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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2月4日)端着锅喝汤的时候听见杨锦麟在电视里说，兰成长的网上点击率超过了当年的孙志刚。我就忍不住地想开了。那锅靓汤不再飘香，这个周日也难再平静。
这两个没“证”的青年先后被人打死，死得都很惨。孙志刚没有暂住证，被收容站里的人打，兰成长没有署里核发的记者证，被黑煤矿里的人打。打兰成长的凶手动手之前还请示过煤老板，那位煤老板显然很熟悉我国的新闻出版法规：记者证上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章)的话就给他1000块钱打发走，没章，就结实地教训一顿。
这是中国特色的怪现象——70万新闻媒体从业者，有“署证”的“真记者”18万，其余52万是“假记者”。大同市政府在兰成长事件后就立刻开展了“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理直气壮地。 作为一个有着8年“记龄”的老记，我禁不住地要“过电影”。入行第一年，几乎天天在外面跑新闻，是社里最前线的记者，但我手里只有社里印制的“假记者证”，那时候最羡慕的就是领导们手里的那个盖着“署章”(那时候还不叫总署，2001年加了“总”)的“真记者证”。后来有了“真证”，后来又统一换证，不再区分媒体类型和中央地方。再后来没了记者证。 有证没证，“署证”“社证”，阐头看，对工作真的不重要，没证的时候也漂流黄河随队采访，有篇报道也改变过一个失学女童的命运：有证的时候写过一些好稿，但庸作更多，能亮出证件采访来的稿子不庸才怪。偶有为民请愿的“负面报道”也多隐姓埋名地摸过去，哪里用的着什么证件。我的记者证的最大用途是出差坐车，尤其是铁路，列车长看到记者证就无比热情。当然，我不得不偷偷地、真诚地说，记者证最大的好处是给了我女儿一个奢侈的成长环境——那时我成了一个小小的领导，很少再出差采访，下班就回家，回家就抱着女儿去隔壁的大明湖公园，一亮记者证，15元的门票就免了，那公园里面，三面荷花四面柳，一城幽色半城湖啊，普通老百姓谁舍得天天花钱进去享受呢。
最近几年去香港采访比较多，关于“证”的概念淡漠到忘却，关于传媒的真义却领悟多多。在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采访霍震霆先生，大家围成一圈，你一句我一句，争先恐后，霍先生离开之后，众记者们却又围成一圈，你抄我我抄你，把采访记录统统分享。此刻，记者没有真假，媒体没有大小。
顺便提一下，我的香港朋友Haman去年注册了一间传媒公司，代理媒体出版、发行和广告业务，他本人也领取了香港记者协会的会员证，这是香港记者采访的合法证件。而他公司聘用的员工也可以凭公司出具的证明在香港进行采访。
这两个没“证”的青年先后被人打死，死得都很惨。孙志刚没有暂住证，被收容站里的人打，兰成长没有署里核发的记者证，被黑煤矿里的人打。打兰成长的凶手动手之前还请示过煤老板，那位煤老板显然很熟悉我国的新闻出版法规：记者证上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章)的话就给他1000块钱打发走，没章，就结实地教训一顿。
这是中国特色的怪现象——70万新闻媒体从业者，有“署证”的“真记者”18万，其余52万是“假记者”。大同市政府在兰成长事件后就立刻开展了“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理直气壮地。 作为一个有着8年“记龄”的老记，我禁不住地要“过电影”。入行第一年，几乎天天在外面跑新闻，是社里最前线的记者，但我手里只有社里印制的“假记者证”，那时候最羡慕的就是领导们手里的那个盖着“署章”(那时候还不叫总署，2001年加了“总”)的“真记者证”。后来有了“真证”，后来又统一换证，不再区分媒体类型和中央地方。再后来没了记者证。 有证没证，“署证”“社证”，阐头看，对工作真的不重要，没证的时候也漂流黄河随队采访，有篇报道也改变过一个失学女童的命运：有证的时候写过一些好稿，但庸作更多，能亮出证件采访来的稿子不庸才怪。偶有为民请愿的“负面报道”也多隐姓埋名地摸过去，哪里用的着什么证件。我的记者证的最大用途是出差坐车，尤其是铁路，列车长看到记者证就无比热情。当然，我不得不偷偷地、真诚地说，记者证最大的好处是给了我女儿一个奢侈的成长环境——那时我成了一个小小的领导，很少再出差采访，下班就回家，回家就抱着女儿去隔壁的大明湖公园，一亮记者证，15元的门票就免了，那公园里面，三面荷花四面柳，一城幽色半城湖啊，普通老百姓谁舍得天天花钱进去享受呢。
最近几年去香港采访比较多，关于“证”的概念淡漠到忘却，关于传媒的真义却领悟多多。在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采访霍震霆先生，大家围成一圈，你一句我一句，争先恐后，霍先生离开之后，众记者们却又围成一圈，你抄我我抄你，把采访记录统统分享。此刻，记者没有真假，媒体没有大小。
顺便提一下，我的香港朋友Haman去年注册了一间传媒公司，代理媒体出版、发行和广告业务，他本人也领取了香港记者协会的会员证，这是香港记者采访的合法证件。而他公司聘用的员工也可以凭公司出具的证明在香港进行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