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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门口,经常有小贩向游客兜售烙着鲜明“欧洲印记”的明信片。我曾经看到一张印有巴黎凯旋门、罗马竞技场和柏林伯兰登堡门等欧洲主要地标性建筑的明信片,上面还写了这样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话: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人?他(她)应该灵活如德国人,严谨如法国人,谦虚如英国人,冷静如意大利人……令你会心不已。
出现在欧洲“心脏”的这些幽默感十足的旅游纪念品传递给我们外人一个严肃的信号:随着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地位的日益突出及欧盟的不断扩大,欧洲各国人民正在朦胧中寻求一种超越本国、本民族之上的共同的身份认同。他们的确是在认真地思考明信片上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是典型的欧洲人?
这个问题有时又会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呈现出来,即欧洲各国人民潜意识里普遍存在着一丝对本民族独特文化被“欧洲”这个更大的共同体所吞噬的焦虑。4年多以前我在瑞典遇到一个当地的媒体人,他对欧盟的前景喜忧参半:我看不出瑞典人与葡萄牙人有任何共同点,假如我们组成一个国家,我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不过,看在不再有战争的份上,我还是支持欧盟的。还有一位金发碧眼的中年女士私下对我说:我真不知道我们应不应该把意大利南部也看成是欧洲!
欧洲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之所以会让我这个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国人感兴趣,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也正在越来越强烈地面对这个问题。我这里说的不是亚洲人的身份认同(亚洲的文化异质性太强以致它几乎不可能形成什么有实际意义的身份认同),而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从历史与文化层面看,中国处在与欧洲所代表的西方同一层次之上。中国文化对应的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法兰西或德意志文化,而应是整个西方文化。
在当代,“中国”与“中国人”表面看起来是一对坚固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但实际上,这种民族认同是由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催化而成的,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伤痛与耻辱的共同记忆之上的。鸦片战争以前,国人心目中完全没有“中国”和“中华民族”这些概念,他们的认同对象要么是广阔无边的“天下”,要么就是自己生活的那片乡土。孙中山先生曾痛心疾首于“中国人一盘散沙”,其实这种“劣根性”就出在身份认同上——古代中国人没有“国家”和“民族”概念,在他们眼里,“越南”、“朝鲜”与“河南”、“广东”是同一层面的概念,古代中国也没有正式的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国庆日这类主权象征物。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中华帝国幅员辽阔,种族众多,各地区经济文化差异极为显著,它的外部边界、内部异质性和包容度几乎达到了一种文明所能达到的极限。虽然这种情况由于现代中国的建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的残余物仍在起作用。如果说瑞典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缺乏共同点的话,说老实话,我看不出一个广州人与一个维吾尔族人有多少相近之处。
现在和今后,我们也将可能面对困扰“欧洲人”的类似问题。一方面,在国际上,随着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崛起,“什么样的人算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这个问题会日益引人关注。而中国已不能再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种同仇敌忾的情感来确立民族认同。事实上,不仅是欧洲人,面对这个纷乱的世界,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也向素有“大熔炉”美誉的美国人民大声发问“我们是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可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加剧了原来就存在的不同地域文化观念间的冲突。典型的如多年前就一直存在、近年来加剧的“京沪情结”、“川渝情结”以及对部分省区的人的非理性歧视等。此外,中国除了有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地区差异,还有别国所没有或并不突出的城乡差异。2008年上海高考的一篇满分作文《他们》因对城市农民工生活状态的细致描写而激发了全城乃至全国热议,就是这一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现象的折射。如果说不同地区和种族的“中国人”正在迅速融合的话,他们同时也在迅速分化。我们在“中国/中国人”这面大旗下集结,我们也在寻求“上海/上海人”、“城市/市民”、“少数民族/藏族”这样的特殊小分队。
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都有一个压倒性的主流认同,它是本民族历史的“遗传基因”与外来的所谓“时代精神”的结合物,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偏见成分,而且这些主流思想文化價值各有独特的长处和缺点。仍以欧洲文化为例,一个德国人可能很欣赏日尔曼人的理性、秩序和职业精神,不喜欢意大利人的那种散漫和“不诚实”。我在瑞典甚至听说过这样的滑稽事——由于身处冰天雪地的北欧人特别喜欢去地中海度假,享受那里的阳光,于是瑞典报纸会严肃地告诫本国女孩子:如果意大利男人对你说“我爱你”,他的意思是“我此刻爱你”,与我们瑞典男人说“我爱你”时那种“我要与你白头偕老”的誓言是完全不同的!但日尔曼人却也不得不承认,意大利人的这种民族气质使他们特别擅长那些需要想象力的创新活动,要不为什么经济在整体上落后于德国的意大利能涌现出那么多奢侈品顶级世界名牌呢?
塞缪尔・亨廷顿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相当明智地指出,“把世界变成美国”或“把美国变成世界”这两种理想都是极端错误的。亨廷顿开出的药方是,美国和整个西方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固守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现实边界:让自己更好地成为自己,也让别人好好地成为别人。
那么我们呢?崛起中的我们拿什么来界定“中国”和“中国人”的身份呢?如果我们是最本原意义上的“炎黄子孙”,那么似乎都应该是孔孟的孝子贤徒,但过去两个世纪的伤痛历史告诉我们“此路不通”;如果以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来界定自己,那我们应该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似乎更不符合世界的现实。于是有人拼凑出一个大杂烩式的解决方案,说我们应该是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觉得光这个名称听起来就已经够滑稽可笑了,遑论其实质。
什么样的人是典型的中国人?这个问题的学术化表达其实就是:未来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政治强国的中国,如何界定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属性?我没有能力也不想提出任何封闭性的答案,但愿意提出一个努力方向。历史上,中国的政治文化属性基本上是秦汉以后确立的,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伦理价值,辅之以法家政治谋略,同时兼容道家人生智慧等多元思想的一种混合体。然而,这种民族属性在东汉至南宋之间的一千年间发生过一次巨大的变迁,那就是佛教的引进、传播和中国化。可以说,接受了佛教之后的“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与之前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其中有一次巨大的身份转换。但这种转换并不是将儒家与佛教简单拼凑起来,宋明理学形成以后,中国人仍然遵奉儒学为主流,但此时的理学已不再是传统儒学了,它在一定程度上被“佛学化”了。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信奉来自印度的佛教,但他们信奉的实际上是已“中国化”了的佛教。中国文化就这样经过了一次巨大却自然的嬗变。今天,我们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之下正经历第二次类似的嬗变。这次嬗变才刚刚开始,最终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还无法预见。但从佛教的引进和中国化的成功历史看,有一些基本的规律是可以肯定的:古代中国人没有因为引进佛教就变成印度人,当代和未来的中国人也不可能通过学习西方就变成欧洲人。但同时,我们是注定要改变的,并且事实上已经改变了。
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中国无法完全避开“西方化”,但谁又能保证,“西方化”最终不会被“中国化”呢。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出现在欧洲“心脏”的这些幽默感十足的旅游纪念品传递给我们外人一个严肃的信号:随着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地位的日益突出及欧盟的不断扩大,欧洲各国人民正在朦胧中寻求一种超越本国、本民族之上的共同的身份认同。他们的确是在认真地思考明信片上那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是典型的欧洲人?
这个问题有时又会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呈现出来,即欧洲各国人民潜意识里普遍存在着一丝对本民族独特文化被“欧洲”这个更大的共同体所吞噬的焦虑。4年多以前我在瑞典遇到一个当地的媒体人,他对欧盟的前景喜忧参半:我看不出瑞典人与葡萄牙人有任何共同点,假如我们组成一个国家,我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不过,看在不再有战争的份上,我还是支持欧盟的。还有一位金发碧眼的中年女士私下对我说:我真不知道我们应不应该把意大利南部也看成是欧洲!
欧洲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之所以会让我这个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国人感兴趣,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也正在越来越强烈地面对这个问题。我这里说的不是亚洲人的身份认同(亚洲的文化异质性太强以致它几乎不可能形成什么有实际意义的身份认同),而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从历史与文化层面看,中国处在与欧洲所代表的西方同一层次之上。中国文化对应的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法兰西或德意志文化,而应是整个西方文化。
在当代,“中国”与“中国人”表面看起来是一对坚固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但实际上,这种民族认同是由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催化而成的,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伤痛与耻辱的共同记忆之上的。鸦片战争以前,国人心目中完全没有“中国”和“中华民族”这些概念,他们的认同对象要么是广阔无边的“天下”,要么就是自己生活的那片乡土。孙中山先生曾痛心疾首于“中国人一盘散沙”,其实这种“劣根性”就出在身份认同上——古代中国人没有“国家”和“民族”概念,在他们眼里,“越南”、“朝鲜”与“河南”、“广东”是同一层面的概念,古代中国也没有正式的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国庆日这类主权象征物。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中华帝国幅员辽阔,种族众多,各地区经济文化差异极为显著,它的外部边界、内部异质性和包容度几乎达到了一种文明所能达到的极限。虽然这种情况由于现代中国的建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的残余物仍在起作用。如果说瑞典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缺乏共同点的话,说老实话,我看不出一个广州人与一个维吾尔族人有多少相近之处。
现在和今后,我们也将可能面对困扰“欧洲人”的类似问题。一方面,在国际上,随着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崛起,“什么样的人算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这个问题会日益引人关注。而中国已不能再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种同仇敌忾的情感来确立民族认同。事实上,不仅是欧洲人,面对这个纷乱的世界,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也向素有“大熔炉”美誉的美国人民大声发问“我们是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可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加剧了原来就存在的不同地域文化观念间的冲突。典型的如多年前就一直存在、近年来加剧的“京沪情结”、“川渝情结”以及对部分省区的人的非理性歧视等。此外,中国除了有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地区差异,还有别国所没有或并不突出的城乡差异。2008年上海高考的一篇满分作文《他们》因对城市农民工生活状态的细致描写而激发了全城乃至全国热议,就是这一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现象的折射。如果说不同地区和种族的“中国人”正在迅速融合的话,他们同时也在迅速分化。我们在“中国/中国人”这面大旗下集结,我们也在寻求“上海/上海人”、“城市/市民”、“少数民族/藏族”这样的特殊小分队。
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都有一个压倒性的主流认同,它是本民族历史的“遗传基因”与外来的所谓“时代精神”的结合物,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偏见成分,而且这些主流思想文化價值各有独特的长处和缺点。仍以欧洲文化为例,一个德国人可能很欣赏日尔曼人的理性、秩序和职业精神,不喜欢意大利人的那种散漫和“不诚实”。我在瑞典甚至听说过这样的滑稽事——由于身处冰天雪地的北欧人特别喜欢去地中海度假,享受那里的阳光,于是瑞典报纸会严肃地告诫本国女孩子:如果意大利男人对你说“我爱你”,他的意思是“我此刻爱你”,与我们瑞典男人说“我爱你”时那种“我要与你白头偕老”的誓言是完全不同的!但日尔曼人却也不得不承认,意大利人的这种民族气质使他们特别擅长那些需要想象力的创新活动,要不为什么经济在整体上落后于德国的意大利能涌现出那么多奢侈品顶级世界名牌呢?
塞缪尔・亨廷顿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相当明智地指出,“把世界变成美国”或“把美国变成世界”这两种理想都是极端错误的。亨廷顿开出的药方是,美国和整个西方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固守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现实边界:让自己更好地成为自己,也让别人好好地成为别人。
那么我们呢?崛起中的我们拿什么来界定“中国”和“中国人”的身份呢?如果我们是最本原意义上的“炎黄子孙”,那么似乎都应该是孔孟的孝子贤徒,但过去两个世纪的伤痛历史告诉我们“此路不通”;如果以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来界定自己,那我们应该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这似乎更不符合世界的现实。于是有人拼凑出一个大杂烩式的解决方案,说我们应该是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觉得光这个名称听起来就已经够滑稽可笑了,遑论其实质。
什么样的人是典型的中国人?这个问题的学术化表达其实就是:未来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政治强国的中国,如何界定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属性?我没有能力也不想提出任何封闭性的答案,但愿意提出一个努力方向。历史上,中国的政治文化属性基本上是秦汉以后确立的,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伦理价值,辅之以法家政治谋略,同时兼容道家人生智慧等多元思想的一种混合体。然而,这种民族属性在东汉至南宋之间的一千年间发生过一次巨大的变迁,那就是佛教的引进、传播和中国化。可以说,接受了佛教之后的“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与之前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其中有一次巨大的身份转换。但这种转换并不是将儒家与佛教简单拼凑起来,宋明理学形成以后,中国人仍然遵奉儒学为主流,但此时的理学已不再是传统儒学了,它在一定程度上被“佛学化”了。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信奉来自印度的佛教,但他们信奉的实际上是已“中国化”了的佛教。中国文化就这样经过了一次巨大却自然的嬗变。今天,我们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之下正经历第二次类似的嬗变。这次嬗变才刚刚开始,最终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还无法预见。但从佛教的引进和中国化的成功历史看,有一些基本的规律是可以肯定的:古代中国人没有因为引进佛教就变成印度人,当代和未来的中国人也不可能通过学习西方就变成欧洲人。但同时,我们是注定要改变的,并且事实上已经改变了。
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中国无法完全避开“西方化”,但谁又能保证,“西方化”最终不会被“中国化”呢。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