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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科举制被取消的百年来,中国官员的整体素质可能是自有科举以来的千余年最低的。结论是否准确可以再议,但科举包含的不看出身、注重程序、公平竞争等优点,随着科举制的取消似乎也消失了,而它包含的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弊端,反而有加强的趋势,即好的没有继承,壞的却发扬光大了。
【“出题困境”导致俞樾严重失误】
曾国藩曾经开玩笑说,他的两位得意门生,“李少荃是拼命做官,俞荫甫是拼命著书”。李少荃就是李鸿章,少荃是他的号。俞荫甫是俞樾,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荫甫是他的字。一个拼命做官,一个拼命著书,人生志趣迥异,道路有别,不过两人的努力都结出了硕果,只是果实不同、滋味有异而已。李鸿章官做得成功,身系国运,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俞樾著作等身,章太炎、吴昌硕等众多学术、文化精英均出其门下,实际影响或许不在李鸿章之下。
俞樾是道光三十年(1850)的进士,当年曾国藩是阅卷官,所以曾国藩算是俞樾的“座师”。俞樾生于道光元年(1821),中进士时还不到30岁,可谓少年得志,此后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并受咸丰皇帝赏识,可谓官途无量,何以后来弃官途而一门心思做学问呢?
事因起于俞樾在河南学政任上出考题失误丢了官。咸丰七年(1857)七月,御史曹泽告发此前一年俞樾出题荒谬,咸丰下旨交河南巡抚英桂等查办。核查属实,咸丰大为光火,下旨永不叙用,俞樾的官途从此终结。
俞樾出了三道题:第一题,“君夫人阳货欲”;第二题,“王速出令反”;第三题,“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三题都出自儒家经典:第一题出自《论语》,第二、三题出自《孟子》。题目出自“四书”,完全符合要求,为什么会出问题?
问题出在“截搭”。所谓“截搭”,就是截取上一句话末尾的几个字和下句话开头的几个字搭配起来。古书没有标点符号,断句对理解语义非常关键。截搭破坏正常的断句规则,很容易造成“文义难通”甚至“戏侮圣言”的现象。
三道题中,第二题语出《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一句,是将应断开的“反”字截下来搭到前面的“王速出令”后面;第三题是将《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一段话中后句的“我”字截下来搭到上句去。这两个题目在相邻的句子之间截搭,算是典型的截搭题,而第一题则是非典型截搭题。该题前半部分出自《论语・季氏第十六》的最后一句话“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后半部分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的第一句话“阳货欲见孔子”,截取两章的前后搭在一起,成为“君夫人阳货欲”。众所周知,《论语》二十个章节,一般来说,在古书中各章是相对独立的,每一章结束后下章要另页起排。这个题目将后一章的开头搭到前一章的结尾,而且原文“阳货欲见孔子”变成“阳货欲”这种莫名其妙的字眼,这样僻怪,刁难考生,也太说不过去了。
如果说第一题让人莫名其妙的话,那么第二题、第三题在意义上的歧义更大。第二题“王速出令反”,从字面上看完全可以理解为“王出令使造反”,这就有谋逆的嫌疑了。第三题“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意思上可以理解成“无君而有我”,也是大逆不道的。“君夫人”和“阳货欲”分属不同的意义单元,合起来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的题目完全是考不出水平的。俞樾出这样的考题,可说思虑极不周全。
问题是,俞樾为什么会出截搭题?这只能归于科举的出题困境。
截搭题在宋代就出现了,它的出现是科举考试专门从儒家经典出题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之一。考生十年寒窗苦读“四书五经”,可说早已滚瓜烂熟,而且对那些可能出题的地方早已进行模拟训练,并准备了范文当“标准答案”了。为了避免让考生遇到准备好的范文而侥幸成功导致遗漏真才的情况,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冷僻题目,比如截搭题,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因此,出截搭题在政策上并没有违反规定,不过为了避免这类题通常存在的割裂文义的弊病,一般要求所出的题“必须意义联属,血脉贯通”,而不能“恣意穿凿,割裂语气”。
俞樾出的三道题显然不符合这样的要求。如果不是曾国藩极力保荐,朝廷看在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作战的分上,俞樾恐怕就不是丢官这么简单了,丢命也不算不正常。
【一些流传千古的名句出自科举考场】
截搭题只是宋明以来科举中出现的弊病之一。被认为最严重的弊病、遭受最多激烈批评的,是八股文。但简单地批评八股文,其实并未看到问题的深处。八股文作为一种文体,实际上是一种文章的结构方式,非常有利于文章写得短小精悍。八股文的字数有严格限定,明代是三五百字,清代乾隆以后限定在700字。可以想见,要在一篇700字以内的有限空间中写好文章,说清道理,必须讲究起、承、转、合的文字技巧,而八股文以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来结构文章,不失为严谨、有效的办法。当然,一旦写文章的思路全部模式化,便难免失去变化的生机。但这不能说是八股文的真正弊病,真正的弊病是出题限制在“四书五经”,对“四书五经”的解释又必须以朱熹的解释为标准,这就限制了读书人的阅读和思考,束缚其心性。
与八股文同样受批的是应试诗。唐代进士考试考写诗作赋,考场写出来的诗很少有佳作。应试的诗有很多限制,首先必须是五言排律,严格限韵。这可能和考八股文一样,既然是考试,就必须设置严格的要求,要求越细,越容易评判,这是追求公平的代价。若无客观的评价标准容易导致评判不公,这就像现在考试趋于客观化一样。综观历代应试诗,尽管佳作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唐玄宗天宝十载(751)的考题是《湘灵鼓瑟诗》,出自《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这个题目与音乐欣赏有关,钱起的应试诗中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表现音乐演奏结束后听众还沉浸在无限回味之中的感觉,是唐诗甚至中国诗歌史上难得的佳品。如专论音乐欣赏,估计可算诗史第一。而钱起作为诗人,最优秀的也就是这两句,但这两句是在科举考场上写出来的。再如俞樾考进士时,殿试的诗题是“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写的诗头一句是“花落春仍在”,曾国藩看后激赏,认为咏落花而无衰飒之意,力荐第一。清代诗歌存量虽大,仅乾隆一人写的诗就以万计,但能够让人记住的又有几句?俞樾仅仅凭这一句诗就可以入选清代名诗人之列了,可是这句诗也是在考场上作出来的。由此可见,应试诗虽是戴着脚镣跳舞,但并未限制住诗人。唐代考作诗,也未见得对唐代诗人的思想造成束缚,对声律的严格要求反而有利于诗人锤炼诗艺,可能还有助于唐诗的繁荣。
八股文、应试诗等考试形式方面的弊病是有限的,科举之弊主要不在考试形式,而在思想内容,其大弊是内容的绝对“儒家化”造成的。
【科举的好处没有得到继承,坏处却发扬光大了】
宋代以后,科举内容有绝对“儒家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与政治方面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步,可以说是宋明以来政治方面集权化、专制化加强的结果。
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实行三场试。第一场为“帖经”,类似填空题,就是要求填出所取经书中被贴白、没有露出来的几个字,一般有10 题,4 题或 6 题答对算通过。“帖经”的“经”,主要是儒家经典,有时也加试《道德经》。第二场为“杂文”,包括诗、赋、箴、铭、颂、表、论等各种文体,但主要是诗、赋,即写一首限定题目和韵脚的五言律诗,做一篇同样要求的赋。第三场是“时务策”,是提出时事政治问题要求考生献计献策。从三场试的内容看,它对考生的要求是比较全面的:第一场考文化基础,第二场考文学才华,第三场考政治才能。
考文才的第二场“杂文”试是重点,成败主要在这一场。“杂文”试的诗赋试题,据笔者统计,现在知道的题目有137个,对其内涵进行考证可以发现,出自儒家典籍、其他文献、现实生活三类题材的题目各约占1/3。儒家经典在其中占有优势,但不是绝对的,道家题目也不少,这就要求考生不能偏于儒家,只熟悉儒家经典有可能考不上。所以唐代的读书人知识结构比较宽,不像宋明以后专攻儒典,知识结构“窄化”。
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唐代以后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化:北宋王安石改革时要求专考儒家经典是一变,明初要求考八股文又是一变。这两次变化,使考试内容和形式越来越僵化。出现这样的变化,应该说是科举本身的困境在特定政治现实下的合理结果。
科举制度的优越性,是不重出身、只看才能,以注重程序、公平竞争的方式选拔人才。
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存在三种形式:世袭制、荐举制和科举制。先秦时代实行世袭制,凭血统而不凭才能任官。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政治角逐需要真才实干,世袭制因不能适应时代要求而被扬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实行荐举制,因推荐不能出以公心,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濫举情况,荐举权被垄断并代代相承,还出现势族(世族、士族)势力而加重了社会不公,最终也被淘汰。只有科举制,因其公开、公正、公平,比之世袭制、荐举制有不言自明的制度优越性,所以在隋唐兴起后一直沿承下来,成为选拔人才的主流方式,从公元622年到1905年,沿用了1383年。
科举是为了选拔符合王朝统治需要的人才,但考试内容如何体现这一要求却是个难题。人才的评价标准,不外乎德、才两项。有德曰贤,有才曰能,前为贤者,后为能者。科举是王朝统治者主导的,对他们来说,符合需要的人才最好是天才+奴才。天才是才能突出,能帮助统治;奴才是能体会上意,没有独立人格,忠诚有保证。科举能有什么办法把两个选才目标统一起来?这是科举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但看来是很难实现的。这样,在考试内容的设计上就常常出现争议。唐代进士考诗赋,评判标准是“巧丽”,唐代很多人认为这只能助长“浮华”的社会风气,多次掀起要求改变考试内容的大辩论。因为诗赋考试侧重文才,无法顾及“德”的要求,所以主张“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的人反对这种考试内容。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儒家尊王,支持大一统,最对统治者的心思。因此,要顾及“德”与“才”,恐怕只有考儒家经典,从中精心设计才有可能。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实施效果不错。经历晚唐五代中央权力丧失的政治动荡,入宋以后政治制度设计的第一要求是加强中央集权,礼敬王道的儒家思想开始占据高地,“奴才”思想抬头,所以要求进士考试专从儒家经典出题就成了一个能够照顾德(“奴才”)和才(“天才”)要求的可能方案。从这一点看,王安石时代的变革可谓历史大势所趋,苏轼等人的反对不可能产生效果。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上书,对进士考试内容变革的利弊进行了分析,说:“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认为变革之后的考试“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但是道理归道理,历史情势已不同于唐,变革的趋势难以阻挡。
入明以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更趋严重,所以八股文的出现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八股文更有利于选拔“奴才”的一面,与宋代的变革思路一脉相承,只是更进一步而已。
因此,中国科举的真正弊病,不是八股文、应试诗、截搭题之类的考试形式,而是通过考试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指导方针,而这最终归于皇权专制体制的思想控制需要。所以说,科举之弊,实是专制之弊,而非考试之弊。
有人说,科举制被取消的百年来,中国官员的整体素质可能是自有科举以来的千余年最低的。这个结论是否准确可以再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科举包含的不看出身、注重程序、公平竞争等优点,随着科举制的取消似乎也消失了,而科举制中包含的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弊端,反而有加强的趋势,即好的没有得到继承,坏的却发扬光大了。
【“奴才”遍地、“天才”稀缺,何谈“软实力”?】
现在人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弱还有“软实力”的问题,要使国家的“软实力”得以提升,就必须从科举的利病中借鉴经验,扬其长而避其短。进一步反思,中国人一向有大国情结,大国有大国的责任,然而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多少文明成果?这些成果能否使中国担当“大国”之实?
因此,无论从提升“软实力”的角度,还是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的角度,都必须借鉴历史经验,发扬科举作为制度安排所具有的不看出身、注重程序、公平竞争选拔人才的优点,而摒弃那种借教育、考试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弊病。优点不发扬,人才受压制,难以脱颖而出。缺点不摒弃,难以产生有创造力的“天才”,只能产生思想僵化的“奴才”。“奴才”遍地、“天才”稀缺,很难有真正的“软实力”,民族复兴、国家强盛恐怕也很难真正实现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出题困境”导致俞樾严重失误】
曾国藩曾经开玩笑说,他的两位得意门生,“李少荃是拼命做官,俞荫甫是拼命著书”。李少荃就是李鸿章,少荃是他的号。俞荫甫是俞樾,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荫甫是他的字。一个拼命做官,一个拼命著书,人生志趣迥异,道路有别,不过两人的努力都结出了硕果,只是果实不同、滋味有异而已。李鸿章官做得成功,身系国运,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俞樾著作等身,章太炎、吴昌硕等众多学术、文化精英均出其门下,实际影响或许不在李鸿章之下。
俞樾是道光三十年(1850)的进士,当年曾国藩是阅卷官,所以曾国藩算是俞樾的“座师”。俞樾生于道光元年(1821),中进士时还不到30岁,可谓少年得志,此后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并受咸丰皇帝赏识,可谓官途无量,何以后来弃官途而一门心思做学问呢?
事因起于俞樾在河南学政任上出考题失误丢了官。咸丰七年(1857)七月,御史曹泽告发此前一年俞樾出题荒谬,咸丰下旨交河南巡抚英桂等查办。核查属实,咸丰大为光火,下旨永不叙用,俞樾的官途从此终结。
俞樾出了三道题:第一题,“君夫人阳货欲”;第二题,“王速出令反”;第三题,“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三题都出自儒家经典:第一题出自《论语》,第二、三题出自《孟子》。题目出自“四书”,完全符合要求,为什么会出问题?
问题出在“截搭”。所谓“截搭”,就是截取上一句话末尾的几个字和下句话开头的几个字搭配起来。古书没有标点符号,断句对理解语义非常关键。截搭破坏正常的断句规则,很容易造成“文义难通”甚至“戏侮圣言”的现象。
三道题中,第二题语出《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一句,是将应断开的“反”字截下来搭到前面的“王速出令”后面;第三题是将《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一段话中后句的“我”字截下来搭到上句去。这两个题目在相邻的句子之间截搭,算是典型的截搭题,而第一题则是非典型截搭题。该题前半部分出自《论语・季氏第十六》的最后一句话“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后半部分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的第一句话“阳货欲见孔子”,截取两章的前后搭在一起,成为“君夫人阳货欲”。众所周知,《论语》二十个章节,一般来说,在古书中各章是相对独立的,每一章结束后下章要另页起排。这个题目将后一章的开头搭到前一章的结尾,而且原文“阳货欲见孔子”变成“阳货欲”这种莫名其妙的字眼,这样僻怪,刁难考生,也太说不过去了。
如果说第一题让人莫名其妙的话,那么第二题、第三题在意义上的歧义更大。第二题“王速出令反”,从字面上看完全可以理解为“王出令使造反”,这就有谋逆的嫌疑了。第三题“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意思上可以理解成“无君而有我”,也是大逆不道的。“君夫人”和“阳货欲”分属不同的意义单元,合起来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的题目完全是考不出水平的。俞樾出这样的考题,可说思虑极不周全。
问题是,俞樾为什么会出截搭题?这只能归于科举的出题困境。
截搭题在宋代就出现了,它的出现是科举考试专门从儒家经典出题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之一。考生十年寒窗苦读“四书五经”,可说早已滚瓜烂熟,而且对那些可能出题的地方早已进行模拟训练,并准备了范文当“标准答案”了。为了避免让考生遇到准备好的范文而侥幸成功导致遗漏真才的情况,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冷僻题目,比如截搭题,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因此,出截搭题在政策上并没有违反规定,不过为了避免这类题通常存在的割裂文义的弊病,一般要求所出的题“必须意义联属,血脉贯通”,而不能“恣意穿凿,割裂语气”。
俞樾出的三道题显然不符合这样的要求。如果不是曾国藩极力保荐,朝廷看在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作战的分上,俞樾恐怕就不是丢官这么简单了,丢命也不算不正常。
【一些流传千古的名句出自科举考场】
截搭题只是宋明以来科举中出现的弊病之一。被认为最严重的弊病、遭受最多激烈批评的,是八股文。但简单地批评八股文,其实并未看到问题的深处。八股文作为一种文体,实际上是一种文章的结构方式,非常有利于文章写得短小精悍。八股文的字数有严格限定,明代是三五百字,清代乾隆以后限定在700字。可以想见,要在一篇700字以内的有限空间中写好文章,说清道理,必须讲究起、承、转、合的文字技巧,而八股文以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来结构文章,不失为严谨、有效的办法。当然,一旦写文章的思路全部模式化,便难免失去变化的生机。但这不能说是八股文的真正弊病,真正的弊病是出题限制在“四书五经”,对“四书五经”的解释又必须以朱熹的解释为标准,这就限制了读书人的阅读和思考,束缚其心性。
与八股文同样受批的是应试诗。唐代进士考试考写诗作赋,考场写出来的诗很少有佳作。应试的诗有很多限制,首先必须是五言排律,严格限韵。这可能和考八股文一样,既然是考试,就必须设置严格的要求,要求越细,越容易评判,这是追求公平的代价。若无客观的评价标准容易导致评判不公,这就像现在考试趋于客观化一样。综观历代应试诗,尽管佳作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唐玄宗天宝十载(751)的考题是《湘灵鼓瑟诗》,出自《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这个题目与音乐欣赏有关,钱起的应试诗中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表现音乐演奏结束后听众还沉浸在无限回味之中的感觉,是唐诗甚至中国诗歌史上难得的佳品。如专论音乐欣赏,估计可算诗史第一。而钱起作为诗人,最优秀的也就是这两句,但这两句是在科举考场上写出来的。再如俞樾考进士时,殿试的诗题是“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写的诗头一句是“花落春仍在”,曾国藩看后激赏,认为咏落花而无衰飒之意,力荐第一。清代诗歌存量虽大,仅乾隆一人写的诗就以万计,但能够让人记住的又有几句?俞樾仅仅凭这一句诗就可以入选清代名诗人之列了,可是这句诗也是在考场上作出来的。由此可见,应试诗虽是戴着脚镣跳舞,但并未限制住诗人。唐代考作诗,也未见得对唐代诗人的思想造成束缚,对声律的严格要求反而有利于诗人锤炼诗艺,可能还有助于唐诗的繁荣。
八股文、应试诗等考试形式方面的弊病是有限的,科举之弊主要不在考试形式,而在思想内容,其大弊是内容的绝对“儒家化”造成的。
【科举的好处没有得到继承,坏处却发扬光大了】
宋代以后,科举内容有绝对“儒家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与政治方面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步,可以说是宋明以来政治方面集权化、专制化加强的结果。
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实行三场试。第一场为“帖经”,类似填空题,就是要求填出所取经书中被贴白、没有露出来的几个字,一般有10 题,4 题或 6 题答对算通过。“帖经”的“经”,主要是儒家经典,有时也加试《道德经》。第二场为“杂文”,包括诗、赋、箴、铭、颂、表、论等各种文体,但主要是诗、赋,即写一首限定题目和韵脚的五言律诗,做一篇同样要求的赋。第三场是“时务策”,是提出时事政治问题要求考生献计献策。从三场试的内容看,它对考生的要求是比较全面的:第一场考文化基础,第二场考文学才华,第三场考政治才能。
考文才的第二场“杂文”试是重点,成败主要在这一场。“杂文”试的诗赋试题,据笔者统计,现在知道的题目有137个,对其内涵进行考证可以发现,出自儒家典籍、其他文献、现实生活三类题材的题目各约占1/3。儒家经典在其中占有优势,但不是绝对的,道家题目也不少,这就要求考生不能偏于儒家,只熟悉儒家经典有可能考不上。所以唐代的读书人知识结构比较宽,不像宋明以后专攻儒典,知识结构“窄化”。
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唐代以后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化:北宋王安石改革时要求专考儒家经典是一变,明初要求考八股文又是一变。这两次变化,使考试内容和形式越来越僵化。出现这样的变化,应该说是科举本身的困境在特定政治现实下的合理结果。
科举制度的优越性,是不重出身、只看才能,以注重程序、公平竞争的方式选拔人才。
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存在三种形式:世袭制、荐举制和科举制。先秦时代实行世袭制,凭血统而不凭才能任官。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政治角逐需要真才实干,世袭制因不能适应时代要求而被扬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实行荐举制,因推荐不能出以公心,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濫举情况,荐举权被垄断并代代相承,还出现势族(世族、士族)势力而加重了社会不公,最终也被淘汰。只有科举制,因其公开、公正、公平,比之世袭制、荐举制有不言自明的制度优越性,所以在隋唐兴起后一直沿承下来,成为选拔人才的主流方式,从公元622年到1905年,沿用了1383年。
科举是为了选拔符合王朝统治需要的人才,但考试内容如何体现这一要求却是个难题。人才的评价标准,不外乎德、才两项。有德曰贤,有才曰能,前为贤者,后为能者。科举是王朝统治者主导的,对他们来说,符合需要的人才最好是天才+奴才。天才是才能突出,能帮助统治;奴才是能体会上意,没有独立人格,忠诚有保证。科举能有什么办法把两个选才目标统一起来?这是科举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但看来是很难实现的。这样,在考试内容的设计上就常常出现争议。唐代进士考诗赋,评判标准是“巧丽”,唐代很多人认为这只能助长“浮华”的社会风气,多次掀起要求改变考试内容的大辩论。因为诗赋考试侧重文才,无法顾及“德”的要求,所以主张“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的人反对这种考试内容。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儒家尊王,支持大一统,最对统治者的心思。因此,要顾及“德”与“才”,恐怕只有考儒家经典,从中精心设计才有可能。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实施效果不错。经历晚唐五代中央权力丧失的政治动荡,入宋以后政治制度设计的第一要求是加强中央集权,礼敬王道的儒家思想开始占据高地,“奴才”思想抬头,所以要求进士考试专从儒家经典出题就成了一个能够照顾德(“奴才”)和才(“天才”)要求的可能方案。从这一点看,王安石时代的变革可谓历史大势所趋,苏轼等人的反对不可能产生效果。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上书,对进士考试内容变革的利弊进行了分析,说:“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认为变革之后的考试“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但是道理归道理,历史情势已不同于唐,变革的趋势难以阻挡。
入明以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更趋严重,所以八股文的出现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八股文更有利于选拔“奴才”的一面,与宋代的变革思路一脉相承,只是更进一步而已。
因此,中国科举的真正弊病,不是八股文、应试诗、截搭题之类的考试形式,而是通过考试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指导方针,而这最终归于皇权专制体制的思想控制需要。所以说,科举之弊,实是专制之弊,而非考试之弊。
有人说,科举制被取消的百年来,中国官员的整体素质可能是自有科举以来的千余年最低的。这个结论是否准确可以再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科举包含的不看出身、注重程序、公平竞争等优点,随着科举制的取消似乎也消失了,而科举制中包含的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弊端,反而有加强的趋势,即好的没有得到继承,坏的却发扬光大了。
【“奴才”遍地、“天才”稀缺,何谈“软实力”?】
现在人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弱还有“软实力”的问题,要使国家的“软实力”得以提升,就必须从科举的利病中借鉴经验,扬其长而避其短。进一步反思,中国人一向有大国情结,大国有大国的责任,然而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多少文明成果?这些成果能否使中国担当“大国”之实?
因此,无论从提升“软实力”的角度,还是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的角度,都必须借鉴历史经验,发扬科举作为制度安排所具有的不看出身、注重程序、公平竞争选拔人才的优点,而摒弃那种借教育、考试束缚思想、禁锢人心的弊病。优点不发扬,人才受压制,难以脱颖而出。缺点不摒弃,难以产生有创造力的“天才”,只能产生思想僵化的“奴才”。“奴才”遍地、“天才”稀缺,很难有真正的“软实力”,民族复兴、国家强盛恐怕也很难真正实现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