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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少时读到里尔克所说的“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很够了）——诗是经验”，我并不是很能理解这其中的奥妙。我当时还缺乏经验。关于生活、关于情感、关于诗歌，我都知之甚少。特别是当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从我的家乡中国西南部的内陆小城走向亚热带的岭南城市，才发现原来高原的内陆气候和海洋气候差别如此巨大。在云贵高原的山岭上生长着雪松、龙胆草、杜鹃，还有被誉为“植物活化石”的桫椤、金花茶、珙桐等植物。在岭南，无须对着古诗垂涎，“日啖荔枝三百颗”不是夸张的修辞，荔枝树、芒果树、龙眼树随处可见，湿热的气候滋养着蓊郁的亚热带植物，一年四季都是绿意满盈。我在一首名为《长夏》的诗里写过，“凤凰木和杜英树静静整理着花冠//夏日轻易地找到了南方，和几粒橄榄一样/一些沾着盐，一些蘸着糖”。如果不是在粤地生活经年，我断然不会有这样细微的体会和经验。记得有一次去广东潮汕地区游玩，发现街边有一个妇人推着小推车在卖滇橄榄，我感到非常诧异;因为在我过往的认知里，这种果实只能出产于我老家那种高寒山地，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到它。上前一打听，没想到这还是当地的特产之一，人们将其称为“油柑子”。老妇人热情地招呼我尝一尝她冲碎后用调料拌好的油柑子，这是当地的吃法，可以蘸盐也可以蘸话梅粉。在我老家，这种果实被称为“滇橄榄”，在滇西北一带的山地，冬季漫山遍野，也有人会背着箩筐去攀摘，街市上也有人贩卖。我是第一次吃到这样“岭南风味”的油柑子，实在是刷新了我的经验，我也从此得知这种植物其实在亚热带的南方地区并不少见。近年还看到不少饮品店推出了“油柑榨汁”，不少尝试者云，“挺上头的”。
我想，里尔克说“诗是经验”时一定走了很多路、看过了不少风景，在世事中辗转，在心灵的道场磨砺，更深地理解到在某种程度上，情感并非天赋，而是一种经验。所以他继续写道：“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别离……”这些是我们生命中鲜活的律动，也是无数个我们感受到生之欢愉、别离之哀戚的时刻。为了探寻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人类发展出哲学、宗教、科学等等，诗歌也是人类感知生命，通过与外部世界的链接和外界生命气息确认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我们在谈论一个作家、诗人的精神向度时，很难绕开他所行经过的地理空间。文学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被学界广泛探讨，中国的文学地理学论述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对“国风”的评价。“文学地理”这个概念的提出，始于出生于广东新会的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年）。事实也证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会对文学创作者的心理状况、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多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可以借助科技“日行千里”“耳通八方”的现代，人们的生活空间不断得到延伸，生存经验也日趋复杂，文本与地理之间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关系。
1929年，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有馆阁诗人，有山林诗人，就是没有都会诗人。”为什么没有都会诗人？是因为都会生活没有诗意吗？还是居住在都会里的人无暇写诗？我想更多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城市生活经验是很欠缺的，城市地理还没被纳入人们广泛书写的领域中来。在中国，人们常常通过乡村来辨认城市，在这样一个具有深远的农耕文明的国度，城市文明的演进必然对应着一个乡土中国的变迁，很多诗人也敏感地捕捉并跟踪着这个历程。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城市蓬勃兴起的同时，也见证了大量关于城市的书写，譬如“打工诗歌”“城市写作”。打工诗歌是诞生于“世界工厂”（东莞）的文本，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种见证。这些诗歌与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有关，也与从乡村涌向城市的生存者，他们的辛劳和失落有关。打工者在城市的角落中写作，他们感知到的是地理空间上发生的巨大变革，更是一种全新的生命经验唤醒了他们心中沸腾的痛与爱。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曾说诗歌是“个人与历史的独特融合发生的地方，这意味着使整个社群不胜负荷的众多事件，被一位诗人感知到，并使他以最个人的方式受触动。如此一来诗歌便不再是疏离的”。我未涉足东莞那些密密麻麻的工廠前，已经从一些诗人那里感受到了这种“最个人的触动”，但当我真正走进机器轰鸣的厂房、工人双手分秒不停的流水线、交接班时人声嘈杂的简陋楼道，我还是被深深震撼。也才真正深刻地理解了诗人郑小琼写过的“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类生存经验的扩展，诗人们精神地理上的位移也由此而生。当然，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只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伴随着城市文明而来的新生活经验，正在日益丰盛，诗人们有更多的新空间去勘探和“共享”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好比，“世界工厂”原本在我的个人经验范畴之外，但是打工诗歌的出现，让我的心灵受到了冲击，使得我们去关注这样一个群体的生存境遇。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员”（《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约翰·多恩），虽然我们的经验属于个人，却在公共场域中获得了普遍性的回响，在人类精神的世界上我们共享了这个时代，并以我们个人的方式理解着这个时代。
后来，我读到诗人达维希这样描述城市：“每个城市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气味。在巴黎到处都能闻到现烤面包、奶酪和各种各样迷人之物的香气;贝鲁特弥漫着阳光、大海、烟雾和柠檬的气味;莫斯科是冰块上的伏特加味。”在他笔下，观光客般的滤镜让每座城市变得温柔而富有情调，像是一种闲情逸致的地理“游赏”。然而，这位出生于1941年的阿拉伯诗人曾度过了长达20年的流亡生活，他在世界上多个国家辗转，也许巴黎的烤面包味、莫斯科的伏特加、贝鲁特的柠檬香气都曾安慰过他。在这些地理空间真实的游历中，诗人的内心风景被眼前的景色所召唤，他的目光停栖在“此处”，但心灵向往着过去、未来，那些渴念过的“别处的生活”。“我属于那儿，我有许多回忆，我像每个人那样诞生”，他的诗作在阿拉伯国家家喻户晓，因为纵使他到处流亡，他心中的皈依之所依然是自己的故乡。所有城市散发的气味只是巴勒斯坦的背景，它们是他心灵地图的一个个坐标，用以标注他返乡的路途。他的精神是巴勒斯坦的，他的嗅觉和触觉也是巴勒斯坦的，走在那些阳光温暖的街市，人们亲切、礼貌地和他打招呼，他依然感到自己是个异乡人，他的使命还未完成，日复一日，他履行着一个诗人的天职——返乡。不过，也是这些异乡的风景和世情，让他能够“学会并拆开所有的词得以去从中获取一个”（《我属于那儿》）。
我想，里尔克说“诗是经验”时一定走了很多路、看过了不少风景，在世事中辗转，在心灵的道场磨砺，更深地理解到在某种程度上，情感并非天赋，而是一种经验。所以他继续写道：“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别离……”这些是我们生命中鲜活的律动，也是无数个我们感受到生之欢愉、别离之哀戚的时刻。为了探寻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人类发展出哲学、宗教、科学等等，诗歌也是人类感知生命，通过与外部世界的链接和外界生命气息确认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我们在谈论一个作家、诗人的精神向度时，很难绕开他所行经过的地理空间。文学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被学界广泛探讨，中国的文学地理学论述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对“国风”的评价。“文学地理”这个概念的提出，始于出生于广东新会的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年）。事实也证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会对文学创作者的心理状况、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多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可以借助科技“日行千里”“耳通八方”的现代，人们的生活空间不断得到延伸，生存经验也日趋复杂，文本与地理之间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关系。
1929年，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有馆阁诗人，有山林诗人，就是没有都会诗人。”为什么没有都会诗人？是因为都会生活没有诗意吗？还是居住在都会里的人无暇写诗？我想更多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城市生活经验是很欠缺的，城市地理还没被纳入人们广泛书写的领域中来。在中国，人们常常通过乡村来辨认城市，在这样一个具有深远的农耕文明的国度，城市文明的演进必然对应着一个乡土中国的变迁，很多诗人也敏感地捕捉并跟踪着这个历程。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城市蓬勃兴起的同时，也见证了大量关于城市的书写，譬如“打工诗歌”“城市写作”。打工诗歌是诞生于“世界工厂”（东莞）的文本，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种见证。这些诗歌与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有关，也与从乡村涌向城市的生存者，他们的辛劳和失落有关。打工者在城市的角落中写作，他们感知到的是地理空间上发生的巨大变革，更是一种全新的生命经验唤醒了他们心中沸腾的痛与爱。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曾说诗歌是“个人与历史的独特融合发生的地方，这意味着使整个社群不胜负荷的众多事件，被一位诗人感知到，并使他以最个人的方式受触动。如此一来诗歌便不再是疏离的”。我未涉足东莞那些密密麻麻的工廠前，已经从一些诗人那里感受到了这种“最个人的触动”，但当我真正走进机器轰鸣的厂房、工人双手分秒不停的流水线、交接班时人声嘈杂的简陋楼道，我还是被深深震撼。也才真正深刻地理解了诗人郑小琼写过的“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类生存经验的扩展，诗人们精神地理上的位移也由此而生。当然，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只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伴随着城市文明而来的新生活经验，正在日益丰盛，诗人们有更多的新空间去勘探和“共享”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好比，“世界工厂”原本在我的个人经验范畴之外，但是打工诗歌的出现，让我的心灵受到了冲击，使得我们去关注这样一个群体的生存境遇。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员”（《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约翰·多恩），虽然我们的经验属于个人，却在公共场域中获得了普遍性的回响，在人类精神的世界上我们共享了这个时代，并以我们个人的方式理解着这个时代。
后来，我读到诗人达维希这样描述城市：“每个城市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气味。在巴黎到处都能闻到现烤面包、奶酪和各种各样迷人之物的香气;贝鲁特弥漫着阳光、大海、烟雾和柠檬的气味;莫斯科是冰块上的伏特加味。”在他笔下，观光客般的滤镜让每座城市变得温柔而富有情调，像是一种闲情逸致的地理“游赏”。然而，这位出生于1941年的阿拉伯诗人曾度过了长达20年的流亡生活，他在世界上多个国家辗转，也许巴黎的烤面包味、莫斯科的伏特加、贝鲁特的柠檬香气都曾安慰过他。在这些地理空间真实的游历中，诗人的内心风景被眼前的景色所召唤，他的目光停栖在“此处”，但心灵向往着过去、未来，那些渴念过的“别处的生活”。“我属于那儿，我有许多回忆，我像每个人那样诞生”，他的诗作在阿拉伯国家家喻户晓，因为纵使他到处流亡，他心中的皈依之所依然是自己的故乡。所有城市散发的气味只是巴勒斯坦的背景，它们是他心灵地图的一个个坐标，用以标注他返乡的路途。他的精神是巴勒斯坦的，他的嗅觉和触觉也是巴勒斯坦的，走在那些阳光温暖的街市，人们亲切、礼貌地和他打招呼，他依然感到自己是个异乡人，他的使命还未完成，日复一日，他履行着一个诗人的天职——返乡。不过，也是这些异乡的风景和世情，让他能够“学会并拆开所有的词得以去从中获取一个”（《我属于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