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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墓志发展的重要时期，数量众多，历来备受学界瞩目，但大都囿于墓志的志石文字部分;而对于墓志志盖题铭，多因文字寥寥，其历史、文献等价值不高，或旋出旋弃，或无人问津，以至今存者十不足一二，長期以来未能引起考古、历史、书法等领域的重视，颇受冷落，至今仍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缺憾。本文就是在这个学术背景下，以美术考古学为基础，对北朝墓志志盖题铭式样中的“鸟虫书”和“类鸟虫书”的类型进行一定的学术梳理，祈请专家批评、指正。
关键词：北朝;墓志志盖题铭;鸟虫书;类鸟虫书
墓志是古代丧葬礼俗中重要的随葬品，是专门记述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生平事迹等内容的丧葬器具，是当时人们生死观与丧葬文化的重要体现。其志盖上的题铭文字，多见“类乌虫书”式样的装饰性字体，其字形基础一般为篆书，偶见楷书、隶书。此类书体重在装饰，并非文字演进中的一个环节，以其突出的图案化装饰特征来体现强烈的文化符号功能，强化了墓志作为丧葬礼制中一个道具的神秘性。其性质，不在于书写的工拙，与书法的关系也并不紧密，而在于为丧葬的典制与特定的文化服务。同时，书体式样及装饰方法雷同，证明其传承的稳定性与普遍性，是在当时丧葬观念与书体观念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泛宗教”性质文字观的反映。
本文试从鸟虫书的名实入手，对北朝时期墓志盖题铭上的装饰性书体——鸟虫书及类鸟虫书进行讨论，抛砖引玉，祈请专家指正。
一、关于鸟虫书
鸟虫书是鸟书、虫书两种美化装饰性书体的统称，是篆书时代的产物，书体的命名则始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叙》记载的新莽六体中有“鸟虫书”一体。又，《汉书·艺文志》载有“虫书”而无“鸟”字，颜师古注云“虫书，谓为鸟虫之形”。顾名思义，其书体名称与所饰物象及形体有关。鸟书以鸟形为装饰手段;虫书则以富于可塑性的“篆引”线条为基础，以近于虫类的屈曲宛转为特征。汉代人称之为虫书，是一种主观的追加。
丧葬之制在中国古代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就是它的社会教化与文化积淀。历代统治者在丧葬礼制方面，不遗巨细地区分尊卑贵贱，使君臣士庶“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荀子》，中华书局1954年诸子集成本），有其政治目的。南北朝时期，灵魂不灭、肉体飞升、鬼神灵验、因果业报等观念成为极具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这种丧葬观既是“常俗所存”，又与统治者的宣扬倡导密不可分。随着墓志题铭制度在北魏的逐步确立，鸟虫书所承载的泛宗教性质的文化符号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和发挥——普遍施用于碑额、墓志盖题铭之上。鸟虫书的使用更多地体现了观念上和风俗上的文化价值，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时尚所能替代。
二、鸟虫书式墓志盖题铭的式样与类型
作为墓志盖题铭文字的一类，装饰性书体饰物象形式题铭包括鸟虫书、类鸟虫书、飞白书三种书体。其特点是或以头做饰物，或以虫形做饰物，或以木板笔作飞白线条。据我们考察，南北朝以降，墓志题铭中完整而独立的鸟书、虫书少见，原因是美化装饰性书体泛滥，所依字形各异，一般我们所称谓的“鸟虫书”，如以“类鸟虫书”来称呼则更为合理。到隋代乃至唐初，完全“鸟”形罕有其迹，而被“类鸟形”取代。唐代武朝之后，墓志成为普通的丧葬道具，原来以类鸟虫书题铭的象征意义泛化，“类鸟虫书”逐渐消亡。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志盖题铭之鸟书与虫书，两者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与其名实也有一定的差距。鸟书，主要见于北魏、北周、北齐时期，隋唐时期未发现完整的一件，而多以“类鸟书”流行。而虫书，完整的式样在北朝亦少见，多与类鸟虫书、鸟书共同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丧葬礼制虽然借用了鸟虫书所代表的神秘观念，但在具体运用时，实际上只是刻出其式样，以期与天地沟通，表达其蕴含的文化意义。
（一）鸟书
从目前的材料看，北朝墓志志盖题铭上的乌书，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乌书，而是某字的某个部件上出现的相对比较具象的“鸟”形。试举例：
A例：北魏正光六年（525）《李遵墓志》，志盖题铭为“魏故龙骧将军洛州李使君墓志”（图1）。此例在字形结构上严谨整饬，镌刻精致，为规整式样类乌虫书的先声。其每个字的独立笔画都刻成有不同动势的鸟形，尤以“洛”“州”“墓”三字的飞鸟式样为甚，动感十足，富有特色（图2）。另外，此题铭主要以隶书为字形基础，前四字和最后一字做“鸟隶”式样，其他字或为“填隶”之体。关于“填隶”，丛文俊先生认为其源于汉砖题铭，是“填书”的一种，既有填书“字间满密”的样式特征，又兼备隶势。此式样，在北朝皇家元氏墓志中也甚为少见。笔者仅见北魏孝昌元年（525）《元焕墓志》（图3）用此装饰方法。为突出乌书的装饰效果，书刻者把两个“将”字的右边部件的点装饰成两只全鸟形，翩跹而舞，富有动感。
B例：北魏孝昌二年（526）《于景墓志》，志盖题铭为“魏故武卫于公之墓志”（图4）。每个字中所有独立笔画及收势为出锋的笔画均饰有鸟形。尤其是“之”“公”“墓”（图5）三字中的鸟形，极具动感，颇有“鸟飞飞而未扬”之意。稍晚的北魏永安二年（529）《穆彦墓志》志盖题铭和北齐承光元年（577）前《襄乐王（高显国）故妃墓志》志盖题铭也为此类，但稍有不同。前者以平地双线勾勒字形，其鸟形拉伸变化，表现出对鸟书的不同理解与书刻方式;后者以减地阳刻形式突出字形，鸟头形比较清楚。但独立的笔画没有像《于景墓志》志盖题铭那样翩翩欲飞的式样。可见，在不同地区，对鸟书的书刻式样也是不同的。此三例的字形基础均以隶书为主，从字形体态上看，或为“鸟隶”。所谓“鸟隶”者，即是以隶书为字形基础并增饰鸟形所成的装饰性书体。最早见于南朝梁庾元威《论书》，其载有“鸟隶”一体。
（二）虫书
独立的虫书志盖题铭在魏晋南北朝墓志中罕见，延至隋代及唐初也鲜有。因隋至唐初去北朝未远，本文试用所见的隋唐三例来说明鸟虫书的大致式样。 A例：隋开皇九年（589）《暴永墓志》，志盖题铭为“隋故定州刺史暴君之墓志铭”（图6）。字势略扁，篆书中兼有隶楷法形式。其中“州”“刺”“暴”字，极具屈曲蜿蜒之状，除“之”字，其他的字做局部的半环状虫形装饰。另，河北磁县出土北周建德六年（577）《张满泽妻郝氏墓志》志盖题铭书体此例同类，但结体讹变更加突出，诡异之形几不可读。
B例：隋仁寿元年（601）《雍长暨妻栗氏墓志》，志盖题铭为“东海郡守雍君墓志”（图7）。以小篆为字形基础，多杂俗讹。线条粗细均匀，状如屈曲爬行的蚕虫，尤其是“东”“海”“雍”“守”“墓”字，极富装饰性，其形更近“蜿蜒缪戾”的写照。通过这种拙劣粗俗的装饰方法，我们不难看出书刻都追求近似神秘、诡异的视觉效果，以期符合丧葬礼制中的神秘氛围。
C例：唐永徽二年（651）《潘卿墓志》，志盖题铭为“潘君墓志”（图8），以篆书为字形基础，并做局部的虫形装饰。如“潘”字的“米”及“氵”部件，“志”字下部“心”字，如游動的水虫，富有虫形动势。这一题铭与我们要讨论的“垂露篆”之屈曲有相似之处。
以上我们讨论的鸟书、虫书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北朝时期，鸟书、虫书还见于洛阳京畿之地，到初唐以后，鸟书、虫书仅见于河北、山西等地，不见于长安、洛阳所在的关中地区，且二者所见数量极少，书体基础亦不统一，可知已非当时通用式样，官方匠作机构抑或不认可。从书刻上看，甚是荒率潦草，铭刻不精，或许这些式样仅在民间流行。
三、类鸟虫书式志盖题铭式样及类型
从考古资料看，虽然北朝时期独立的鸟书、虫书罕见，但是类似鸟头或鸟喙装饰的类鸟虫书式墓志志盖题铭却很多，并一直延续到唐代中期。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文化中“飞鸟”所具有的引导志主的灵魂飞升转世的思想深刻影响并左右着丧葬理念与风俗。此类题铭主要以至简鸟形或鸟喙为主流，形态有别，装饰手法也不尽相同，并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唐初，其后逐渐衰亡。我们择几个重要的类型来讨论。
A型：以小篆为字形基础，类似填篆。所谓填篆，小篆变体之一，又名“填书”“芳填书”。汉代模制砖文中常见。其名称始见于南朝。唐韦续《五十六种书》将其列为第十四种：“填书者，亦周之媒氏作，魏韦诞用题宫阙，王廙、王隐皆好之。”宋梦英作《十八体书》，称此书体特征为“字间满密”，此正为其主要特点。如北魏永安二年（529）《尔朱袭墓志》。志盖题铭为“魏故仪同尔朱君墓志”（图9）。此类在北朝多见，故主绝大多数都是皇亲国戚或者有一定爵位的人，且制作普遍比较精美，代表了此时官方丧葬礼制在墓志题铭上的重视，也是逝者社会地位的体现。此类题铭的字形为小篆，结体整饬，线条间屈曲填满，密不容针，满布于棋子方格之中。其至简鸟形的尖细鸟喙比较突出，规整之中，因鸟喙的独特之形而充满了意趣。此样式类鸟虫书是北朝主要篆体鸟虫书之一，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地域分部较广，以河南、河北等地居多，并影响以长安为主的关中地区。
B型：此类为A式的变形，并突出某个笔画，使人印象深刻。此外，此样式题铭极具重量感和强烈的体积感，但并不呆滞、刻板。如北魏武泰元年（528）《薛惠命墓志》，题铭为“魏故元氏薛夫人墓铭”（图10）。其字形亦为小篆，但结字更为茂密，叠转密填，有密不透风之势，且有夸张的鸟喙，如“元”“人”字。
C型：东魏武定八年（550）《萧正表墓志》。志盖题铭为“魏故侍中司空公吴郡王墓铭”（图11）。字形近正体小篆，而至简鸟形已淡化，许多笔画已不见象形装饰，线条虽有屈曲，但装饰意味已所剩无几，书写性强化。其形体修美，重心略高，线条长而垂并略屈曲，颇有“篆引”韵味，或可以“纤体放尾，长翅短身”称之，同时也表明志盖题铭上的装饰性鸟虫书形体特征已逐渐淡化，而更为接近官方通行之小篆字形。此类题铭到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段会墓志》时，至简鸟形已基本不见，表明此类题铭已近尾声。
D型：如北魏永安二年（529）《穆彥墓志》。其志盖题铭为“魏故穆君之墓志铭”（图12）。此类志盖题铭在北朝不多见，但其字形与装饰手法令人印象深刻。以小篆为字形基础，线条屈曲多变，鸟书字形甚为夸张，充满了神秘之感。此类志盖题铭延续了北魏以来鸟书的装饰风格，虽为变式，却反映出北朝鸟虫书的风行，也体现了其繁复诡异的装饰与丧葬文化的深度结合。
E型：此为北朝类鸟虫书的重要变式。
其字形基础为楷书，比较罕见。如北周天和四年（569）《李贤墓志》，其志盖题铭为“大周柱国河西公墓铭”（图13）。整个题铭基本以楷书书写，偶杂糅篆书部件，如“河”字的“可”字部件。可见到北周之时，篆书题铭的庄重性进一步减弱，而以流行的楷书替代。至简类鸟虫书表现得不是非常明显，仅在某些字的笔画上得以保留，如“大”字中的“一”画。到唐贞观廿二年（648）《丘蕴墓志》时，此类题铭中的至简鸟形已基本看不出来，而书写性进一步加强，线条变得流畅、舒展，据此可知装饰字体已经式微。
关键词：北朝;墓志志盖题铭;鸟虫书;类鸟虫书
墓志是古代丧葬礼俗中重要的随葬品，是专门记述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生平事迹等内容的丧葬器具，是当时人们生死观与丧葬文化的重要体现。其志盖上的题铭文字，多见“类乌虫书”式样的装饰性字体，其字形基础一般为篆书，偶见楷书、隶书。此类书体重在装饰，并非文字演进中的一个环节，以其突出的图案化装饰特征来体现强烈的文化符号功能，强化了墓志作为丧葬礼制中一个道具的神秘性。其性质，不在于书写的工拙，与书法的关系也并不紧密，而在于为丧葬的典制与特定的文化服务。同时，书体式样及装饰方法雷同，证明其传承的稳定性与普遍性，是在当时丧葬观念与书体观念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泛宗教”性质文字观的反映。
本文试从鸟虫书的名实入手，对北朝时期墓志盖题铭上的装饰性书体——鸟虫书及类鸟虫书进行讨论，抛砖引玉，祈请专家指正。
一、关于鸟虫书
鸟虫书是鸟书、虫书两种美化装饰性书体的统称，是篆书时代的产物，书体的命名则始于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叙》记载的新莽六体中有“鸟虫书”一体。又，《汉书·艺文志》载有“虫书”而无“鸟”字，颜师古注云“虫书，谓为鸟虫之形”。顾名思义，其书体名称与所饰物象及形体有关。鸟书以鸟形为装饰手段;虫书则以富于可塑性的“篆引”线条为基础，以近于虫类的屈曲宛转为特征。汉代人称之为虫书，是一种主观的追加。
丧葬之制在中国古代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就是它的社会教化与文化积淀。历代统治者在丧葬礼制方面，不遗巨细地区分尊卑贵贱，使君臣士庶“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荀子》，中华书局1954年诸子集成本），有其政治目的。南北朝时期，灵魂不灭、肉体飞升、鬼神灵验、因果业报等观念成为极具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这种丧葬观既是“常俗所存”，又与统治者的宣扬倡导密不可分。随着墓志题铭制度在北魏的逐步确立，鸟虫书所承载的泛宗教性质的文化符号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和发挥——普遍施用于碑额、墓志盖题铭之上。鸟虫书的使用更多地体现了观念上和风俗上的文化价值，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时尚所能替代。
二、鸟虫书式墓志盖题铭的式样与类型
作为墓志盖题铭文字的一类，装饰性书体饰物象形式题铭包括鸟虫书、类鸟虫书、飞白书三种书体。其特点是或以头做饰物，或以虫形做饰物，或以木板笔作飞白线条。据我们考察，南北朝以降，墓志题铭中完整而独立的鸟书、虫书少见，原因是美化装饰性书体泛滥，所依字形各异，一般我们所称谓的“鸟虫书”，如以“类鸟虫书”来称呼则更为合理。到隋代乃至唐初，完全“鸟”形罕有其迹，而被“类鸟形”取代。唐代武朝之后，墓志成为普通的丧葬道具，原来以类鸟虫书题铭的象征意义泛化，“类鸟虫书”逐渐消亡。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志盖题铭之鸟书与虫书，两者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与其名实也有一定的差距。鸟书，主要见于北魏、北周、北齐时期，隋唐时期未发现完整的一件，而多以“类鸟书”流行。而虫书，完整的式样在北朝亦少见，多与类鸟虫书、鸟书共同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丧葬礼制虽然借用了鸟虫书所代表的神秘观念，但在具体运用时，实际上只是刻出其式样，以期与天地沟通，表达其蕴含的文化意义。
（一）鸟书
从目前的材料看，北朝墓志志盖题铭上的乌书，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乌书，而是某字的某个部件上出现的相对比较具象的“鸟”形。试举例：
A例：北魏正光六年（525）《李遵墓志》，志盖题铭为“魏故龙骧将军洛州李使君墓志”（图1）。此例在字形结构上严谨整饬，镌刻精致，为规整式样类乌虫书的先声。其每个字的独立笔画都刻成有不同动势的鸟形，尤以“洛”“州”“墓”三字的飞鸟式样为甚，动感十足，富有特色（图2）。另外，此题铭主要以隶书为字形基础，前四字和最后一字做“鸟隶”式样，其他字或为“填隶”之体。关于“填隶”，丛文俊先生认为其源于汉砖题铭，是“填书”的一种，既有填书“字间满密”的样式特征，又兼备隶势。此式样，在北朝皇家元氏墓志中也甚为少见。笔者仅见北魏孝昌元年（525）《元焕墓志》（图3）用此装饰方法。为突出乌书的装饰效果，书刻者把两个“将”字的右边部件的点装饰成两只全鸟形，翩跹而舞，富有动感。
B例：北魏孝昌二年（526）《于景墓志》，志盖题铭为“魏故武卫于公之墓志”（图4）。每个字中所有独立笔画及收势为出锋的笔画均饰有鸟形。尤其是“之”“公”“墓”（图5）三字中的鸟形，极具动感，颇有“鸟飞飞而未扬”之意。稍晚的北魏永安二年（529）《穆彦墓志》志盖题铭和北齐承光元年（577）前《襄乐王（高显国）故妃墓志》志盖题铭也为此类，但稍有不同。前者以平地双线勾勒字形，其鸟形拉伸变化，表现出对鸟书的不同理解与书刻方式;后者以减地阳刻形式突出字形，鸟头形比较清楚。但独立的笔画没有像《于景墓志》志盖题铭那样翩翩欲飞的式样。可见，在不同地区，对鸟书的书刻式样也是不同的。此三例的字形基础均以隶书为主，从字形体态上看，或为“鸟隶”。所谓“鸟隶”者，即是以隶书为字形基础并增饰鸟形所成的装饰性书体。最早见于南朝梁庾元威《论书》，其载有“鸟隶”一体。
（二）虫书
独立的虫书志盖题铭在魏晋南北朝墓志中罕见，延至隋代及唐初也鲜有。因隋至唐初去北朝未远，本文试用所见的隋唐三例来说明鸟虫书的大致式样。 A例：隋开皇九年（589）《暴永墓志》，志盖题铭为“隋故定州刺史暴君之墓志铭”（图6）。字势略扁，篆书中兼有隶楷法形式。其中“州”“刺”“暴”字，极具屈曲蜿蜒之状，除“之”字，其他的字做局部的半环状虫形装饰。另，河北磁县出土北周建德六年（577）《张满泽妻郝氏墓志》志盖题铭书体此例同类，但结体讹变更加突出，诡异之形几不可读。
B例：隋仁寿元年（601）《雍长暨妻栗氏墓志》，志盖题铭为“东海郡守雍君墓志”（图7）。以小篆为字形基础，多杂俗讹。线条粗细均匀，状如屈曲爬行的蚕虫，尤其是“东”“海”“雍”“守”“墓”字，极富装饰性，其形更近“蜿蜒缪戾”的写照。通过这种拙劣粗俗的装饰方法，我们不难看出书刻都追求近似神秘、诡异的视觉效果，以期符合丧葬礼制中的神秘氛围。
C例：唐永徽二年（651）《潘卿墓志》，志盖题铭为“潘君墓志”（图8），以篆书为字形基础，并做局部的虫形装饰。如“潘”字的“米”及“氵”部件，“志”字下部“心”字，如游動的水虫，富有虫形动势。这一题铭与我们要讨论的“垂露篆”之屈曲有相似之处。
以上我们讨论的鸟书、虫书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北朝时期，鸟书、虫书还见于洛阳京畿之地，到初唐以后，鸟书、虫书仅见于河北、山西等地，不见于长安、洛阳所在的关中地区，且二者所见数量极少，书体基础亦不统一，可知已非当时通用式样，官方匠作机构抑或不认可。从书刻上看，甚是荒率潦草，铭刻不精，或许这些式样仅在民间流行。
三、类鸟虫书式志盖题铭式样及类型
从考古资料看，虽然北朝时期独立的鸟书、虫书罕见，但是类似鸟头或鸟喙装饰的类鸟虫书式墓志志盖题铭却很多，并一直延续到唐代中期。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文化中“飞鸟”所具有的引导志主的灵魂飞升转世的思想深刻影响并左右着丧葬理念与风俗。此类题铭主要以至简鸟形或鸟喙为主流，形态有别，装饰手法也不尽相同，并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唐初，其后逐渐衰亡。我们择几个重要的类型来讨论。
A型：以小篆为字形基础，类似填篆。所谓填篆，小篆变体之一，又名“填书”“芳填书”。汉代模制砖文中常见。其名称始见于南朝。唐韦续《五十六种书》将其列为第十四种：“填书者，亦周之媒氏作，魏韦诞用题宫阙，王廙、王隐皆好之。”宋梦英作《十八体书》，称此书体特征为“字间满密”，此正为其主要特点。如北魏永安二年（529）《尔朱袭墓志》。志盖题铭为“魏故仪同尔朱君墓志”（图9）。此类在北朝多见，故主绝大多数都是皇亲国戚或者有一定爵位的人，且制作普遍比较精美，代表了此时官方丧葬礼制在墓志题铭上的重视，也是逝者社会地位的体现。此类题铭的字形为小篆，结体整饬，线条间屈曲填满，密不容针，满布于棋子方格之中。其至简鸟形的尖细鸟喙比较突出，规整之中，因鸟喙的独特之形而充满了意趣。此样式类鸟虫书是北朝主要篆体鸟虫书之一，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地域分部较广，以河南、河北等地居多，并影响以长安为主的关中地区。
B型：此类为A式的变形，并突出某个笔画，使人印象深刻。此外，此样式题铭极具重量感和强烈的体积感，但并不呆滞、刻板。如北魏武泰元年（528）《薛惠命墓志》，题铭为“魏故元氏薛夫人墓铭”（图10）。其字形亦为小篆，但结字更为茂密，叠转密填，有密不透风之势，且有夸张的鸟喙，如“元”“人”字。
C型：东魏武定八年（550）《萧正表墓志》。志盖题铭为“魏故侍中司空公吴郡王墓铭”（图11）。字形近正体小篆，而至简鸟形已淡化，许多笔画已不见象形装饰，线条虽有屈曲，但装饰意味已所剩无几，书写性强化。其形体修美，重心略高，线条长而垂并略屈曲，颇有“篆引”韵味，或可以“纤体放尾，长翅短身”称之，同时也表明志盖题铭上的装饰性鸟虫书形体特征已逐渐淡化，而更为接近官方通行之小篆字形。此类题铭到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段会墓志》时，至简鸟形已基本不见，表明此类题铭已近尾声。
D型：如北魏永安二年（529）《穆彥墓志》。其志盖题铭为“魏故穆君之墓志铭”（图12）。此类志盖题铭在北朝不多见，但其字形与装饰手法令人印象深刻。以小篆为字形基础，线条屈曲多变，鸟书字形甚为夸张，充满了神秘之感。此类志盖题铭延续了北魏以来鸟书的装饰风格，虽为变式，却反映出北朝鸟虫书的风行，也体现了其繁复诡异的装饰与丧葬文化的深度结合。
E型：此为北朝类鸟虫书的重要变式。
其字形基础为楷书，比较罕见。如北周天和四年（569）《李贤墓志》，其志盖题铭为“大周柱国河西公墓铭”（图13）。整个题铭基本以楷书书写，偶杂糅篆书部件，如“河”字的“可”字部件。可见到北周之时，篆书题铭的庄重性进一步减弱，而以流行的楷书替代。至简类鸟虫书表现得不是非常明显，仅在某些字的笔画上得以保留，如“大”字中的“一”画。到唐贞观廿二年（648）《丘蕴墓志》时，此类题铭中的至简鸟形已基本看不出来，而书写性进一步加强，线条变得流畅、舒展，据此可知装饰字体已经式微。