贫瘠。在知识和经济双重饥荒的年代，他曾攥着三元钱步行五十里去买《中东历史》和《非洲地理》。童年、少年生活在皖西农村的陈军，上初中就住校，带米到校换饭票，一周十八餐，餐餐吃上家里带的成豇豆，就很不容易了。还曾为同学偷吃了成豇豆而大打出手。那样的农村中学当然谈不上读什么课外书。
生在江苏的黄厚江也说：我出生在物质最贫乏的时期，生长在精神最贫乏的年代。他庆幸自己在那个十分贫穷的村子里，居然读了几十部好书，其中有些还是名著，使饥肠辘辘的肚子里装入了不少精神的五谷杂粮，对语文素养的积淀起了奠基的作用。
山东的李卫东自称是一粒生长在贫瘠的土壤里的干瘪的“读书种子”。所幸的是，他母亲爱好读点书，并且也力所能及地鼓励他读点书。他曾从家里“偷”出十元钱，走了三十多里路，摸到城里的书店，买了大大小小一摞连环画。后来又捧起母亲的书读起来。家里的书读完了，又像猎人搜寻猎物一般四处寻觅。于是从两位真正的“读书种子”手中借来一部部大书，一本本文学期刊。
尤立增1 968年出生在渤海岸边的小村。早晨五点钟起床，先拾一筐柴禾才去上小学，放学后再去生产队干两个小时活，挣两分工(折合人民币8分钱，能买一个鸡蛋)。有时到河边捞虾，去田里挖野菜，捡废铜烂铁换几本小人书，晚上点着自制的小油灯在妈妈的纺车声中读《小英雄雨来》《红岩》《金光大道》，梦想有一天跳出农门。1983年考上重点高中黄骅中学后住校，一个大炕睡二十多个人，每天在学校吃玉米饼就成菜、啃大葱。但他遇到了许建国老师，学会了在文学的海洋中遨游。他读鲁迅、老舍、巴金、冰心、沈从文、高尔基、契诃夫、莎士比亚，半生不熟啃《史记》，囫囵吞枣看《论语》，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
国外有句名言：为生存而阅读，在阅读中生存。程少堂们在双重贫瘠的时代，自觉或者说并不自觉地为生存而如饥似渴地苦苦寻求着精神的食粮。他曾谈到自己不太高尚也不太庸俗的读书经历。他小时候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不被同学们打，是为了超越因又瘦又丑而带来的自惭形秽，“为了超越这种自卑，我喜欢上了读书，废寝忘食地读，天昏地暗地读，在书中我不仅不自卑，而且快乐得很，自信得很”。那个时代的“读书种子”们，就是这样饥肠辘辘地生存下来，才有了后来成为名师的机遇。这与“文革”后脱颖而出的一代“知青作家”的经历颇为相似，梁晓声、赵丽宏们，也是在小油灯下埋头读书，开始创作的。
四、如鱼得水游书海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改变了十多亿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改变了求知若渴的一代青年的命运。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们闯进了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幸运儿进了本科院校，加入到80年代的读书热潮中，成了弄潮儿。而尘封多年后开放的图书馆、引进外国新书的大小书店，就成了他们畅游书海的启航之港。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979年肖家芸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酷爱四大名著，尤其喜欢《红楼梦》。1985年董一菲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红学家张锦池老师掀起的红学热中也爱上了《红楼梦》。
程红兵比他们更幸运。他中小学时代一直是学生领袖，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1 978年报考大学本不愿当老师，偏偏录取到第八志愿的江西师范学院。到了大学里一看图书馆居然有那么多的藏书，当时的感觉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于是废寝忘食地走进经典。
李海林是1 6岁那年考上湖南师范大学的。当时 “文革”刚结束，人们好像刚从梦魇中苏醒，全国上下都在憋着一股劲，要把因“文革”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一时成为社会风尚。大学里更是你追我赶，同学们都是比谁睡得更晚，看的书更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在老师的鼓励下，啃起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和《1 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读不懂时，干脆把9万字的《手稿》通抄了一遍。他的理论储备和思维训练，就是从这“两个半部书”开始的。
严华银生长于农村，小学未学拼音，中学没读文言。1 977年考大学前，“恶补”了一番。初试时数学考了89分，语文只有60分左右。一心想上数学系的他，被集体“易帜”进了中文系。没课的下午和大多数夜晚。他在学校非常简陋的阅览室里一直“泡”下去。三年师专期间，仅各种各样厚薄不等的现代作家的散文集，就读了上百本。
张玉新父母是地道的工人，少年家贫。1 981年考入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发现同学都愿意读现当代和外国文学作品。自认为在这方面是文盲，但他极有性格，偏不从众，选准古典文学和古汉语猛攻。他是班级公认的“铁人”，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在图书馆总能占到好位置——来得早走得晚。学生书库不过瘾，他蹭到教师阅览室，等值班老师吃饭时替他值班，顺便得以读到学生书库没有的书。古典文学每学完一个段落，他强迫自己完成一篇“论文”。他认真分析重点篇章，完成了《孔雀东南飞》集注、《离骚》《天问》的翻译，背了很多古典作品，还背了《说文》部首。因写了一篇《诗经》的论文，得到老师的关注。正是凭着这样的“厚积”，他才抓住了面试的机会而“薄发”，于1985年6月1 6日幸运地被东北师范大学附中第一批选中，从而改变了人生。那年他22岁。
褚树荣1 978年考入宁波师专中文科。他曾引用赫尔岑的话：“图书馆是思想的公开餐桌，应邀者围桌而坐，各自寻觅所需的食物。”并说这正是我们那时候的真实写照。读那些成套的全集或丛书，类似于吃下西式大餐或满汉全席，读那些争相传阅的复印本或手抄本，则犹如随意小吃或街头点心。他说的“我们那个时候”，至少包括“文革”后大约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大中专学生，自然也包括如今成为“名师”的那一代人。他说：书，不但拓宽了我的生命时空，也充盈了我的教学时空。现在有句名言说：“教师就是课程。”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教师首先是一个阅读者，首先是一个书生，首先是一本可供学生阅读的活生生的大书。
阅读改变人生，阅读成就英才。80年代大大小小的高校图书馆，让这批爱读书的青年如鱼得水，有了畅游书海的机遇。也正是古今中外名著的熏陶，为他们后来的辉煌打上了浓厚的底色。
(敬请关注《名师是怎样炼成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