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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性的人和一个良性的社会,会自动选择有价值的东西来尊重。但在偏激的斗争哲学笼盖下,中庸曾经成了贬义词。但它的原意却是“独立思考”“坚守价值”,而不是流于世俗。这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上等智慧。
最近两次遇到一群大学生,口头测试了同一个问题:如何评价他们的大哥哥韩寒同学。大表赞同的不少,不以为然的也很多。我特别注意后者的理由。有一名同学说,“他愤世嫉俗”,另一个说,“他偏激”。更普遍的说法是,他是一个“愤青”。这一类同学的心理基础是,批判的态度于事无补,于己无益。更一般地说,有这么一类年轻人,他们对现实社会的问题,有很“现实”的态度。他们这么年轻,但是,他们这么“早熟”。
虽然觉得这多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不免心生感慨。在我的概念里,“愤世嫉俗”这个词,常常是以褒义使用的。至少从前是这样。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感觉到,“世”和“俗”总不是那么完美,需要我们用更好的努力去改变。我们知道,那些对“世俗”进步发挥了重大影响的人物,差不多都有过“愤世嫉俗”的人生。至少有过“愤世嫉俗”的青春。如果说他们后来有可能“成熟”到“赞美世俗”,以便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更大成功和更大利益的话,“偏激”确实不好。传统文化经典上说,不偏谓之中,不倚谓之庸。虽然在偏激的斗争哲学笼盖下,中庸成了贬义词,但它的原意却是“独立思考”“坚守价值”,而不是流于世俗。在传统文化中,这是受赞美的人格,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上等智慧。没有上等智慧而不偏不倚,那叫愚顽。所以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但是,自古以来,世俗文化却没有鼓励把“世俗化”作为读书人追求的目标。世俗化不需要追求,世事洞明的学问,人情练达的文章,不需要价值。跳高需要努力,“跳低”不需要努力。越世俗越快乐,自然俗成,哪里用得着用主观努力去追求呢。
现实总是以世俗为参照系,从世俗的翻滚列车看出去,上智和下愚都在偏激,都在堕落,都在脱离群众。所以,世俗是不会把好果子派发给他们吃的。也所以,长辈如果出于希望下一辈少“吃亏”,就有“不偏激”的教导。不愤不嫉,迎合世俗,借用邓小平的一句话,叫“跟着走”。如此便不会偏激,便比较顺利。
然而,要使世俗变得更加“理想”,就得以不偏不倚的价值观去“改变”。于是,我们看到,出于“改变世俗”的需要,无论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或是在任何“平庸”的时代,都不乏一些先驱者始终怀抱理想,坚持“偏激”的文化立场和政治姿态。
可是文明的价值理想和世俗的平庸与“世俗的恶”之间,是一个拔河比赛。有时候,你说你要不偏不倚,往往“得乎其中”或“得乎其下”,被拔到平庸和恶的一边去了。所以,追求价值理想,有时真还得“偏激”。当然,这只是策略性的。例如,你感觉这个屋子太闷了,“不偏激”的要求是,请允许我开扇窗子吧。可是,鲁迅说,这没用,你必须说,把这屋子拆了!然后以达成开窗子的目标。毕竟这还只是为了达成开窗子的目标,假如这屋子装的大多是恶俗,真的需要拆了,那就要更“偏激”了。当然,这种偏激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清醒,而不一定是“要奋斗就要有牺牲”。
一部人类文明进步史,简直就是一部“愤世嫉俗”的“偏激”史。在哲学上“要重估一切价值”,这当然够愤够偏了;“要彻底砸烂旧世界”,不是说说看看,而是拿起枪起来干,这就更愤更偏了。从后者来说,愤世嫉俗和偏激如果不局限在理性的范围,就可能成为战争狂人,小一点来说也是刑事犯。这已经是另一回事,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说到底,“愤世嫉俗”和“偏激”本身不代表对错。关键得看你的价值指向。你狂热地追求现实,迎合世俗,你坚持不同意韩寒式的偏激,这也可能太“偏激”了。传统媒体坚持不接受韩寒似的表达,作为一种社会公器来说,你也可能偏激了。所以,问题归结为,一个理性的人和一个良性的社会,会自动选择有价值的东西来尊重。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需要做一个普通的、有尊严的人,而一个普通人的尊严,也是需要批判,从理性去追求和维护,而不是在世俗的滑梯上可以偶遇的。“世事洞明”的“学问”和“人情练达”的“文章”是一个无底洞。这里面的学问太发达,就成为了一个“文明古国”,而不是一个“年轻的法治国家”。这里面的文章做得越好,这个世界被阐释得越糊涂。西哲云,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意即判别和批判是人类理性的任务。当然更是读书人的责任。你已经在接受大学教育,差不多可以认为,你不仅有义务,而且也应该有能力领取这一份责任了。你不从现在开始历练,意味着你打算放弃你的责任。
我本来以为,对现实的批判通常是青春时代不可遏制的冲动,要不毛泽东怎么会说青年总是“革命的力量”,“青年运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青年运动”的方向总是代表未来的方向呢。可是,现在却有那么些青年,绕开了青春追求的路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直奔世俗的怀抱成熟了。他们考虑问题,首先不是问它有没有道理,而是问它是否“行得通”,是否得到权力或权威的追捧和认可。他们认为探索的碰壁都是不必要的代价。他们参加社团不是作为将来入主社会担当责任操练,而是考虑到它可能有利。他们不仰望星空,不讨论无用的形而上学。也会觉得考虑人类的理想、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很可笑。
我所以要以韩寒为试纸来检验当代青年的成色,是因为我把他当成了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青年中,最先走向公共空间,主动表达对现实的态度,和承担公民的个人责任的代表。他在这个时代成长得这么好,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是睿智和锐利的。已经有人因为他想起了鲁迅。从“愤世嫉俗”和“偏激”这一点来看,他们有一点点像。但他当然不是鲁迅,他也没有鲁迅那么沉重和那么多传统文化。他快乐得多。在互联网时代,他有可能比鲁迅更快乐。
当然,韩寒才冒出来。他的时间还很多。他的未来是什么,他才是什么。但看起来韩寒还成长顺利。比起那些还没有过理想的痛苦和幻灭,就成熟得一塌糊涂的青年,那些没有开过就谢了的花朵,韩寒才是真正的早熟。
最近两次遇到一群大学生,口头测试了同一个问题:如何评价他们的大哥哥韩寒同学。大表赞同的不少,不以为然的也很多。我特别注意后者的理由。有一名同学说,“他愤世嫉俗”,另一个说,“他偏激”。更普遍的说法是,他是一个“愤青”。这一类同学的心理基础是,批判的态度于事无补,于己无益。更一般地说,有这么一类年轻人,他们对现实社会的问题,有很“现实”的态度。他们这么年轻,但是,他们这么“早熟”。
虽然觉得这多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不免心生感慨。在我的概念里,“愤世嫉俗”这个词,常常是以褒义使用的。至少从前是这样。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感觉到,“世”和“俗”总不是那么完美,需要我们用更好的努力去改变。我们知道,那些对“世俗”进步发挥了重大影响的人物,差不多都有过“愤世嫉俗”的人生。至少有过“愤世嫉俗”的青春。如果说他们后来有可能“成熟”到“赞美世俗”,以便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更大成功和更大利益的话,“偏激”确实不好。传统文化经典上说,不偏谓之中,不倚谓之庸。虽然在偏激的斗争哲学笼盖下,中庸成了贬义词,但它的原意却是“独立思考”“坚守价值”,而不是流于世俗。在传统文化中,这是受赞美的人格,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上等智慧。没有上等智慧而不偏不倚,那叫愚顽。所以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但是,自古以来,世俗文化却没有鼓励把“世俗化”作为读书人追求的目标。世俗化不需要追求,世事洞明的学问,人情练达的文章,不需要价值。跳高需要努力,“跳低”不需要努力。越世俗越快乐,自然俗成,哪里用得着用主观努力去追求呢。
现实总是以世俗为参照系,从世俗的翻滚列车看出去,上智和下愚都在偏激,都在堕落,都在脱离群众。所以,世俗是不会把好果子派发给他们吃的。也所以,长辈如果出于希望下一辈少“吃亏”,就有“不偏激”的教导。不愤不嫉,迎合世俗,借用邓小平的一句话,叫“跟着走”。如此便不会偏激,便比较顺利。
然而,要使世俗变得更加“理想”,就得以不偏不倚的价值观去“改变”。于是,我们看到,出于“改变世俗”的需要,无论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或是在任何“平庸”的时代,都不乏一些先驱者始终怀抱理想,坚持“偏激”的文化立场和政治姿态。
可是文明的价值理想和世俗的平庸与“世俗的恶”之间,是一个拔河比赛。有时候,你说你要不偏不倚,往往“得乎其中”或“得乎其下”,被拔到平庸和恶的一边去了。所以,追求价值理想,有时真还得“偏激”。当然,这只是策略性的。例如,你感觉这个屋子太闷了,“不偏激”的要求是,请允许我开扇窗子吧。可是,鲁迅说,这没用,你必须说,把这屋子拆了!然后以达成开窗子的目标。毕竟这还只是为了达成开窗子的目标,假如这屋子装的大多是恶俗,真的需要拆了,那就要更“偏激”了。当然,这种偏激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清醒,而不一定是“要奋斗就要有牺牲”。
一部人类文明进步史,简直就是一部“愤世嫉俗”的“偏激”史。在哲学上“要重估一切价值”,这当然够愤够偏了;“要彻底砸烂旧世界”,不是说说看看,而是拿起枪起来干,这就更愤更偏了。从后者来说,愤世嫉俗和偏激如果不局限在理性的范围,就可能成为战争狂人,小一点来说也是刑事犯。这已经是另一回事,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说到底,“愤世嫉俗”和“偏激”本身不代表对错。关键得看你的价值指向。你狂热地追求现实,迎合世俗,你坚持不同意韩寒式的偏激,这也可能太“偏激”了。传统媒体坚持不接受韩寒似的表达,作为一种社会公器来说,你也可能偏激了。所以,问题归结为,一个理性的人和一个良性的社会,会自动选择有价值的东西来尊重。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需要做一个普通的、有尊严的人,而一个普通人的尊严,也是需要批判,从理性去追求和维护,而不是在世俗的滑梯上可以偶遇的。“世事洞明”的“学问”和“人情练达”的“文章”是一个无底洞。这里面的学问太发达,就成为了一个“文明古国”,而不是一个“年轻的法治国家”。这里面的文章做得越好,这个世界被阐释得越糊涂。西哲云,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意即判别和批判是人类理性的任务。当然更是读书人的责任。你已经在接受大学教育,差不多可以认为,你不仅有义务,而且也应该有能力领取这一份责任了。你不从现在开始历练,意味着你打算放弃你的责任。
我本来以为,对现实的批判通常是青春时代不可遏制的冲动,要不毛泽东怎么会说青年总是“革命的力量”,“青年运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青年运动”的方向总是代表未来的方向呢。可是,现在却有那么些青年,绕开了青春追求的路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直奔世俗的怀抱成熟了。他们考虑问题,首先不是问它有没有道理,而是问它是否“行得通”,是否得到权力或权威的追捧和认可。他们认为探索的碰壁都是不必要的代价。他们参加社团不是作为将来入主社会担当责任操练,而是考虑到它可能有利。他们不仰望星空,不讨论无用的形而上学。也会觉得考虑人类的理想、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很可笑。
我所以要以韩寒为试纸来检验当代青年的成色,是因为我把他当成了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青年中,最先走向公共空间,主动表达对现实的态度,和承担公民的个人责任的代表。他在这个时代成长得这么好,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是睿智和锐利的。已经有人因为他想起了鲁迅。从“愤世嫉俗”和“偏激”这一点来看,他们有一点点像。但他当然不是鲁迅,他也没有鲁迅那么沉重和那么多传统文化。他快乐得多。在互联网时代,他有可能比鲁迅更快乐。
当然,韩寒才冒出来。他的时间还很多。他的未来是什么,他才是什么。但看起来韩寒还成长顺利。比起那些还没有过理想的痛苦和幻灭,就成熟得一塌糊涂的青年,那些没有开过就谢了的花朵,韩寒才是真正的早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