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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对于梁启超的评价历来是有颇多争议的，但是不管怎样，他在输入近代西方文明来重建传统的中国文明、在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这一文明过渡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研究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对探讨其所处时代的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政治思想 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个百年巨变的年代，梁启超是多变的，他的一句名言便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做学问，他“每一有所染，则沉溺之”，所其的著作繁而杂，博而不精。政治上，他也在开明专制、立宪和共和之间不断摇摆。
一.吸收新知 自求改变
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到达日本不久，他就写成《戊戌政变记》一书，开始反思这场变法的经过和成败得失。梁启超将改革分为激进和温和两种，认为他们的激进改革可以救中国，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将激进的变法主张彻底贯彻下去：布新而不除旧，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具体原因是光绪皇帝无权和守旧官僚的反对。[1]
后来，他又以极大的热情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猛烈抨击西太后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破坏主义。他认为，西太后的清政府，是“枯木不能生华，，雄鸡不能育卵”，其“以顽固为体，以虚不用，若欲与之联结以保大局，是犹被文绣于粪壤，蒸沙而欲其成饭也。”即使能“兴举一二事，而本原不变，积弊不改”，则“多兴一事，多增一蠹，终归于糜烂也。”[2]他还公开宣称誓不与清廷两立，说“今日中国之病根何在，即西太后之政府是也。我辈同志，与西后政府为敌，非有所私怨也，因西后政府为我中国人之公共仇敌，又为万国之公共仇敌，故我辈迫于公义，誓不与之两立，盖必将病根拔去，然后我国得安，万国得安也。”[3]他大声疾呼地指出：“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盲，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4]
在日本，梁启超有机会大量阅读日文书籍及日本人翻译的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及思想方面的著作。在吸收这些西方著作的同时梁启超也在不断地加入自己的理解，并用他那支生花妙笔将这些改造过的思想传布于国人，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梁启超在其《自由书》中对卢梭思想的赞赏，“欧洲近世医国之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惟今世纪，地球万国，国国自主，人人独立，尚余此一土，以殿诸邦，此土一通，时乃大同，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5]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即是要造就一代新民，他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
二.外力相加 进退两难
在梁启超的思想为之一变的同时，外界的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康有为因坚持保皇改革逐渐与日本人交恶。当时日本政界中的一些有权势的人物，如伊藤、大煨和犬养等，都希望按照他们的意愿来支配这一不可忽视的工具进而指导中国的复兴，因此他们希望两个阵营能够和解，[6]事实上他们认为依据当时中国各方面的国情，革命比改革更容易。在宫崎寅藏向平冈浩太郎和犬养毅等人的一封信函中写道：“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策不外乎以下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一新中国大陆。”而清朝君臣均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什么来挽救中国的时局？舍革命莫属。”[7]再加上清政府对日本人给予康有为帮助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人就决定康有为必须离开日本。[8]
康的离开使梁启超得以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密切交往，当然这也要归因于日本人的从中撮合。1899年春秋间，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于早稻田私邸设宴邀请孙中山、陈少白、梁启超和宫崎寅藏等人，特为孙梁二人介绍，对革命派与维新派联合起来以谋国事进行了斡旋。梁启超对孙文的言论“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此后，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人交往频繁，时相往还，“一时孙康合作之声，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9]两派的人协议合并后以孙文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还以此谢啦一封长信给康有为，冯自由曾将这封信约录如下：“国事败坏如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10]
其实康梁分歧由来已久，梁启超在日本因接触新知而导至的思想变化，亦足以使师徒二人渐行渐远，貌合神离。只是，此时二者的分歧由隐然而爆发，康有为“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频行约中山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中山为介绍同志”[11]。虽然，梁启超并未一下子改变其立场（这从后来围绕《清议报》连载的《饮冰室自由书》二人激烈的论争可以看出），但是孙康两派合作的计划也就此流产了。不仅如此，梁启超在檀香山大受欢迎，组织保皇会，招纳新会员，扩大保皇会营垒的同时也在不断挤压兴中会的地盘。两派之间长期的矛盾，使革命派成员对梁的这种做法大为不满，他们认为梁“欺人太甚”，“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秆尤毒，梁酋之计佼（狡）矣！……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认为其保皇是真，革命则伪，强调革命与保皇如黑白东西，冰炭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12]。于是，孙、梁的关系也开始恶化了。
此时的梁启超内心对于何去何从也是非常纠结，虽然两方面均有得罪，但是康梁之间师徒的名分还在。梁启超三番五次地自书引过，如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在致《知新报》同人信中反躬自省：“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并表示要“痛自改悔”；本月29日复康有为函中又说：“弟子此前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此字除出诸自由不服罪外，余皆自之），愿自改之。”不过，梁启超的忏悔，似乎仅限于对待康有为的态度应当保持尊师的恭敬，并非完全放弃宗旨和组织方略的权宜变化。[13]其后梁又发表一系列文章如《释革》、《新民说》等，呼吁破坏封建专制政体，但是在康有为的压制下，再加上黄遵宪的规劝，他亦不得不有所收敛。
关键词：梁启超 政治思想 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个百年巨变的年代，梁启超是多变的，他的一句名言便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做学问，他“每一有所染，则沉溺之”，所其的著作繁而杂，博而不精。政治上，他也在开明专制、立宪和共和之间不断摇摆。
一.吸收新知 自求改变
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到达日本不久，他就写成《戊戌政变记》一书，开始反思这场变法的经过和成败得失。梁启超将改革分为激进和温和两种，认为他们的激进改革可以救中国，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将激进的变法主张彻底贯彻下去：布新而不除旧，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具体原因是光绪皇帝无权和守旧官僚的反对。[1]
后来，他又以极大的热情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猛烈抨击西太后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破坏主义。他认为，西太后的清政府，是“枯木不能生华，，雄鸡不能育卵”，其“以顽固为体，以虚不用，若欲与之联结以保大局，是犹被文绣于粪壤，蒸沙而欲其成饭也。”即使能“兴举一二事，而本原不变，积弊不改”，则“多兴一事，多增一蠹，终归于糜烂也。”[2]他还公开宣称誓不与清廷两立，说“今日中国之病根何在，即西太后之政府是也。我辈同志，与西后政府为敌，非有所私怨也，因西后政府为我中国人之公共仇敌，又为万国之公共仇敌，故我辈迫于公义，誓不与之两立，盖必将病根拔去，然后我国得安，万国得安也。”[3]他大声疾呼地指出：“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盲，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4]
在日本，梁启超有机会大量阅读日文书籍及日本人翻译的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及思想方面的著作。在吸收这些西方著作的同时梁启超也在不断地加入自己的理解，并用他那支生花妙笔将这些改造过的思想传布于国人，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梁启超在其《自由书》中对卢梭思想的赞赏，“欧洲近世医国之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惟今世纪，地球万国，国国自主，人人独立，尚余此一土，以殿诸邦，此土一通，时乃大同，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5]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即是要造就一代新民，他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
二.外力相加 进退两难
在梁启超的思想为之一变的同时，外界的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康有为因坚持保皇改革逐渐与日本人交恶。当时日本政界中的一些有权势的人物，如伊藤、大煨和犬养等，都希望按照他们的意愿来支配这一不可忽视的工具进而指导中国的复兴，因此他们希望两个阵营能够和解，[6]事实上他们认为依据当时中国各方面的国情，革命比改革更容易。在宫崎寅藏向平冈浩太郎和犬养毅等人的一封信函中写道：“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策不外乎以下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一新中国大陆。”而清朝君臣均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什么来挽救中国的时局？舍革命莫属。”[7]再加上清政府对日本人给予康有为帮助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人就决定康有为必须离开日本。[8]
康的离开使梁启超得以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密切交往，当然这也要归因于日本人的从中撮合。1899年春秋间，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于早稻田私邸设宴邀请孙中山、陈少白、梁启超和宫崎寅藏等人，特为孙梁二人介绍，对革命派与维新派联合起来以谋国事进行了斡旋。梁启超对孙文的言论“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此后，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人交往频繁，时相往还，“一时孙康合作之声，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9]两派的人协议合并后以孙文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还以此谢啦一封长信给康有为，冯自由曾将这封信约录如下：“国事败坏如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10]
其实康梁分歧由来已久，梁启超在日本因接触新知而导至的思想变化，亦足以使师徒二人渐行渐远，貌合神离。只是，此时二者的分歧由隐然而爆发，康有为“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频行约中山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中山为介绍同志”[11]。虽然，梁启超并未一下子改变其立场（这从后来围绕《清议报》连载的《饮冰室自由书》二人激烈的论争可以看出），但是孙康两派合作的计划也就此流产了。不仅如此，梁启超在檀香山大受欢迎，组织保皇会，招纳新会员，扩大保皇会营垒的同时也在不断挤压兴中会的地盘。两派之间长期的矛盾，使革命派成员对梁的这种做法大为不满，他们认为梁“欺人太甚”，“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秆尤毒，梁酋之计佼（狡）矣！……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认为其保皇是真，革命则伪，强调革命与保皇如黑白东西，冰炭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12]。于是，孙、梁的关系也开始恶化了。
此时的梁启超内心对于何去何从也是非常纠结，虽然两方面均有得罪，但是康梁之间师徒的名分还在。梁启超三番五次地自书引过，如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在致《知新报》同人信中反躬自省：“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并表示要“痛自改悔”；本月29日复康有为函中又说：“弟子此前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此字除出诸自由不服罪外，余皆自之），愿自改之。”不过，梁启超的忏悔，似乎仅限于对待康有为的态度应当保持尊师的恭敬，并非完全放弃宗旨和组织方略的权宜变化。[13]其后梁又发表一系列文章如《释革》、《新民说》等，呼吁破坏封建专制政体，但是在康有为的压制下，再加上黄遵宪的规劝，他亦不得不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