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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2009年第1期《假如光绪帝能多活一天》一文,勾起了笔者再谈光绪的兴趣。
戊戌变法以维新派的失败告终,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说与光绪用人上的偏差及变法策略上的失误有莫大干系。作为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甚至有些幼稚的皇帝,历史的形势却阴差阳错地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个长期作为慈禧的政治木偶、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皇帝,虽也曾有过抗争,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光绪是清代皇族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是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
奕最后的劝阻
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说:“(奕)上及太后……多赖其调和,王(奕)死,两宫之声气始隔矣。”奕在变法问题上诚然是“守旧派”,但与刚毅、孙毓汶、李莲英等“后党”骨干成员不同,他更多的是对承担变法重任的人选有异议。例如他认为康有为这个人就非常糟糕,曾劝阻过光绪:“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从康有为后来的一些表现看,奕说康有为“小人”并非完全冤枉他——1900年唐才常等人发动自立军起义前后,康有为竟私吞海外华侨捐款60余万(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具有如此品行的人怎能担当起维新的重任呢?
至于说奕反对实行变法,也需辩证地予以看待。奕并不是保守的执政者,早年领导了“洋务运动”,说明他知道学习西方社会先进的经验、知识。但如果继续向前迈进,在奕看来就不再是“变法”,而是“不法”了。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奕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打着“变法”的旗号,其实也都是一批热衷于权力、奔走豪门的人,这些人一旦上台,尽管满嘴变法的新鲜名词,可骨子里与那些“后党”成员并无实质性区别。康有为曾公开宣扬“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变法是绝大的政治系统工程,它需要工程奠造者的谨慎、智慧、灵活,而不是大言炎炎。换句话说,康有为等人不论能力还是人品都无法做到“领袖群伦”,也就自然不会众望所归。奕认为光绪信用这样一批人不但不能“变法图强”,反而会激化与慈禧之间的矛盾,让本已暗流涌动的政治风潮更加表面化、极端化。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
政治上的幼稚用人上的失策
奕死前,光绪的生母即慈禧的胞妹也已病故,她是光绪连接慈禧在骨肉亲情上唯一纽带,两人的先后亡故给光绪本就不很稳固的地位留下了阴影。但在当时,光绪与翁同还没有意识到危机的来临。
变法一旦启动,很快遭到“后党”的顽强对抗。慈禧在奕死后不久便任命荣禄为大学士管理户部,刚毅为协办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后党”的两大骨干形如两根钉子入光绪的背后。光绪在慈禧下达任命的第二天就宣布变法图强、明定国是。1898年4月27日,慈禧逼迫光绪撤销翁的一切职务,赶回老家。翁是“帝党”的顶梁柱,更是光绪的重要助手,他的黯然下台已经表明慈禧、光绪矛盾的升级。在翁同离去的同时,慈禧重申她继续执掌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命权,把荣禄进一步提拔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关键位置上,替她掌握军队。光绪面对慈禧露骨的做法并不完全示弱,28日即召见康有为询问有关变法事宜,随后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5月4日,慈禧另一亲信孙毓汶请求开缺,光绪未取得慈禧的同意便立刻批准,慈禧大为不满。7月19日,光绪毅然罢免了阻碍新政的礼部6位主要官员的职务,其中满洲尚书怀塔布是“后党”的重要成员。7月20日,光绪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办理新政。7月22日,光绪罢免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慈禧决定对光绪先进行一番敲打,她告诉光绪:“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警告光绪不要走得更远。光绪则软顶说:“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光绪提拔新进固然是给变法提供便利,可这一做法明显是打草惊蛇,弊大于利。
就慈禧而言,她对于变法本身并无明确的反对意见,诚如当事人王照所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荣禄的亲信陈夔龙也说过:“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實则孝钦(慈禧)并无仇视新法之意。”慈禧所关注的是她的大权有没有旁落,赶走翁同和提拔荣禄、刚毅都是要牢固树立个人权威。变法起后,光绪大刀阔斧的改造让慈禧认为是在挑战她的权威,也更让“后党”分子有了跳梁的机会。王照说:“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光绪)之志可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也就是说,如果光绪能主动让慈禧顶着变法主谋者的名义,就可以遏制顽固派的攻讦,这一看法还是很有些道理的。然而光绪见不及此,内心里已把慈禧看作是需要回避的对象,这显示出他政治上的幼稚。
光绪政治上的弱点已不足以将变法维持到底,康有为等人襄助则更加不堪。康有为向光绪提出过“设立参谋部”、“迁都上海”、“改定年号”等迂腐且缓不济急的主张,进一步刺激了“后党”。7月26日,光绪提出召见袁世凯,同一天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抵达天津,荣禄向慈禧汇报,慈禧怀疑伊藤博文此行是来者不善,特别是对光绪提出召见袁世凯表示很大的狐疑。7月29日(一说是7月30日)光绪秘密将手谕交给军机章京杨锐,内容如下:“……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能及,若必强以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此英勇通达之人,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封奏以闻,候朕审择施行。不胜焦虑之至。钦此。”杨锐在“军机四卿”中属于稳重派,他认为光绪误听康有为的一些建议相当危险,这种观点在他的家书中有所流露:“皇上始误听于志锐,继误听于李盛铎,今又误听于康有为,殆哉!”杨锐很早就发现慈禧与光绪的矛盾,预见到变法很可能流产,他说:“今上(光绪)与太后(慈禧)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属居枢要,死无日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杨锐看到手谕后的第一反应是“太后亲挈大位授之皇上,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将顺。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这一看法较之康有为等人显然成熟得多,也可行得多。杨锐深知光绪的皇位是慈禧给的,没有慈禧的允准,不要说变法,连现有的地位都保不住。曾国藩就曾说过,凡做大事都要“先求稳定,次求变化”。所以,杨锐建议光绪用对慈禧的“孝道”隔绝“后党”的谗言,而且变法举动要慎重为好,光绪对于杨锐的建议表示同意。
光绪在召见杨锐不久就先后接见袁世凯、伊藤博文,对袁说:“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还加授袁世凯为侍郎候补。慈禧之前已经明确表示举凡朝廷二品以上大员任命都要经过她的表态,事后也都要向她谢恩,光绪如此公开提拔手中掌握新式武器的袁世凯,更加被“后党”当作“不轨”的企图。而召见伊藤博文同样给慈禧很坏的印象,让她感到光绪可能借外人之力要挟她。古人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光绪竟然连这样的斗争策略都不熟悉,徒然用褊急的态度给政敌以打击自己的充分理由。
我们当然要肯定“戊戌变法”的正面意义,但光绪的怯弱、褊急都使得他不足以成为力挽狂澜的政治家。
(作者系国际间金融合作组织协调发展委员会常任理事)
戊戌变法以维新派的失败告终,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说与光绪用人上的偏差及变法策略上的失误有莫大干系。作为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甚至有些幼稚的皇帝,历史的形势却阴差阳错地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个长期作为慈禧的政治木偶、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皇帝,虽也曾有过抗争,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光绪是清代皇族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是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
奕最后的劝阻
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说:“(奕)上及太后……多赖其调和,王(奕)死,两宫之声气始隔矣。”奕在变法问题上诚然是“守旧派”,但与刚毅、孙毓汶、李莲英等“后党”骨干成员不同,他更多的是对承担变法重任的人选有异议。例如他认为康有为这个人就非常糟糕,曾劝阻过光绪:“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从康有为后来的一些表现看,奕说康有为“小人”并非完全冤枉他——1900年唐才常等人发动自立军起义前后,康有为竟私吞海外华侨捐款60余万(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具有如此品行的人怎能担当起维新的重任呢?
至于说奕反对实行变法,也需辩证地予以看待。奕并不是保守的执政者,早年领导了“洋务运动”,说明他知道学习西方社会先进的经验、知识。但如果继续向前迈进,在奕看来就不再是“变法”,而是“不法”了。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奕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打着“变法”的旗号,其实也都是一批热衷于权力、奔走豪门的人,这些人一旦上台,尽管满嘴变法的新鲜名词,可骨子里与那些“后党”成员并无实质性区别。康有为曾公开宣扬“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变法是绝大的政治系统工程,它需要工程奠造者的谨慎、智慧、灵活,而不是大言炎炎。换句话说,康有为等人不论能力还是人品都无法做到“领袖群伦”,也就自然不会众望所归。奕认为光绪信用这样一批人不但不能“变法图强”,反而会激化与慈禧之间的矛盾,让本已暗流涌动的政治风潮更加表面化、极端化。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
政治上的幼稚用人上的失策
奕死前,光绪的生母即慈禧的胞妹也已病故,她是光绪连接慈禧在骨肉亲情上唯一纽带,两人的先后亡故给光绪本就不很稳固的地位留下了阴影。但在当时,光绪与翁同还没有意识到危机的来临。
变法一旦启动,很快遭到“后党”的顽强对抗。慈禧在奕死后不久便任命荣禄为大学士管理户部,刚毅为协办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后党”的两大骨干形如两根钉子入光绪的背后。光绪在慈禧下达任命的第二天就宣布变法图强、明定国是。1898年4月27日,慈禧逼迫光绪撤销翁的一切职务,赶回老家。翁是“帝党”的顶梁柱,更是光绪的重要助手,他的黯然下台已经表明慈禧、光绪矛盾的升级。在翁同离去的同时,慈禧重申她继续执掌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命权,把荣禄进一步提拔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关键位置上,替她掌握军队。光绪面对慈禧露骨的做法并不完全示弱,28日即召见康有为询问有关变法事宜,随后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5月4日,慈禧另一亲信孙毓汶请求开缺,光绪未取得慈禧的同意便立刻批准,慈禧大为不满。7月19日,光绪毅然罢免了阻碍新政的礼部6位主要官员的职务,其中满洲尚书怀塔布是“后党”的重要成员。7月20日,光绪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办理新政。7月22日,光绪罢免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慈禧决定对光绪先进行一番敲打,她告诉光绪:“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警告光绪不要走得更远。光绪则软顶说:“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光绪提拔新进固然是给变法提供便利,可这一做法明显是打草惊蛇,弊大于利。
就慈禧而言,她对于变法本身并无明确的反对意见,诚如当事人王照所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荣禄的亲信陈夔龙也说过:“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實则孝钦(慈禧)并无仇视新法之意。”慈禧所关注的是她的大权有没有旁落,赶走翁同和提拔荣禄、刚毅都是要牢固树立个人权威。变法起后,光绪大刀阔斧的改造让慈禧认为是在挑战她的权威,也更让“后党”分子有了跳梁的机会。王照说:“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光绪)之志可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也就是说,如果光绪能主动让慈禧顶着变法主谋者的名义,就可以遏制顽固派的攻讦,这一看法还是很有些道理的。然而光绪见不及此,内心里已把慈禧看作是需要回避的对象,这显示出他政治上的幼稚。
光绪政治上的弱点已不足以将变法维持到底,康有为等人襄助则更加不堪。康有为向光绪提出过“设立参谋部”、“迁都上海”、“改定年号”等迂腐且缓不济急的主张,进一步刺激了“后党”。7月26日,光绪提出召见袁世凯,同一天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抵达天津,荣禄向慈禧汇报,慈禧怀疑伊藤博文此行是来者不善,特别是对光绪提出召见袁世凯表示很大的狐疑。7月29日(一说是7月30日)光绪秘密将手谕交给军机章京杨锐,内容如下:“……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能及,若必强以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此英勇通达之人,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封奏以闻,候朕审择施行。不胜焦虑之至。钦此。”杨锐在“军机四卿”中属于稳重派,他认为光绪误听康有为的一些建议相当危险,这种观点在他的家书中有所流露:“皇上始误听于志锐,继误听于李盛铎,今又误听于康有为,殆哉!”杨锐很早就发现慈禧与光绪的矛盾,预见到变法很可能流产,他说:“今上(光绪)与太后(慈禧)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属居枢要,死无日矣。”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杨锐看到手谕后的第一反应是“太后亲挈大位授之皇上,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将顺。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这一看法较之康有为等人显然成熟得多,也可行得多。杨锐深知光绪的皇位是慈禧给的,没有慈禧的允准,不要说变法,连现有的地位都保不住。曾国藩就曾说过,凡做大事都要“先求稳定,次求变化”。所以,杨锐建议光绪用对慈禧的“孝道”隔绝“后党”的谗言,而且变法举动要慎重为好,光绪对于杨锐的建议表示同意。
光绪在召见杨锐不久就先后接见袁世凯、伊藤博文,对袁说:“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还加授袁世凯为侍郎候补。慈禧之前已经明确表示举凡朝廷二品以上大员任命都要经过她的表态,事后也都要向她谢恩,光绪如此公开提拔手中掌握新式武器的袁世凯,更加被“后党”当作“不轨”的企图。而召见伊藤博文同样给慈禧很坏的印象,让她感到光绪可能借外人之力要挟她。古人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光绪竟然连这样的斗争策略都不熟悉,徒然用褊急的态度给政敌以打击自己的充分理由。
我们当然要肯定“戊戌变法”的正面意义,但光绪的怯弱、褊急都使得他不足以成为力挽狂澜的政治家。
(作者系国际间金融合作组织协调发展委员会常任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